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苏联的解体和巴尔干地区的族群战争再次引起了社会科学界对族群冲突的普遍关注，但族群冲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远不止于此。^[2]首先，二战后超过半数的内战属于族群战争；^[3]其次，族群冲突往往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例如仅1993年，全球由于族群冲突而产生的难民就达到2500万；^[4]最后，族群冲突还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如泰米尔猛虎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的出现都与族群间的严重冲突有关。^[5]

虽然对族群冲突的理解十分迫切和必要，但是目前的理论尚未向我们展现一个关于族群冲突的完整故事。定量研究只能告诉我们某些因素可能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定性研究往往只关注非常有限的因素对族群冲突的影响。此外，目前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结果的机制性解释，常采用线性思维来理解复杂的社会事实。部分研究虽然包含了对机制的分析，但仍不能厘清机制与因素之间的关系。^[6]

本文认为族群冲突的研究必须采用整合式的研究路径，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理论上的困难和不足。唐世平2011年提出的研究族群冲突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即在准确理解安全困境机制的前提下，将各种调节因素通过驱动力联系到该机制）为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式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了基础。^[7]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分析框架进行了初步具体化，并使用比较案例研究验证了这个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和解释力。

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和评论为后文的讨论奠定基础。第三部分首先分析了四个重要的行为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如何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接下来讨论了七个影响驱动力的因素，最后展现了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8]第四部分通过比较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验证了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有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本文并未分析所有作用于人类行为的驱动力（如未分析“荣誉”和“利益”）和所有可能影响这些驱动力的因素（如未分析“是否存在第三方的干预”）。实际上，穷尽所有驱动力和因素并不是本文的写作重心。相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唐世平2011年提出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和解释力。

其次，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放在验证分析框架上并不意味着本文对因素的选取和分析是随意和盲目的：①本文选取的七个因素都分别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关注，并且涵盖了社会科学分析的大多数维度（结构、制度、政策、经济、历史和地理）；②这七个因素已能够展示一个精炼而完整的“机制+因素”解释框架。

最后，本文仅选择性的将影响人类行为的四个重要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纳入分析框架，这样做的考虑是：1.这四个驱动力历来受到社会科学家的重视，并且能够有效地将本文的七个因素与安全困境机制联系起来；2.被本文忽略掉的其他行为驱动力（如“信任”和“荣誉”等）大多可以被整合进本文的分析框架内，例如“（不）信任”可以减弱或增强相互间的“恐惧”，“恐惧”还可以反过来影响“（不）信任”的程度。^[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