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商隐生平及著作简介
李商隐（约811—约859），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唐怀州河内县（其地含今河南沁阳和博爱）人，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后遂占籍。
他在诗中自称“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而高、曾祖以来无显宦，实已是“宗绪衰微，簪缨殆歇……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祭处士房叔父文》）。其父李嗣曾为获嘉令，后辗转于浙东、浙西观察使幕府，商隐随之漂泊，并接受启蒙教育，“五岁读经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岁时，父死，乃侍母北归，所谓“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以致只能“佣书贩春”为生。（《祭裴氏姊文》）后数年间，与弟羲叟在堂叔李某处读书学文，十六岁即“能作《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约在此时或稍后，曾“学仙玉阳”，与女冠交游。
大和三年（829），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因赏其才，召其入幕，令与其子令狐绹、绪等游，并向其传授骈体章奏作法。楚调太原，商隐亦随往。在此期间，曾数次应举，均落第。开成二年（837），由令狐绹力荐，登进士第。该年冬，令狐楚死。次年春，商隐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王女为妻。当时，官僚集团牛（僧孺）李（德裕）两党争斗方酣，令狐属牛党，王茂元被视为李党，商隐的行为本非出于党派意识，但在令狐绹看来，却是“忘家恩”、“放利偷合”（《新唐书·李商隐传》），遂渐渐疏远和排斥他。此年，商隐应博学宏词试，初已录取，复审时被“中书长者”黜落。开成四年（839），再试书判拔萃科，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但不久即被调补弘农尉，在县尉任上又因“活狱”触忤上司，受到申斥。幸后任观察使姚合挽留，迁延一年多，终于辞职去长安，求调他任。会昌二年（842），商隐又一次应书判拔萃科考试合格，被任为秘书省正字。仅半年，因其母去世，按例去职守制，三年服满后复职。
会昌六年（846）三月，唐武宗卒，进入宣宗执政的大中（847—859）时期。大中之政，往往与会昌相反，而与商隐命运最为密切的是牛李两党地位的彻底互换。会昌年间在平藩、灭佛以及外交方面卓建功勋的宰相李德裕被贬死崖州，李党的郑亚、李回等亦纷遭窜逐，而牛党的白敏中、令狐绹等则先后入相。商隐此时不再向牛党靠拢，却跟着被贬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去了桂林，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同情李党的政治态度。此后，随着郑亚的再贬，商隐离开桂幕，除短期在京兆府任职外，先后在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徐州）、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今四川三台）府中从事。其间偶回长安，获国子博士之职，时间很短。大中九年（855）府罢归长安，次年由柳仲郢荐为盐铁推事，曾游江东。
大中十二年冬，因病返郑州，不久，卒。
李商隐胸怀“欲回天地”——力促唐王朝中兴——的志向，但身处晚唐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他一生遭际坎坷，备受压抑，以依人作幕、代草文书为业。其骈体章奏与哀诔之文因形式瑰丽、情文并茂而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自编为《樊南甲、乙》二集，今尚存三百多篇。亦有少量短赋与散文作品留存，如《虱、蝎、虎、恶马》诸赋及《李贺小传》、《上崔华州书》、《别令狐拾遗书》、《与陶进士书》、《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等。几篇咏物短赋，实寓讽刺官场和社会丑恶现象之意。而其文则有“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上崔华州书》），“孔子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元结文集后序》），“是非系于褒贬，不系于赏罚；礼乐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与陶进士书》）等语，充分表现了他愤世嫉俗的情绪和某些反传统意识。
二 李商隐诗歌的成就和影响
作为晚唐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李商隐继承屈原、阮籍以至李白、杜甫批判现实、关切民生、以诗歌艺术为生命的传统，倾注毕生精力创作了大量作品，其诗今存600首。
这些作品按题材内容和创作角度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时事政治抒情诗，这类诗视线较外向，多涉及社会现实或历史现象，有较多客观反映成分；一为个人生活抒情诗，这类诗笔触较内向，侧重舒泄心灵世界的波澜与感应，主观成分较重。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两类诗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渗互证关系，归根到底，它们都是诗人对客观信息的反应，是外部世界在诗人心灵上的投射。而在艺术上，则除上述诸家外，还广泛地吸收、熔铸南朝乐府、齐梁歌诗以及韩愈、李贺等人的诗歌创作经验，形成了他独特的“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和朦胧多义、哀感顽艳的风格。商隐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突出，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
李商隐的时事政治抒情诗多与唐文宗大和初至宣宗大中末（827—859）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和现象有关。如少作《随师东》，即有感于朝廷讨伐叛镇久而无功，充分暴露出军政窳败而作。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发生，宦官滥杀无辜，极为嚣张，多数官僚士人噤不敢言，商隐却连作《有感》二首和《重有感》，既严谴宦官，又痛责谋事不密酿成惨祸的李训、郑注，更委婉批评了用人不当的唐文宗。开成二年，绛王女寿安公主出降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商隐从中看到藩镇的坐大和王朝的软弱，作《寿安公主出降》深致忧虑。同年冬，因护送令狐楚灵柩途经凤翔，见到京西农村凋敝和民生极端困苦的状况，有长篇史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形象而全面地描述了唐朝二百馀年政治由盛转衰的过程，并阐发“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的观点，力图警醒当权者。此诗的规模和思想深度，均堪与杜甫《北征》媲美。友人刘□因在对策中纵论时政，指斥宦官，受到贬逐，终于冤死。他一连作诗四首哭吊，“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以强烈的抗议之声打破了文坛的沉寂。大中年间，商隐反潮流地作《李卫公》、《漫成五章》（之四、之五）、《旧将军》诸诗，对会昌宰相李德裕给予高度评价，寄予极大同情。
咏史也是李商隐政治诗重要内容。他既敢于直咏本朝史事，如《龙池》、《马嵬二首》讽刺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更善于借前代史事讽喻现实，像《瑶池》、《汉宫词》、《贾生》、《南朝》、《齐宫词》、《北齐二首》、《陈后宫》、《隋宫》等，或讥求仙，或刺淫佚，或嘲不能用贤，都是意味深长的名篇。这些作品内容的尖锐辛辣和措辞的委婉深曲、抒情的沉挚和议论的隽永结合得好，故很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由于深感危机四伏，颓势难挽，商隐的政治抒情诗中常常弥漫着无望和迷惘之绪，他的许多诗篇仿佛是预先为唐王朝唱出的曲曲挽歌。
李商隐的个人生活抒情诗，或感事咏怀，如《安定城楼》、《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或即景咏物，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蝉》、《流莺》之类，都贯穿着伤叹一生坎坷不幸的感情线索，而又能提升到对时世的批判和对高洁人品的歌赞，具有代表同时代文士的典型意义。而对于亲情、友情，特别是爱情的讴歌，则是此类诗歌中感染力最强的部分。《骄儿诗》以柔爱之笔写儿子衮师的娇憨聪慧和对儿子的热望；《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等将对友人的悠长思念化入萧瑟景物的描绘、凄清氛围的渲染，做到了情景融合无间。
爱情诗，从早年模仿李贺诗风的《河内》、《河阳》、《燕台诗四首》和模仿南朝乐府民歌的《柳枝诗五首》，到那些以女冠、女仙为歌咏对象的优美七律，以及独创一格的《无题》组诗，是李商隐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许多篇的本事虽不易探索，但它们所传达的既缠绵又浓烈的情感，却足以引起千秋读者的共鸣；尤其是那些新颖别致的意象、纤秾明丽的诗句，如：“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碧城三首》之一）“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重过圣女祠》）“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等，更是脍炙人口，流传不衰。寄内和悼亡诗是另一类型的爱情诗，在商隐诗作中也占相当分量，前者如《对雪二首》，后者如《房中曲》、《西亭》、《夜冷》等，均以深情绵邈见长。纵观这些作品，它们的意义已不止是一般地讴歌爱情，有许多篇实已升华为对女性的赞美，对女性生活和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对她们种种不幸遭遇的忧愤和不平，表现了古代一个正直诗人和男子对女性的善待乃至爱护尊重，从而也显示了中华文明中与歧视压迫妇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传统。这在今天看来，还是多么难能可贵！
李商隐诗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表现爱情、悼亡以及对坎坷身世的自我感伤乃至对唐王朝衰亡的预感时，往往彼此融渗胶结，浑然化为一体；他又善于采用曲折多层的隐喻、象征手法，遂使他的一部分作品涵义十分丰富深厚，颇难阐释。尤其是一些《无题》诗和类似无题的《锦瑟》等篇，其创作动机以及原初的、真正的涵义几乎成为千古之谜。然而这恰是它们永恒魅力之所在，历代读者反复研读它们，不断取得理解的超越，也不断地从中获得美感享受和心灵的共鸣。
在晚唐诗坛，李商隐与杜牧、温庭筠齐名，人称“小李杜”、“温李”。历代受其影响的诗人颇多，如晚唐的唐彦谦、韩偓、崔珏，宋初的西昆诸人及贺铸、晏几道、秦观等词家，元末的杨维桢，明代的杨基、高启、程嘉燧、王彦泓，清代的黄景仁、孙原湘、陈文述、樊增祥等。直到近现代，还有许多旧体诗人和新诗作者受着他诗歌的泽惠。
李商隐的诗集最初由宋人编集，后历有增补。为其诗作注，亦自宋人始，然宋注已佚。明、清两代新注不辍，尤以清人成绩可观，较著名的有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屈复和冯浩的笺注。商隐文散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全唐文》等书，清人据以搜集重编，有徐树穀、徐炯《李义山文集笺注》、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和钱振伦《樊南文集补编》等。今人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则为近年集大成的研究成果。
三 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新时期以来，李商隐其人其诗，曾是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上述刘学锴、余恕诚两部著作外，单李商隐的传记和诗歌选本，就有好多种。这些和上述许多前人注本都是本书需要认真参考的。有所趋避，也均以这些成果为前提。
本书所选李商隐诗之原文，所据是通行本，个别有异文的，则择善而从。
关于选目，除代表作不得不选外，尽量选入一些别家未选的佳作，以使读者更广泛地接触李商隐诗，并了解李商隐其人。现总计选入李商隐诗一百多首，约占李商隐全部诗作四分之一左右。目录编排按内容大致分为五个单元，简言之，即：有关李商隐生平的诗、女性诗、时事政治诗、咏史诗、咏物及其他诗，在目录上以空行显示。这种划分是相对的，有的诗实际上应跨两类，甚至可兼三类，而且各人见解也会有不同，故不必拘泥地看。
关于注释，以简洁明了为宗旨，力求重点突出，适当注意视野的开阔。
关于解读，这是惟一可以较多发挥个人见解之处，故尽量阐发己意，甚至提出一些不成熟意见供读者思考，避免人云亦云，但也并不故意标新立异。
虽经努力，但限于能力，结果未必尽如人我之意，竭诚欢迎读者批评商榷。
董乃斌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