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变迁、工业化与财政制度转型

在开始研究农区工业化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怎样的多元文明共存的时代：南美洲和非洲的一些部落依然生活在游猎文明状态，非洲大量存在的农业国还处在农业文明时期，在中国、西亚等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加速行进的时候，美国、欧盟和日本已经先后悄然进入信息文明（知识经济时代）。在中国整体上进入工业化的格局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各种文明状态在这里集结：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业已完成工业化进程，开始踏入信息文明的门槛，而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工业化的加速期，然而在一部分偏远的农区，农业文明仍然统治着这些地区。很显然，从文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先后经过了游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1]阶段，但不同国家并非步调一致地沿着文明进化的路径前行，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并非处于同一文明阶段。即便就我国业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省份而言，其部分地区依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主导着其经济生活，在中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是存在着大量的传统农区。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或从省级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并不能反映中国工业化的全貌，传统农区作为一个被工业化“遗忘”的特殊经济区域，其工业化进程不仅关乎整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进程。财政制度的演变既是文明进化过程的结果，又是区别不同文明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可考的人类历史已超过了二百万年，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理论界已经确认经过的文明阶段有三个：游牧文明（采集和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新的文明形式尚待命名。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不同的文明形态有不同的财政制度特征，揭示文明演变与财政制度演变的规律，尤其是关于工业化与财政转型的关系的讨论，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