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审判的再审视

对于16世纪的知识界和教会来说，都是欢迎哥白尼日心说的，因为当时面临历法改革的问题。历法要求精确地预言未来的天文现象，作为负有治理社会责任的罗马天主教会，对天文学家们的努力给予了大力支持，当然大多数天文学家们，就像哥白尼一样，本来就是教士。虽然伽利略在《星际信使》中明确表示了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不过知识界的讨论焦点还是那些新天文现象。甚至一直到1632年伽利略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之前，欧洲的知识界依然只是把日心说当作一种数学工具，而不是哥白尼所坚持的物理或者哲学上的真实存在。

生活在16、17世纪意大利的伽利略，也同样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给自己辩护，伽利略经常使用圣经捍卫哥白尼日心说，反过来他也真诚地希望罗马天主教会把对圣经的解释建立在“更正确”的日心说基础上。1616年，他写给托斯卡纳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科西莫二世的母亲）的一封信，在信中他主张日心说是一种宇宙真实，因此应该对圣经进行非文字的解释：“我认为太阳位于天球旋转的中心，不会改变位置，地球自转并围绕它运动。此外……我不仅驳斥了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论点，而且反过来提出许多论据……以及其他天文学发现，来证实这一观点（日心说）。”伽利略认为圣经是用普通人的语言，而不是天文学家的语言写成的，因此圣经能教导我们如何去天堂，而不是天堂是什么样的。

在罗马教会方面，世纪之交的教廷并不一味反对日心说，在教会人士看来，日心说即使不是错误的，地球运动这一关键的观点也至少没有得到明确的证据支持。曾经在1600年烧死布鲁诺的枢机主教罗伯特·贝拉明曾在1615年写道，如果没有“太阳不是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真实证明”，哥白尼日心说就无法得到捍卫。 伽利略试图通过完善他的潮汐理论，来提供地球运动所需的物理证据。

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伽利略详细地比较了地心说和日心说的区别，对力学、物理和天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在关键的潮汐理论，连他曾经的朋友、1623年当选为教皇的乌尔班八世（马费奥·巴贝里尼）都看出了错误。伽利略认为，潮汐是由于海水的来回晃动而引起的，海水运动则是由于地球自转和绕太阳公转导致地球表面上某点在不停地加速和减速。可惜，这个理论是失败的。因为威尼斯每天有两次涨潮和落潮，要是按伽利略所想，那就只有一次。而且伽利略拒绝了开普勒提出的月球运动引起潮汐的想法。

一直反对伽利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趁机向教皇进言，证明伽利略的书支持日心说，违反了他和教皇曾经的约定，而且在角色设计上言辞中冒犯了教皇，使教皇成为笑柄。更重要的是，此时罗马教廷内外交困，外部忙于对抗法国和基督新教的压力，内部要平息觊觎教皇权力的纷争。世纪之交以及乌尔班八世教廷曾经的开明景象已经不再了，教会开始采取更严格的态度，对付任何可能挑战教皇绝对权威的做法。伽利略的书试图挑战的，不仅仅是教皇个人，而且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更加难以原谅。

1633年2月伽利略拖着抱恙之身来到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在严刑的威胁下，伽利略不得不作出妥协。6月22日宗教裁判所宣判，勒令他放弃哥白尼主义，将他软禁，以及把《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列为禁书（《天体运行论》已经在1616年被禁）。被审判的伽利略在教会同情者和托斯卡纳大公国外交使节的帮助下，居家软禁，直到1642年去世。1643年1月5日，牛顿在英格兰出生。

在伽利略的时代，自然哲学还仅仅是对世间现象的解释。不过随即而来的工业革命，日渐显示了自然哲学拥有移山倒海的伟大潜力，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无法忽视。1718年，宗教裁判所解除了对伽利略著作的禁令（又过了四十年《天体运行论》才被解禁）。1737年，伽利略的遗骨被重新安葬于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与米开朗琪罗面对面。他遗骨的右手中指被取下作为圣物，如今在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