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912～1939年的康藏政治史扑朔迷离、头绪繁多，数量众多的帝国主义侵藏史、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史等著作大都会有一定的篇幅涉及这方面的问题^[1]。这些研究成果利用大量中外文档案再现近代以来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藏事实，同时也论述了中华民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以及在康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为我们认识康藏政治史的总体框架提供了便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于1989年出版的《喇嘛王国的覆灭》^[2]一书。该书利用大量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口碑资料及藏文档案，拉萨街头政治民谣，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治档案论述了喇嘛王国在1913～1951年逐步走向覆灭的过程，是西方研究西藏近现代史的权威著作。该书论证了宗教对西藏近代政治的桎梏，但对近代西藏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康、藏互动关系缺乏深入探讨。

民国时期，康藏地区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康藏纠纷”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康藏政治史的重要内容。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康藏政治史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康藏地区统治秩序的瓦解与尹昌衡西征；②尹昌衡的川边经营；③西姆拉会议上的康、藏划界争执。其中，藏军东进以及尹昌衡西征（第一次康藏纠纷）是近代康、藏关系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当时曾引起全国各界的普遍关注。就笔者所见，与近代藏事研究的其他方面相比，目前学术界对尹昌衡西征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在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第一次康藏纠纷（1912～1913）往往被纳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对川边地区的“侵略”或者在清末民初汉藏关系的框架下进行叙述^[4]。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当时川边地区防区林立，社会混乱，边警频传。在这种背景下，因边军与藏军在类乌齐的一次小摩擦，导致了第二次康藏纠纷（1917～1918）。喜饶尼玛在《试论1917年至1918年川藏纠纷的性质》^[5]一文中指出第二次康藏纠纷的性质并不是当时舆论普遍认为的“西藏地方政府背叛祖国，分裂西藏”的行为，认为对于康、藏间所发生的战争不能以“侵略”一词冠之。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限制，康、藏间的冲突也仅仅局限于地方层面，西藏方面自始至终没有和中央政府开战。黄天华的《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6]一文以第二次康藏纠纷为考察中心，探讨了北京政府、四川、川边、西藏以及英印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进而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康藏地区所面临的困境。

在第二次康藏纠纷中，西藏方面趁川边军事势力之间的龃龉以及边军的饷械匮乏，利用优势军力初步实现了其在西姆拉会议上的康、藏划界目标。随着西藏地方政府在军事上的胜利，英国方面再次敦促中国政府重启藏案谈判，以解决西姆拉会议上悬而未决的康、藏划界问题。学术界对西姆拉会议以及1918～1921年中英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7]。本书在涉及这些问题时将不再对其过程作简单重复，仅在一些被既存研究忽视的角度或面向上结合这一时期康藏地区所发生的大小战事作进一步探讨。

1930年代，康藏局势呈现较以往更为纷繁复杂的面貌。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康、青、藏战事，格桑泽仁事件，邦达多吉事件，诺那事件，班禅返藏，西康建省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康藏地区的局势。与前两次康藏纠纷的研究相比，第三次康藏纠纷（1930年代西藏与康、青之间的系列战事）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郎维伟的《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政策》^[8]一文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在康藏纠纷中所体现的治藏态度和措施。刘国武的《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9]一文讨论了国民政府处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根本方针与应对措施，同时也对国民政府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康、藏划界，班禅回藏问题上的各自态度作了分析。杜丽娴的《试析1930～1940年中央与西藏地方之关系——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10]一文围绕康藏纠纷的发生、发展以及中央处理纠纷的态度，来探讨这一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此外，王燕的《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11]、王川的《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12]等文对大白事件及其善后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林孝庭的《战争、权力与边疆政治：对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之探讨》^[13]一文利用中、英文原始档案，跳脱了以往将康、藏冲突视为英帝国主义所支持下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对抗的研究模式，将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置于国民政府的西南边政议题与国家建构及政权巩固等关系中来加以理解。但是无论怎么变化研究的角度，正如周伟洲在《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都有一个大的前提，或者说是出发点，即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名义上，而且是事实上的中国中央政府，而西藏、西康、青海均是当时中国的地方省区。尽管中央国民政府对这些地方仅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权力，西藏地方与西康、青海的战争是属于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战争。”^[14]

在以往的近代康藏史研究中，民国时期的康区土著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语”的状态。事实上，喇嘛、土司以及移居内地并被纳入国民政府边政计划之中的康区土著势力，他们在康、藏纷争中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地方军事势力中的任何一方在康藏地区所推行的政策措施，都必须要落实到对这些势力能动性的考察。康区土著势力的活跃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使得康、藏之间远非一条单纯的军事界线所能分隔，他们在外界势力介入康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暧昧”或“两离”、“一边倒”或“骑墙”等态度进一步模糊或加剧了康、藏之界分。

在近代康藏史上，邦达昌是一个以商业闻名的康巴家族。美国学者卡洛尔·麦克格拉纳汉（Carole McGranahan）的《地邦达，天邦达：谋杀、历史与1920年代的拉萨社会政治》^[15]一文对邦达家族的发迹过程、1921年邦达·尼江的死因以及由此衍生出的1920年代的西藏地方政治作了详细的探讨。作为该家族的成员之一，邦达多吉曾对1930年代的康藏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可参考美郎宗贞的《“邦达昌”反叛噶厦政府始末考》、《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邦达·尼江考》、《“邦达昌”家族名称及有关问题研究》、《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邦达·多吉》^[16]等系列论文。

诺那活佛是近代康藏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李果、喜饶尼玛的《诺那呼图克图考》^[17]以及罗同兵的《诺那活佛的几个重要史实略考》^[18]等文对诺那的身世及其一生的主要事迹进行了考证，澄清了有关诺那的一些重大史实的讹误记载。此外，学术界对格桑泽仁^[19]、贡觉仲尼^[20]、刘曼卿^[21]等人也作了一些研究。彭文彬的《边疆政治和民国时期的康巴自治运动》^[22]一文详细考察了康巴精英在1930年代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运动来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政治理想。该文探讨了三起“康人治康”事件所引发的国民党中央与刘文辉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康、藏之间纷争不断的形势下，当时康巴精英在康藏地区的活动曾引起了西藏方面的很大顾虑。

近年来，对西康建省的研究重新为一些学者所关注。其中黄天华^[23]、吴建国^[24]、孙宏年^[25]、王川^[26]、辛宇玲^[27]等人分别从现代化、民族关系等角度对近代以来西康建省的历程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略不等的探讨。

九世班禅返藏是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皮明勇的《九世班禅返藏受阻与国民政府的治藏策略》^[28]一文主要利用《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一书，系统阐述了国民政府、九世班禅、西藏噶厦政府及英国方面在班禅返藏一事上的不同态度与权力纠葛，在此过程中展现了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变化。法国学者谷岚（Fabienne Jagou）的《六世班禅的中国封号》^[29]一文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给予班禅“护国宣化”、“西陲宣化使”等名号的目的以及班禅欲通过这些名号所要达到的目的，但该文对国民政府支持班禅返藏所引发的西藏方面的回应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外，马守平^[30]、王美霞^[31]等人的有关论文也值得参考。

十三世达赖喇嘛（thub-bstan-rgya-mtsho，1876-1933）是近代西藏地方史上备受瞩目的人物。民国时期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西藏所施行的新政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喜饶尼玛的《论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理嬗变》^[32]一文通过对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的“水牛年文告”、1920年前后的亲英“非出本心”、晚年的“倾心向化”这一心理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民国时期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沟通与联系一直都没有中断的历史事实。汤池安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遗嘱”辨析》^[33]一文结合西藏社会所面临的形势，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公开信”（即《告全藏官民书》）的内涵作了详细的辨析。此外，格桑达吉、喜饶尼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34]、罗布的《试析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措施及其成效》^[35]等文对民国时期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新政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