佛理契的艺术社会学
1924年4月
〔俄国〕佛利柴（V.M.Vritchè）著、耿济之译《中产阶级胜利时代的法国文学》（并《译者附志》），载《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第14～28页。
佛利柴即佛理契。
《译者附志》说：“本篇是俄人佛利柴所著《西欧文学发达概论》（1922年出版）中的一章。佛氏此著系用‘经济史观’的眼光以研究西欧文学。大概各国的文学史都以社会思想，或文学的派别及主义为主眼而加以研究；此书则从经济的制度上着手，而欲给读者证明‘社会的经济如何影响于文学’。这样的证明，著者在这本小书里能够完成与否，且不必论，惟其能开世界文学研究的另一门径，则不能不认为有价值之作。”
如果读者对此有同感，那么，《译者又记》又说：“讨论社会问题，描写下层阶级的文学，所谓‘血和泪’的文学，在现在中国的社会上是如何的切要呀。中国的诗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乔治·桑特和嚣俄的文学，帝邦的《面包歌》，‘我要为染血的嘴的代表，这些为“野蛮”所闭塞，已经许多时候不说话了。’——愿中国的诗人也有这样的宣言。”（第28页）
关键词：耿济之输入佛理契以经济史观研究文学的方法：“社会的经济如何影响文学”
1924年4月28日
泽民《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言论”专栏，第2～3页。本文副题是《对小说月报西谛君的话的感想》。
据文章所引，《小说月报》第15卷第2号的卷头语中有这样的话：“任他是‘恶之花’也好，‘善之花’也好……只要他所表现的情绪是真挚的，恳切的，他的表现的技术又是精密的，美丽的，那末他便是一篇好的文艺作品了。”
沈泽民说，文学创作是服从于生活背景的。现在，我们对于文学的要求是（刊物用大字排出）“怎样可以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来所蕴蓄的反抗的意识，怎样可以表现出今日方在一代民众心理中膨胀着的汹涌的潜流，换一句话说，我们要一声大喊，喊出全中国四百兆人人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再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
所谓革命文学，并非充满着“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词”，并非如《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和泪”，亦非像创造社所时常吐露的“怨愤”。作者说，冰心的作品像“温室的花”，许地山的作品像“闲散的琐话”，叶绍钧的作品“平淡狭小”，郁达夫的作品“（有几篇）流于色情”，“甚至如鲁迅底讽刺的天才，在文学的本身上讲，是极成功的作品了——然而它们还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学”。
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是：“文体上充盈了在觉醒中的一代民众所当具的雄浑的魄力”，“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能含着极饱满的少年精神，可以代表新生的一代，诉出他们底神圣的愿望与悲哀，优点和弱点”。
他说：“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假如要具体一点，我可以说作者须要自己是一个青年，并且是站在青年队伍中间的；不但如此，且须是站在民众底队伍中间的；他底人格必须是健全的。”“鲁迅，艺术上我不能不说他是中国第一，他底范围也广阔，但是不幸，他是站在高一层向下看的，他看的很清楚，却不是从青年队伍里喊出来的呼声了。”因而，在整个文坛，“我们竟找不得一个真合于我们需要的文学者”。
文章最后说：“文学界当然也不是应该要求一律的地方；我们需要变化，然后有进步。但是我们希望这中间有一支主力军出来，这一支是文坛上的革命军，要他领了中国的民众向实际生活的革命进行！”
关键词：沈泽民 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 艺术上不能不说鲁迅是中国第一，但冰心、许地山、叶绍钧、郁达夫、鲁迅的作品都还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学
1924年5月17日
王秋心与恽代英的通信《文学与革命》，载《中国青年》周刊第31期。
王秋心认为：那些观察社会最真确，同情于人生最深切，富于刺激性反抗性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以文学感人，比普通文字尤深；而鼓吹革命、改造社会，文学便是利器。
恽代英的观点是：文学既然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自然是先要有革命感情，后才有革命文学。最要紧的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情感丰富者，可写出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出之于情感丰富的实际革命家。
关键词：王秋心、恽代英 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学”“革命的文学”的概念 最要紧的是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
1924年6月2日
许金元《革命的文学运动——爱好文学和反对太戈尔的诸君公鉴》，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第2～3页。
文章说，举国之中，文学社团真多，但其创作皆“靡靡之音”。“‘靡靡之音’的文学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下，是决不需要的。因为这种文学，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只能使人们颓丧、无聊、消极、自杀。”“被压迫的国家都不需要这种文学，在两重压迫底下的我们，尤其不需要它。文学，是可以指导人生的，现在我们中国所最需要的，是提倡革命文学（Revolutionary Literature），鼓舞国民性；以期国民革命早日成功，真民国早日实现。”
据作者的文末附言，作者是杭州之江大学的学生。为提倡革命文学起见，他和几位同学已经发起一个文学团体，叫做“悟悟社”。其章程亦刊本日《觉悟》。
关键词：文学可以指导人生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提倡革命文学 以社团的力量掀起革命的文学运动
1924年6月2日
杭州之江大学《悟悟社的宣言书》，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第6～7页。
他们宣言：
“‘革命文学’是奋斗性的文学；
“‘革命文学’是牺牲性的文学；
“‘革命文学’是互助性的文学；
“‘革命文学’是合作性的文学。”
关键词：悟悟社宣言：革命文学是奋斗性的文学
1924年6月10日
瞿秋白《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第1～8页。
开篇第一句话即说：“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现在，资产阶级应该让位了，“难怪国际一切第一流的文学家至少也表同情于无产阶级”。在革命后的俄国，“真正的平民只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然而，“直到十月革命成功，欧洲和俄国无产阶级文化的程度及范围还是很低很狭；往往只偏于社会科学的某一部分，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卢骚，可没有自己的莎士比亚”。
菲特·嘉里宁（Ф.И.Калинип）、柏塞勒夸（Л.К.Бессалько）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燕’”，“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创始者”。
嘉里宁“所创办的无产阶级文化会（Пролейкуцщ）”是“真正现代新兴阶级的精神和创造”。“他有哲学的兴味和文学的天才”，假使不生活在破坏时期，“那他也许至少能成一极伟大的批评家”。
柏塞勒夸具有“无产阶级的情绪”，是“无产阶级文学家中的第一人”！他为文《论无产阶级文化及无产阶级文学》，关注“无产阶级的戏剧”。
瞿秋白称他们为“漏泄春光的第一燕”！
关键词：俄罗斯革命辟出人类文化的新时代 瞿秋白提出：
“无产阶级文学”
“无产阶级戏剧”
“无产阶级文学家”
1924年6月18日
蒋鉴《请智识阶级提倡革命文学》，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言论”专栏，第2～3页。
本文呼吁国人支持他们悟悟社的活动，开展革命文学运动。
关键词：提倡革命文学 开展革命文学运动
1924年6月21日
蒋光赤《怀拜轮》（新诗），拜伦殁后百年纪念日（4月19日）作，载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
“十九世纪的你，/二十世纪的我”，显然，诗人是以拜伦自况。诗篇其中一段唱道：“我们同为被压迫者的朋友，/我们同为爱公道正谊的人们；/当年在尊严的贵族院中，/你挺身保障捣毁机器的工人；/今日在红色的劳农国里，/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我们——永远/反对凶残的强盗，/反对无耻的富人，/反对作恶的上帝，/反对一切遮蔽光明的黑影。”
关键词：蒋光慈以诗人拜伦自况 “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1924年6月25日
胡愈之《诸名家的列宁观》，载《东方杂志》。
所谓“诸名家”，指的是高尔基、兰斯雷伯、罗素和赖柏巴尔德。
作者在讲每一家的列宁观之前，都对该“名家”有一两句介绍。如说高尔基“为无产阶级出身之著名俄国小说家，其著作风行全世界，俄国革命后颇表同情于新政府，曾膺政府之命，编刊《世界文学丛书》”。
文章所提炼的高尔基的列宁观是：“就列宁自己所主张所信仰的学说看来，个人的行动，对于文化进步，是没有多大干系的；可是照我的意见，列宁自身却已是一个旋转乾坤的人物，没有了他，俄国革命是不会走上现在这一条路的。”
拿列宁和彼得大帝比较：列宁“不单是一个俄国的社会改造家，而且是世界革命家。他不但是以意志改变俄国局面的伟人，而且他的意志，竟像是一面不停地击着的大鼓，数千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坚壁，与东方奴隶政治的黑窟，因了这鼓声，都不免要震破呢”。
“这两年以来，在列宁心目中，俄国不过是一种试验材料，他所要建造的，是全宇宙，全世界的伟业，而俄罗斯不过是一个雏形罢了”。
列宁的讲演所传递出来的信仰，“虽带热狂的倾向，却又全是科学的，绝不是玄学的或神秘的。在我看来，他实不遑注意于人类中的各个人，他所虑及的只在于全部——政党、民众以及国家等，而在这方面，他却具有幻觉的天秉，具有天才和一个经验的思想家的直觉力”。
关键词：高尔基的列宁观 列宁是旋乾转坤的伟大革命家
1924年6月
瞿秋白随感录《赤都心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共49题。
作者1921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写的序说：“《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材料的来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约略可以分作几种：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观游览记。”
在此序言中又说：“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也就是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作者在1923年8月4日写的《引言》中，再次说：“此本为著者在莫斯科一年中的杂记，继续于《饿乡纪程》之后。《饿乡纪程》叙至到莫斯科日为止，此书叙莫斯科生活中之见闻轶事。两书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而决不是枯燥的游记，决不是旅行指南！——欲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况且文学的作品至少也要略见作者的个性。”
记录从1921年2月16日起至1922年3月20日止。其中有：入画馆，看列宾的画，碰见马雅可夫斯基；入剧院，看卢那察尔斯基的话剧《国民》；为克鲁泡特金送葬，见克氏遗孀；拜见卢那察尔斯基，听他谈革命后的教育；访无产阶级文化部；会见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参观托氏陈列馆、府邸及农庄；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演说；……感受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贫乏，官员、老百姓生活之困难：普遍缺吃少穿，挨饿受冻。劳农专政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在民众中的反应。出现新资产阶级，以及新政权中的贪污分子。
作者解剖自己：“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我竟成‘多余的人’”。“心智不调”。
关键词：瞿秋白《赤都心史》
1924年7月5日
楚女《艺术与生活》，载《中国青年》周刊第38期。
萧楚女说：艺术，和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底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因此，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底反映。
关键词：萧楚女 艺术是经济组织之上的上层建筑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
1924年7月7日
秉丞（叶圣陶）《“革命文学”》（杂谈），载《文学》周刊第1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