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学者对于消费理论和消费理论的实证研究很多，但单独研究消费率的文献并不多，比较经典的就是钱纳里对投资率和消费率与国民收入关系的研究。Chenery（1975）在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一文中采取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出了人均GDP从70美元上升到1000美元以上的过程中消费率所发生的规律性变化，即“标准模式”。他认为消费率随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变化，大致规律如下：一是人均GNP在1000美元以下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消费率上升，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下降。在人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时，投资率、消费率基本就稳定下来。二是在人均GNP上升的过程中，消费率呈阶段性的变化，即在人均GNP为200美元以下时，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下降得较快；人均GNP达到200美元以上时，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下降缓慢。这说明经济结构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工业化进程推进阶段，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相对逐步下降，表现为消费率不断下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工业消费品的份额趋于下降，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逐渐上升，带来第三产业的发展，消费率开始上升；在服务业发展阶段，一国的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步入了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此时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这样，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并由此带动一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在此过程中，消费率的变化过程是从经济的初始阶段的高消费率，到工业化进程中的不断降低，最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消费率又开始逐渐提高，呈现出一条U形的变化曲线。因此，他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率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随着国民经济结构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变化。
Chow（1985）使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他把简单的分布滞后加入包含投资函数和消费函数的乘数——加速数模型，并且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TSLS）来估计。Chow的消费方程基于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模型，当前的消费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和滞后的消费。他使用1953～1982年的年度数据，估计结果表明当期收入不是当期消费的一个良好的指示器。他认为可以用霍尔（1978）的随机游走的生命周期假设模型（LCH）来描述中国的消费函数，因为滞后的消费包含了预测当期消费的信息；并认为私人消费和城市与农村居民的国民收入可以在研究中使用，研究发现当前收入和滞后的消费在决定当期的个人消费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Portes和Santorum（1987）认为中国经济是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经济。他们设计了由Portes和Winier（1980）以及Burkett（1988）提出的供给方程组成的模型，并对包括消费者物品和服务需求的模型做了估计。在他们的方程中，消费需求由家庭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一起决定；供给与消费者的物品、服务的供给、收入、净金融资产和投资有关。他们使用1954～1983年的数据，估计结果表明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早期存在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超额需求。
Qian Yingyi（1988）考虑到可能的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转化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存在两种体制，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改革为划分界限。Qian的结果表明，1979年前后，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差异相当大。
二 国内研究现状
消费率是国民经济顺畅运行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比率。中国学术界对消费率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截至目前，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2002年）为早期阶段；第二阶段（2003～2007年）为中期阶段；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为深入阶段。10多年来中国学者对消费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消费率是否偏低的判定，最优消费率或合意消费率的区间是否存在，中国低消费率的成因和对策三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简单介绍。
（一）中国消费率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消费率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2002年）是对消费率问题探讨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阻，外部环境恶化，经济增长放缓（1997年GDP增长9.3%，1998年GDP增长只有7.8%，1999年进一步下降为7.6%，2000年为8.4%，2001年为8.3%）。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对策措施。扩大内需的方针提出后，民间投资依然乏力，消费需求疲软，投资收益不佳，消费和消费率第一次真正成为学术界研究探讨的现实问题，消费率成为关注、探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二阶段（2003～2007年）是2003年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上升和出口的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摩擦频率和摩擦度不断升级，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快速下降，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中国政府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的方针，要求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消费率偏低问题成为学界探讨的主题和关注的热点之一。
（二）中国消费率是否偏低问题
在消费率问题研究的早期阶段（1997～2002年），对于消费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中国的消费率偏低。范剑平（1999）认为1981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33个百分点的幅度持续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47.5%，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60%，低于高储蓄率国家平均消费率水平的54%，也低于钱纳里标准人均1000美元的标准消费率（61%）14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实属罕见、极不正常，低消费率已成为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障碍。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课题组（2001）认为中国的消费率明显低于不同类型国家的水平，并提出“适当提高消费率，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建议。尹世杰（2001，2002）认为中国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最终消费率一直在降低，以致总体上偏低。刘国光（2002）认为中国消费问题的焦点是消费率过低，而且呈长期下降趋势，并提出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是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持消费率偏低的学者还有彭志龙（1999），王洛林、刘溶沧和刘树成（1999），陈惠雄（1999），汪前元（1999），袁志刚和宋铮（1999），郭伯春（2000），苏雪串（2000），庞朝阳和刘志华（2000）等。早期在中国消费率是否偏低问题上，罗云毅（2000）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他在《关于消费率水平问题的思考》和《中国当前消费率水平是否偏低》两文中对消费率偏低的判断及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偏低”的含义应该是这种消费率有害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率多年来一直偏低，但我们却一直与消费膨胀做斗争；消费-储蓄比例关系所涉及的问题极端复杂，至今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够说明不同经济体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显著差异；也没有严格理论验证和实践检验的标准的优化消费率，因而，简单的国际比较不能作为判断中国消费率高低的依据。
在消费率问题研究的中期阶段（2003～2007年），消费率偏低依然是绝大多数学者持有的观点。陈新年（2003）认为中国消费率历来偏低；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属于典型的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尽管这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消费率偏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2004）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变规律相吻合，但不论是与理论预测值相比还是与一些国家相似发展阶段以及美国、日本的历史情况相比，目前中国的消费率都明显偏低。郑新立（2007）认为中国消费率已降到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在宏观经济的各项参数中是很不协调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中期阶段支持消费率偏低观点的学者和机构还有卢中原（2003）、董辅仁（200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3）、张清平（2003）、王涛（2004）、陈宏和潘海岚（2005）、欧阳昌鹏（2005）、卢嘉瑞（2005，2007）、许永兵（2005）、梁东黎（2006）、田堃（2006）、尹世杰（2006）、刘尚希（2007）、乔为国（2007）、杨永华（2007）等。当然，在这一阶段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朱锡平和唐英（2003）认为中国不仅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展中大国，具有典型的后发性质。中国的消费率是与其发展所处的阶段、本身的发展水平及其后发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罗云毅（2004）不同意依据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各重要国家相比偏低来判定中国消费率不正常、偏低的论证方法，认为低消费和高投资是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常态的观点。郭兴方（2007）反对依据消费率的大小得出消费率高低的结论；认为消费率大小是由经济运行的时代和环境内生决定的，不是影响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而是GDP增长的结果。判定消费率的高低应该从综合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微观企业盈利及其存货状况、影响居民消费的内生和外生因素三个方面来剖析。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上不存在通货紧缩现象，物价稳定、再生产也能够顺利进行；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盈利能力和活力逐渐增强，产品销售率较高，需求似乎不存在不足的现象；因此，不管中国的消费率多大，似乎它都是内生的，尽管中国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偏低的，但它也是均衡的，只不过是在消费率低水平上的均衡。
当前阶段（2008年至今）对中国消费率偏低问题的探讨。在前两个阶段，论证消费率偏低的方法主要是国际横向比较和国内纵向比较的比较法。由于缺乏更有力的理论支撑，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而坚持消费率偏低观点的绝大多数学者也没有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论证中国消费率偏低依然是国内学者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和实证问题，部分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熊学华（2008）在投资率-消费率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引入资本生产率和增量产出比（ICOR）两个分析指标，通过资本生产率指标论证分析得出：1994年以后，中国资本生产率明显下降，其增长率小于零，投资率和消费率不协调，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通过分析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得出：1992年以后，ICOR值呈现上升态势，得出中国宏观投资效率在恶化，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通过综合分析，最后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不协调，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姚纲令和王丽娟（2009）针对部分学者对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消费率解释能力的质疑，对模型中人口变量、资源净流入变量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进行调整，再将中国消费率实际值与调整后模型的标准值对比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与标准值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且下降速度大于标准值的下降速度，居民消费率越来越偏离标准发展结构。政府消费率始终高于标准值，但也呈现下降趋势，同标准值变化趋势相反，越来越接近标准值的发展结构。中国最终消费率也低于标准值，并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远远大于标准值下降幅度，说明中国的消费率可能处在一种有别于国际惯例的非正常状态之下。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是偏低的，居民消费增长是缓慢的，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是不合理的结论。在这一时期，蔡德容（2009）、江林（2009）、金山林（2009）、张全红（2009）、许永兵（2009）、马晓河（2010）、胡志平和李慧中（2010）等学者认同消费率偏低观点，并在论证方法上也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十多年来，关于消费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中国消费率偏低的观点，但也有部分学者对该观点表示质疑。学者们在论证消费率偏低的观点时主要采用国内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以及与钱纳里-赛尔昆的经验标准模式比较的比较法。持有质疑观点的学者认可国际比较的意义，但反对据此得出中国消费率偏低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低消费率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后发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客观必然性；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低消费率水平上的均衡状态，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是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常态。面对部分学者对消费率偏低判断方法的质疑，多数学者没有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论证方法以支持消费率偏低的观点。就消费率而论消费率而言，因为缺乏更有力的理论和论据，对于持有消费率偏低观点的多数学者来说，似乎处于一种难以突破的困境。2008年，熊学华在论证消费率偏低问题上实现了一次突破，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资本生产率和增量产出比率（ICOR）两个指标，结合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这两个指标进一步论证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趋于不协调，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他的论证视角和论证方法为以后进一步论证中国消费率是否偏低问题的判定提供了一个研究突破的方向。总之，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论证，结合中国消费率波动下降并持续走低的事实，对于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判定学术界几乎已经没有异议，但论证方法的缺陷导致其说服力依然不强，因此，对消费率偏低的观点需要谨慎对待。
（三）中国最优消费率与消费率合理区间问题
最优消费率关系到需求和供给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中国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而备受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国家就很重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周恩来、薄一波、陈云等国家领导人曾对此有过重要的指示和论述。早期学术界的薛暮桥、董辅仁、刘国光、杨坚白等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探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现实，最优消费率与消费率合理区间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关于最优消费率与消费率合理区间问题，在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存在最优消费率与消费率合理区间；二是认为由于影响因素复杂，现实中在理论上确定一个最优消费率是不可能的。
在最优消费率与消费率合理区间的理论探讨上，张守一（1983）建议用最大化人均消费增长作为衡量消费率合理性的标准，用积累率作为约束条件确定合理消费区间，但这个区间显然与经验数据不符，且区间跨度较大。曾令华（1997）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提出理论最优消费率应能够满足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商品供求结构平衡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要求。他认为最优消费率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现实中的消费率实际上达不到最优，但可以向最优消费率靠近，因而，中国的现实消费率向最优消费率靠近是伴随中国体制改革的一个长期问题和动态过程。罗云毅（1999，2000，2000，2006）通过对中外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理论研究的回顾，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消费率所涉及问题的极端复杂性，目前没有一个经过严格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标准的最优消费率，企图从规范性的理论角度得到一个最优消费率是不现实的；居民自发形成的消费储蓄比例是一系列现实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吴忠群（2009）经过理论推导论证了消费率具有稳定性和合理性，并且存在一个合理的消费率或消费率区间。他认为最优消费率是使得从现在起到无穷远的未来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达到最优的消费率，不可能通过观测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来确定。中国的生产结构和居民消费观念决定了中国目前偏低的消费率。
在中国消费率合理区间的定量论证方面，国内一些学者也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吴忠群（2002）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提出中国合理的消费率应与较高的经济增长、较低的失业率、合理的通货膨胀、合理的投资率相适应。在此条件下，通过对中国20多年来宏观经济运行及消费率变化的分析，他提出中国合理消费率区间为61%～65%，投资率的合意区间为35%～38%。王涛（2004，2005）在国家间消费率与投资率的长期趋势比较和国内经济运行实践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合意的消费率区间为60%～65%，并进一步运用考伊克分布滞后模型和中国1978～2003年的数据求证出中国最优消费率为60%。他认为现阶段中国消费率保持在60%（或稍高于60%），投资率在35%～39%的范围内是合适的，处于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匹配、与发展阶段相适宜的状态。闻潜（2005）认为中国消费率的适度区间下限为63%，上限为68%。田卫民（2008）通过建立消费的内生增长模型，利用中国1978～2006年的经验数据，求得中国消费率的最优值为66.46%。蔡跃州和王玉霞（2010）对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国际比较，通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和对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表明：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经济外向型程度、地域及文化传统和经济体制等都对投资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匡算出中国当前合意消费率区间为55%～60%。总之，从国内已有文献看，多数研究者认为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消费率与消费率的合理区间，但确定最优消费率与消费率合理区间的方法和标准尚没有统一。
（四）中国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和对策研究
消费率问题是经济运行状态的综合反映。在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背景下，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和对策成为研究和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很多，近十多年来，国内学者们对于中国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和对策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讨，分别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从阶段划分上看，随着探讨的深入，探讨结果经历了一个由早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分阶段综述如下。
1.早期阶段（1997～2002年）
在早期阶段，学者们就开始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和探讨中国消费率偏低的成因。范剑平（1999）从城乡二元结构出发探讨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首要原因，现行城市化模式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率提高的贡献不大。同时，户籍管制导致的“候鸟式”人口流动也不利于进城农民消费方式城市化，使人口城市化改变消费方式带动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受阻。他还认为导致居民消费率走低的原因不再是低收入分配而是转轨期造成的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他建议改变当前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并调整户籍管理制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积极发展消费信贷，树立消费者信心。彭志龙（1999）认为持续大量地注入投资是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为了协调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提高增长质量，需要尽快在政策上进行调整，逐步改变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格局；但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需要逐步推进。他认为采取措施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改善支出预期来提高居民消费率是提高消费率的途径。庞朝阳和刘志华（2000）从投资消费失衡的角度认为制约消费的因素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慢或回落及收入差距悬殊；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居民崇尚节俭，量入为出；存在制约农民消费的政策以及信贷配套措施不完善等。据此提出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改善收支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增加贫困阶层收入；通过税收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降低居民支出预期；培养住宅、汽车等新消费热点；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降低活期存款利率等建议。尹世杰（2001）认为中国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原因就是投资率偏高。对策措施就是进一步认识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加速发展劳务消费，提高消费主体的素质。刘国光（2002）也认为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率长期过高。同时，居民收入相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社会各阶层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致使居民消费倾向走低；收入不稳定性加大及支出预期不确定性提高；消费政策滞后及消费环境较差等也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建议从调整投资消费关系着手，提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分配格局；稳定收支预期，建立居民消费信心；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消费政策，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品供给等。
汪前元（1999）认为居民消费率受生产和流通、分配和消费及中国特定的制度变迁阶段的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货币收入增幅减缓和预期收入下降；金融市场分布不均形成的结构性失衡买方市场；制度变迁引起的不确定性；结构性工序矛盾的存在及城乡基础设施落后等。在对策上，应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发展消费信贷；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供需关系。李永周（2000）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提出黜奢崇俭和谨慎消费的消费文化和体制变革导致的居民消费倾向递减是中国买方市场形成，消费相对不足，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启动市场，扩大内需要调整消费政策；建立积极向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文化，开拓消费新领域，变革消费方式；同时，采取措施改变居民消费预期，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郭伯春（2000）在将消费率解构为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基础上，分别对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进行分析，认为消费率的下降是由政府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造成的，提出在短期内应该提高政府消费，长期内应该调整消费政策，促进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吴良国和熊亚洲（2000）与郭伯春（2000）的观点不同，认为尽管政府消费率较低是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一，但影响并不大；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相对GDP增长偏低以及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在对策上，他主张要提高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再分配，控制收入差距，积极鼓励消费，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万广华、张茵和牛建高（2001）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探求消费率下降的原因。通过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得出经济改革开放导致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改革开放后，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所占比例提高，不确定性对消费有显著影响，日益增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强化了流动性约束的严重程度；同时，消费者的异质性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之间相互作用，导致现期消费水平与预期消费增长率的下降。在政策建议上，他们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环境下，利率政策难以拉动中国经济需求；减少不确定性、改善信贷环境和增加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可以刺激消费。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2）从居民购买力的层面认为居民收入来源不稳定性增大，未来支出预期提高，收入与预期支出呈逆向变化及传统消费模式和消费体制改革等因素是影响居民购买力实现的因素。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提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是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并进一步提出提高城乡居民购买力水平，改善供给方式和供给制度，拓展消费领域，稳定居民心理预期，调整消费政策，推广信用消费等措施建议。朱国林、范建勇和严燕（2002）将遗赠性储蓄和预防性储蓄纳入收入分配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理论框架。依据该理论假说，遗赠性储蓄倾向与收入正相关；预防性储蓄与收入水平负相关。通过分析，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中国总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此，提出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壮大，缩小低收入阶层规模的建议。
可以看出在早期阶段，学者们研究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要视角是投资消费结构、收入分配、消费文化、制度变迁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宏观指标；也有部分学者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进行研究探讨，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中期阶段（2003～2007年）
在中期阶段，中国消费率进一步走低的现实和趋势下，国内学者们在延续早期研讨的基础上，对中国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和对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进一步推进早期对消费率偏低成因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卢中原（2003）从投资消费结构及消费率构成的角度认为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在偏低的消费率构成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较为突出。居民的高储蓄倾向和低消费倾向会导致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在对策上，他提出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政府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扩大民间投资准入领域；政府消费率保持稳定，采取措施，扩大居民消费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3）认为扩大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费增长乏力、消费率偏低和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增长乏力的原因是投资与消费出现断层；低水平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性过剩。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是结构性过剩，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稳定性下降，消费升级后积累期延长，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课题组提出加快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扩大信贷消费；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大政府对公共品的支持力度，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有利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拓宽消费领域，提高消费层次；采取税收政策调整的对策措施。尉高师和雷明国（2003）基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构造一个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大额刚性支出呈反方向变化，与收入水平成同方向变化；收入水平变化的幅度大于随刚性支出变化的幅度。实证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以社会保障制度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再加上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导致中国居民大额刚性支出大幅上升。要改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局面，根本之计在于通过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降低大额刚性支出预期。董辅仁（2004）从影响消费率的收入、消费倾向、社会保障、消费文化、投资等因素分析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郭友群（2004）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增速，未来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消费环境欠佳等是影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增加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大保障性投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国民消费素质的对策建议。欧阳昌鹏（2005）从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的视角，基于中国制度变迁路径的特点及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体制并行的特征，认为中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农村制度变革停滞不前，核心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制度变迁绩效递减；而城镇体制改革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制度变迁边际绩效显现。制度变迁过程中，新体制缺陷致使消费者制度预期不明，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下降，导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处于旧体制中的投资体制，政府投资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强化了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长期趋势。因此，在投资消费政策的调整上，应着眼于解决制约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制度缺陷问题，从制度上抑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许永兵（2005）采用因子分解法对决定居民消费率的两个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因。臧旭恒和张继海（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收入差距与总消费显著负相关，收入差距扩大将降低总消费的结论。其政策含义就是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形成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梁东黎（2006）依据中国转轨期经济的特殊性分析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成因。通过分析，他认为公共品供给效率较低、劳动力的弱势地位和企业预算软约束是形成该现象的重要因素，应该致力于改变这些制约因素。潘成福（2006）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最终消费率与收入分配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降低最终消费率。他认为如果确认消费率偏低将产生不利影响，那么通过收入分配调节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必然的选择。田堃和田银华（2006）从信息获取和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论证消费者消费信息成本增加，会导致消费者福利下降。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消费信息出现分散化、零碎性、庞杂性和不对称性的特点；消费者消费信息不确定性增加，消费信息成本加大，消费信心受到影响。提高消费率需要降低居民消费信息成本，建立与经济形势相适应的信息平台，在政策环境与法律制度上予以保障。卢嘉瑞（2005，2007）认为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有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大额消费负担沉重等。对此，他提出的对策建议是：实行积极的收入和就业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力；增加公共品供给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彭志远（2007）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是中国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是提高消费率的根本办法；而要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就需要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居民负担；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发行国债刺激消费。乔为国（2007）以国民收入流量循环为框架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成因，表明居民可支配份额偏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偏少、较少储蓄转化为消费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深层次的原因是过大的居民间收入差距、企业有高投资动机的软预算约束、政府掌控等资源的过度、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仍居绝对主导地位等结构和制度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郑新立（2007）认为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三是外资利润转移，职工和国家税收处于较低水平；四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阶段，较高投资率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针对上述原因，他提出的对策措施有：一是调整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二是扩大消费领域；三是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五是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六是合理引导消费预期，倡导健康文明消费方式。在第二阶段，投资消费结构和消费构成、收入分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居民消费意愿、政府职能和行为等成为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尽管各自研究分散，但成果显著，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当前阶段（2008年至今）
刘尚希（2008）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认为中国消费率低的原因与中国长期以来重投资、重经济增长、轻消费的政策有关，他通过分析消费率偏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提出当前经济社会政策应聚焦到消费上来的建议。饶松、熊俊和刘庆相（2008）从政府消费结构的角度分析，指出政府支出结构中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增长过快，而公共事业费用支出太低，存在严重的消费结构问题。政府消费结构直接导致政府消费率偏低，进而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最后导致中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王仕军（2008，2009）认为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和“GDP崇拜”的发展观及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三大因素相互耦合的结果。解决中国消费率走低问题需要从国情出发，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消除GDP崇拜发展观的负面影响；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徐娟（2008）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认为消费规制制度、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及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因素；进而提出建立健全消费市场的规制制度、加大基础义务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促进就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赵颖（2008）从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认为预期收支失衡、消费结构难以合理、市场机制建设滞后、预算外资金漏使用及税收体制削弱消费等是导致中国消费长期偏离正常水平、内需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市场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监管预算外资金和优化税制激励结构等提高消费率的对策措施。蔡德荣、吴琴琴和万剑勇（2009）在分析影响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对能够量化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城市化水平两个因素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关系做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收入分配差距和城市化率都是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原因，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不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和城市化率的变化。并且，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影响很大，城市化率也是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他们据此提出必须采取措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及加快城市化进程。樊明（2009）通过中美政治制度比较分析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的政府受到纳税人和在野党的约束，资本受到劳动和政府的约束，因而，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不会出现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劳资矛盾达到平衡。在中国，地方政府和资本缺少约束，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关系又很密切，劳动者成了弱势群体，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压低了工资。这是中国高增长、低工资，高投资、高顺差、低消费形成的制度原因。据此，他提出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建立政府与民众、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体制。其途径有二：一是民众给政府施加压力，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二是劳动者面对资本直接争取利益，而这需要工会尽快完成角色转换。此外，还需要改革户籍制度，避免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群体的忽视。以上两点在根本上都需要完善民主制度。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短期内很难改进，但提示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应该加快步伐。郭克莎（2009）认为中国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和消费结构不合理、住宅投资持续扩大、出口投资不断扩大以及统计偏差等。在对策措施上，应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或抑制收入差距扩大，推进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建设，加强对扩大居民消费的规划和引导，调整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进出口关系。黄烨箐（2009）从可支配收入的实际水平和消费意愿两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低消费率的原因。他认为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居民主观消费意愿低，并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消费意愿低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低的症结在于劳动报酬偏低，其根源是在GDP崇拜理念下的重投资、轻消费的思想，以及现存经济增长模式偏好资本品而忽视劳动力要素。消费意愿低的原因是处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给居民生活造成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据此提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建议。江林和马春荣（2009）从居民消费心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导致消费率偏低的原因。通过实证检验分析，认为消费成本上升、可靠消费信息渠道少等原因导致居民的消费知识停留在较低水平；中国居民家庭意识较重、经济意识过强和时尚意识薄弱；社会频繁变动的转型期，居民对未来收入、价格走势突发事件等预期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居民消费生活领域，参照群体消费行为总体比较节俭的影响较明显；中国居民总体上个性趋于保守谨慎；居民社会阶层感知中，高收入阶层感知的居民不需要通过消费活动自我显示；中等收入阶层感知的居民消费观念趋于保守；低收入阶层感知的居民受收入水平所限等一系列因素阻碍中国居民消费意愿的增强。因此，建议政府、企业等主体从多种心理成因入手，从不同层面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对策，推动居民消费意愿的增强，进而在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最终消费率的提高。金山林（2009）从收入分配和城市化的角度分析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据此，提出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消费率的政策建议。屈路（2009）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认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和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没有得到补偿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提出建立和完善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加大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等政策建议。张敏娜（2009）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角度认为保障制度不健全造成中等收入人群消费意愿不强，再分配领域的制度缺陷造成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少数富裕人群消费倾向递减是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提出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优化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张全红（2009）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对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消费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及由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居民收入占比的降低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他建议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加强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两个方面。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提高政府消费倾向，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郑璋鑫（2009）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生命成本假说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特征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在各项改革推进后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加强，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再加上低工资水平及生命成本的高付出，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精明和谨慎，使得低消费率、高投资率进一步强化。据此，他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收支的预期；健全消费信贷政策，解决居民流动性约束；提高工资待遇，降低生命成本；加快农村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郑璋鑫（2009）还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存在库兹涅茨悖论，即居民消费倾向并没有表现出随收入的增长而呈现递减的趋势，基本保持稳定，但中国居民长期消费倾向偏低。其原因有内生因素——人生经历的“记忆效应”与“习惯成本”；外部制度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不完善；收入因素——收入低、增长慢和差距大；消费信贷不成熟、不健全。据此，他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富民优先，多管齐下促增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收支预期；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改善消费环境，健全消费市场体系，特别是消费信贷政策的建议。胡志平和李慧中（2010）从制度的视角阐释，消费低迷的根源在于存在不利于消费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即压力型政绩考核制度、投资偏向型财政税收制度、“市场化取向”的公共服务制度和城市偏向性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导致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和消费持续低迷。他们认为破解中国消费低迷现象必须重构制度，形成国民消费稳定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马晓河（2010）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并持续走低的原因有三：一是收入政策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二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标准低，覆盖面过小，制约居民消费；三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储蓄率要上升，消费率要下降。相应的提高消费率的对策：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包括调整政府与居民、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的基础；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标准，扩大覆盖面等；三是加强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降低老百姓的消费成本；四是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增长点；五是实施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为改善民生和扩大消费提供动力。当前，政府行为、社会制度、市场体系和消费者心理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可以看出，国内学者针对中国消费率偏低的成因研究在逐步深入，已经触及政府行为和社会制度等根本性的内容。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主流学者基于消费率偏低的观点，对消费率偏低的成因主要从经济社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转型变革、政府职能定位以及消费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角度进行大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从需求层面深入揭示了中国消费率的现状和成因，对于认识中国的消费率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实际经济运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消费率的大小是由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结果。因此，从经济运行系统的角度考察消费率的大小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消费率问题的本质。我们认为由实际经济运行决定的消费率是理论消费率，而由实际消费需求决定的消费率是实际消费率。比较实际消费率和理论消费率，一方面可以判定实际消费率的高低，解决学术界对消费率高低的争议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判断实际消费率的合理性，为实际消费率的变动范围提供一个合理的变动区间。此外，还可以通过对理论消费率的调控为实际消费率的变动方向提供战略性的调控措施。本书在中国消费率现状和历史变动研究的基础上，以理论消费率供给决定理论模型和消费率下降的成因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和任务，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扩大消费、提高消费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