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的提出

在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学人的注意力相对集中于成功科学的介绍，较少涉及失败科学的反思。对科学成果颂扬的多，埋怨的少；盲信的多，怀疑的少。特别是由于科学的失败或者由于技术使用造成的危害，招致科学被人怀疑、批判甚至非议的境况，这是更值得人们冷静思考的。^[17]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截至目前，由于全球问题的出现，对科学技术的过分质疑、毁灭性批判乃至全盘否定愈演愈烈。关于西方反科学思潮的理论探讨和现实研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于20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18]国外和国内学术界针对反科学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纷至沓来，热议声也波及大众领域。在国外学界，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发起过小规模的以反科学为主题的热烈争论。1974年，在杂志《代达罗斯》的103卷第3期上，刊载了一组以“科学与公众：正在变化的关系”为主题的文章。这组文章涉及科学理论基础和社会地位遭遇挑战的讨论，并表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沟通之路已经完全被消解。社会学家埃茨奥尼（A.Etzioni）和纳恩（C.Nunn）引用了过去20年里各种民意测验数据，该数据表明大多数人认为科学是有益的，青年人对科学有强烈的信心。然而，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公众对科学的信仰是建立在对科学方法的无知和混淆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上的。因此，看来科学没有真正得到公众的理解。后来，奥格瓦（M.Ogawa）曾描述公众对待科学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关于一个人是否理解科学（科学素养与科盲）。第二种态度表明一个更感性的方面，也就是一个人是否支持科学（唯科学或者反科学立场）。第三种态度是应对意识形态信念，即科学知识是在任何语境中被运用的唯一有效的知识形式。这种信念通常被称为“科学主义”，即科学被认为是超过所有其他知识形式的特权知识。简言之，他主张人们对科学的立场受其如何选择这三种态度的影响。奥格瓦的“三种态度说”在公众中产生了对待科学的六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具有科学素养，支持科学的唯科学主义（科学信徒）；第二种倾向是具有科学素养，支持科学的反科学主义（科学语境主义者）；第三种倾向是具有科学素养，不支持科学的反科学主义（真正的反科学者）；第四种倾向是科盲，支持科学的唯科学主义（科学狂热分子）；第五种倾向是科盲，不支持科学的反科学主义（科学旁观者）；第六种倾向是科盲，不支持科学的唯科学主义（新反科学者）。^[19]虽然奥格瓦从主体视角对反科学群体进行划分，但是其划分过于笼统，没有对反科学概念以及各个人群的分类标准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分析，因此，也不能真正解决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

霍耳顿（G.Holton）从两个方面谈到攻击科学的极端主义团体：一个是扩展包括非理性经验在内的科学知识范围的“新酒神”团体；另一个是限制科学探索，仅处理那些保证理性结论问题的“新日神”团体。站在文化左派立场的瑞琪提出反文化深深地怀疑逻辑、合理性和分析原则。在他看来，社会文化有必要摆脱理性思想的限制。站在文化右派立场的维也纳学派主张科学命题耗尽了所有的意义陈述，因而全力批判形而上学。文化和反文化之间的碰撞加剧的态势充分反映在温伯格（S.Weinberg）和罗斯扎克（T.Roszak）的争论中。罗斯扎克反对解构人格的、还原主义的科学知识，并假设存在着灵知。他认为应该像艺术家那样欣赏知识，而不是用知识来预测或者控制物理现象。温伯格斥责罗斯扎克，认为如果按照罗斯扎克的观点，就必须放弃科学的客观性承诺。^[20]总之，以上从不同角度对反科学和其承载的文化的分析和讨论已经正式将反科学问题提上日程，虽然涉及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是反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学界加以关注和研究的社会和文化论题。

20世纪90年代的争议和讨论分别围绕着1993年和1994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展开，即霍耳顿的《科学与反科学》和格罗斯（P.Gross）、莱维特（N.Lewitt）的《高级迷信——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霍耳顿预言式的告诫反映出反科学思潮导致的危害和目的：“反科学现象的严肃而又专心致志的部分同政治权力结合之时，确实发出了巨大的文化挑战的信号。在它的当前的水平，这种挑战对现代世界观本身可能还没有形成一种无可挽回的威胁。但是，它既不能被忽视为仅仅是一种令人讨厌的骚扰，也不仅仅是提示人们认识到教育者的失败。恰恰相反，从古希腊到法西斯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到我们今天的历史记录表明，否定常规科学合法性的运动一直存在，并且时刻准备让它们自己为其他势力服务，这些势力想以它们的方式扭转文明的进程。”^[21]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反科学-主义者错误诠释和激进否定科学，他们有些是分散的个体，例如阿普尔亚德（B.Appleyard）和米奇利（M.Midgley），他们极端地挑战科学霸权。阿普尔亚德提出科学威胁了传统权威和道德确定性。他认为：“科学虽然比人类其他任何形式的知识更成功，这使它成为我们生活和对世界、他人态度的主要方式，但是科学自身没有道德或者信仰，不能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目的和重要性，所以它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说：“科学不是中立的或者仅仅为了分享西方物质力量的方便而采用的无辜商品。它精神上有腐蚀性，烧掉古代权威和传统。这表明它自身不能与其他任何事情共存。科学家不可避免地担当了向导、巫师和巫医的庇护者。”米奇利认为科学过于理性化的世界观会导致巨大危险。在他看来，科学使我们看到作为被征服者的宇宙，无生命的“客观”抛弃了创造性和目标。^[22]此外，有些学派以团体的形式批判和颠覆科学，像SSK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和后SSK学派。对此，格罗斯和莱维特给予激烈回应。他们认定，对目前学术左派所表现出来的反科学敌意进行较系统的梳理分析，仍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种反科学敌意可被解读为一种理智衰弱症的表现，它如今正在大学之中蔓延，最终必将威胁到大学的生存。^[23]然而他们也扩大了对反科学的批判，他们将对科学知识的所有批判都等同于对科学的敌意。实际上，互为对立面的科学和反科学在有不同的思想领域发挥作用。相对于反科学批判和否定科学，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击和否定反科学，例如科学知识体现出“反直觉”的性质，反对常识的、感性的东西。

1994年1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大卫·霍林格尔（D.Hollinger）的书评，题为《危机四伏的价值——杰拉德·霍耳顿的科学与反科学》。他认为，作为科学和科学文化意义的热情捍卫者霍耳顿通过警告自满的当代人，揭示启蒙运动的旧敌人还远未被消灭。他们可怕地潜伏在占星家、新世纪救世者和创世者当中。^[24]从霍林格尔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霍耳顿为西方反科学思潮奠定基本的研究基调，即人类应该警惕并遏制西方反科学思潮即将产生的危害和破坏。1994年2月，《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齐曼的书评《科学的未来》。齐曼（J.Zimon）认为霍耳顿通过运用基旨分析方法定义反科学为“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并“以信仰为基础的”等等。^[25]同时，齐曼也看到这些后现代反科学-主义者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途径和方法。1994年3月，《自然》杂志发表了约翰·马多克斯（J.Maddox）的书评《反对反科学以保卫科学》，他赞同霍耳顿勾画的丰富的科学形象，也提请人们注意反科学思潮的威胁。^[26]接下来，《自然》杂志在4月份和7月份，分别发表了以“科学和反科学”为主题的读者来信。对约翰·马多克斯更多地持怀疑和否定观点的是沃纳·施莱伯（W.Sleber），他提出“是否反对科学就可以保卫科学”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首先拒绝承认宗教和迷信与科学处在同一个战场进行较量。在他看来，科学的危机不是由于反科学的爆发才产生的。^[27]弗雷泽·施林（F.Shilling）认为马多克斯的过度延伸以及潜在地具有攻击性的结论会带来误导。例如对马多克斯提到的占星术的评价，施林质疑说，到底谁应该被称为反科学？理查德·门多克（F.Mentock）认为，在反科学的镜子中，科学的污点被放大了，但这个污点是有益于科学的。他认为，马多克斯号召人们拿起棒子反击反科学，但是这样的做法导致在砸碎镜子的同时也砸碎了科学本身。^[28]1995年《自然》杂志刊载了鲍里斯·施马金的一封短信，他赞同约翰·马多克斯的观点，并认为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与反科学力量进行对抗。^[29]这些争议和讨论只是关于反科学研究浩海中的一朵朵小小的浪花，最终并没有掀起洪波巨澜，自然亦没有得出系统性、规范性和建设性的结论来。那么，到底如何看待西方反科学思潮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理顺其内部各种复杂的关系呢？这是未来西方反科学研究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许多学者介入关于“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以及“敬畏自然”是不是反科学的争论之中。归根结底，这些争论都避不开“反科学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在各种就反科学进行的论争中，不仅对反科学的含义、内容以及反科学的主客体理解不统一，而且对反科学到底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因此，针对这样的混乱局面，亟待开辟一个关于反科学研究的新思路。另外，对于如何正确地看待科学、如何摆正科学与社会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反科学思潮对科学和人类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等等问题，也需要我们在重新考察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其逻辑演变规律的过程中，才能提出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