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案例比较：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

这一部分我们将验证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对族群冲突的解释力。为了达到验证的目的，我们选择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选择这两个案例的合理性在于：（1）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在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这两个案例构成了“天然”的“最相似系统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59]例如，两国都是诞生在封建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民族自治和融合的基础上，它们在二战后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捷克斯洛伐克属于华约集团，而南斯拉夫则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2）如果研究者能够证明某个机制能够同时解释正面案例和（相关的）负面案例（具有相似初始条件的案例A和B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么研究者就更有信心相信这个机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60]如果这个初步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能够同时解释这两个案例中分别出现的“和平”与“冲突”，那么它的解释力以及理论上的潜力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证明。^[61]（3）这两个案例中的族群政治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天鹅绒式的和平分离”与“巴尔干式的族群冲突”，选择这两个案例能够避免比较政治中常出现的“依据因变量选择案例的谬误”。^[62]

（一）两个案例中族群间安全困境的相似之处

约翰·穆勒（J.S.Mill）很早就指出，学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混合使用“最相似系统设计”和“最差异系统设计”来进行比较研究。^[63]虽然本文总体上是使用“最相似系统设计”来探究这两个案例中哪些因素对族群间安全困境的调节导致两国族群政治的走向大相径庭，但本节使用“最差异系统设计”的思路来考察这两个案例的相似之处，即共同具有的且赋值相同的因素（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和经济衰退）导致两国都曾存在被激活的族群间安全困境。此外，本节的讨论还为下一节分析两个案例中族群间安全困境的不同走向打下了基础。

1.政治不稳定

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和自治省日益“独立化”，联邦机构不断“边缘化”。^[64]铁托在任期间凭借其极高的威望尚能平衡南斯拉夫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纷争，保持国家统一。在后铁托时期，分权体制、族群矛盾、经济衰退、苏联解体和民主化浪潮等因素一起，导致南斯拉夫国内政治愈发不稳定，无政府状态越发明显。到1989年，联邦宪法和制度实际上已经被各主要共和国抛弃，南斯拉夫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形成。^[65]

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不稳定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及随后在苏联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正常化”（normalized）政权。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不愿听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建议并且无法积极应对国民的改革呼声，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的控制能力不断削弱。^[66]民主反对派逐渐从监狱和地下走上了广场和前台，民众对政府的恐惧渐渐消失。^[67]随着中央政权渐渐瘫痪，捷克斯洛伐克族群间无政府状态达到顶峰。在“天鹅绒革命”后，虽然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族群等问题，但是过渡政府的成立有效地缓解了国内族群间的无政府状态。^[68]

总体来说，上述两国的政治不稳定及其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益加深，并且在同一年（1989年）同时出现了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国家是否出现无政府状态对于能否使用安全困境机制解释国内族群问题十分关键，因为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是族群间安全困境的首要来源。

2.族群政党系统

冷战后，这两个国家陆续都采用了依据族群（地区）原则来建立各个自治实体的党组织，这些族群（地区）政党相互之间具有竞争有限资源的特点。东欧剧变后，两国族群政党体系的特征更加明显。首次多党选举造成了各自治实体的族群政党都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议会席位。^[69]本文认为两国的族群政党系统都分别造成各自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并增强了两国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铁托在任期间，他尚能采取严厉但平衡性的惩罚措施来解决族群政党系统对政治稳定的负面作用。^[70]铁托去世后，族群政党体系立刻导致南斯拉夫的国内政治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政治不稳定状态日益明显。由于政治选项被限制，塞尔维亚的精英往往要求联邦重新实行中央集权，而反对集权（或保留意见）的塞族精英往往很容易因其对塞族的“背叛行为”而被踢出政治舞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71]

此外，纵观整个南斯拉夫，族群政党系统赋予了族群精英在各自共和国内拥有超凡的“能力”来动员族群并塑造排外性的集体认同。以塞尔维亚为例，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族政党上台后立即控制并利用塞尔维亚的主要媒体（如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来煽动塞族人对联邦机构和其他族群的负面情感，非官方媒体的影响力被降至最低程度。^[72]

在后“布拉格之春”时代，捷克斯洛伐克族群政党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制度化了这个国家的两元性。^[73]“天鹅绒革命”后，随着国民与“正常化”政权之间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国内族群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族群政党系统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地区的主要族群政党对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和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这两个主要问题争执不下，没有一方愿意妥协。^[74]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民众反对独立，^[75]但是，族群政党通过各自掌控的媒体资源和行政资源影响和动员各自族群的选民，在联邦和地区议会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最终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76]

3.经济衰退

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在1980年后都急转而下。如表2所示，1971—1980年，南斯拉夫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的年均增长率都相当于当时西欧国家的两倍左右；但是，南斯拉夫良好的经济形势在80年代初经历了逆转，这两项经济指标大幅下降。^[77]

南斯拉夫的经济衰退导致所有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并且造成了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状态。由于南斯拉夫族群问题的显著性更高，南斯拉夫的政治精英更容易将民众因为经济衰退产生的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引导到其他族群身上，更容易使民众相信经济衰退是由其他族群的贪婪和剥削造成的。南斯拉夫的政治不稳定被经济危机增强了。^[78]

表2 南斯拉夫与西欧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较（1971—1990）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衰退同样明显（见表3），使用不同来源的资料都表明：在1976年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陷入低迷状态；进入80年代，经济的年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上下。民众因经济衰退而产生的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加重了9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危机。^[79]“天鹅绒革命”既是这种“不满”的产物又疏导了这种“不满”。1989年后，由于族群间安全困境已经被过渡政府遏制，政治精英（特别是斯洛伐克精英）只能通过将经济衰退归罪于其他族群来动员本族群。

表3 捷克斯洛伐克的年均经济增长率（1968—1988）

根据对这两个案例相似性的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1989年都存在被激活的族群间安全困境、民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精英具有动员族群的“能力”，但是两国族群政治的走向却大相径庭。这样的案例比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①虽然精英具有一定的动员族群的“能力”，而且民众“不满”中央政权，但是，族群间安全困境仍然可以被遏制；②被遏制的族群间安全困境可以为族群间的和平打下基础；③安全困境的恶化还需要其他因素和驱动力的调节。

（二）两个案例中族群间安全困境的不同走向

下文通过对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四个因素（族群间一直存在的较大经济差距、历史冲突的存在、歧视性族群政策的实施以及族群杂居）通过对四个驱动力的影响，最终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间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不断恶化，而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能成功遏制族群间安全困境与其缺乏这些致命因素不无关系。

1.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

二战后的南斯拉夫政府虽然力图通过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力度来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低效率以及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速过快等原因，南斯拉夫主要族群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以1953—1977年的人均国民物质生产来衡量各个自治实体的发展水平，我们会发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扩大了它们在联邦中经济领先的地位；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维持了联邦中游的地位；黑山、波黑、科索沃与联邦中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拉大，其中科索沃人均国民物质生产从1953年占联邦平均值的46%下滑到1977年的30%。^[80]

南斯拉夫持续存在的族群间经济差距导致落后族群（塞族、阿尔巴尼亚族等）对优势族群的“不满”变得更强烈。此外，南斯拉夫这种呈扩大化趋势的经济差距还导致了落后族群因集体身份危机而产生的“恐惧感”。这种显著的集体“不满”和“恐惧”导致南斯拉夫落后族群的成员更愿参与针对其他族群的集体行动。

反观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20年代，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只有捷克地区的42%，这种差距在二战之前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81]二战后，帮助斯洛伐克在经济方面赶上捷克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战略。斯洛伐克地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它与捷克的经济发展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达到同一水平（见表4）。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发生由经济差距导致的族群间“不满”。

表4 捷克与斯洛伐克经济均等化的过程

2.历史冲突

南斯拉夫各族群间发生冲突最多的两组族群分别是塞族与克族、塞族与（科索沃的）阿族。由于这两组族群间的冲突有相似的模式，下文仅分析前者。^[82]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王国”（第一南斯拉夫）自诞生之日起，塞族和克族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就没有停止过。^[83]二战期间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乌斯塔沙）在德国的庇护下第一次建立起了现代克罗地亚人的独立国家，并在其掌权期间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左翼克罗地亚人展开了大规模族群清洗，将190万塞族人赶出了克罗地亚，摧毁了大量的塞族东正教教堂。^[84]乌斯塔沙对塞族人的族群清洗往往导致效忠于塞尔维亚王室的切特尼克部队对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二战期间塞克之间大规模屠杀的历史并没有在战后得到南斯拉夫官方的重视，反而被隐藏在“兄弟友谊与团结”的旗帜下。

血腥的历史冲突造成了克族与塞族之间一致存在着“不信任”和“仇恨”：每次克族要求增大共和国的自治权都被塞族认为是有意分裂塞尔维亚；同样，塞族对集权的偏好往往被克族人看做“大塞尔维亚主义”作祟。^[85]在安全困境已经被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激活后，“仇恨”“恐惧”和精英动员“能力”的相互增强效果迅速恶化了南斯拉夫族群间的安全困境。

在克族与塞族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两个时间段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期间，捷克族与斯洛伐克族并没有发生冲突。^[86]缺乏历史暴力冲突使得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之间缺乏族群间负面情感，削弱了“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3.歧视性的族群政策

二战后南斯拉夫各个自治实体曾施行的歧视性族群政策主要包括克罗地亚对其境内塞族人的歧视政策和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歧视政策。^[87]

1990年4月，图季曼当选为总统后随即对克罗地亚塞族人实行了同化政策（“克罗地亚化”）；5月，由于图季曼不愿意满足克拉依那地区塞族人最低的要求——与克族人在宪法上保持同等的地位，他与克拉依那地区的塞族温和派领导人（Jovan Raškovic）的会谈无果而终。^[88]同年6月，图季曼政府出台了宪法草案，这份宪法草案将未来的克罗地亚描述为“克罗地亚人的克罗地亚”，塞族人被定义为“其他少数族群”，歧视性（排斥性）的族群政策写入了国家法律。^[89]

图季曼对克拉依那塞族人平等地位的否定直接导致塞族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上台和随后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在南斯拉夫族群间安全困境已经被激活的情况下，图季曼的歧视性族群政策无疑迅速增大了族群间的“恐惧”和“仇恨”，是恶化族群间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的直接因素。

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制定的唯一具有“歧视效果”的政策就是1990年联邦总统哈维尔颁布的限制全国军工业出口的政策，这项力图推进经济改革的政策反而导致军工业集中的斯洛伐克地区失业率迅速上升，但是这项经济政策远远达不到歧视性族群政策的标准。^[90]

4.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

归功于二战前后的几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分布非常紧凑，绝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分别都居住在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地区。^[91]然而，南斯拉夫的族群人口分布情况则截然不同：除了斯洛文尼亚地区，南斯拉夫其他主要族群间的杂居现象非常普遍（见表5）。

表5 1990年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国内主要族群的分布比例

杂居地区的“接近性”对族群间业已存在的“恐惧”和“仇恨”的放大效果明显体现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其实在1990年4月的克罗地亚大选中，克拉依那地区的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选择了支持跨族群政党（由前克罗地亚共盟中的改革派领导），而非塞族的族群政党。^[92]但是，在图季曼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获得大选胜利后的4月到6月，克罗地亚执行了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并重新启用乌斯塔沙法西斯政权使用过的“红白格子”克族标志，造成克拉依那塞族人对克族人的“恐惧”和“仇恨”急速飙升。塞克间的族群冲突在8月首次爆发。次年，塞克之间的冲突螺旋进一步被恶化成“邻居间的厮杀”。^[93]

此外，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进一步增强了塞族和克族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以塞族精英为例，米洛舍维奇曾经明确地表示他不关心斯洛文尼亚是否独立的问题，因为斯洛文尼亚几乎没有塞族人居住。^[94]然而在克罗地亚，米洛舍维奇则支持克拉依那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且利用塞尔维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克罗地亚人，最终成功地将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恐惧”和“仇恨”升级为大部分塞族人对克罗地亚人的“恐惧”和“仇恨”。^[95]

反观捷克斯洛伐克，族群聚居的事实使得（和平）分离更加容易。一个反事实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斯洛伐克某地区存在着在一定数量（统计上有意义）的捷克人，那么捷克与斯洛伐克是否还能和平分离呢？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族群矛盾的显著性相对较低，因此民族主义者很难利用杂居地区来扩大族群间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分裂，斯洛伐克境内的捷克人很可能会采用一种议会斗争的方式改变斯洛伐克议会中的力量对比，捷克斯洛伐克也许不会分离，但是政治精英在议会的竞争和妥协将继续。^[96]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事实分析使我们更加相信前文的理论假设，即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本身并不能决定族群间是否会发生冲突，但是，当两个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被激活后，族群杂居却能将安全困境恶化成冲突螺旋和战争。

（三）小结：过程追踪

根据上文对两个案例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案例存在三个可以增强驱动力的因素（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经济衰退），而南斯拉夫的案例则存在全部七个因素。相应地，捷克斯洛伐克族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恐惧”和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精英具有相对较弱的“族群动员能力”；南斯拉夫主要族群相互之间的“恐惧”“不满”和“仇恨”一直保持在很高的程度，精英具有更强大的“族群动员能力”。下文将使用过程追踪的办法帮助我们厘清这些因素和驱动力对两个案例各自族群间安全困境的调节作用。

1.捷克斯洛伐克

二战后到“天鹅绒革命”前，捷克族与斯洛伐克族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并最终被消除，客观上削弱了这两个族群相互之间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大众对中央政权非常地“不满”。此外，“仇恨”和“恐惧”对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族群的驱动作用非常有限，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案例缺乏导致这两个驱动力的大部分来源（缺乏族群间的历史冲突、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并且主要族群间并无杂居现象）。

1989年11月，发生在首都布拉格的持续性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不稳定达到顶峰，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出现。但是，在被激活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并没有恶化。相反，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反对派通过为大众的“不满”代言而获得广泛支持，多党选举后建立的中央政权迅速遏制了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被遏制的安全困境和被减弱的“恐惧”为族群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

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间安全困境之所以在被激活后能够迅速被遏制，其原因包括：①族群间的心理驱动力仅仅存在由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恐惧”，主要族群间缺乏“不满”和“仇恨”，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是集体情感的主要维度；②即使存在族群政党系统，“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仍然相对较弱，民主反对派的实力更强。

1990—1992年，捷克的政治精英希望尽快过渡到市场经济并停止联邦对斯洛伐克的经济补贴，相反，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则希望放缓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保持联邦对其的补贴政策。由联邦总统哈维尔主导的快速经济改革与斯洛伐克当时的经济结构（计划体制遗留下的大量重工业和军工业）之间存在矛盾，较快的经济改革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失业率大幅增加。在这一时期，虽然族群间安全困境已经被遏制，但是，族群政党系统对族群精英动员“能力”的提升效果，以及族群间“不满”取代了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成为主要的心理驱动力，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无奈地走向和平分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反对派赢得了和平，但是输掉了国家。

2.南斯拉夫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相似的经济衰退，因此南斯拉夫大众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同样非常显著。但是，由于南斯拉夫主要族群间的经济水平一直保持较大的差距（最发达和最落后族群之间的经济差距甚至被不断拉大），这种差距导致落后族群对优势族群的“不满”和“恐惧”。两个维度的“不满”以及“恐惧”的存在使得落后族群更加愿意参与针对优势族群的集体冲突行动。此外，仅仅在20世纪，南斯拉夫主要族群间（克族与塞族、塞族与阿族）就发生过多次暴力冲突，因此南斯拉夫族群间的“不信任”和相互之间的“仇恨”非常显著。

但是，犹如暴风雨前的宁静，族群问题的显著性并没有导致南斯拉夫在80年代中期之前发生大规模的族群间暴力冲突。80年代后半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南斯拉夫的政治不稳定状况越演越烈——各个自治体日益“独立化”，联邦机构被不断“边缘化”，无政府状态日益加深，族群间的“恐惧”作为一种强大的心理驱动力渐渐掌控了群体的情感。至1989年，联邦宪法和制度都已经被各主要共和国抛弃，南斯拉夫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形成，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已经被激活。

一方面，南斯拉夫“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因安全困境下族群问题的显著性、族群政党系统以及族群杂居而得到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飙升的“能力”使得族群精英可以通过歧视性的族群政策肆意地操纵并放大族群间的“恐惧”和“仇恨”。米洛舍维奇通过顺应并利用塞族的集体情感将自己塑造成联邦内所有塞族人的“保护神”。1989年，米洛舍维奇违背联邦宪法，擅自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地位，加深了其他族群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在南斯拉夫的另一个共和国——克罗地亚，1990年的多党选举将民族主义者图季曼推上总统宝座，当选后的图季曼立即制定了针对境内塞族人的同化政策和排斥性宪法草案。

至此，南斯拉夫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已经迅速被恶化成冲突螺旋和随后的战争。究其原因，影响族群群体行为的三个心理驱动力和精英动员“能力”的相互增强效果，以及它们对安全困境的共同调节作用“功不可没”。1990年8月发生在克罗地亚克拉依那地区的塞克冲突成为随后数十年巴尔干族群冲突的一个缩影。在族群问题尤其显著的南斯拉夫，民主反对派无法像捷克斯洛伐克同行那样遏制族群间的安全困境。

通过以上的案例比较，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得到承认：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能够同时解释“天鹅绒式的和平分离”与“巴尔干式的族群冲突”。因此，这个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和理论潜力同时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