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加的创作[1]

马加是20世纪30年代就有作品行世的老作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写出的作品，大部分散轶了。现在能够看到的多是四五十年代的作品，计有六部中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两本散文集。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深厚的生活基础，浓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自己的创作反映着时代，反映着各个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启迪着人们的思想，为着时代的发展呼啸呐喊。

一

马加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东北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在沈阳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作品。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北平流亡期间，创作进入了繁荣期。其中在《文学导报》第5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登基前后》，可以算做这个时期的代表作。196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的时候，作者将书名改为《寒夜火种》。

这部作品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过上了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于1932年春天将移居天津的清废帝溥仪接往东北，让他做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执政”。1934年3月1日，溥仪再登龙廷，做了伪满洲国皇帝，从此东北人民开始遭受日、伪政权的双重压迫和奴役。与日寇侵略东北的同时，东北人民展开了抗击日冦侵略的顽强斗争，义勇军的抗日烽火遍布东北各地。辽宁的义勇军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由原来的17路，发展到28路，又发展到56路。我们党非常重视义勇军的活动，曾派李兆麟、宋黎、孙快农、白乙化、张继尧等16名青年党员回到东北，在奉天特委领导下，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击日寇的斗争。《寒夜火种》以这样广阔的历史画面作为背景，既写出了东北人民的屈辱与苦难，又写出了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并且揭示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只能把东北人民变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武装力量，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是东北人民的唯一生路。当时的东北“到处是严冷的寒夜”，一些人迷信日本的所谓“王道乐土”，一些人对抗日救国悲观失望，一些人想奋起反抗又找不到正确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寒夜火种》的确起了火种的作用，向人们的心里投下了希望和真理之光，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抗日救国的道路，这就是这部小说积极的思想意义。

一部中篇小说，包含如此广阔的历史容量，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材。小说并没有写日寇侵占和蹂躏东北的全过程，而是紧紧围绕溥仪登基的前前后后来展开历史的生动画面。一幅绘画，并不能展示人物的全部动作，它只能在动作发展的直线上，选取最能表现人物精神面貌的某一顷刻。《寒夜火种》的选材，很类似一幅好的绘画。溥仪登基前后，正是东北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各种矛盾最集中的时候。小说紧紧抓住这个时刻，写出了恶霸汉奸的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写出了贫苦农民的屈辱与苦难、不平与反抗，写出了义勇军的集会宣传和武装斗争，显得真实自然，毫不牵强附会。如果选材不是这样集中，在这样小的篇幅中集中这样多的矛盾，事件的发展又这样迅速，是很难得到这样真实自然的艺术效果的。

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遭遇，使人物性格各不相同。主人公陆有祥，是一个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生活的重压、悲惨的遭遇，造成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倔强暴躁的脾气、不满现实的思想。当他从沈阳做小工回到家里，听说媳妇被王村长勾引上了，他只说一句话：“太不体面了！”并赌气不给媳妇开门。当他听说溥仪登基，又要泼官钱，则是敲敲拳头说：“逼到死路绝方，只有破罐子破摔了。”当他发现媳妇接受了王村长的一副“拧劲的银手镯”时，他则“气得火星乱跳，不由分说，伸手打了李珍两巴掌”。当媳妇说：“‘人家’欺负你，你去找‘人家’算账，你敢吗？”的时候，他就到南卡子唬下徐老八的马枪，真的去找王村长“算账”去了。所有这些细节描写和简单对话，都可以使陆有祥的性格跃然纸上。正是这种思想和性格，使他后来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杀死了王村长，参加了义勇军。这个典型是当时东北千千万万农民的艺术概括，他的觉醒和抗争象征着抗日救亡运动将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从他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民族自救的希望，从而走向反抗和斗争。与陆有祥同受压迫和剥削的徐老八和王七先生，由于社会地位和经历不同，反抗的方式和程度也就不尽相同。徐老八在村里是个“小肥户子”，有五垧地、三间草房，还开一个豆腐坊。他不满于日伪政权的横征暴敛，经常讲些牢骚话。但在陆有祥拿他的马枪去打王村长的时候，他却吓坏了，追上陆有祥说：“有祥，你是一个跑腿扛年造的人，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你用我的马枪，我跟着遭了罹难怎么办？我有五垧地，三间草房，老婆孩子一大堆……”这就活画出这个具有中等产业的农民，想反抗又有后顺之忧，不满现实又不敢触动现实的两面性格。王七先生则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在全书中出场仅两次，写他的文字放到一起也不足三千，然而个性却十分鲜明。他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术学先生”，一举一动都斯文而古怪，说的话既像箴言，又像谶语，给人一种神秘感。他的抗日爱国思想是用他的独特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到会场开会，别人说：“七先生，多日不见。”他则说：“天无二日。”别人问：“天无二日怎么讲？”他说：“中国国旗为青天白日，此一日也，日本国旗为白天红日，此又一日也，天无二日，二日不能并立，一兴一亡，一盛一衰，此乃自然之理。”别人说：“你说将来中国和日本的兴衰怎样？”他回答：“白日即晨光，主兴，红日为残阳，主衰。”愚蠢中夹有巧智，陈腐中带有进步，这又何尝不是当时农村知识分子的典型概括呢？

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也并非是脸谱化的形象，每个人的个性与其身份和地位也都十分相宜。福大叔“是屯子里有四十垧地的头名财主……他的儿子在县里当了商会会长”，所以显得志满意得，表面上装得温柔敦厚，骨子里藏着虚伪和狡诈。王村长并没有多大的家业，只是由于当上了村长，刮穷人的骨头，才成了暴发户。因此他无所顾忌地为非作歹，对福大叔和五署子新一味地巴结逢迎，对穷苦百姓则是贪婪而又苛刻的。子新是五署的“团总”，是日本的走卒和帮凶，有日本人做靠山，他就可以随意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张嘴闭嘴“妈拉巴子”，动不动就想捕人送到日本监狱。他的粗俗和残暴，正是日寇在中国残暴统治的化身。这伙民族败类，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为虎作伥，向人民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作者把他们加以典型的概括，揭露他们反动的丑恶本质，现实中的这类人看到以后大概也会涔然汗下吧！

这部小说的结构也是严密精当的。王村长一伙的胡作非为，以江琦为首的义勇军的活动，以及陆有祥的逐步觉醒，三条线索参差错路，交叉进行。前六章是三条线索两章两章地交错，后六章则是三条线索一章一章地穿插。但在这三条线索中，又以陆有祥的逐步觉醒为主线，把其余的两条线索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使整个作品既波澜起伏，回旋曲折，又情节整一，首尾贯通。同时又加强了主要人物的描写和刻画，收到了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较好的艺术效果。

这部作品是1934年创作完成的。当时，有人正大力提倡写“幽默”、“闲适”的小品文。马加没有“躲在书斋里清谈虫鱼鸟兽”的雅致，而是忍着饥寒交迫的煎熬，着意描写了东北人民同日伪政权铁与血的斗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热忱和革命的政治倾向。

马加在北京创作《寒夜火种》的时候，萧红和萧军也正在青岛创作和完成着《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在这之前，中国的文坛上并没有描写抗日的义勇军或革命军的中长篇小说。现在《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都载入了史册，《寒夜火种》却被冷落着。这是不尽公平的。就这三部作品来说，虽然风格各不相同，但是每一种风格都有各自的长处，表现的主题是一致的。而从通篇的结构和布局上看，《寒夜火种》则更符合中长篇小说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寒夜火种》应该和其他两部作品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光荣的位置。

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马加直接参加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1938年5月到达延安，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延安整风，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的创作走上了新的起点。

20世纪40年代中期，马加创作了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1945年在《解放日报》上连载，1946年东北书店发行了单行本。这是延安时期唯一的一部反映解放区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就在于展示了解放区阶级关系的变化，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觉醒，走向斗争；封建地主势力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苟延残喘，威风扫地，歌颂了解放区的一片光明。比起《寒夜火种》来，这部作品的生活场景更加广阔，生活气息更为浓厚，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也更加细致。但是由于这部作品原计划写四部，后来只写成一部，留下了明显的半成品的痕迹。尽管我们看到的并非是“全璧”，但仍能从中看到作者对构制长篇巨著的探索。后来作者比较成功地创作出《红色的果实》，无疑地吸取了创作这部作品的经验教训。

1949年春，马加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这部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详细地描述了江山村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展示了土改运动给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类人物在土改中的精神面貌，热情洋溢地讴歌了翻身以后的贫苦农民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以主人的身份走进了这个世界。他们来了，给这个世界添置新的财富，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气魄、智慧和天才。”（《江山村十日》前言）小说还昭示了，在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不仅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还要亲手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这部作品在情节展开和结构布局上，都远远超过《滹沱河流域》。人物多了一点，显得不够集中，但一些主要人物像金永生、金成、李大嘴、孙老蔫、刁金贵等，个性也都十分明显。全书生活气息较浓，语言是大众化的，增强了作品真实动人的艺术力量。但是正如作者在1978年的《新版小记》中所说的：“它不是时代的交响乐，只是一首乡村的赞美歌。由于构思匆忙，故事太紧迫，文笔太拘束，人物的灵魂也挖掘得不深，有许多不足之处。”这固然有些过谦，但也大体符合这部作品的真实。

继《江山村十日》之后，马加创作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这是马加创作走上新的起点以后达到的最高峰。柳青在1950年说：“我认为这是我去年以来读到的好作品里的一篇。”从这篇小说中看到了“马加在创作上的大进步”（《文艺报》第2卷第9期）。

这部作品描写一支从延安来的干部队，要到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去，由于敌人占领了四平，只好从通辽绕道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他们在广袤无垠、人烟稀少的荒原上前进，不仅受到风雨的袭击和饥渴的困扰，而且遭到了反动武装的阻挠。但是他们坚决地克服了一切困难，勇敢地击败了叛匪的围困，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从而表现了我们的革命干部在困难的环境中绝不动摇，紧密团结，联系群众，克服困难，英勇地战胜敌人，坚决地完成党给予的任务的革命精神。

《江山村十日》比较地注重描述故事，而有些忽略人物的刻画。《开不败的花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弊病，既描写了动人的故事，又塑造了感人的艺术形象。这篇小说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干部队的领导者曹团长和王副团长、西满军区的赵班长、警卫员杨德青，以及蒙古老汉那申乌吉，写得都比较真实生动，有血有肉，不论外表与内心的活动，都显得和谐而自然，没有矫柔造作。曹团长是一位参加土地革命的老干部，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对同志饱含深情，富有军事经验，沉着果断，意志坚强；王副团长也是一位参加革命较早的干部，热爱家乡和祖国，有远大的理想，富于热情，勇敢坚决，生活朴素，必要的时候勇于牺牲自己。他们都有高贵的品质，都是无产阶级的忠实战士，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学习。赵班长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具有年轻人的特点，对未来有梦幻一般的美好想法，并能为之实现而出生入死地斗争；杨德青虽然平时愣头愣脑，但却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时违犯群众纪律，对首长却又尊敬而服从。这两个人物都是十分可爱的革命战士的形象，给整个作品增加了许多生气。

作品对那申乌吉的描写是很突出的，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如作者所说的在于表现民族政策的副主题。这位62岁的蒙古老人，过着近一辈子贫困的放牧生活，受着蒙古王爷的残酷压榨，被张作霖的屯垦军逼得没有活路，他的大儿子参加蒙古人民起义牺牲了，他始终怀念着嘎达梅林起义的英雄事业，常常唱着歌颂起义英雄的歌曲。他终于看到蒙古人民的救星共产党来了，他的二儿子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他为将来能分到一块土地“不住嘴地笑着”。他高高兴兴地为干部队当向导，在干部队遇到危险时自动地发动群众给他们送饭。这位可敬的蒙古老人的身世，体现着蒙古人民悲惨的命运，也体现着蒙古人民意识的觉醒和他们的光辉前途。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事业，是各族人民团结的基础，也是这个事业必然胜利的保障。

作者在写作技巧上，除了生动地刻画几个人物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点是对草原的描写相当出色，文字精细而有力，语汇生动而丰富，像许多美丽的风景画片，展示于我们的面前。描写之中夹有作者淡淡的抒情，充满了醇厚的散文诗气息，吸引着读者的心神，激动着人们的感情。作者不仅是写小说的行家，还是写散文和能手，后来写出了许多优美的散文，其潜在的才华在这篇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再一点是采取一种引人入胜的手法，有一种叫人非读下去不可的诱惑力。小说每当一节终了，虽然没有旧章回小说那种“且听下回分解”的俗套，但故事的紧张及提出的问题，却吸引着人要读下去，想追求一个究竟。例如第15节的末尾，当干部队打退了叛匪以后，赵班长一扭头，在后面发现了一群蒙古人，并且已经到了他们的胶皮车跟前。读者读到这里就会把心提起来，急着要知道来的究竟是什么人，如果是叛匪究竟会发生什么后果。可是第16节的开始作者就做了交代，原来是那申乌吉来给干部队送饭来了，书的情节又自然地向下发展下去。再如第20节的末尾，当干部队从沙岗子突围出来以后，在大草原上紧张地奔驰，几乎走了一夜，已经人困马乏了，最后到了一个村子，一问原来却是三家子，即叛匪所住的村子，干部队由于迷失方向又绕回来了。读者读到这里意识到一场遭遇战就要开始了，并且敌人是以逸待劳，不由得为干部队捏一把汗。直到下一章开始，作者才交代，原来叛匪转移了，干部队得以化险为夷，继续前进。作品的结构如此细针密线，环环紧扣，情节如此有疾有徐，波澜跌宕，无疑会增加许多艺术魅力。

这部作品是马加继《寒夜火种》之后，创作的又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但是严格讲来也并非是完璧无瑕，首先作品的政治背景写得不够，如果作品对政治背景也能像自然背景那样做一些描绘和叙述，就会进一步加强作品的思想深度。其次是作者把草原这场遭遇战的原因建立在杨德青所开的一枪上，使整个作品的矛盾冲突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改为韩宝玉受白云梯指使，有意阻挠或围剿干部队，这样就会克服这种弊病，并能使小说的政治背景更为明确、具体。这对于加强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会是有好处的。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加同志主要做文艺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但他仍然不断深入生活，坚持创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54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小说写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我国东部边疆的农民，不甘忍受美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组织起民工队，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揭示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反映了翻身以后农民的崭新精神面貌，歌颂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基本是成功的。主人公杨成林是过去的放猪娃，在土改运动中成为共产党员和村干部，在朝鲜战场上又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荣幸地出席了国庆观礼。这是中国农民由奴隶变为主人的缩影，是颇能鼓舞和激励人心的。残废军人楚天标、老贫农老许头、妇女主任刘玉秀，也不失为有声有色的人物。作者在着力描写先进人物的同时，也写了几名落后的人物及其转变。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队伍的分化，说明了教育农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人物太政治化了；情节多是重大的事件；结构也稍嫌散漫。但要比起作者过去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来，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长足的进步。

1959年，马加又创作成功了长篇小说《红色的果实》。这是他的一篇力作，在创作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

第一，多矛盾、多情节的同时进行。马加过去的作品，有的以故事发展为线索（如《江山村十日》），有的以人物行动为轨迹（如《在祖国的东方》），矛盾基本是单一展开的，情节基本上是单线发展的。这部作品则是紧紧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了三对矛盾，使多个情节互相交叉，同时进行。

一对矛盾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农村的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分子胡炳南的斗争。胡炳南过去当过国民党的清剿队长，杀害过革命战士。曲世清回到家乡以后，胡炳南非常恐慌，为了求得生存，一方面挑拨曲世清同关造武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竭力讨好和拉拢曲世清。曲世清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肃反运动中把胡炳南揪了出来。

一对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富裕中农何守本是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以自己家底殷实，有车有马，觉得可以万事不求人，扬言“用八抬大轿请我，我也不入社”。他要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合作社较量，说“把犁杖挂在房檐上也能和合作社比赛三年”。后来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毕竟发生了转变，最终也加入了合作社。

一对矛盾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曲世清同关造武的矛盾纠葛上。这两个人是土地改革时的战友，后来曲世清去当兵，关造武成了村子里的头面人物。他居功自傲，不辨是非，看不清胡炳南的阴谋活动，甚至为胡炳南所利用。在合作化运动中，他专门组织富户成立合作社，认为贫下中农入社是一种负担。曲世清回乡以后，他心怀嫉妒，唯恐曲世清抢去自己的职务，给曲世清设置障碍。一直到胡炳南的问题暴露以后，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他的思想才有所转变。

小说描写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完全符合合作化时期的实际情况。作者采取多矛盾、多情节同时进行的方法，固然是作者在创作道路上新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为处理自己所要表现的题材服务的。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表现方法，才成功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也说明了只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农村中的革命力量，无论遇到多么复杂艰巨的情况，社会主义事业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第二，塑造人物力求血肉丰满、真实生动。这部作品给我们塑造了曲世清这个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他既有保尔那样的坚强意志，又具有保尔式的弱点。

他出身贫苦，土改的时候当过自卫队长，带头斗地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国民党进攻辽南，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参加了解放军，从辽宁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奔赴朝鲜战场，荣立了战功，但因身负重伤，双目失明，住进军人疗养院。在疗养院里，他觉得丧失了生活的意义，一度想自杀。后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下，决心向保尔·柯察金学习，勇敢地走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从疗养院回到了家乡红花峪。在这里他经受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的洗礼，意志更加坚强。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揪出了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胡炳南，教育了右倾保守的关造武，团结了富裕中农何守本，建立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他又领导农民团结互助，发展生产，在红花峪结出了丰硕的“红色的果实”。

曲世清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石头般的英雄”，而是也写了他的喜怒哀乐，写了他的弱点和不足。一般的英雄人物长得都很漂亮，曲世清并不漂亮，后来还成了瞎子。他的英雄行为也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曾经有过动摇，甚至想到过自杀。他的脾气暴躁，遇到不顺心的事，在家里家外发着无名之火。他也过着俗人的生活，瞎着眼睛到井沿挑水，和自己的老婆时常口角，还过一段分居的生活。这是否降低了这个人物的伟大形象呢？恰恰相反，这只能使我们更加感到这个人物真实可信，血肉丰满。因为任何伟大的人物也都是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完全与常人不同的。

作品对其他人物的处理，也有这样的特点。曲世清的爱人何春苓，并不是理想中的英雄的爱人。她不理解曲世清，给曲世清造成许多难堪。赵纯良是作者满腔热情刻画的人物，他思想进步，淳朴热情，还有知识。但作者却让他在恋人家大出其丑，甚至有一段遭到了女方的离弃。全书的美人要算何秀兰了，作者把她写得很动人。但她的思想并不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后来转变了是另一回事。这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有益的探索，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关于这个问题，狄德罗曾经说过一段话：“一个画家在画布上画了一个人头，其中一切形式都很有力，很雄伟，端方四正，显得是一个最完美最罕见的整体……但是我认为画家应该使我们看到她额上露出一点轻微的裂痕，发边现出一个小瘢点，下唇现出一个小得看不见的伤口才好，这样就会使这幅画马上从一种理想变成一幅画像了。眼角或鼻梁旁边如果有点天花瘢的痕迹，这女人面貌就不是爱神维纳斯的面貌，这幅画就是我的邻居中一个女子的画像了。”（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我想，这个话是不错的，也是我们塑造人物应该注意的。

第三，注意加强作品的生活气息。这部作品与作者以前的作品不同，写的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事，生活气息的浓淡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作品的成败。作者是注意了这个问题的，很多生活细节的描写都能够加强作品的生活气息。并且作者还注意在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中，实现人物的性格。譬如，写曲世清回到区里以后，区里让关造武派车去接，正赶这个时候关造武的爱人要回娘家。胡炳南得知以后，极力主张送关造武的爱人去探亲，而抛下曲世清，让他瞎着眼睛，顶着雨，翻山越岭往家摸。其目的在于讨好关造武，挑拨关造武与曲世清的关系，可见其阴险狡猾。这是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事，却展开了全书的矛盾。曲世清并不因此责怪关造武，可见其风格之高。此外，像赵纯良与何秀兰恋爱的描写；曲世清与何春苓矛盾纠葛的描写；赵纯良在何秀兰家套牲口使马脱缰而跑的描写；何秀兰住在沈阳后来遭到嫂嫂白眼的描写；何守本在入社时入了牲口留下套的描写，都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好场面，足见作者观察生活的深入，表现生活的精细。从而使作品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任何新的探索都会有缺欠和不足，马加的这部作品也不例外。首先，这是一部多矛盾、多情节的作品，但矛盾之间没有很好地交叉，情节之间没有很好地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作品的整体感。其次，人物性格的发展不够，这尤其体现在关造武、何守本、何三姑的身上。因此后来他们的转变都显得有些突然，不是水到渠成，而是急刹车式地结束了全篇。这些探索中的问题，在马加同志的新作《北国风云录》中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吧！

除掉中长篇作品以外，马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过甸子梁》，共收入10篇短篇小说。还出过两本散文集，一本是1956年出的《友谊散记》（与申蔚合著），一本是1979年出的《祖国的江河土地》。笔者非常欣赏马加同志的散文，待有机会再做专门的评论吧！

四

以上我们对马加的作品逐篇地做了介绍和评论，为了明了起见，下边对马加创作的艺术特色，再做几点简要的概括。

（一）强烈的时代色彩

茅盾同志说：“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社会背景与创作》）用文学反映时代，推动时代，这正是马加创作的艺术特色。东北沦陷以后，他写了反映沦陷区生活的《寒夜火种》。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了反映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生活的《滹沱河流域》。还有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的《开不败的花朵》，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的《江山村十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在祖国的东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红色的果实》。我们国家每前进一步，马加同志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这一步的足迹或这足迹的投影。

马加有意于表现时代，却不甘愿做时代的“书记”，而是要表现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和认识。东北沦陷以后，他没有歌颂“王道乐土”，而是歌颂了抗日的义勇军；在各式各样的义勇军中，他也并非是胡乱地歌颂，而是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义勇军。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分掉土地和家财的地主的感情很可能是“丰富”的，但是马加对此却并不珍惜，而是满腔热情地表现翻身后的贫苦农民的斗争和喜悦。这说明他是站在时代高度来表现时代的，因此他的作品才能反映时代的本质，展示时代的真面貌。

时代是不断发展的。马加在表现时代的时候，经常给它加上一点理想的光彩，昭示它前进的方向。《寒夜火种》的结尾，是陆有祥点着了王村长的柴火垛，杀死了王村长，象征着抗日的“火种”渐成燎原之势。《红山村十日》的结尾，写农民办起了插犋组，向往着将来办集体农庄。《开不败的花朵》的理想色彩更浓了，大家憧憬的不仅是东北的解放，还有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在祖国的东方》则是通过刘玉秀给杨成林的信，以及杨成林在北京的见闻，预示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展示了合作化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村无限美好的前景。

通过马加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战士。他用自己的笔记录着时代的风云，推动着时代的发展。

（二）深厚的生活基础

文学作品要反映时代，更要反映生活，要通过反映生活来反映时代。一个作家创作的作品能否成功，其基础就在于对要写的生活是否熟悉，是否有强烈的感受，是否有深入的了解。

马加是一位扎扎实实的作家，他的双脚深深地扎进生活的泥土之中，走着一条艰苦的创作道路。他在每创作一部作品之前，都要有很长一段深入生活的时间。那里的生活，那里的人物，那里的事件，那里的风光，他都烂熟于心了，然后才投入创作。《寒夜火种》是他从北平返回新民老家体验一年多生活的结果；《滹沱河流域》是他在战地文工团跋涉两万余里的结晶；《江山村十日》是他在江山村搞土改斗争的真实记录；《开不败的花朵》是他在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行军亲历的故事；《在祖国的东方》是他参加抗美援朝的所见所闻；《红色的果实》是他在盖县搞两年合作化运动收获的成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作品，他是向来不写的。

他熟悉生活，熟悉生活中的人物，熟悉生活中的事件，所以敢于把真人真事直接写入小说。甚至于还很有一点“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态度。《开不败的花朵》中的王跃东、曹团长、赵班长、那申乌吉，都实有其人，里边的故事也基本是真实的。《江山村十日》写的更是真人真事。作者自己曾经说过：“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仅根据真人真事，照葫芦画瓢，几乎没经过什么剪裁。到了二月末，完成了草稿。我拿到江山村去，在贫雇农大会上给大家诵读，他们热情地讨论……譬如讨论到那个人应该怎样写的时候，大家都争着发言，讲完了还问他本人是不是同意？仿佛做鉴定一样。”（《江山村十日》前言）后来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但从这个创作初衷看，足见他对描写真实生活的重视。他其他作品里的主要人物，也都在现实生活中或有原型，或有模特，是由生活的真实变为艺术的真实的。

正因为他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他的作品在生活气氛的渲染上，在生活细节的选择上，在生活语言的运用上，在生活场面的描写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马加风格。

（三）浓郁的乡土气息

马加的确是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一个熟悉他的作品的人，冷眼接触一本他的新作，虽然并不知道是他的作品，但也一定能够断定是他的作品。这正是他独特艺术风格的标志。他的艺术风格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说，就是浓郁的乡土气息。

语言是构成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马加熟悉农民的语言，热爱农民的语言，在作品中大量地使用农民的语言。农民的庄稼活、家常嗑、口语、方言、歇后语，马加运用起来都轻巧纯熟。作品描写农民，让他们说自己平时生活中经常说的话，自然会增加作品的真实力量。让我们看一看《江山村十日》里金永生向沈洪叙述自己身世的一段话：

同志，那年头，简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我要借一斗苞米碴子，到高福彬家里去踢门槛子。高福彬陪着警察官抽大烟，旁边撂着洋刀，躺在黄土炕上，瞅着烟灯，过了半天瘾，才撩撩眼皮问我一声。

“老板子，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我们大人小孩快扎脖了，借一斗苞米碴子，燎燎锅底。”高福彬挪挪大烟灯，喷了一口烟，侧棱着身子，又撩撩眼皮，待答不理的抿着小胡子：“老板子，脱了鞋底子，照照你的后脑勺。”

话实在难听，我简直咽不下去。心里嘀咕着：这老家伙说话真嘎咕。应该狠狠地打他两脖拐，解解恨。又一想：闹翻脸了，不当老板子不要紧，说不定找我什么岔子。刀把拿在人家手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忍了又忍，起火压火三四次，没法子……

这段冗长的叙述，写不好会令人生厌，但在这却使人感到句句新鲜。叙述之中夹有描写和抒情，但无论是叙述、描写和抒情，每一句话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是那样的沁人肺腑、耐人寻味！每一句话都符合人物的身份，是那样的连贯一致、浑然完整！透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马加使用农民的语言，是何等的炉火纯青！是何等的驾轻就熟！

马加不仅在人物对话中使用农民的语言，在叙事和写景中也大量使用农民的语言。例如早期作品《寒夜火种》中一段对徐老八的描写：“徐老八穿着一件撅腚棉袄，扎一条白花旗布围裙，浑身淋着豹花点似的豆腐浆，一副丰满的土黄色脸膛，通红的酒糟鼻子。长得不起眼，却能写两笔豆腐帐……”这里的“撅腚棉袄”“白花旗布围裙”“豹花点似的豆腐浆”“土黄色脸膛”“酒糟鼻子”“不起眼”“豆腐账”，都是普通的农民语言，把这些语言运用到乡间的豆腐匠身上，当然是协调而妥帖的。再如《开不败的花朵》对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的描写：“响晴的天头，天空瓦兰瓦兰的，连一丝一挂的云彩也没有，燕子在天空飞着，鹅鹂唱着歌。地上是一片崭新娇绿的草色，在草棵子里，开放了蓝色的马兰花，粉色的喇叭花，小瓣的猫眼睛花，素淡的野菊花。风吹过来，簇簇的五花杂草全在点头哈腰，车轱辘菜尖又尖，狼尾巴草挑起了小旗。”这里的“响晴的天头”“瓦兰瓦兰”“一丝一挂”“娇绿”“点头哈腰”“车轱辘菜”“狼尾巴草”，也都是农民的语言，正是这些语言才把科尔沁草原装点得朴实而美丽，亲切而可爱。农民朴朴实实的语言，仿佛血液流布到马加的整个作品，使他的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马加的这种创作风格，在人物的塑造和生活场面的描写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他尤其善于抓住农村真实的生活场面，给予有声有色的描绘，让人们体会到一种极其生动的生活实感，领略到一种极其醇厚的乡间风味。

马加同志已经有50多年的创作经历，他为我国的文库增加了宝贵的财富。但是过去对于他的创作研究得并不多，现在这个探讨只能算是初步的，难免有偏颇和不足，就教于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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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3辑，1981；《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4期又刊；《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