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
- 孙红霞
- 13970字
- 2020-12-10 17:25:06
究际通变吾最爱，泛舟学海任西东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序
李醒民
孙红霞博士的学位论文《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经过近乎两年的修改，即将付梓。她敦请我为之做序。我毫不迟疑，当下一口应允。对她来说，这是她就学三年有半的心血结晶，是她的处女作。她的爱怜和珍惜之情自不待言，当然希望有篇好序为之增色。就我而言，她是我的学生，我熟知她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背景的来龙与去脉，了解她写作过程的艰辛和惬意，并与她一起分享过成功的欢悦及快慰，故十分乐于写序——尽管我向来不愿在外人的论著上画蛇添足，也从未开过这个戒。
拟写好序，先得有个好一点的标题，以起画龙点睛之效。思忖良久，遽然想到三年前退休时撰写的一首小诗《辞职退课之后》：
弃案绝丝一身轻，心灵自由人之精。
究际通变吾最爱，泛舟学海任西东。
那是2009年7月1日，我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改称中国科学院大学）退休，当即辞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职务[1]，退掉事先安排的新学期课程，并谢绝该院人事处的返聘，回到自己的书房“寒江雪屋”，做自己最心仪的事情——读书、研究、翻译、写作。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2]，身心获得百分之百的自由。于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便成为我唯一乐在其中的事情。红霞在读研究生时就有志于学术，毕业后依旧不改初衷、孜孜不倦，像我一样时而在探究的崎岖小道上踽踽独行，时而在学问的汪洋大海里击水中流，怡然自乐于一得之愚、一孔之见。既然师生志同道合，心如止水，那就让我们一起在学海中“从流飘荡，任意东西”[4]，“风雨如晦，鸡鸣不已”[5]吧！
我曾经说过，我为研究生选择题目，一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选题要有恒久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选那些跟风赶潮、就事论事、没有学术生命力的题目。二是选择国内外学术界没有涉及过的论题，起码是没有系统研究过的，自主创新余地大。学生在完成论文后，就能够站在一个学术制高点上，在该论题及其相关问题上具有足够的发言权。三是通过撰写博士论文，能够熟稔问题语境，洞达思想理念，把握研究方法，扩大学术视野，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四是我本人先期做过某些研究或有所涉猎，知道题目的深浅和大致理路。”[6]从1970年代末算起，约三十年的学术生涯，我一直在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领域耕耘，手头很早就有十余个这样的选题——而我前后只招收了十名研究生，所以分配给他们绰绰有余。其中，有些还是自己准备择机研究的论题，只是由于时间不足和精力不济，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红霞甫一入学，我就给她正式定下题目，她表示很有兴趣和信心。当时我就吃了定心丸，论文有望成功。
正如四项基本原则的第四项所言，对于反科学这个课题，我先期做过一番探究。在1980年代，我在研究批判学派[7]代表人物之一的哲人科学家[8]彭加勒[9]时，就注意到他对反科学的明确质疑和尖锐批评。在彭加勒所处时代，有人对科学发展表示悲观，出现了一小股反科学的逆流。这些科学悲观主义者把每一种可能的邪恶与科学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科学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只会带来祸害；他们担心科学无论从哪里经过，社会将不能幸存下去；他们对于工业发展、技术应用、电或汽车的奇迹不仅不关心，而且甚至视其为道德进步的障碍和伤风败俗的学校。作为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领袖科学家，彭加勒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错误思潮。他充分肯定科学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重大作用，作为真善美统一体的科学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能够在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他表明：“科学能够治愈或预防不计其数的疾病”，“对科学感兴趣是神圣的”。例如，他认为科学能够消除愚昧，破除迷信。他说，宗教虽然具有摆布信仰者的巨大威力，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它的信徒，“信仰只能强加于少数人，而理性却会给一切人留下烙印。”“科学将揭露出造物主的舞台效果，从而使造物主失去他的某些威严。”他还强调，科学能够增强人们的自信心。比如天文学能使我们超然自立于我们自身之上，能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威力何其伟大，这种意识使我们更加坚强有力。他意味深长地说：“繁星不仅发出可见光，射入我们的肉眼，而且它们也发出一种十分微妙的光，照亮我们的精神。”而且，科学能够使人们得到巨大的精神享受和无穷的乐趣：“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他在他的工作中体验到和艺术家一样的印象。他的乐趣和艺术家的乐趣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同样伟大的东西。”正由于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不断激发他们的热情，给他们带来欢娱，使他们摆脱悲哀，所以科学家都是“乐天派”。针对科学发展会引起道德沦丧的观点，彭加勒在“伦理和科学”等文中无情地加以批驳。他说：“科学将给伦理学家以宝贵的帮助”，“我们依靠科学使道德真理达到不容置辩的境地”，“科学能在道德教育中起十分有益的和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科学的规范有助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目标和理想。他详尽地论述道，科学能够以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把不同的个人抱负归于统一，从而使人性变得可爱；科学还能促使人诚实、公正。我当时得出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成果所导致的技术发展的确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副作用：核技术的进展制造了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武器；医学的进步使人口增长的速度如脱缰野马；化学工业和内燃机正在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要正在耗空地球的宝藏；为了维持温饱，人们正在毁坏地球的容貌；经济的增长正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因此，自1960年代以来，彭加勒时代的反科学倾向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科学和科学家成为反科学者责难和敌视的对象。然而，上述副作用并非是科学进步的必然结果。不用说，科学知识所导致的技术手段有两面性（例如核电技术和核弹技术），但就科学知识本身（如质能相当性公式）而言，并不具有非人道性。把技术固有的观念上和事实上的矛盾解释为客观知识的矛盾，这是对科学的误解。何况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主要取决于当权者的实际利益和指导思想。因此，要消除技术所引起的副作用，只能依靠知识而不是依靠无知，只能依靠更高级的科学而不是依靠反科学，只能靠全人类的真诚谅解与密切合作。用取消科学的办法消除那些副作用，实无异于因噎废食。[10]
1990年5月，我为《科学论译丛》之一的《科学方法讲座》写了题为“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11]的代总序。我在该文揭橥反科学在学理上的缺失：当代反科学（anti-science）思潮所掀起的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the neo-romantic critique of science），固然有助于减缓和消除科学主义者所宣扬的“科学万能论”的神话以及技术的误用和恶用，但其基调则是对科学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反动。它所倡导的取消科学、回到“田园诗般的”农业文明的怀旧心绪是倒行逆施的，也是不现实的。反科学思潮的理论缺陷在于：它把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等同于自然技术（natural technology），进而把自然技术被误用或恶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归咎于自然技术本身乃至自然科学，而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是由于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或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不够发达，未能有效地约束或制止误用或恶用自然技术的人所致。更重要的是，反科学思潮没有看到科学的深层含义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精神及其哲学和文化意蕴的巨大精神价值，这更为商品社会中极端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而科学精神正是上述各种极端“主义”的有效“解毒剂”。文章最后强调：
科学精神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科学的精神价值是无法用数量衡量的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只有使科学精神变为国民的自觉意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才不会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也是人的现代化。
是年，我发表了批驳反科学的专文，向反科学思潮正面宣战。我在文章中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出于人为的原因逐渐地偏离了它固有的规范结构，明显地打上了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的印记。尤其是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受到追逐核优势和超额利润的驱使，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环境污染日趋恶化，直接威胁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的福利。于是，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乃至科学技术本身产生了严重的疑虑和恐惧，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和憎恶，并随之不同程度地掀起所谓的“反科学运动”。其实，这种对于科学技术的反应首先是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开始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巨响，使科学家大为震惊，促使他们认真反省科学技术的不幸后果。尔后，这种反应逐渐波及广大公众，带上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并且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溶入西方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潮流之中。加之嬉皮士、灵学、算命、看风水、学禅、易经热、信仰UFO和外星人等现象作为其附庸，反科学运动具有一定的规模、声势和群众基础。反科学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科学家强调科学的伦理问题，尤其是科学研究者的专业伦理问题以及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时的伦理问题。第二阶段从伦理转向政治，从而提出了有关科学技术的政治问题，即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审视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的互动关系，此时有许多社会学性质的著作出版。第三阶段出现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以及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掀起的群众运动，例如各种反核示威和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具体行动。我这样揭示反科学思潮的实质：
反科学主义者对科学进行新浪漫主义批判。但是，他们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方案，只劝诱人们“向后看”，去憧憬“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去恢复“好德乐善而无求”的纯朴古风。这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是开历史的倒车。因此，这种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只能“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尽管它有时也以辛辣而尖刻的口吻击中科学主义的要害和现代社会的痼疾，但是由于它完全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我在文章中还分析，反科学理论基础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科学主义把科学混同于技术，它没有看到科学与技术是大不相同的：科学在伦理学意义上是善的，而技术则是一把双刃刀。它更看不到，自然技术的误用或恶用并不是自然技术本身的罪过，更不是自然科学的罪孽。第二，反科学主义低估了自然科学的功利价值或物质价值。第三，反科学主义忽视或误解了自然科学的精神价值。第四，反科学主义无视自然科学的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汇流的趋势，无视自然科学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有效手段。第五，反科学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因噎废食，根本行不通。我最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表了如下评论：反科学主义及其运动虽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并形成一定声势的，但是它在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没有市场的。要知道，反科学主义思潮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落后成分和非科学因素不谋而合的，如根深蒂固的旧价值观念，封建主义意识的残余，非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教育方式，经验主义的优势地位，单纯注重实用性知识等等，其合流的实质是反对运用科学技术发展民族文化的大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警惕和遏止反科学主义思潮的蔓延，而不能对作为反科学主义附庸的东西津津乐道。当然，反科学主义有助于打破“科学万能论”的神话，同时也可唤醒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意识，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成果误用或恶用的警惕。[12]
1998年1月27日，我为在台北出版的《皮尔逊》一书所写的后记中，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针对反科学评论说：
君不见，眼下在中国大陆，一大堆迷恋国学的国粹派和一小批涉足西学的后现代派有形或无形地结成“神圣同盟”，向他们所谓的科学主义（实则是向科学）展开真正的讨伐。其势虽未达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但确实也是够能蛊惑人心的。可是，平心而论，反科学主义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行不通的。尤其是，它把自然科学混同于自然技术，又把自然技术固有的和潜在的善恶两面性所导致的‘现代病’，统统归咎于自然技术，乃至怪罪于自然科学，而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是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不完善、不发达所致，未能有效地预测和遏制恶用自然技术的人——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手段日益完善、目标每每混乱的社会的痼疾。下述道理再浅显不过了：刀子是我们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器具，但刀子也可以用来杀人，杀珍稀保护动物。在我们这个经济不发达、文化仍落后的国家，把反对的矛头对准科学（或技术），是不明智的和不合时宜的。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缺乏科学文化的因子。我们怎能跟在西方后现代派的屁股后面鹦鹉学舌、邯郸学步呢？我们有反科学的那份“资本”和“福气”吗？我们受用得起那种“潇洒”的“精神高消费”吗？胡适先生当年（1923年）批驳玄学鬼攻击科学时的昌言，至今依然具有发聋振聩的力量。
就在这篇后记中，我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这样写道：“中国传统文化虽有瑰宝，但也有严重的先天缺陷；西方后现代思潮虽有睿智，但亦有明显的后天失调。把西方科学、民主（以及自由）的基因注入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后现代主义反文化、反理性、反科学的偏执，而汲取其强调生态伦理、多元化、主体性、人文情趣和终极关怀等等神智，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发掘和弘扬其菁华，这才是中华新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13]
我在2001年注意到，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科学人就洞察到反科学的危害，并群起而攻之。他们指明，反科学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此时还不曾想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欧洲文化纵然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他们还从学理上驳斥反科学者的各种责难，尤其是有理有据地反驳反科学者宣扬的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14]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中，我这样写道：至于一些国人学着洋人的腔调“反科学”，简直就是东施效颦了。反科学的出现虽然有其合理的原因，也有某种积极因素值得汲取，但是总的说来，却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15]翌年，我在为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写的书评中呼吁：
国人好像有赶时髦、凑热闹的癖好。撇开遍地开花的所谓高技术开发区和硅谷不谈，就连学术界也动辄一窝蜂地追逐时尚：一个个的假问题被炒成学术热点，一批批的学人趋之若骛。人家洋人反科学、反理性，我们的同胞不管这样做是否都有道理，也不顾国情如何，只知道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瞎鼓噪。但愿波普尔的一瓢冷水能使国人的头脑稍微清醒一些，再也不要做时尚的囚徒了！[16]
直到此时，我尽管心里明白，但是在文字中还没有完全厘清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两个概念。这个问题在2003年写的一篇答问式论文中得以彻底澄清：从学理上讲，“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在中文语境中的含义是不清晰的，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这是我杜撰的英文词，不知在最新出版的词典里是否能查到？），即反对科学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反科学”（anti-science）“主义”即反科学的理论基础或反科学的典型观点。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不足为奇，因为这是由中文字面含义的模糊引起的。对于“反科学”“主义”，我是坚决反对的。我早在1990年的《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的文章中，就指出反科学运动是西方反文化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论观点便是从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那里借来的。可是，我当年没有明确区分“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我的批评主要针对前者，当然也包括后者的大部分内涵在内。应该注意的是，“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在理论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划界的。“反”“科学主义”只要向前迈出一小步，就可能陷入“反科学”的泥沼，这倒是值得善良的和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者深思和警惕的。[17]
此后，我还写了数篇论文和短论，其中也触及反科学问题。在论述爱因斯坦的科学和人文思想情怀的论文中，涉及他对反科学思潮的坚决抵制，对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的批判。[18]在批评一些反“科学主义”者或“反科学”主义者动辄高谈阔论“科学的负面作用”，并乐于讥讽科学捍卫者“把一切好事归于科学，把一切坏事推给其他”时，我明确指出，这种说法颇能蒙蔽或威慑许多不知就里或只看表面现象的人。可是，
说到底，科学以及它的副产品技术，都是一种工具。工具能使干坏事者干更大的坏事，一般而言却不会使真变假，使善变恶，使美变丑。反“科学主义”者或“反科学”主义者归咎于科学的诸多罪状，事实上并非科学实际为之或能够为之的，而是由诸多综合因素引起的，科学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用。追溯科学的“原罪”是无的放矢，充其量也不过是舍本逐末，因为这种“原罪”是莫须有的。当然，在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科学也或多或少地会被异化，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恶果。然而，异化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而且异化的科学的根源在于异化的文化、异化的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异化的人。看来，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说穿了，科学起什么作用，取决于人如何生活。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恐怕不是我们这几代人能够了如指掌的。[19]
在接着的一篇短论中，我在界定反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再次厘清两个相关的概念：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不一样。反科学主义是针对科学主义加以反对的，它反对的是科学主义；当它反对的是贬义的科学主义即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方法万能论时，它是正确的。可是，反科学是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当作反对的对象的，或者它反对科学的根本属性和核心价值，如科学的实证性和合理性等等。所以必须把反科学和反科学主义加以区别。当反科学声势浩大之时，它也会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和群众运动，并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从而构成所谓的“反科学-主义”。这种“反科学-主义”往往容易与反科学主义混淆在一起，二者确实也有某种“交集”，因而有必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认真的批判。[20]
关于反科学的集大成论述，集中体现在我2006年3月完成的专著《科学的文化意蕴》第9章“科学和反科学”[21]中。书中比较详尽地论述了反科学的历史沿革，反科学的内在理由及对其的反驳，反科学出现的外在原因，反科学的特征、危害和遏止之道。在这里，我对反科学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
反科学即是“反对”科学、或对科学采取“敌对”态度，或与科学“对立”、“对抗”。反科学或是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或是反对科学的某些要素和部分——而这恰恰是科学的最普遍、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
关于反科学的历史沿革，我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严格地讲，虽然反科学只能是近代科学诞生之后的现象，但是对知识、理性乃至对前科学（萌芽时期的科学）的质疑、警戒甚至敌意在古代就初露端倪，在中世纪也有所显露。在近代科学孕育和诞生时期，反科学开始得以显现和蔓延，并显示出派别对抗的色彩。在18世纪和19世纪，浪漫主义的反科学具有比较系统的思想见解，并且形成了反科学的社会思潮，处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大革命使反科学首次变成一种民众参与的运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反科学浪潮是伴随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智主义的流播、科学危机、欧战和经济大萧条而产生和持续的。20世纪中期的反科学景况比较错综复杂，其中包括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宗教极端分子和民间玄虚群体的反科学、激进的环保主义运动的反科学、反文化运动的反科学、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等等。
本来在2004年9月，我把“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交给早先的一位研究生做。经过一个月查找资料，该生说这个课题材料欠缺，恐怕不好完成。当时，由于我还没有具体顾及这个论题，所以更换为另一个稳妥的题目“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待到三年后，我的专著已经出版，在“科学和反科学”一章的十万余字中，关于反科学的历史沿革一节就写下三万余字，可见材料还是有的。尽管如此，要以反科学的历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比较详尽地勾画反科学的历史画面，写出一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我的先期研究，主要倒不在于发挥提示作用，它尤其坚定了师生二人的信心：只要下足功夫，论文成功肯定毫无悬念。
在给红霞确定题目时，我把我的上述研究情况和学术见解原原本本向她做了介绍。其实，早在她正式入学之前，我就在2007年7月27日写给她的邮件中，在详细陈述了反科学的历史脉络、代表人物和典型事件之后，让她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1）在国内外学术界，尽管前人对这个论题有零星的或片段性的研究，我也在《科学的文化意蕴》的“科学和反科学”一章中勾勒了一个概要，但是并无人系统地、全面地、细致地描述“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因此，这个课题是具有挑战性和富有创造性的，是对作者能力和意志的考验。满意地完成它，不仅能在该学术领域站稳脚跟，而且可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和学术水准的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起飞平台。（2）这方面的中文资料较少（有一些反科学人物的译著、后现代反科学的零散材料），要下工夫阅读外文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材料收集得是否足够和充分，是成败的关键所在。（3）要厘清概念，不要把对科学的正当批评、对科学的具体理论的不同意见、某些可以理解的怀疑和担心误以为是反科学。（4）该课题涉及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文化、科学社会学、科学与社会等多个学科和领域，注意随时查阅有关书籍和词典，或与老师和同学交流意见，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5）对最终提交的论文的要求是：资料翔实，概念清晰，思想新颖，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逻辑缜密，语句流畅，文辞优美。
在红霞收集和研读资料、动笔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们不时就文献查找、资料处理、观点辨正、论文框架、章节安排乃至遣词用语的细节，保持沟通和交流。比如，针对她论文中的一个具体提法，我曾经一再提醒她：“不要把科学和反科学与科学和人文、科学主义（中性意义的）和反科学主义等同或混同起来，这是不同的概念对子。科学和反科学是对立的：反科学是绝对地反对科学，或反对科学的核心价值——诸如科学的合理性、真理性、客观性、进步性等。因此，二者冰炭难同炉，谈不上什么互补或融合。当然，科学家或其他人经过反思，可以从反科学思想中得到某种启示或警示，那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为了把论文做得比较满意，她特意延长了半年时间，以便进一步充实内容，精炼思想。最后，她交出的博士学位论文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好。我当时所写的评语是：
反科学是站在科学的对立面，反对、敌视和颠覆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或者对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如实证性、合理性、客观性、真理性等）持明显的反对、敌视和颠覆立场。反科学是科学的对立面，它与科学相伴而生。因此，明确的反科学思潮和运动最早只能出现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后。但是，在前科学时代，由于有科学的萌芽存在，也相应地存在一些反知识或反科学的观点和倾向。在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至今一直绵延不绝。但是，中外学术界对反科学思潮的沿革只有零星的或片段性的研究，我在《科学的文化意蕴》的“科学和反科学”一章中也只是勾勒了一个明晰的素描和概要，至今无人系统地、全面地、细致地梳理、描述和论说“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因此，选择这个课题作为博士研究生论文的题目，其学术价值和理论重要性自不待言，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填补学术缺憾或空白的工作。此外，这项研究对世人，特别是对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人反思科学、认识科学的本性、警惕反科学的危害、制定科学政策、促进科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具有创造性可能的课题必定具有挑战性。其一是相关的中文资料很少，要阅读大量外文资料。即使外文资料也没有系统性，十分分散、零碎，需要下工夫收集、筛选和研读。其二是，反科学流派纷呈，有关概念交织在一起，显得相当庞杂混乱，必须冷静思考，仔细辨析，方能理出头绪，把握好分寸。其三是，不仅要勾勒反科学思潮历史变迁的全景图，而且要揭示不同时代、不同派别、不同人物的思想特征，总结历史的智慧，没有通观全局和驾驭资料的哲学分析、批判和概括能力是不行的。以上难点是对作者能力和意志的考验。好在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较好地完成了博士论文。这不仅能使作者在该学术论题上站稳脚跟，而且为今后学术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一个良好的起飞平台。
论文通过对反科学及其有关概念的界定，从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宗教史、文学史和社会史等角度出发，动态地考察西方反科学思潮的起源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针对自前科学时期至20世纪末的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西方反科学思潮的起源，近代浪漫主义反科学思潮，现代反主流文化反科学思潮，后现代解构主义反科学思潮——描绘出一幅比较真实、比较细致的整体画面。在历史探究、哲学省思以及文化审视下，作者采用历史和逻辑统一、文献分析和比较分类的研究方法，追溯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倾向和立场，总结出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时代特征，反思科学与反科学思潮颉颃的历史启示，并试图为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及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研究进路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论文既有比较翔实的历史描述，又有比较中肯的哲学分析，史论结合，架构合理，层次明晰，达到了博士论文应有的学术水平。当然，论文在思想性的强化上还有进一步努力的余地，文字也需要不断锤炼。
从作者三年有余的学习、研究经历和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准来看，我觉得作者具备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诸领域应有的基础知识、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外语较好，具备阅读和分析外语文献的功夫。作者学术态度一贯端正，学风正派。因此，我同意作者参加答辩，并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和通过，只不过是例行程序而已。我更看重的是，我的研究生今后如何做人和作文——这也是我在他们求学期间特别关注和精心教育的两件大事。关于如何做人，我要求他们人格独立，爱憎分明。也就是说，卓荦不羁，我行我素；决不趋炎附势，决不随波逐流；对真善美爱不释手，对假恶丑疾恶如仇——爱我所爱，恨我所恨，是我所是，非我所非。绝不能像乡愿那样为人处事。要知道，孔老夫子对乡愿十分鄙视，他径直谴责乡愿曰：“乡愿，德之贼也。”[22]（“没有真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23]“‘乡愿’即好好先生也。唯唯诺诺，含含糊糊；左右逢源，摇摆又不倒；名誉好，人缘好；大家都喜欢，自己也‘完满’。”[24]）孟子把乡愿的嘴脸描绘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25]对于孟子的原话，有人做出通俗的解释：“这种人，要指责他，却又指不出大错误来；要责骂他，却也无可责骂的，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清洁，大家也都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正确，但是与尧舜之道完全违背，所以说他是贼害道德的人。”[26]不难看出，这种乡愿之人没有人格，没有是非，没有节操，没有血性。溜须拍马、龌龊邪佞、为虎作伥、落井下石之徒固然令人作呕，乡愿与之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于社会进步和人性提升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一直瞧不起此类鲰生，当然不希望我的学生变成“见人辄原其趣响容媚而合之”[27]的乡愿，圆滑世故，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此，我曾写过两首诗——《凿枘》、《读〈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自警：
凿枘
方枘圆凿自当离，凿枘契合顺天时。
仲尼最恶是乡愿，君子知音无早迟。
读《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神州自古多狂狷，而今熙熙皆乡愿。
我劝天公重竞择，去曲存直明贵贱。
在这里，我愿以此诗与我的学生和同道共勉，不要像乡愿那样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28]
至于作文，我要求我的学生研究时务必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行文时一丝不苟，一句一字斟酌。无论写大部头专著，还是写单篇论文或文章，都要有新材料或新观点，多少有自己的创新之处——这是学术的生命！[29]永不率尔操觚，断然拒绝平庸[30]，坚决杜绝学术垃圾或学术泡沫。文字明晰或明畅是基本要求，应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尽可能把文字写得美一些。不要故弄玄虚，莫把晦涩当高深。[31]法国哲人科学家迪昂讲得好：“明晰！在我年青时，我多么经常地听见人们取笑它呀！在被德国人的威望蒙蔽双眼的大师的影响下，我们开始心理失常，把晦涩含糊与深刻混淆起来。我们拿布瓦洛的诗句开玩笑：‘是精心构思的东西，显然是能够清晰的。’人们要求就含糊的事物晦涩地讲的权利。不！一千倍不！除了阐明它，没有权利谈及模糊的事物。如果你们的冗词赘句的唯一效果必定进一步混淆事物，那么请闭嘴！……我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成功地使我们理解你正在谈论什么，那是因为你自己根本不理解它。成为明晰性的捍卫者吧。”[32]
要做好文，首先要做好人，要对学术有正确的看法——视学术为今生的追求和志业，视学术如自己的生命。[33]为此，真正的学人应该是“研究人”而非“市场人”[34]，应该弘扬“人格独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35]的精神，秉持“钟鼓馔玉可有无，浮名虚誉任去留”[36]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享受孤独，诗意栖居[37]，在学术的桃花源里怡然自得，流连忘返。作为真正的学人，他心里应该十分清楚，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自己呕心沥血的上乘论著，而不是外在的形形色色的虚名实利。萨顿在论述法国科学史家坦纳里的一次不幸遭遇——他最有资格被遴选为法兰西学院科学史教席，但是愚蠢的行政部门却挑选了另一个外行人担任此职——时说：“不论这些官吏有多大权力，他们不能摧毁坦纳里的著作，著作使他流芳百世。不论过去他是不是教授现在都无关紧要。没有人想到去查明他是否得到这一或那一荣誉，从永恒的观点看问题，所有这些学术上的荣誉，不论它们是什么，全是无用的东西。发表了的著作才是唯一对后世有重大关系的东西。”[38]令人欣慰的是，红霞与我的旨意契合，志趣相投。为此，我愿以近作《命中事》和《读〈庄子·人间世〉有感》作为弁言的结尾，馨香祷祝她的处女作顺利出版，流布学界，惠及学人。
命中事
操觚染翰经年忙，有道掷笔又何妨。
旷心怡神命中事，经国不朽是文章。
读《庄子·人间世》有感
无欲灵自斋，贪多每坐驰。
乘物以游心，奇思天降时。
2012年10月20日于北京西山之畔“侵山抱月堂”
[1] 1981年研究生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此工作直至退休。其间，从2001年1月正式任主编，2009年7月辞去主编职务。现今，我为我29年的编辑生涯感到自豪和欣慰，故写文章总是署名“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有时被编者私下更改）。
[2] 刘禹锡：《陋室铭》。
[3] 司马迁：《报任安书》。不用说，我们今日“究际通变”，当有更新颖、更丰富的内容。
[4] 吴均：《与朱元思书》。
[5] 《诗经·郑风·风雨》。
[6] 李醒民：《千里之行足下始，乐在学海风满帆——〈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历史演变〉序》，《学术界》2011年第8期。也参见庞晓光《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17页。
[7] 李醒民：《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李醒民：《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卷（2003），第1期。李醒民：《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意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8] 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求索》1990年第5期。《世界科学》1993年第10期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李醒民：《哲人科学家：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6期。
[9] 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李醒民：《彭加勒》，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1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版。
[10] 李醒民：《评彭加勒的科学观》，《科学学研究》第2卷（1984）第2期。
[11] B.N.戈什：《科学方法讲座》，李醒民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5页。该文起初摘要发表在北京《科技日报》1990年10月23日第4版。《科技导报》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为题，在1993年第4期第22～23页全文予以转载。
[12] 扈丁（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
[13] 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10月第1版。
[14] 李醒民：《五四先哲的睿智：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上、下）》，《学术界》2001年第3期、第4期。
[15] 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6] 李醒民：《散落的思想火星》，《博览群书》2003年第9期。最近看到朱德庸的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时尚不是设计师与顾客的对话，是骗子与傻子的对话。”
[17] 李醒民：《就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答客问》，《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2004）第4期。
[18] 李醒民：《爱因斯坦：伟大的人文的科学主义者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者》，《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9] 李醒民：《“科学的负面作用”是“假命题”》，《社会科学报》2006年9月14日第5版。
[20] 李醒民：《小议科学、伪科学、科学主义、反科学》，《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1期。
[21]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453～547页。
[22] 《论语·阳货》。
[23]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第184页。
[24]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09页。
[25] 《孟子·尽心下》。
[26]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343页。刘梦溪对孟子的话作如下解释：“这种乡愿之人，你要非议他，却举不出证据；想骂他一顿，也不知从何骂起。他不过是与庸俗的社会现象同流合污而已。看上去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行为上好像也没有不廉洁的地方。这样的人有谁不喜欢呢，他自己因此也以一贯正确自居。但是很可惜，这种乡愿的人永远也不能入于圣。”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三联书店2012年第1版，第66页。
[27] 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第1版，第377页。
[28] 仲长统：《昌言》。
[29] 李醒民：《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第5版。
[30] 李醒民：《学术断然拒绝平庸》，《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2卷（2010）第4期。
[31] 李醒民：《莫把晦涩当高深》，《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10日第5版。
[32] P.Duhem，German Science，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Lyon，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La Salle Illinois，U.S.A.，1981，pp.73～74.
[33] 李醒民：学术的生命——《中国现代科学思潮》自序，《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v～ix页；《科学时报》2004年6月24日B3版。
[34] 这是英国哲人科学家卡尔·皮尔逊使用的名词。参见李醒民《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皮尔逊社会哲学一瞥》，《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2卷（2000）第1期。
[35] 李醒民：《观“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人格独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虚名实利若敝屣，丈夫立世腰自刚。”
[36] 李醒民：《酒中仙》：“钟鼓馔玉可有无，浮名虚誉任去留。惟愿酩酊醉晓月，羽化登仙最自由。”
[37] 李醒民：《自由思想者诗意的栖居和孤独的美》，《光明日报》2011年6月14日第11版。
[38] 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