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岭南思想文化与其他外来思想文化的关系

（一）早期岭南思想文化交流及其与中原、吴越、荆楚思想文化的关系

早期交阯与番禺的现状表明，岭南文化在很长时期处于未充分开发的形态，生活方式也比较原始。但这绝不意味着当时的岭南是完全封闭的环境。一方面，水居舟行的风习无疑扩大了岭南人的活动区域，在先秦两汉时期，岭南人就已经开始了海外贸易。另一方面，随着秦汉之际岭南通衢的打开，岭南与内地的交流也日趋频密。因此，水居舟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岭南人打破封闭性，走向海洋创造了条件。

岭南和海外及内地的来往可以从经济贸易史中看出个梗概。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经说过，秦汉之时“番禺亦其一都会也，多珠玑、犀、玳瑁、果、布（按：‘果、布’，一解作‘果布’，本马来语音译，指龙脑香）之凑”；《汉书·地理志》中也有类似的话，其称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按：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多取富焉”。这说明在很早的时期，番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都会。这从出土文物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南越王墓中曾出土银盒、象牙、乳香，这多为西亚之物，墓中还有胡俑等葬品，这表明此时岭南和内地以及海外都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

岭南和内地的文化交流还可以通过大量的文化遗存看出来，相关的青铜器与陶器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现了不少。其中既有用于礼乐的钟、鼎、铙、盂等，这些铜器与中原一带出土的青铜器相仿，而文化遗存之中用于日常生活的器物则与荆楚一带的青铜器颇为接近，至于用于战争的兵器则与吴越的兵器相类。对此，邱立诚在《广东青铜时代文化类型初探》^[6]一文中曾有一个大致的结论，他指出：

广东各地的青铜器墓的出土文物还表现出：（1）受楚文化影响很大，如青铜蹄足鼎、羽状云纹罍、编钟、提梁壶等；（2）与吴越文化有密切关系，如青铜剑、越式鼎、鉴、矛；（3）与西南文化有较多来往，如铜钺、筩等本地特色则如人首柱形器和陶器等。“王”字形纹饰应是南越土著人中的一支文化，江西、江苏、湖南等地所见应是文化交流的证据。由此可见，广东发达的青铜文化同样是在各地青铜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从岭南的文化遗存来看，其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西南文化都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可以确定的。

当然，影响岭南文化的上述诸多因素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其中西南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西南文化对岭南文化的联系是通过牂牁江（属西江上游流域）与珠江水路沟通的，当时的夜郎国与番禺有商贸来往，但由于山岭纵横，江途艰险，故文化交往不易，只有少数商贾往返其间，南运的货物也并不丰富，只是如“枸酱”之类的商品而已。再加上西南文化在古代并非强势文化，故而对岭南文化的实际影响相对来说不是很大。而与西南文化不同，中原文化因属强势文化，故王化自北而南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在先秦，由于岭南与其他地域的交通仍然不算方便，与中原更是隔着千山万水，故而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虽不能低估，但并不是那样直接，它往往通过对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影响而间接对岭南文化产生影响，这就打了一定的折扣。

在早期影响岭南文化的诸多因素中，以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最为突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都属强势文化。此外，从地理上说，尽管交通并非那样便利，但吴越与荆楚毕竟与岭南直接接壤，故其对岭南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是很自然的事。有关吴越文化、荆楚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密切关系，学者论述甚多，在此不作具体的铺叙。这里且从“越裳”“楚庭”两个术语的考证来切入这个问题，并以此来管窥全豹。

先看“越裳”一词。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有“越裳”条：“越裳，在象林界外，越之裳也。越之上郡为衣，而诸下郡为裳也。……裳之说也，又古言疆域皆曰‘服’，越为荒服，汉文帝赐尉佗书曰：‘服领以南，王自治之。’《史记》：‘领南沙北’。刘安云：‘其入中国，必下领水。’《汉书》‘岭’又作‘领’。领者，衣领也。五岭之于荒服，犹衣之领，故曰‘领’。其边海之地，则曰‘裳’也。”对“越裳”之说学界有多种解释，屈大均的解释是可取的。这一说法实出于比喻，其将越国的版图形象地比喻为一袭衣服，处于北方上郡者为“领”，为“衣”，而处于南方下郡者则为“裳”了。这为“裳”的部分正是古代的百越之地，故而就有“越裳”之说。这一说法参考了禹贡九州，设立五服之例，岭南因不入五服，故又称为“荒服”，这“荒服”也就是“越裳”。

从“越裳”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岭南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关系。在历史上，吴越与岭南关系甚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岭南是归于吴越而藩属于周朝的。对此，《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两粤传》记述较详，明代郭棐《粤大记》卷二“事纪类”有“武周开越”条，对相关历史作了简约概括，兹节录于下：

周武王既灭殷，十有三年，乃正九服彻法，以南海地在东南扬州之裔，定为藩服……凡八蛮之距扬越者，为蛮扬。

成王七年，周公作周髀，以测日景，荣方述而成之，言北极出地，至朔方而益高；南极入地，至南海而益下。

十年，交阯、合浦西南有越裳氏者重三译而献白雉。……周公赐以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

夷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扬越，胜之。

惠王六年……南海臣服于楚。

显王三十五年，越伐楚，楚子熊商大败之。越遂散处江南海上，是为百粤。自丹阳、皋乡、梅里至于岭表，皆越王子孙也。

这些材料大致勾勒出了先秦岭南与周朝的关系，尽管从大的方面说岭南藩属于周，但实际的管辖者或托管者有所变化，最早是吴越，后来是荆楚。由于荆楚打败了吴越，原来岭南相对完整的吴越势力便被打散，“散处江南海上”各地，这就变成百越了。

材料中提到的“越裳”也有正史作为依据。《后汉书·南蛮传》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处于“交阯之南”的“越裳国”是否岭南最早的国家难以确考，但这里提到的“献白雉”后来还真成了岭南进贡的某种惯例，并一直影响到汉朝。

由于吴越与岭南有这种关系，所以，吴越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语言，二是习俗。

首先是语言文化方面的影响。岭南是全国最复杂的方言区域之一，这已是语言学界的共识，而语言状况的复杂性与百越杂处的历史显然是相关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今天广东两广白话、潮汕话、海南话之中仍然包含着较多的吴越方言的语音、语汇，也有很多相类的表达习惯。这显然是其影响使然。对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得很清楚，在《文语》“土言”条中，他说：“广州语多与吴越相近，如‘须’同‘苏’，‘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无’，‘早’同‘祖’，皆有字有音。”又说：“琼语有数种，曰‘东语’，又曰‘客语’，似闽音。”《诗语》“粤歌”条中则说：“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又说：“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白话音似吴越，而琼语、潮语似闽音也仍然不离百越，因为居住在闽地的正是闽越和瓯越。从现代语言来考察，也仍然可以发现吴越方言的痕迹，例如邵慧君、甘于恩在《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7]第四编中，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粤方言在声母、音系、构词、词汇、语序、语法特点与古越语相关。其次，吴越水居舟行的生活方式对岭南产生了影响。诚如前述，吴越之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除了吴越方向的自然移民之外，因“越伐楚”而流落岭南的应当有相当部分属于水军（这从出土的越氏青铜剑、矛这些惯常用于水战的兵器中可以看出），其精通舟楫，掌握造船技术也在情理之中，这对岭南人的生活方式是有影响的，这种水居舟行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种舟楫文化，它使得岭南人不囿于陆地，而是走向江河，走向大海，开辟了自己的广阔未来。

何以岭南的方言如此复杂，这个问题颇值得探讨。语言学界的学者多从移民角度解释问题，笔者不否认这一因素，岭南历史上的四次大移民的确对岭南方言的形成起到很大影响。但是，移民恐怕不是最原始的原因。笔者认为，形成岭南方言复杂格局的主因是历史上的重大战争，一是周朝数次楚越大战，大战的结果正如明郭棐《粤大记》所说：“越遂散处江南海上，是为百粤。”这里所说的“江南”当指包括闽越、瓯越在内的东越部族，而所谓“海上”则应该指粤西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而这一地区属于西瓯部族。这一解释恰恰可以说明何以今天潮汕、雷州、海南同属于闽语语系却分隔东西，这显然是被自北而南的楚军力量所切割的；而桂东北及粤北少部分由于牢牢地被荆楚势力控制，故其语言属于西南官话或受这一语系的影响。除了先秦发生的这次大的战争之外，在汉代，南越和以闽越为主的东越曾再次发生一场不小的战争，从《汉书·两粤传》来看，在赵佗执政时期，南越国曾经与东越交战，最终的结果是南越大胜，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原来的政治布局。对这两次战争的具体情形今天尽管难得其详，但它对民系的分布、方言区域的形成，无疑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再看“楚庭”。“楚庭”之说出现得很早，清人编录有《楚庭稗珠录》，又有《楚庭耆旧遗诗》《楚庭偶存稿》等诗文集，皆以“楚庭”代指岭南地区广府一带，这也是有缘故的。《汉书·两粤传》曰：“粤（按：通‘越’）吞吴，后六世为楚所灭。”这里说的是越王勾践打败夫差灭了吴国之后，历经了六代，又被楚国所灭。楚征服了吴越之后，也就开始在岭南建筑楚庭。黄佛颐《广州城坊志》^[8]卷一论“羊城”“穗城”时曾引用了几则涉及“楚庭”的资料，兹转引如下：

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穗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周十五里，为五羊城。（《方舆纪要》）

广城自周赧王初，越人公师隅相度南海地，始筑城，号曰南武。南海人高固相楚时，有五仙乘羊衔谷穗于楚庭，遂称五羊城。（乾隆《南海县志》）

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中又有“楚庭”词条，其中对“楚庭”解说最详。文曰：

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本扬越，至是又为荆越；本蛮扬，至是又为蛮荆矣。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为台以朝汉，而城则以南武为始云。……佗自称南武王，而宫亦号“南武宫”。……佗宫故在粤秀山下，即楚庭旧址。

《广东新语·石语》又有“五羊石”条，其中说道：

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于州人，且祝曰：“愿以阛阓永无饥荒。”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在周赧王时属越，又称南武城；后来楚国诸侯熊恽平定了夷越之乱，广州便开始受辖于楚，建立了宫室楚庭。周夷王时，因有五羊衔谷穗的祥瑞，故又把原南武城扩大，称为五羊城、穗城。楚庭之“庭”主要指宫中庭院，故屈大均说“宫室始于楚庭”，它主要用于纪念和朝拜之用。所以，楚庭之立，表明南粤曾经直属于楚的管辖。占领岭南之后，楚国的地域范围是极大的，《国语·楚语》中曾经这样描绘当时楚国的强盛：“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既然是“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当然就覆盖了整个岭南。由此看来，岭南文化曾一度归属荆楚文化，其与荆楚文化的关系自然是非常密切的。

“楚庭”的说法不仅表明了荆楚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它还揭示了这一影响的实质。别看五仙骑羊赠谷穗只是一个传说，但“永无饥荒”的祝愿显然表达了农耕稻作文化的理想。在先秦，农耕稻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在荆楚，随着岭南的大力开发，农耕稻作的技术也就自然传入岭南。早在三四千年前，曲江石峡文化就表明在岭南已有人工稻的栽培，这是否直接受到荆楚稻作文化的影响难以确考，但曲江与湖南不过一岭之隔，农业技术的南下传播并非什么难事。此外，在秦汉时期荆楚的冶铁业较为发达，而岭南恰恰缺乏铁器，这对于农业的发展及兵器的改进带来很大影响，所以，在吕后四年（公元前184年）禁止铁器经由长沙进入岭南之后，赵佗一怒之下还曾攻打长沙郡。从这里不难看出，岭南农耕稻作文化的发展与荆楚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农耕稻作文化自北而南的传播奠定了岭南的基本生存方式，故岭南的生活方式与荆楚（特别是湖湘一带）基本一致。前面说过，古代岭南用于日常生活的器物则与荆楚一带的青铜器颇为接近，而且，岭南的民居结构（特别是粤北、粤西的民居结构）与湖湘民居的结构也都相似，在坐北朝南的屋宅中设有前庭天井（例如今封开的杨池古村），这本身与农耕稻作文化是相互适应的。诚然，同属农耕稻作文化，岭南与荆楚、湖湘也有很大的不同，处于一个更为蛮荒的区域，岭南的农耕稻作文化比较粗放，而且它显然是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难至，赋税难及的自给自足的方式，这种方式显得更为原始而自由。

当我们探究了岭南文化的原初形态之后，便可以大致领略其原质与要素了，尽管这种原质与要素还没有通过语言文字的凝结表现为特定的思想，但是，在其神秘的历史形态之中已经显示出特定的意趣、情结乃至意识，如在原生态的生活中所萌发的生命自由意识，与农耕稻作文化相联系的农本意识，与舟楫文化相联系的江海意识等，这就成为岭南思想文化的元素，这一切为后来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秦汉之际岭南的历史变故与赵佗的历史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岭南文化才真正得到了发展。对于岭南秦皇经历了军事占领到政治统治的完整过程。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皇定天下为三十六郡。南越非三十六郡之限，遂别置南海尉以典之，以屠睢为南海郡尉。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为打通贸易通道，平息岭南内乱，秦皇乃使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路，一军结余干之水。在与骁勇粤人的战斗中，秦兵惨败，屠睢被杀，伏尸数十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皇派遣任嚣、赵佗再次出击南越，遂平定了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以任嚣为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令治之。同年，赵佗将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南越人杂处；次年，又谪治狱吏有罪者处南越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赵佗为了安定岭南，又上书求女无夫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同意派遣一万五千人，进入了岭南。所谓“为士卒衣补”，与其说是辅助军队后勤，毋宁说是充当了军人的家室，这对于岭南的长期屯兵进而稳定社会是十分有利的。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越将梅鋗从汉王破秦兵，由大庾岭台关（后纪念梅鋗改为梅关）入关。是年任嚣死，赵佗聚兵自守。秦灭后，佗击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

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为了与民生息，遂使陆贾赐赵佗印绶，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赵佗与吕后及诸吕有隙，便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吕后崩，佗乃罢兵。其后，文帝派遣陆贾再次安抚赵佗，明言“服岭之南，王自治之”，赵佗于是才俯首称藩。赵佗称帝之后，又历经赵胡、赵婴齐、赵兴几代共七十余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出现叛乱，丞相吕嘉谋反并杀死赵兴，另立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闻南越反，于是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分兵两路占领了番禺，南越国遂灭。原来的南越地域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涯、儋耳九郡，完全归入了大汉的版图。

当我们对岭南秦汉史作如此简述之后，就不难看出，秦汉之际的岭南文化主要聚焦在赵佗及其创立的南越国上。赵佗统治岭南数十年之久，他的一生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在军事上参与了平定、占领岭南；二是在政治上实行自治，并归顺于刘汉王朝（虽对吕氏有大不敬，但对汉室并无大逆）；三是在民族文化上和辑百越，开创了南越国的和谐局面。对于赵佗的历史地位，历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褒奖有加者莫过于郭棐，在《粤大记》中他对赵佗称藩作了大力的肯定，其赞辞是：

予最嘉赵佗，椎结匹夫耳，乃能闻言而悟，向义而趋，明于彝分，以小事大，有文王服殷之诚；炳于几先，变逆为顺，有大《易》明哲之识。卒能王粤五世，谓非南徼中豪杰与？

而贬斥赵佗最甚者恐怕要数屈大均。对赵佗的批评意见在《广东新语》等著作中比比皆是，如《地语》中说：“顾佗倔强一隅，乘机僭窃，甘与冒顿分南劲北强以苦汉，斯诚勾践子孙之所深恶痛疾者。”《事语》中说：“如佗者，假秦之土地甲兵以自王，乃真始皇之盗也。”《宫语》中则说：“佗本邯郸胄族，以自王之故，裂冠毁冕，甘自委于诸蛮与西瓯半蠃之王为伍，其心岂诚欲自绝于中国耶！”在屈大均看来，赵佗作为秦朝的旧臣，趁乱聚兵自守，自立为王，与蛮夷为伍，汉时又自称帝王，这实属僭窃之举。因此，屈大均对于赵佗基本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给予了坚决的批判。

屈大均对赵佗举止的批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话语中对赵佗私心的揭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批评主要出于一种历史正统观念和民族宗亲观念，因此，其结论就有着很大的片面性了。而郭棐从义、诚、智、识等人格魅力上立论，其说法比起屈氏来就更加可取。

当然，即便是郭棐的说法，也有着特定的思想局限性。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赵佗之所以值得我们基本肯定，首先是因为他审时度势，顺应了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发展规律。平心而论，他和秦廷汉室的分合恩怨出自历史的必然，其相应的决策实际上和历史的走向也并不背离，在这点上，他的确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值得后人敬仰。其次是赵佗的作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休养生息。客观地说，在赵佗占领统治岭南期间，他毕竟维护了这一方福地的长治久安，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当时的岭南，除了秦皇平粤时曾征伐杀戮之外，在其他时期并没有大的战争，这对岭南的经济发展相当有利。岭南本来就富足，而番禺尤甚，秦皇入粤的动机之一，就是掠夺岭南的财富，搜刮粤地的犀角、象齿、玳瑁、珠玑。汉初的经济活动频繁，前引《汉书·地理志》说的“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其繁华的气象。从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来看，其中甚至有西亚的银盒、乳香、胡俑等物，这表明在南越国时期，岭南的经济就比较发达，外贸活动也比较活跃，这和赵佗数代国君对南越国的有效治理是分不开的。再次，从文化上说，赵佗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使得岭南各部族能够和谐相处，这对于汉越文化之间的融通和整合是很有利的，此外，赵佗在文化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汉化政策（详后），从此之后，岭南文化的发展便步入了快车道，赵佗于此的功勋是不可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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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思勉《先秦史》之《第一节 先秦时诸民族》说：“汉族，起自东南。诸民族与我密迩者莫如越。越亦作粤，今所谓马来人也。”《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一八八条《嵎夷即倭夷说》中亦说：“马来人古称越，亦作粤，有断发文身之俗，日人亦然。”

[2]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论及西汉时期的九大都会，指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

[3]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83条。

[4] 麦英豪、黎金：《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见《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

[5] 汉孝武帝平越的将领是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汉光武帝平交阯的将领是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从名称可看出汉军平越以水路为主。后世如宋朝潘美灭南汉，元代张弘范灭宋，明代廖永忠灭元，都以水军为主；其中宋代仍沿西江直逼广州，元代与明代虽改由海路进攻，但也仍以水军为主力军。

[6] 文见《广东省博物馆开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7] 邵慧君、甘于恩：《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8]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