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宛平枪声

在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连连压迫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驻平长官，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出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的殷汝耕被撤职查办。但受中国驻屯军和日本北平特务机关的胁迫，加之宋哲元不愿何应钦来分自己的事权，因而他对冀察绥靖主任一职坚辞不就，蒋介石只得又于30日紧急召开五院院长会议，决定以在华北实行变相“自治”作为对日妥协的条件，并制定了四条原则，再派何应钦赴平解决。何应钦到平后，既不容于日本人，也不容于宋哲元。何应钦无奈，只得放弃由自己控制华北的原案，与人协商，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拟定了一个“暂行组织大纲12条”，规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后虽经北平学生12月9日上街游行示威表示强烈反对，但终不能制止。12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令》，并调整了冀察两省的人事。12月18日，在森严的戒备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外交大楼草草举行了成立仪式，宋哲元也于当天发表就职谈话。自此，宋哲元不仅担任第29军军长，还担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河北省主席等职务，集冀察平津军政大权于一身。

此冀察政务委员会初时带有明显的亲日倾向。冀察政务委员会设最高顾问一人，由日本陆军大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担任。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义上由南京政府委派，其实必须由日方同意才能委任。在委员确定之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曾提出了一个30多人的名单，要南京国民政府从中选定。南京国民政府首次任命的17名委员，代表了几个方面的势力，有属于西北军势力范围的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萧振瀛、张自忠、石敬亭、门致中，有属于东北军势力范围的万福麟、刘哲、胡毓坤、程克，也有亲日派代表人物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霨、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后来，又陆续增加了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霖、陈觉生等亲日派代表人物。而在各专门委员会中，更是多以亲日派人物为主，如陈中孚、贾德耀、魏宗瀚先后担任了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觉生出任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北宁铁路局局长，王克敏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更征得蒋介石同意，由老牌亲日分子李思浩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

对此，日本方面却仍不满足。他们控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使华北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先实行自治，然后再效仿东北，建立一个附属于日本的“华北国”。1936年1月13日，日本陆军中央部专门给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下达了《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明确提出：“处理华北的主要目标，在于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不能为扩大地区而操之过急。……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目前通过宋哲元来进行，并使其容纳态度公正、行动稳当的民众自治运动，逐步实现实质性的自治，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自治机能还未能充分发挥时，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如果冀察的自治到达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尽快使之合流。”纲要中还明确指出：“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实施时，原则上直接以冀察、冀东两当局为对象，……为领导冀察政务委员会，应在北平设立一个机关，使它接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关东军及在华北的各机关，应协助上述工作。其他在中国的各武官，应策应上述工作，特别是大使馆的武官和驻扎南京的武官，应适时地使南京政权理解华北自治的必要性，强迫它承认自治权限的六个项目，至少要抑制妨碍自治的阴谋活动。”

1936年3月，纲要中要求的日本北平特务机关在北平正式设立，机关长由曾担任过日本驻张家口武官、1925年曾被冯玉祥与张之江聘为顾问、与第29军将领关系密切的松室孝良少将担任，接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负责领导冀察政务委员会，几年来一直染指华北的土肥原贤二无奈离去。

松室孝良上任以后，急于建功，便唆使执掌实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潘毓桂、亲日派代表人物陈觉生等人依照殷汝耕的办法，写了一份所谓“冀察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组织法”，并画好了旗帜图样，呈送宋哲元建议实行。宋哲元与日军虚与委蛇，起用一些亲日分子进冀察政务委员会，本是为了在华北立足，并无在日本卵翼下行自治之心，因此将图样看后也不多说，划根火柴点着扔进了痰盂，继而向松室孝良提出，取消殷汝耕冀东自治政府以巩固冀察政务委员会。松室孝良见一计不成，转而通过亲日派代表人物王揖唐出面要求宋哲元全面履行《塘沽协定》，实行华北自治。宋哲元心中有数，不声不响，先后罢免了王揖唐、潘毓桂。

对此，松室孝良恨得咬牙，把情况告诉了来北平的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矶谷廉介一听，顿生愤慨，马上发电报给陆相川岛义之，主张向华北增兵和驱逐宋哲元。电报略谓：“宋哲元唯听从南京中央之威命，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亦未能依照预定进展，事态诚可寒心。欲为使我方之自治工作恢复轨道之故，有压迫宋哲元使彼听从吾人之必要。因此之故，天津军先有增兵之必要。天津军之增兵，务请将时间提前，必求于4月中实现。……某种场合，有驱逐宋哲元而代以其他人物之必要。”

没想到，这矶谷廉介的电报还真起了作用，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内阁正式决定向中国华北增兵，并将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亲补职”，即由天皇裕仁直接委任；驻屯军由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随即，日本天皇裕仁委任陆军第1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5—6月间，日军数千人分八批由塘沽登陆增兵华北。

宋哲元见日军增兵，而中央政府并没有任何表示，一时甚觉难办。为了不至于过早与日本人闹成僵局，以维持华北现状，宋哲元与时在北平的山东籍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商议一番，便以冀察绥靖公署名义，让人给刚进驻北平的驻屯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及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送去请柬：7月29日（农历六月十二）下午6时，在中南海为河边正三等人举行欢迎宴会，邀请在北平的日军少佐以上军官参加。

河边正三接了请柬，好生得意，乃偕松室孝良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本顾问松岛、第29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及在北平的少佐以上军官30多人，于当日欣然赴约。

此时，宋哲元、秦德纯已率兼河北省主席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38师第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等人在门口迎接。随后，他们将河边正三一行引入宴会厅。宴会厅中已摆了10桌酒席，中间两桌是主座席，另八桌是陪座席，两桌主座席旁又设了两张空桌，供上下菜肴之用。中间主座席前，已坐了两人，见宋哲元陪了河边正三等人进来，遂起立相迎。此二人正是宋哲元以前辈名流邀来陪客的山东同乡吴佩孚和张怀芝。众人寒暄过后，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吴佩孚、张怀芝等人便陪了河边正三、松室孝良、松岛、樱井等人在主座席就座，其他人分坐陪席，每桌陪席上有日方军官三至四人，由中方军官四至五人作陪。宋哲元看主客皆已入席，便宣布宴会开始，作为东道主致祝酒词。松室孝良也致了答词，无非都是些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应该友好亲善之类的虚套之辞。接着，双方穿插列队一起照了相，然后入席就座，酒宴正式开始。

中方众军官虽为主人，本应尽地主之谊主动敬酒，但想到日军不经中国政府同意，竟肆意向中国增兵，作为中国军人，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却赔笑脸设宴相迎，不啻于开门揖盗，心中都不是滋味，个个只好闷着头默默饮酒吃饭。那些日本军官，本就以胜利者自居，又看到满桌美酒佳肴，早就忍耐不住，一时吆五喝六，海吃海喝，大声喧嚣，俨然宴会主人。酒至半酣，松岛突然起身离座，说要为大家表演助兴，他先跳舞蹈，后舞刀，举手投足都冲着中国军官挥来舞去，充满了杀气。中国军官见松岛杀气腾腾，都停止了饮酒吃饭，静观事态变化。

后来，松岛还未落座，陪席上又站起一个日本军官，跳到主座席旁的空桌上，挑衅地唱起了日本海军军歌《军舰行进曲》：“防守！进攻！万能的黑色铁堡，诚恳地拜托您，我漂浮的城堡，捍卫太阳之国的四方。进攻！向仇视太阳升起的国度！您是真正无坚不摧的钢铁战舰。煤烟就像大海上摇曳的巨龙，火炮的巨响是风暴中唯一的惊雷，开拓万里波涛，帝国威于四方！”紧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离座，一个跳上空桌高歌《同期的樱》，另一个在地上围席狂舞，轻佻之中又露狂野。

宋哲元、吴佩孚在主座席上见了，强压住心中怒火，隐忍不发。秦德纯却实在难以容忍，向四周一望，但见中国军官已是个个拳头紧握，乃起身走到董升堂身边，俯身说：“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坐视，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

此时，心中的怒火早已按捺不住的董升堂道：“先打拳，后耍刀！”

秦德纯拳头一攥，说：“好！”

董升堂正要亮相，却见何基沣先已站起，一跃跳上空桌，放声唱起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所作《黄种歌》：“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且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笔，后哲先贤。”昂扬的歌声响彻宴会厅，在场的中国军官顿觉热血沸腾，无不拍掌击节，共唱相和。

歌声刚落，董升堂立即站出来，先向四周一揖，然后拉开架势，手推臂挡，打了一套刚柔相济的八卦拳。众中国军官见董升堂拳脚中带着怒气，时而静如处子，时而动如脱兔，或如旋风，或如瀑浪，都齐声叫好，心中郁闷之气稍舒。董升堂收脚抱拳之后，李致远也站出来练了一套武术，手上飒飒有声，脚下虎虎生风。

日本军官不甘就此认输，便有人又站出来唱曲如哀乐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沙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对此，李文田乃用自己拿手的京戏黑腔，即兴演唱了被第29军作为军歌歌词的岳飞之《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河边正三见日本舞气势不如中国功夫，国歌气势不如中国京戏，便暗中吩咐部下拿出他认为最为拿手的日本武士道舞刀，即有一个日本军官抽出身上所佩短剑，舞弄了一番。

董升堂已有准备，见那日本军官舞毕，他便拿了卫兵遵令送来的大刀片，一个旋子跃出，在席前表演了一套第29军官兵必练的刀法。李致远的传令兵也从李致远的车里取来了他心爱的柳叶刀，随在董升堂之后练了一套“滚堂刀”。这两人都是从小习武，从军后更是每天闻鸡起舞，从未间断，那刀法已是炉火纯青，只把日本军官看得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他们交头接耳一番，等李致远舞毕，便一拥上前，用饭碗端着酒乱哄哄地让他喝。李致远心中骂道：你们这些小鬼子，想把老子灌醉，出老子的洋相，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他心里骂着，却从日本军官手中一一接过酒碗，碗碗一饮而尽，几番过后，竟然没有一点儿醉意，反过来向日本军官一一劝酒。原来，李致远天生酒量大，且又练就了一套逃酒的功夫——可以把几大杯酒存在嘴里喉咙里。日本军官灌给他的酒，有的下到了肚子里，有的存在了嘴里喉咙里，然后乘日本军官不备，到旁边悄悄吐出。日本军官不知，以为他都喝了进去。那挑起事端的松岛见压不住中国军官的气势，便大叫一声，脱掉上衣，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然后捧起一只酒坛子。众人以为他要用坛子喝酒，不料他把酒坛子顶在头上，将已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两个鼻孔中各塞一支，两个耳朵眼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然后一鼓肚子，八支纸烟便同时冒烟，肚子一瘪，又同时停止冒烟。

河边正三见中国军官哈哈大笑，不知他们是笑松岛出洋相，反误为欣赏，便得意地问宋哲元：“你们中国人可会？”

一旁的冯治安道：“我们北平天桥摆摊的，会这个的多得很，有时间找人陪同阁下去看看。”

松室孝良在担任日本驻张家口武官和冯玉祥、张之江顾问期间，走遍了华北及绥远各地，潜心研究各地民情社情，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通”，知道中国人把这套功夫看成是下九流，上不了台面，连忙打断冯治安的话，说：“你们中国讲究文武之道，看我写几个字请教一下如何？”他以为今天在座的都是行武出身，而自己为了研究中国，多年坚持练习中国书法，定可将他们一军。

宋哲元听罢，吩咐副官笔墨伺候。副官拿上笔墨纸砚，松室孝良抢先提笔，运过之后，在宣纸上龙飞凤舞，写了一个“飛”字，写毕，将笔掷于一边，对宋哲元道：“请阁下指教。”

宋哲元道：“果然是笔力矫健，出手不凡。”

松室孝良愈加得意，说：“请阁下赐墨。”

宋哲元说：“有先辈老帅在此，哲元岂敢献丑！玉帅，哲元可敢劳您大驾？”

自松岛舞刀始，作陪的吴佩孚便冷眼旁观，未发一言，此刻见宋哲元话毕，方才开口道：“我这老朽既生活在北平的地面上，便只有听从宋委员长吩咐。今宋委员长要我代为运笔送客，岂敢违命？不过老朽今日已过酒力，权且献一醉笔吧！”言罢，让人将数张宣纸铺于地，提笔弯腰，笔如龙头，在纸面左右上下舞动，一幅书法霎时而成。中国军官看吴佩孚一笔写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八个气势磅礴的大字，一齐鼓掌。

此时，松室孝良方知自己在孔夫子面前卖了百家姓，一时脸上难堪。其他日军官佐本是分不出字中功力的，见松室孝良状，知他必是又输了一筹，便有十来个人一拥上前，将宋哲元、秦德纯分别高举在空中，大声喊叫号子。何基沣、董升堂向大家一示意，众旅团长便也上前，将河边正三和松室孝良拽出来，先照样把他们举起，然后彼此使个眼色，把二人脱手往上抛，然后在下边接着。冯治安看日本人没占到什么便宜，如此下去难免生乱，便叫何基沣、董升堂等将河边正三、松室孝良放下。宋哲元便也见好就收，立即在席间讲了几句话，草草结束了宴会。过后，众人将此次宴会称为“鸿门宴”。

“鸿门宴”过后，便是真刀真枪的较量。日军增兵华北，本是为了控制华北，最要紧的当然是要占据北平周围的军事要地。眼下，北平周围，如北面的热河、西北面的察哈尔、东面的天津、东北面的辽宁，皆被日军控制。北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络，主要是通过南面的卢沟桥，因此，华北驻屯军选择营区，就把眼睛盯在了北平通往南面的咽喉要道丰台，以便有朝一日，控制宛平城和卢沟桥，截断北平与周围的联系。于是，在日军增兵的半年内，丰台便连续发生了两次大的事件。第一次是1936年6月26日。这日，驻丰台的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7团3营的几名士兵在铁路边放马。上午9点钟左右，一列火车呼啸而过。那马刚从察哈尔运来，还不习惯火车的噪音，当下受了惊吓，四下狂奔，其中一匹恰好跑到了正在修建的日军营房中。第29军士兵前往交涉，要求日军放还马匹。日军本就有意要挤走驻丰台的中国军，正欲找碴儿，如何肯放，反而凶蛮地打伤了中国士兵，并有多名日军士兵持枪跑出营房加岗添哨，如临大敌。中国军官闻讯赶到，忍气吞声让本军士兵保持克制，方使事态平息。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和旅团长河边正三得了报告，有意继续制造事端，为今后行动奠定基础，于是叫来松室孝良一起研究，次日，便有一名朝鲜籍的日本特务闯进第37师丰台营房中的马厩，说养马棚是他的私产，是他花钱买的，要第29军把马棚腾出还给他。中国士兵一听，颇觉离奇，以为此人精神不正常，未予理会。此特务乃拔出腰间短刀，朝中国士兵动武。事先已有准备的一伙日军全副武装赶来，为日本特务助威。中国军官兵忍无可忍，在营长崔蕴秋的默许下，还手自卫，虽未动用子弹，双方却是各有人带花。河边正三得了报告，便以此为借口，派人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道歉；二、赔偿；三、惩戒肇事军官；四、自丰台撤兵。宋哲元接受了前三项要求，虽拒绝从丰台撤兵，但同意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第217团3营调往北平西郊颐和园驻防，将第37师第110旅第222团2营换驻丰台。

7月下旬，日军营房修好，两千多名日军进驻，愈加肆意地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以逼迫第29军撤离丰台，自己独占。8月31日，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中国军营房内寻衅，与哨兵发生冲突，被刺受伤。日军又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第29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松室孝良交涉，答应赔款、惩办打人哨兵。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第29军的威胁”为由坚持要求让防。宋哲元也未予理睬，双方僵持中，时间就到了9月18日。

第29军自编成之后，每逢9月18日，都要纪念。今年又是逢“五”，自然更要纪念。前几年纪念的方式是全天不吃饭，今年鉴于日军增兵，纪念的方式改作军事演习。午饭时，演习的官兵一如平时，大家齐唱《吃饭歌》。歌词曰：“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吾辈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饭罢出发前，军官进行了“国耻”演讲，然后高声问道：“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众官兵齐答：“是我们中国的！”“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十分痛恨！”“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要怎么办呢？”众官兵又一齐回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一套问答，本是第29军官兵每天早操前必要进行的，今日因是“国难日”，故在演习前专门增加了进去。

驻丰台的第222团2营5连在铁道边一直演习到下午6点，方整队归营。当他们走到丰台的主要街面正阳街上时，就见前面来了一支队伍，却是日军的一个中队也是演习完毕正欲回营房。这正阳街不宽，两支队伍在此相向而行，正是“狭路相逢”。日军官兵本就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中，此时更是荷枪实弹，耀武扬威，要夺路先行。5连的官兵们今日为纪念国难演习，心中正是充满悲壮，睹此情景，更是义愤填膺，如何肯相让。两军恰像独木桥上的山羊，对峙在街中。日本军官见中国军队竟然不让路，便用生硬的中国话叫道：“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快快地给皇军让路的有！”

5连官兵对日本兵早就憋着气，只是没法发泄，当下也回骂道：“你们小日本来我们中国耍什么横，快快滚蛋！”“好狗不挡道，小鬼子快给主人让路！”

日军见中国军队不让路，就有少尉小队长岩井带了两名骑兵冲入5连队列中，横冲直撞。5连士兵一边躲避，一边挥动枪托击打马腿马肚。日军大尉中队长穗积仗着自己人多武器精良，指挥部下散开队形将5连包围，扬言要解除5连枪械。5连连长孙香亭见此情景，不想引起战斗，便走向日军阵前欲与他们交涉。未等开口，几个日军上来将他扭入己方阵中。5连官兵见连长被掳，立即将子弹上膛，占领周围地形准备还击。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此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得了报告，亲率一个大队出广安门驰援。当行抵丰台大井村附近时，第220团2营营长蒋华廷得了消息，率一部人马出营房阻拦日军大队人马通过。牟田口廉也指挥部下开枪，中国军官兵被迫应战。毕竟中国军队未有充分准备，不敌日军攻打，很快退入营房。日军占领了丰台各重要军事地点，包围了中国军在丰台的营房。双方相持一天一夜，各有伤亡。

宋哲元得到消息，为免事态扩大，命令丰台驻军不得主动出营区向日军进攻，同时派出第37师副师长许长林、天津市政府顾问甄铭章等人，会同日方代表池田、铃木等前往调查并会商解决。日军此时对中国军挑衅只是为了占领丰台，见中国军示弱，便也同意停火，但提出三个条件：一、在两方军队之前，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指挥官道歉；二、中国军队立即自丰台撤退至距铁路两公里以外的赵家庄；三、在丰台地区之中国军队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宋哲元因要维持局面，便答应了前两条，令驻丰台镇内本部人马移防赵家庄，并答复第三条慢慢计议。河边正三好生得意，便令牟田联队所属的一木清直大队入驻丰台中国兵营。丰台重镇自此落入日军侵华部队之手。

消息传出，中国民众深感失望，舆论对宋哲元一片批评。这一日，宋哲元正在铁狮子胡同政务委员会办公室看那批评报道和各界打来的电报，秦德纯又拿了一份电报过来，却是远在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的，电报上说：希即奋起抵抗，勿再退让，弟等誓以全力相助。宋哲元看过，长叹一声，道：“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是不挑担子不知重啊！”

话音未落，门响处，走进一个浓眉大眼、面目清秀的高大美男子，道：“军座，我们怎么把丰台让出来了？这可不得了呀！”

宋哲元道：“荩忱，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想找你商量商量呢，快坐快坐。”

这被宋哲元称为荩忱的人叫张自忠，荩忱是他的字，此时为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自天津被日军控制后，张自忠做这个天津市长，总觉得很憋气，后闻丰台驻军在日军逼迫下撤出，便来见宋哲元面陈己见。

此时，张自忠没坐，依然说：“军座，丰台是北平城南的门户，如何能撤出呢？别的事不伤大体忍一忍还罢，这军事要地如何能拱手相让？”

宋哲元苦笑道：“荩忱，对于北平来说，丰台确是一个军事重镇，我们不应相让。不仅如此，对于我等军辈而言，中国的哪一个地方又当拱手相让呢？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呀！我们打，得有政府做后盾。可是现在政府不让我们打，打起来，日军有政府做后盾，我们怎么办？长城抗战，我们打了，可是结果呢，还是签了城下之盟。这说明，靠我们一个29军挡不住倭寇，得全国共同抗战才行。”

张自忠想想宋哲元之言倒也在理，便不再梗着脖子挺在那里，在宋哲元面前坐下了。

宋哲元又推心置腹地说：“荩忱，我们现在既领军职，又兼地方大员，与侵略我们的敌人同处一地，但行动却受《辛丑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协定和中央旨令的制约，处处受到极大限制。在敌人嚣张至极的今日，我们的出路，不外有三条：抵抗、辞职、屈服。不论从军人的天职，还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抵抗都应该是第一位的，可是，抵抗必须全面，必须不影响全局，否则，不仅枉作牺牲，且引发事端，贻害全局。我们29军是西北军留下的最后一点儿血脉，前面有日本，后面有蒋介石，都想利用我们，又都想把我们吃掉。我们既要时时防备小日本扩大侵略，又要时时防备蒋介石吃掉我们；既要时刻准备打击小日本，又要时时提防蒋介石。我们是在夹缝中求生，不能轻举妄动。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以我们一军之力轻言抵抗无异于杯水车薪。第二是辞职，可是辞职于事无补呀，咱们全军的弟兄们怎么办？到该抵抗的时候，也没有资本啊！因此，辞职也不行。第三条是屈服，认敌为友，为虎作伥。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干，从良心到道德，我们都不能当汉奸！秦桧好当，秦桧的子孙不好当！既然这三条都不行，那就只有走我们自己的路，什么路？拖，或者是熬，不，应该是忍！熬字下边四点水，忍字心头一把刀，把仇恨埋在心底，拉屎攥拳咬牙放屁，暗中使劲，到时候再把刀亮出来！”

“那忍到何时为止？蒋介石掌握中央政府，他最后能下决心抗日吗？”张自忠问。

“去年夏天，老蒋曾让我到庐山去见他，我怕他使调虎离山之计，便让绍文代我前去。老蒋让他捎话给我——绍文，你把老蒋的意思告诉荩忱。”宋哲元说。

表字绍文的秦德纯说：“是这样，我上了庐山后，蒋介石接见我数次，都言及中国和日本终有一战，在我回来前，他又专门要我转告军长，意谓：‘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是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不便即时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报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为要。’”

宋哲元接过来说：“因老蒋有交代，这话过去我没有向你们说过。我到了北平之后，对小日本有妥协之处，固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更是源于此，这不免为国人不解，我自是苦恼，不知何人将此告之老蒋，老蒋又给我写来过一封亲笔信，言及冀察之事完全由我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此信我已妥善保管，以为将来之用。因此，我觉得将来有一天老蒋会对日宣战，那时我们就可由着性子揍这帮狗娘养的，然后杀出关外，把他娘的小日本逐出国门。我估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可能会是后年或大后年。我们再忍他两三年，就可有出头之日。这些事，你在察哈尔时我不便跟你说。现在你在天津，经常要跟驻屯军司令部打交道，所以我才跟你交个底，以便心中有数，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有时我不便出面的事情，还得你来出面。咱们该唱黑脸的唱黑脸，该唱红脸的唱红脸。”

张自忠听罢，知有朝一日终能与日决战，心情稍定，便告辞而去，自此在天津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数月过去，竟然无大事发生。

北平这边，却没那么平静。日军入驻丰台之后，10月的一天，与第29军又生冲突，一木清直率部将途经丰台的一个连包围，南苑中国驻军又将日军反包围起来，双方对垒相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哲元急电张自忠与驻屯军司令部交涉，张自忠遂往海光寺与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见面交涉，以求和平解决。

外表柔和而内心阴狠的桥本群听罢张自忠来意，威胁道：“那你们要赶快设法制止你部军人，否则真的开火也未可知！”

张自忠闻罢，微微笑道：“国家养兵，原为打仗！”

桥本群见张自忠如此从容，反不知如何回答，只得电示河边正三制止一木清直的行为。两军在丰台未发生冲突，但河边正三却指挥本部一万多人，于10月26日至11月4日举行了以北平为假想敌，以卢沟桥、宛平城为重点攻击目标，范围达四平方公里的秋季大演习。几个农民因不识日军演习警戒线误入演习区，被日军射杀。野外演习完之后，演习日军又进入市区，演习搜索、抢占民房、公共建筑，全副武装的日军在北平市内街道、胡同中横冲直撞，坦克的履带碾破了朝阳门到东交民巷的路面。市民们对日军这种在城市中肆无忌惮的做法无不怒目而视，一个11岁的女孩对着坦克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坦克中的日本兵竟对她开枪扫射，又开着坦克从她身上碾压而过。对此，宋哲元针锋相对，便也组织第37师、第132师配属部分特种部队5万人马在河北固安进行了反占领演习。这次演习得到了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支持，命驻华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商震的第32师及驻河南新乡的庞炳勋第40军进行了驰援作战演习。

宋哲元本以为这针锋相对的演习或许会引起日军的强烈反应，不料，随着日历翻到1937年，嚣张的华北驻屯军反倒安静下来，几个月没有挑起冲突。原来，日本又更换了内阁，广田内阁于1937年1月总辞职，新的林铣内阁重新组成。林铣内阁的林铣十郎大将曾任过斋藤实内阁陆相。他上台后，外相佐滕尚武主张同中国缓和关系，内阁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派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经济使节团到华访问。访问期间，数次与蒋介石、张群、实业部长吴鼎昌等国民政府上层人士接洽会晤。在会晤中，日本访问团态度谦卑，气氛友好，表示要调整两国邦交，改变对华政策，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要求与中国实行合作。配合此次访问，日本政府和军方令在绥远与晋绥军对峙的伪蒙古军自动停战，要求特务机关停止对绥远、山西、南京及其他方面的特别工作。华北驻屯军也作出一些姿态，于3月底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不免左右为难：不去，怕影响与日本的关系；去，担心到了日本后日本人又会逼迫他签什么字，让他落入圈套。日本人太狡猾，他在这上面吃过亏。

那是日军向华北增兵不久的1936年9月30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派人给宋哲元送来请柬，拟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宴请宋哲元。宋哲元想到田代皖一郎刚来上任，自己在华北维持局面，要和他常打交道，请客不去那不是打他脸吗？于是，他去了。谁知，酒至半酣，田代皖一郎突然拿出一份东西让宋哲元签字。宋哲元接过一看，却是一纸《华北经济提携纲要》，主要内容是之前华北驻屯军曾向秦德纯提出过、宋哲元未允答应的五条：修筑沧州到石家庄铁路；开发龙（关）延（庆）铁矿；开辟塘沽新港；冀察二省、平津二市重要行政人员任免必须征询日方同意；日本在华北驻兵，不受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开发井陉煤矿、复兴石景山钢铁厂和向日本输出华北棉花、海盐等内容。宋哲元有心不签，可他身后已经出现了两个持枪的凶悍武士，再一看，随行人员也被日本军人看住。宋哲元只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在纸上签了字。过后，驻屯军多次逼他落实纲要内容，他只能用一个“拖”字加以应付。

如今，若是接了日本人邀请，日本人再来一个刀枪相对，逼着履行这次协议，自己身在他国，可是如何了得！与秦德纯、张自忠反复商议一番后，宋哲元乃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让张自忠代替自己率团赴日。日方总算同意。

张自忠便率河北保安司令张允荣、第37师第109旅旅长何基沣、第38师第112旅旅长黄维纲、第143师参谋长田温其、第132师参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与边守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孚等一行20余人组成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于4月中旬去日本访问了近一个月时间。日本报纸借此大肆宣扬，说考察团在日本受到各方面的热情招待，考察团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已收到相当效果。

可是，这好景并不长久。林铣内阁此举，显然违背了日方军部的意志，加之他在议会中与政友会、民政党两大党派关系搞僵，试图解散议会，被政友会、民政党逼迫，当政仅四个月便于5月28日宣布内阁总辞职。随后，年方46岁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表面上，近卫文麿很胆小，听到放炮仗的声音都会躲起来，更别谈什么权力欲，可实际上，他在对外扩张方面一点儿不比军部的人逊色。加之内阁中留任了热衷推行军部意志的上届内阁陆相杉山元，起用了主张向外扩张的前首相广田出任外相，因此，近卫内阁甫成立，日本军中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声浪便甚嚣尘上，华北驻屯军也开始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

时光在动荡的日子里流逝，转眼到了1937年7月7日。这天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宴请即将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北平各名校校长及文化界知名人士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等人，深夜11点钟才回到家。草草洗过，便上床休息，不料，他刚刚闭上眼，就被电话铃声吵醒。看看表，已近12点钟，他心里有些不高兴，但仍是拿起了听筒，也不问是谁，便道：“说！”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打来的，谓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找他交涉，说今天驻丰台的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整队时有驻卢沟桥之第29军部队向其射击，致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秦德纯道：“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唯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魏宗瀚在电话中答喏。

秦德纯放下电话，打个哈欠，自言自语道：“妈的，小日本又搞什么名堂？”正想倒头继续睡觉，想了想觉得不能麻痹大意：宋哲元现远在山东乐陵老家，委托自己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不好交代。原来，宋哲元被迫在日本人《华北经济提携纲要》上签字以后，日本人常找上门来纠缠着要他兑现，尤其是逼他立即同意开发龙延铁矿、建设塘沽港口和修建沧石铁路。宋哲元不堪其扰，身心俱疲，想想自己已是多年未回老家乐陵，不如以回家为父修墓为名，暂且一避，故春节前便向秦德纯提起。秦德纯以日本人挑衅，主帅不能离帐为由，坚不同意。后宋哲元见日人军事挑衅放缓，便在张自忠率考察团赴日之后，再次向秦德纯提出。秦德纯想到宋哲元近日与日交涉，血压高和胃病确是加剧，人很憔悴，也确实需要休养，不好再阻。5月中旬，宋哲元便向南京国民政府请假两月，把军务交与冯治安负责，政务及对日交涉之事交与秦德纯负责，带上老母、妻女等家人及秘书长邓哲熙、幕僚戈定远与王式九一行，在一个连的警卫人员护卫下，浩浩荡荡衣锦还乡，回山东乐陵老家度假去了。

想到此，秦德纯睡意顿消，拨通了宛平公署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的电话：“冷斋，刚才魏宗瀚给我来电话，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日本驻丰台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听见宛平城内驻军发出枪声，使日军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已被我拒绝。究竟真相如何，你要迅即查明，以便处理。”

王冷斋在电话中遵命。

秦德纯刚放下电话，魏宗瀚又来电话，报告日方不满中方答复，一定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秦德纯见事态复杂，先通知王冷斋参与对日交涉，又接通冯治安电话，将此经过告之，要其令驻宛平守军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并派出得力人员侦探丰台方面日军动态。放下电话，秦德纯便静候消息。

凌晨3时半，秦德纯接到何基沣电话报告：“丰台日军一木大队，携带山炮六门，正由丰台向宛平前进。我们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秦德纯大声说：“好！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体官兵，奋斗牺牲，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近卫内阁上台之后，组成了清一色的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军人内阁，喜坏了日本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近卫内阁成立的第二天，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便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建议进一步增强华北驻屯军的兵力。第六天，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便向内阁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国民政府加以一击，以除去我背后的威胁，相信此为最上策。”一时，战争谋略风闻纷传。在日本国内，风传“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纷纷加强战争演练。华北驻屯军并于6月21日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驻北平的牟田联队深受鼓舞，竟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北平城内一时风声鹤唳，民众皆觉惊慌。秦德纯得了报告，让冯治安加强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冯治安得令，从26日开始，对北平实行特别警戒。

日军瞎子逛大街，眼中全无中国军队和中国民众的反应，演习进一步升级：从白天进到晚上，从空包弹进到实弹，从远处进到宛平城下，甚至向宛平守军提出要穿宛平城而过到永定河西的长辛店演习。7月6日，北平地区下起了滂沱大雨，一木清直为了演练本大队在大雨中的作战技能，照样率部出动，到卢沟桥铁路桥桥北的回龙庙前的河滩上，进行攻击演习。一时，在这距宛平城一公里多而处于卢沟桥铁路桥眼皮子底下的地方，日军步兵端着武器往来冲杀，炮兵紧张地构筑工事，坦克装甲则轰隆隆开进演练紧急增援步兵。

这情景，惊动了宛平城内的驻军营长金振中。他连忙换上便衣，扛着一把大铁锨出了城，悄悄地往日军演习地观察一番，越看越感到日军来势不善，不能不加小心。回到城中，他立刻打电话向团副苏桂清报告。苏桂清因团长吉星文去庐山暑期训练班受训未归而受命临时负责，接了报告，不敢贸然处理，便让金振中向旅长何基沣直接报告。何基沣闻报道：“你们要继续密切注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金振中听罢，不敢马虎，连忙招来副营长张鸣歧、郭振威和所属七个连的连长、排长，把出城所见日军演习情况及何基沣旅长所示，一一说了，要求各连立即进入战时准备，时刻准备迎击日军来犯。并严令日军果真来犯，必须听命，不进入阵地前100米内不许射击。众军官领命而去，各自进行部署动员。时间不长，就有日军进到宛平城东门，派人前来交涉，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演习。金振中不出面，让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宛平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出面回绝。日军不肯退去，金振中也不退让。双方僵持到暮色降临，眼看大雨又要降下，日军才返回丰台。

驻丰台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见被宛平中国军拒之城外十几个小时，好生恼火，便想找机会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恰好下了一夜的大雨清晨骤停，青纱帐覆盖的北平郊外被大雨洗刷得格外青翠，一木清直便又集合起队伍，继续往回龙庙一带演习。中午返回兵营，休息过后，他叫来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命令道：“你们中队今天晚上要进行夜间演习，任务是从回龙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演习中要注意支那军动向，不能让他们捣乱！”

清水节郎遵令，集合起全中队200来人，便向宛平城开去，进到离宛平城东门外不远处再折转北向，在永定河河滩上先是一番修整工事，看看天黑，连日阴云不去的天空现出一些湛蓝，亮起了几颗晶亮的星星，便开始进入正式演习。

金振中得到报告，恐日军借演习捣鬼，传令警察局把东城门关闭，命令各连哨兵提高警惕，严密注视日军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并命令驻扎城内的9连连长派出巡逻哨，在东北角城墙上往来巡逻。

各连得令，自是遵照执行，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更是警惕地注视着日军演习方向的情况。大约11点钟，城东北日军演习的方向突然响起几声似枪响的声音。稍顷，又响了几声，随即传来演习日军的集合号声。巡逻哨不敢怠慢，一边向城门哨兵通报，一边更加警惕地观察动静。不一会儿，从远处传来急促的沓沓脚步声，向着城东门而来，越来越近。随即几名日军来到城下，高呼开门。哨兵问其何事，所来日军说：“我们演习的一名士兵丢失，长官要我们进城搜查寻找。”

原来，那日军演习到10点半钟，清水节郎传令休息。正休息间，就传来了中国军巡逻哨听到的类似枪响的声音。清水节郎以为是担任假想敌小队仍在进行空弹射击，可是似乎从回龙庙方向又响起十几声类似的枪响。清水节郎紧张地站起来，环顾一周，宛平城墙上中国军巡逻哨的灯光一明一灭地映入眼帘。他怕中国军有什么行动，连忙让号兵吹集合号。各小队听到集合号，立刻集合部队。演习中担任进攻方小队的小队长集合起队伍，点名时发现少了二等兵志村菊次郎，连忙向清水节郎报告。清水节郎闻报，吓出一身冷汗。这真要丢失了士兵，不仅会撤职，弄不好还要受刑法处罚。于是，他便派出一名曹长带几名士兵去宛平城交涉进城搜索，又派岩谷曹长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支援，随即便集合起全队也向宛平城东门开去。

金振中得到报告，好生恼怒：你他妈的小日本丢了人，怎么大半夜的跑到我们这里来要人，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来挑衅吗？当即登上城墙，让人回话道：“现在夜深，军民皆已入眠，我们城门一直紧闭，断无你们士兵入城。请你们速速退去，以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

日军曹长无奈，正要带人返回报告，清水节郎率本队人马已至，听了曹长报告，便道：“继续喊话，一定要进城搜查！”日军曹长乃继续喊话让中国军开门。

城墙上，金振中让人一面将情况速报团部和何基沣旅长，一面仍让人向城下回话，拒绝开门，让日军退去。稍顷，得了报告的何基沣来了电话，大声对金振中说：“金营长，我已向你们苏团副下令全团进入紧急戒备，现在，我命令你：一、绝不容许日军进城；二、日军胆敢动武，要坚决回击；三、军人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金振中道：“放心吧，旅长，坚决按你的命令办，绝不容许日军进城，日军胆敢动武，就坚决打击他们，没有你的命令，决不放弃阵地！”放下电话，金振中传令9连全连集合，以一个排荷枪实弹登上城墙与日军对垒，其余在东城门内待命。双方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正在这时，演习中担任进攻方的小队长向清水节郎报告：“报告中队长，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

清水节郎一愣，问：“是被支那军抓去逃回的吗？”

“不，他说是拉肚子，到旁边解手迷了路，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

“好，知道了。继续做好战斗准备。”清水节郎正在思忖如何处理，通往丰台的大道上传来人马杂沓夹着汽车的声响，却是大队长一木清直率着大队主力500余人，用汽车拖了六门山炮前来增援清水节郎。

原来，一木清直接了岩谷曹长的报告，迅即上报驻北平城内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牟田口廉也一听，当即在电话中说：“你要立即到宛平城去，把失踪士兵找回，对支那军一定要采取强硬态度！”此话正合一木清直心意，便指挥已集合待命的队伍向宛平城出发，自己则骑上高头大马率兵前行。

清水节郎迎着一木清直，报告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一木清直初时有些泄气，转念一想，便对清水节郎道：“此事我马上报告联队长，但我们不要说失踪士兵是拉肚子，而是由于受枪击惊吓而致迷路，要求支那军交出射击之人。此事我们决不能就此为止，要乘此次机会，让支那军让出宛平。”随后，他一面指挥队伍沿沙岗成扇形展开，占领阵地包围宛平城，准备继续与城中守军交涉进城，一面把情况向牟田口廉也报告。

牟田口廉也正在交代副联队长森田中佐率联队部一些官佐到宛平加强一木清直大队的指挥，接了报告，又嘱森田带上一部兵马，到宛平后，交涉的重点要从寻找失踪士兵转为查清射击事件，无论如何，日军要进城，要让中国军队退出宛平，退到卢沟桥西。这是他向前往山海关准备督导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协同演习的旅团长河边正三报告后，河边正三给他的训示。他率联队随河边正三入驻北平后，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河边正三旅团长不止一次向他表示过：关东军在满洲屡次为帝国创造功勋，而华北驻屯军则寸功未建，让军部一些官佐不满，也让关东军频频染指华北，为此引发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矛盾；现在华北驻屯军升格到与关东军平级，我们一定要做出成绩，不能再让关东军耻笑。今晚得到演习部队失踪士兵的报告后，他向河边正三报告并请示行动方略，河边正三说：“牟田君，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失踪的士兵，当然要找到，但是，我们更要抓到敢向皇军演习开枪的大胆之徒，要让支那军，不，要让支那所有人知道，他们是不能向日本皇军开枪的！”

牟田口廉也连声称是，森田领喏而去。

牟田口廉也又把此意通报给了不久前接替松室孝良出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日军大佐松井太久郎，以便统一口径，让他与冀察政务委员会方面接洽尽快准许日军进城，追查向演习皇军开枪之徒。

行文至此，列位或许心存疑虑，那枪声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宛平城驻军真的向演习的日军开了枪？实际上，事件当时，日军说是宛平驻军开的枪，宛平驻军皆是否认。日本人便又诬称此是共产党所为，又诬称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直到过了多年，卢沟桥事件后出任日军天津特务机关长的日本人茂川秀和才透露出，那时在天津特务机关的日本人不甘心局势长此下去，故由茂川秀和出面，雇请了几个人，在日军演习时拿了一些鞭炮，放在油筒里放，以挑起日华两军冲突。此后人们方知，卢沟桥事件中的枪声，并不是真枪声，更不是中国军所为，而是日军特务机关为挑起事件雇人放的鞭炮。此虽旁话，但关乎事件真相，权叙一笔。

此时，松井太久郎和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樱井正在位于东交民巷台基厂二条的特务机关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及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一边嘻嘻哈哈地聊着天，一边等着宛平公署专员王冷斋。松井太久郎本是关东军本部的参谋，这年3月松室孝良离任后奉调接任，后被冀察政务委员会聘为顾问，故其现在身份既是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又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清水节郎报告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后，他便奉命代表日方负责与秦德纯交涉。因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宛平对日交涉具体事项交由宛平专员王冷斋负责，故虽有魏宗瀚等人在场，但王冷斋未到，尚未谈及具体解决办法。

松井太久郎把牟田口廉也在电话中所言告知在座之人，魏宗瀚等初闻失踪之日军士兵找到，以为此事已经解决，刚觉松了一口气，及至听日军仍要进城追查向日军开枪之人，便知道日军是不肯善罢甘休，此事恐更麻烦，一时都未吭声。正在这时，门口进来一个身穿灰色纺绸长衫、中等个头、嘴唇上方蓄着淡淡八字胡须、看上去十分精明的文弱中年男子，正是大家都盼望的宛平专员兼宛平县县长、曾在皖军中任过军职的福州人氏王冷斋。

王冷斋一进门，便道：“让各位久等了。我接到秦市长命令后，已要宛平城内驻军金营长布置在城内寻查，他们说天黑时便将东门关闭，城墙上亦有巡逻哨，演习士兵断不会进到城里。我已要他们天明后设法出城寻找。我想，现在正是青纱帐遍地时节，演习士兵走失亦未可知，天明后会找到的。”

松井太久郎说：“走失士兵已经找到。”

王冷斋说“找到了？那就好，那就好。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松井太久郎说：“现在要明了该士兵如何走失，才好谈判。”

王冷斋道：“如何走失，问那失踪士兵，不就明白了吗？”

松井太久郎道：“未必。若那士兵受人胁迫，如何说清？现在驻屯军要求进宛平城了解情况，请你通知那姓金的营长，赶快放行！”

王冷斋一听，知日军已是心怀叵测，想了一想，说：“既如此，我们一起到宛平城去好了，可商同宛平驻军一道解决，以免双方军人一言不合，刀枪相见。”

松井太久郎见如此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便向牟田口廉也报告。牟田口廉也同意松井太久郎、魏宗瀚留下，以便同冀察军政高层交涉，让樱井带通识官斋藤与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往宛平城去，并让王冷斋、林耕宇与他一谈。王冷斋听罢，便偕林耕宇到了日军联队司令部。

牟田口廉也见了王冷斋，便道：“王专员此去，能否负处理事件之全责？”

王冷斋答曰：“适才我等与松井大佐相商，往宛平乃系对事由进行调查。调查既未进行，何谈处理。只有先行调查，判定此事责任应由何方担负。”

牟田口廉也说：“若事态明了，应以临机处理为宜。我方已决定，由森田副联队长在当地全权处理。阁下乃一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又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处理之权。当临机在当地处理。”

王冷斋知此种事体关乎两国两军，不能轻率表态，便仍以此等事须先调查明了，取得双方一致才谈得上处置为由，拒绝承诺在当地处理。双方僵持半小时之久。牟田口廉也无奈，只得道：“好，就依阁下之言，先去调查吧。”

王冷斋遂与林耕宇走出联队兵营，就见几辆载满全副武装日军官兵的大卡车，正向卢沟桥方向开去。王冷斋知军情紧急，急急会同周永业和樱井、斋藤，乘了日军的汽车，出广安门向宛平城而去。

车抵宛平城东北角外二里许处的沙岗村村西，但见日军已将宛平城附近唯一长着枣树的高地及其周围一带全部占领，并构筑起工事，军兵多数操枪伏卧于工事或在做好射击准备的火炮前奔忙，亦有少数官兵往来联络，一派战前紧张气氛。王冷斋见事不一般，正思索间，一日军官佐奔至车前，示意停车。王冷斋视之，却是松井太久郎上任时从关东军一同带来任职的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忠辅大尉，便道：“寺平阁下为何在此？”

寺平忠辅没有直接回答王冷斋的话，展开手中地图向王冷斋说：“专员阁下，现在事态十分严重，已来不及调查。请专员阁下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我大日本皇军从东门进至城内后，再行谈判。”

王冷斋知此是日军事先安排，单等请君入瓮，心中好笑：尔等东洋黄毛竖子，竟敢在老夫面前玩这等把戏！遂冷冷答道：“我和你们特务机关长商定好先从调查入手，便是适间牟田大佐所求我来此负处理责任，我都已拒绝。你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是奉何方命令？”

寺平忠辅一时语塞，稍顷复道：“平日我军演习均可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

王冷斋道：“寺平阁下，恐你来华不久，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允准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是指何年何月何日？”

寺平忠辅一时答不出，恼羞成怒地说：“王，我告诉你，这并非我个人要求，实乃奉命办理，势在必行！你不要不识时务，以免危险！”

正说着，矮胖的森田也走了过来，要王冷斋、林耕宇下车，带着他们在杀气腾腾的日军阵地前走了一遭，对林耕宇说：“林君，你看这情势多么紧张，你要说服王专员迅速决定，如十分钟内还无解决办法，恐会立即爆发严重事件。枪炮无眼，你等可要深思啊！”

王冷斋在一旁闻言道：“森田中佐以为我辈是吓大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这北平城里讨伐过复辟的张勋，也参加过皖直大战，卖过子弹头，开过杀人铺，类似你们这阵势见得多了，还没有被吓倒过。此次我仅是奉命调查，危险当无虑。更何况调查办法，在特务机关部就已决定，你等前后方不应如此矛盾。此处非谈判之所，如你方愿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便请你二人也随同往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你等负责！”

森田、寺平忠辅见威吓不成，二人略作商量，决定寺平忠辅加入调查行列，随同王冷斋等五人先行进城，森田在城外掌握队伍。

此时，天色骤变落雨，王冷斋与林耕宇、寺平忠辅冒雨步行到达宛平城东门，会合了先到门前的周永业、樱井、斋藤，便呼守军开门。金振中闻王冷斋归来，让人将城门开启一缝迎进。王冷斋将日军大兵屯集沙岗、森田亲率兵马来援的情况约略告之。金振中乃嘱部下仍旧关闭城门，门后以沙袋等加固，在日军未退之前，东门不再开启，来往皆走西门。此举正合王冷斋之意，遂放下心来，带了参与调查之人，进到专员公署。

在专员公署值班的外交秘书卓宣谋见专员带了日本人进来，连忙起身欲要倒水招待，寺平忠辅却不知好歹地说：“我们不是来喝水的，你们要把你们城内的指挥官找来，赶快把东门让给我们的部队，否则是无法开展调查的。”

王冷斋道：“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我是外交人员，如何能指挥部队长官……”

话音未落，城东门外忽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接着宛平城城墙上也响起了枪声。王冷斋知道日方开始动武了。看看表，约为4时50分，便让卓宣谋接通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电话，向魏宗瀚报告。

原来，这时候，雨越下越大，在城外占据工事的日军官兵又冷又饿，“八嘎、八嘎”地又嚷又叫。一木清直想进城进不了，想撤又不甘心，眼看着这样僵下去，不知最后是个什么结果。正琢磨着如何收场，不知什么地方又发出了几声枪响，一木清直心一横，心想：已经这样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宛平守军没有准备，来他个先下手为强，把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军阵地彻底占领。决心即下，他急忙报告森田。

森田不敢擅自作主，让他请示牟田口廉也。一木清直接通了牟田口廉也的电话，报告说：“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可以回击吗？”

牟田口廉也说：“受到攻击怎么处理？一个军人怎么会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是予以还击！否则，你就不配做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一木清直窃喜，但他也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便半是请示半是激将道：“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么？现在是4点23分，我接到了您的命令，将率部向开枪射击的中国军队进行还击！”

牟田口廉也道：“别再啰唆了，赶快行动！”

牟田口廉也放下电话，便传令步炮向宛平城瞄准，并亲往野炮跟前，把他趁宛平专署成立步行去祝贺时量得的宛平专署、中国军营指挥部的具体位置告知炮手，让他们据此确定标尺。看看准备妥当，他一声令下，枪炮齐发，向宛平城进行射击。那炮弹果如长了眼睛一般，掠过城墙和民房，向着金振中的营指挥部和王冷斋的专员公署飞落而去，发发命中目标。幸王冷斋闻得枪炮声激烈，让卓宣谋电话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报告后，便机警地招呼林耕宇、周永业、樱井、斋藤、寺平忠辅等避出公署，未曾受伤。

金振中自见日军在城外占领阵地后，已是加了小心，向白天接到何基沣报告即从保定赶回西苑的冯治安报告，冯治安又向秦德纯报告后，秦德纯当下嘱冯治安说：“情况我已知道，并已电报报告宋军座，宋军座要求我们扑灭当前之敌。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奋斗牺牲，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冯治安即将秦德纯之命令转告何基沣和金振中，命令金振中道：“宛平城和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金振中接了命令，传令城内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枕戈待旦，并晓谕全城百姓，准备抗击日寇；命10连连长孔宪全派排长沈忠明率本排人马向铁路桥东桥头增援。在日军攻城的枪炮声响起，他在传令各连进入阵地准备战斗的同时，转移了指挥部。日军炮火虽准，却未能达到摧毁城中中国方面首脑机关的目的。金振中旋往各处阵地往来巡视，嘱官兵等日军进到步枪有效射程内再行射击。城中百姓亦纷纷起来助战。金振中令将东城城门洞用麻袋装土全部堵死，城西门也只留一条供单人出入的缝隙。

城中守军严阵以待，日军一时难有进展。步兵进到城下，则遭城墙上中国军瞄准射击，在城下留下一片尸体。看看天已大亮，仍没有进展，一木清直实在不甘心，对森田道：“中佐阁下，宛平城城高墙固，我们一时难以攻下，想那铁路桥头没有坚固工事，我们可兵分两路，一路继续佯攻宛平城，一路可去夺取那铁路桥头。”

森田道：“你是这里的指挥官，并且是牟田大佐亲自向你下令，我只是奉命来协助你，你尽管指挥便是了。”

一木清直喜道：“那好，就请阁下在此指挥炮兵和随阁下而来的部队继续攻城，我带我大队主力去攻占铁路桥头和回龙庙。”

森田然之。

一木清直便带了本大队主力人马，分成数路，借着青纱帐的掩护，气势汹汹地向回龙庙和铁路桥扑去。

这是旧历的六月初一，正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夏至来临之际。虽是清晨6点，但天已大亮，下了半夜的雨此刻停了下来，更显得空气清新，满地的玉米高粱“啪啦啪啦”地在拔节，停留在叶子上的雨滴滑动着，宛如透明的珍珠在翻滚。不远处，传来因连日下雨暴涨的永定河浪涛拍岸的声响。如果不是日军挑起战火，这该是华北平原地带最美丽、最生机盎然的季节。

铁路桥东桥头和回龙庙守军本来只有一个排33个人，排长李毅岑接到金振中要他们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后，不敢马虎，除命一名班长率几名战士前去警戒回龙庙外，带领全排其他人员，从日军演习开始便进入桥头堑壕和鹿砦工事做好战斗准备，直到奉金振中命令前来增援的10连排长沈忠明率排到达后，才将阵地临时交给沈忠明排，本排进入掩体暂且休歇。沈忠明1935年在军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军中地下支部曾开过会，要求党员在部队向日军反击时，一定要起带头作用，推动部队英勇抗击日寇的挑衅，如今接防，自是高度警惕，在堑壕和鹿砦间往来巡视。突然，派往回龙庙警戒的班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排长，日军大队人马正向桥头开来！”

沈忠明闻报，一边令全排人员将子弹上膛，一边让人通报李毅岑，自己则站在桥头鹿砦前观察。这时候，一木清直指挥本部人马列成战斗队形，逼近了桥头。沈忠明见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旁若无人地向前而来，顿时一腔热血上涌，猛地将上衣脱掉，光着膀子，一手拄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单腿跪在鹿砦前。他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日寇表明中国军人在侵略者面前视死如归的气概，表明中国人民不可辱，让日寇知难而退。

可是，沈忠明想错了，这次日军不是像往常那样欲在气势上压倒中国军人，而是要真刀实枪地夺占中国军人的阵地，夺占铁路桥头。这时，只见一木清直手中指挥刀一挥，走在前面的日军一齐开枪。顿时，沈忠明连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堑壕中和鹿砦后的中国军见沈排长中弹而亡，怒火中烧，立刻向日军开枪反击。李毅岑亦指挥本排士兵冲出掩体，与沈排士兵共同向蜂拥而上的日军射击、投弹。日军也不示弱，两三百个武士道像吐着舌头的群狼，嚎嚎而上。前面的被打倒了，后面的仍端着枪往前。顿时，中日两军在铁路桥头展开了近距离的激战。日军人多势众，又占有主动进攻之利，很快冲上了桥头。中国军有的打枪，有的投弹，有的从背上抽出大刀，跳出堑壕，与日军抵死相拼。到底是只虎难斗群狼，仅仅一刻钟时间，60多名中国军官兵全部牺牲，日军占领了铁路桥和回龙庙阵地。

一木清直本欲继续向桥西挺进，攻打金营预备队阵地，而后从卢沟桥向宛平城包围，当清点人马时，方知本大队已伤亡100多人，又得森田派人来通报，说有情报显示何基沣率了一团人马已从北苑向老山、八宝山一带运动，似有向卢沟桥增援之势。一木清直想到长辛店还有吉星文团两营人马，若是何基沣率一团人马来援，自己率部进入桥西，必成孤军之势，只得留下两个中队暂且保守已得中国军阵地，自己带了其余人马退回到沙岗，与森田会合，商议下一步行动。

森田已令宛平城下日军停止了向宛平城的炮击和进攻。原来，森田得到何基沣已率援军进到老山、八宝山一带的消息后，急向牟田口廉也报告。牟田口廉也让他暂且缓和进攻，以待自己向驻屯军司令部报告，请求援兵。森田正思如何停止进攻，就见城墙上有人手持一面白旗摇晃。原来，王冷斋见日军向宛平城发起进攻，便严词质问樱井等日方人员，并声明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应负酿成事变的责任。樱井支吾道：“这或许是误会所致，我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不使扩大。”

王冷斋为使日方人员明确责任，便带了樱井等人一同登上城墙，看日军进攻态势。樱井在登城的路上，看到城内军民已是同仇敌忾，百姓往来搬运弹药，向阵地上送水送饭，及至登上城墙，更看到中国军斗志昂扬，而城下则倒着一片日军尸体，情知不妙。眼珠一转，他与寺平忠辅、斋藤等悄悄商议一番，认为以眼前情势，日军断难攻下宛平城，不如以中间人身份，要求双方停战谈判，以便城外日军视情而定，掌握主动。于是，当即由樱井展开一面白旗，向城下摇晃。森田见状，借机下令本军停止进攻。金振中想到日军炮击后已将与北平联络的电话线炸断，无法与师部、军部取得联系，便也令守军停止射击。

森田闻一木清直大队已将铁路桥及其桥头阵地占领，大喜，遂要一木清直迅速报告牟田口廉也，请示行动方略。牟田口廉也接了报告，兴奋有加，告知一木清直，7点30分，驻屯军司令部已令驻天津各部准备出动，并命令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赶回北平，要求保持目前局面，继续压迫宛平城守军。一木清直放下电话，把牟田口廉也所言转告森田，森田道：“那我们就继续保持现状，等候指示吧。”

一木清直然之，传令部队抓紧时间吃饭，在阵地轮流小憩。他与森田便也在用行军雨衣搭起的小帐篷下就着罐头嚼起了饼干。还没吃完，牟田口廉也来了电话，指名让森田接。森田习惯性地看了看表，9点25分。牟田口廉也告诉他，9时整接到驻屯军司令部的命令：一、我军要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二、步兵旅团应解除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步兵第1联队2大队、战车1中队、炮兵2大队及工兵一个小队中午由天津出发经由通州公路往北平，到达通州后，即受牟田口廉也指挥。为此，牟田口廉也命令森田：“指挥一木大队，对宛平支那军队提出，要求他们退到永定河西岸，如果需要，解除支那军队武装，占领宛平城。这是驻屯军司令官的意图，要迅速执行！”

森田放下电话，告知一木清直，乃派人持刺往城下联系，要求王冷斋和城中中国军指挥官派员出城谈判。王冷斋、金振中相商，遂派林耕宇偕寺平忠辅缒城而出，与森田谈判，并嘱林耕宇若谈判未果，可不必回宛平城，直接回北平报告情况，以便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军部与驻屯军上层交涉。

森田见过林耕宇，便提出要宛平城守军退往永定河西岸。林耕宇自是不肯答应。森田遂当着林耕宇的面，传令部队恢复向宛平城进攻。林耕宇见日军并无诚意谈判，便依了王冷斋所嘱，径回北平报告去了。宛平城内，金振中见日军复行进攻，自是指挥部队据城而守，刀枪相对。日军虽然有山炮和铁甲车，奈何城中守军严阵以待，往往炮弹刚把城墙轰开一个口子，便有军民背负麻袋所装泥土，很快将缺口堵住。日军冒着时断时续、时大时小的雨，打打停停，至午未有进展。牟田口廉也得报，于午后1时赶到沙岗高地，亲临指挥。但苦于天津援兵阻于雨，尚未到达通州，一时后继无援，也只能维持现状，等候援兵和正往回赶的河边正三。

下午3点50分，河边正三从山海关赶回了北平，未及停留，便往丰台督战。到了沙岗听罢情况，他便道：“既然我们已占领铁路桥，可以到达永定河西岸，正可以东西夹击宛平城这弹丸之地，一举而得之。”乃令一木清直率3大队待天黑后过铁路桥进至永定河西岸，占领卢沟桥，待援军到达后，明日拂晓从东西两面会攻宛平城。命令下罢，他想到不战而得宛平岂不更好，便让牟田口廉也派人绕道从宛平西门进城送信，让王冷斋、金振中出城谈判。王、金以守土有责，不便擅离职守为由，回绝牟田口廉也。牟田口廉也不在意王冷斋回绝，闻一木大队已进至永定河西岸，便于5时派人再给王冷斋送去一函。王冷斋一看，这函乃是一纸通牒，内容有三：一、限于今日晚8时前，中国军队撤到西岸，日军亦撤回河东，逾时即实行以大炮攻城；二、通知城内人民迁出；三、城内日本顾问樱井、翻译斋藤等，请令其出城。王冷斋阅罢，心中不由冷笑，提笔答复牟田口廉也三条：一、本人非军事人员，对于撤兵一节，未便答复；二、城内人民自有处理办法，勿代劳为顾虑；三、樱井等早已令其出城，唯彼等仍愿在城内商谈，努力于事件之解决。写好后，王冷斋将信交来人带回。

牟田口廉也得了回信，好生恼怒，当下命令宛平城外的日军步炮协同向宛平城发起进攻。顿时，先是日军大炮向宛平城内一阵猛轰，将城内驻军指挥部和宛平专员公署、宛平县政府再次击中，通往北平城和团部的电话线全部被炸断，城内大批民房亦遭破坏，百姓横遭祸殃；继而猛轰城墙，将城东顺治门城楼击毁，并将城东门北侧之城墙轰开一个大豁口。随后，日军步兵则在9辆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城墙豁口一带发起轮番猛攻，欲从大豁口处攻进城去。城中与外界联系虽断，但军民同仇敌忾，众志坚守。日军进攻三个小时，无功而返。牟田口廉也见一时难以攻下宛平城，而弹药无继，援兵难到，又闻先已开到八宝山一带一团中国军在旅长何基沣率领下正向大井村等地进发，恐被中国军截断后路，便于9时传令停止进攻，并命已到河西岸的一木清直暂且撤回，留一个中队驻守铁路桥和回龙庙阵地，其余与大队会合。

且说8日晨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发起进攻后，秦德纯不敢马虎，一边电报向宋哲元报告，并派张克侠、赵登禹赴乐陵促宋哲元速回，一边找来冯治安、张自忠及驻防北平城内的旅长何基沣、张凌云等人紧急商议对策。当下，旅长何基沣便道：“丰台长辛店是我旅的防区，守卫领土责无旁贷，我已令218团向八宝山一带出动，目标是大井村，以便西可向卢沟桥增援，东可向丰台日军进攻。日军既然已向我们打响第一枪，我们干脆就下决心，把丰台日军包围干掉，收回被他们强占的营区！”

冯治安说：“我同意何旅长的意见，小日本欺人太甚，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彻底修理修理！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收拾丰台那千把多日军应该是手拿把攥的。”

秦德纯虽是副军长，但宋哲元走前交代北平的政务由他负责，军事由冯治安负责，且何、冯二人意见关系重大，他如何敢作主，只得把眼睛看向张自忠。因为宋哲元就任军长时，曾有言在先，第29军重大事项，宋哲元在时宋哲元作主，宋哲元不在时张自忠作主。张自忠见秦德纯眼睛看向自己，知他在等自己发表意见，便道：“现在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

何基沣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啊！”

这话把张自忠一下子噎住了，但他并未恼怒，默然一刻，又说：“现在尚不明确日军目的究系如何，还是不要贸然向丰台进攻。我看，在宋军长回来前，在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的态度前，我们先做三个方面的事：一、发一个声明，表明我们在日军的压迫面前决不屈服的态度；二、凡与日军接触的部队都要坚守阵地，坚决抵抗日军的挑衅和进攻，即不怯于日军进攻，不主动向日军进攻。若日本人真要大打，那另当别论，我张自忠绝不会落于各位之后；三、掌握日军动向和真实态度，若此次事件只是个偶然事件，我们可以寻求与日本人谈判，还是争取和平解决。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众将然之，乃发一声明，将日军进攻宛平城及其要求告白天下，并谓：“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声明即发，秦、冯、张三人分工，冯治安指挥本师与日军武力周旋，秦德纯、张自忠则分别在北京与天津设法与日军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议罢，张自忠便急忙赶回天津，寻求与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交涉。北平这方，秦德纯则和日本陆军省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联系谈判事宜。今井武夫正要掌握第29军情报，接了秦德纯电话，便邀了松井太久郎一道去见秦德纯。

原来，牟田口廉也下令一木清直向宛平城攻击时，今井武夫正好在场，他对一个大佐联队长竟敢下令向中国守城部队进行攻击本就惊讶，后又得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给驻屯军司令部去电，要他们下令牟田联队从宛平城下撤退，勿使冲突扩大的情况，虽说驻屯军司令部没有给牟田口廉也下撤退令，但今井武夫心中却有了底，加之牟田口廉也攻城受挫，天津出动的兵力一直受阻于通州，而冯治安师驻西苑部队向八宝山进发，那河边正三心中发虚，便向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提出请他们及时掌握第29军动向，以便他及时拿出应对之策。因此，当秦德纯提出希望和平解决冲突时，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为了使河边正三有所缓冲，便表同意，但却以需报告驻屯军司令部同意为由，拒绝签订文字协议。秦德纯和参与交涉的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遂不相强，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便在9日凌晨4时达成了三条口头协议，并且第3条还明确接防宛平城的保安队人数限300人。

虽是口头协议，但秦德纯也不敢马虎，送走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便亲自通知王冷斋和吉星文做好交接准备，让冯治安和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按协议执行，由石友三从北苑派出300人前往宛平城接防。而河边正三却不以为然。他从这协议中，探出了第29军无意扩大事态，不由得暗暗得意，还想试一试第29军的忍耐限度。于是，他命从天津增援已通过通州到达丰台的步兵第1联队2大队接替牟田联队在沙岗的阵地，并派出一部人马在大井村附近阻拦往宛平城接防的石友三部保安队，不让他们带重武器进城，又命与步兵第1联队2大队同时到达的炮兵2大队占据阵地，在沙岗炮兵撤退前重炮轰击宛平城。炮兵2大队得令，在丰台附近迅速占领阵地，由牟田口廉也派人指点方位，一声令下，6点钟开始向宛平城炮击。这炮击整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发射了100多发炮弹。指挥部队渐次撤退的吉星文见日军炮击，一边暂停撤退，一边紧急报告。秦德纯派人责问日方，松井太久郎躲躲闪闪，狡辩炮击是为了掩护日军撤退。而那往宛平城接防的保安队，却在大井村为日军所阻，经过日军种种刁难和秦德纯数次派人交涉，到了晚上7时日军方才放行，但只准保安队携带步枪，每人只准带30发子弹。

守军如约将宛平城移交保安队，可日军仍是说话不算话地不履行双方的约定，几百人占着沙岗不走，并在通往北平的路上设卡放哨，盘问来往行人。更有甚者，在保安队接防宛平城后，10日夜半2点30分，又在城下开枪，摆出一副攻城态势。王冷斋见势不对，责问日方派来监视中国军撤兵的中岛弟三郎中佐。中岛弟三郎无言以对，电话与旅团司令部联系。旅团司令部诡称沙岗日军未撤走乃为搜寻日军尸骸，开枪系双方哨兵误会所致。王冷斋复将情况报告冀察政务委员会，旋接通知，让他携中岛弟三郎往北平城内，参加中日双方联席会议，商议善后事宜。

这联席会议是日方要求召开的，秦德纯很重视，让冯治安和何基沣一并参加。不料，那日方驻屯军高层却没来一人，来的四个人除中岛弟三郎外，樱井、笠井、斋藤都在第29军或冀察政务委员会挂着顾问的头衔。对此，秦德纯很不高兴，说：“你们几位来参加会议，是代表日方呢，还是代表中方？”

樱井说：“我们今日是代表日方。”

秦德纯说：“那你们说的话都算数吗？”

樱井说：“算数，算数。松井机关长临时到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去了，临行时说了，我们先谈，只要达成符合我国内阁会议和军部精神的一致意见，他再来签字。”

秦德纯懒得和他多扯，便说：“既然算数，那就说说你们要求开联席会议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吧。”

樱井道：“你们一定听说了，我们大日本内阁为此次卢沟桥事件专门召开会议，提出对事件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并作出今后的保证。我大日本皇军参谋总部据此对驻屯军给予了指示。根据内阁和军部的指示，我们代表驻屯军向贵军提出四项要求：一、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队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的取缔办法……”

樱井话音未落，对面一个全副武装之人把座椅“哗拉”一推，霍地站起，豹眼圆睁，怒声说道：“谁道歉？处分谁？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你们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你们日军集结军队向宛平城首先开火！深更半夜的，你们凭什么到我军阵地前演习？你们的士兵拉屎找不着了，凭什么要到宛平城搜索？你们打上门来了，还不让我们还手，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赔礼道歉的应该是你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的也应该是你们！今后再有此侵略行为，我们就消灭你们！”说着，从腰间拔出手枪，“啪”地往桌子上一拍。

樱井身子一抖，视之，却是冯师第110旅旅长、39岁的河北藁城人氏何基沣。樱井知道何基沣在长城抗战中曾奉宋哲元之命在喜峰口前线担任第29军前方指挥，使日军望喜峰口、罗文峪而却步，更知道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何基沣力主对日军采取强硬态度，并亲率一团人马向八宝山开进，一时不敢造次。笠井、斋藤更是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冷场了几分钟后，有意打破这尴尬情形的王冷斋开了口：“我方已遵照双方协议实行撤兵，但日军在沙岗的部队尚未撤尽，而且昨天夜间又向宛平城袭击。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议，应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皆当由日方负责。”

斋藤见王冷斋转移了话题，尴尬之状稍缓，便又搬出寻找日军尸骸的理由进行辩解：“日军未撤尽的缘故，是因为有阵亡日兵尸骸还未找到，留下这些少数部队以便搜索。”

“搜索尸骸，何须如此多人，又何须携带机关枪？”何基沣不满地反问道。

斋藤看了看何基沣，说：“那是恐受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部队警戒。”

秦德纯说：“果然如此，那就须向我方明说，我们可以派员协同搜索，何必在此敏感时刻舞刀弄枪地大动干戈。我看，王专员你们先商量组织徒手搜索队搜索尸骸的事吧，把这事办妥了，双方在宛平城下真正脱离军事接触，咱们明天再接着商量其他的。”

樱井等人同意，便由王冷斋与他们协商。日方此举，本是故意拖延从宛平城下撤军，协商中间，自然是东扯葫芦西扯瓢，一晚上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来，便约好次晚继续协商。不料，第二天晚上协商刚开始，樱井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后向笠井、斋藤、中岛弟三郎嘀嘀咕咕一阵，四人便一同起身离席。王冷斋见他们离久不回，便派人出去查问，才知四人已不辞而别，连忙报与秦德纯。秦德纯道：“他们害怕了。”

王冷斋问：“为何害怕？”

秦德纯说：“刚刚得到消息，日本内阁发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要向华北增兵了，还换了个香月清司来接任驻屯军司令官。他们心虚，自然害怕咱们留难他们。”

王冷斋又问道：“日本人向华北派兵，会不会要大打了？”

秦德纯道：“现在说不清啊。我已约了松井见面，要他解释此事，松井表示他要亲自和我谈判，在口头协议的基础上签订正式协议。再看看吧，宋军长这会儿已经到了天津，大主意就由他拿了。”

1937年7月7日，中日两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的事件，通过华北驻屯军的报告，先是传到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并通过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报纸传到了日本内阁，围绕如何处理此事件，日本军部、内阁分成了两派，一为扩大派，一为不扩大派。所谓扩大派，就是主张在日本国内宣布战争动员，向山海关内增兵，准备进行保定会战，通过战争一次性解决华北问题；所谓不扩大派，简言之就是主张迅速地、简单地收拾事件，通过谈判解决卢沟桥发生的冲突，不使之成为全面战争的导火索。两派之争，并不是要不要侵略中国，而是用何种形式解决此次卢沟桥事件，以保证在中国最大化地实现日本的利益。最后，属于扩大派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及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参谋本部第二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和第二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等人极力主张乘此机会扩大在华军事行动，全面解决中国问题，并分头去奏请裕仁天皇批准。

裕仁天皇当然也想把中国收入囊中，见杉山元等人信心满满，便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随后，又批准了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奏请的海军用兵事宜、陆军省关于由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奏请。

近卫文麿见裕仁天皇已批准向华北出兵，遂返回首相官邸。此时，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已将派兵宣言准备妥当，近卫文麿看罢，便命拿去发表。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声明颠倒是非，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的宣言。略谓：“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随着声明的发布，同日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六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21时40分，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的第20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并向国内各方面发出了准备出动和配合出动的命令，日本陆海空各军兵种都紧急动员起来，做出动准备。近卫文麿则亲自出马，在首相官邸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士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宣讲日本政府出兵华北的决定，表明内阁的决心，要求各界予以理解，加以支持。到会人员皆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日本全国上下，顿成战争动员之势。关东军、朝鲜军得了命令，更是立刻行动。12日，便有10列兵车载着全副武装的日军和各种装备、弹药，由山海关陆续发车，向津平而进。至晚8时，已有五列军车到达天津附近，最先到达的第20师团一部800余名官兵更是在中午到达后即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向北平运动。

且说杉山元和闲院宫载仁见裕仁天皇批准了内阁向华北增兵的奏请，想到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此次处理卢沟桥事件的态度还不够强硬，且身体不好，对他指挥即将进入华北的十多万兵马与中国军队作战甚不放心，便以其身体不好为由，奏请裕仁天皇，欲以对华持强硬立场的陆军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裕仁天皇准奏。

香月清司接了通知，大有春风得意之势。原来，他5月时曾到中国东北、华北考察，回来后于6月5日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所写报告中便主张向华北增兵，谓“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如今，裕仁天皇奏准向华北增兵，岂不正说明他有先见之明？让他统帅即将担负重大使命的重兵，岂不是军部和天皇对他的无限信任，他自己的无上荣光？故此，他一接到任命，便立即动身，途经朝鲜，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见面。小矶国昭嘱其务要抱定强硬态度来对付中国方面，以便将各种不符合国策的悬案一举解决，朝鲜军必为其坚强后盾。香月清司更是信心倍增，告别小矶国昭后，在战斗机护航下，乘飞机直奔天津上任。

实际上，田代皖一郎身体有病不假，但并不影响带兵，且自上任以来，不但使增加的兵力有了营房和地盘，还时时处在紧张的战备演练中，这年6月还在驻屯军司令部设立了紧急作战科，完善了司令部一应作战体制。8日一大早，他得到牟田联队与第29军驻宛平守军交火的报告后，7点半钟便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返回北平；9点钟，命令驻天津的步兵第1联队2大队、炮兵2大队及战车一个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往北平增援，到达通州后即接受牟田口廉也指挥，并命令牟田口廉也：我军要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步兵旅团应解除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现在却闻日本内阁并未征求自己意见就决定在华北的行动，心中很是不满。尽管如此，但他得知此消息后，仍立即责成桥本群于当日晚召开了司令部会议，作出“以此次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的决定，并制定了三条具体措施：一、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的打击。实际上，此举只是为了麻痹中国军队，因为他田代皖一郎已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加上了“我军为使今后的行动较为容易，应改变态势示以坚强的决心促进谈判，其结果将不得不发动武力”。不料，他事先未得通知，上面竟然就派香月清司来接替自己职务，显见军部及天皇不信任自己，不由得又气又恼又羞，竟至诱发心脏病，于15日身亡。

而香月清司却不管田代皖一郎结局如何，一面命令原驻平津驻屯军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调度关东军、朝鲜军、国内军各部增援部队入关，一面让人继续与冀察当局及第29军谈判。闻香月清司要与冀察当局和第29军继续谈判，这可急坏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急派副参谋长今村均率参谋田中隆吉与辻政信往天津游说香月清司，务必采取强硬解决方针。三人与香月清司都很熟，一见面，今村均便道：“司令官阁下，我们知道你力主向华北增兵，对你指挥驻屯军抱有极大希望，你怎么还要和支那人谈判？我们大日本有句古话：军刀一旦出鞘，很难不见血而回。”

香月清司道：“少将阁下，你一见面连句祝贺我的话都不说，难道不欢迎我当这个司令官吗？”

今村均说：“那就要看你是否代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根本利益，代表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立场。如果你不能代表，我们是不欢迎的！”

香月清司哈哈笑道：“少将阁下，你这些话，应该向我们阵前的官兵去说，他们需要你们的激励！”

今村均说：“只要司令官下令，今村愿往说之。”

香月清司点头赞道：“少将和关东军各同仁的心情，我十分赞赏。你们放心，内阁既已决定武力解决，本司令官自当坚定执行。不过，我们的队伍部署需要时间，我自己也要熟悉一下情况。所以，我才让人和他们继续谈判。君等未闻中国的缓兵之计一说吗？我现在就是施缓兵之计，用谈判来麻痹他们。让他们放弃准备，等我们主力部署妥当后，即当加大谈判筹码，使他们难以接受，我们便乘机一举将他们解决！”

香月清司这招缓兵之计，果然麻痹了宋哲元。宋哲元5月回到老家山东乐陵后，通过电台与平津保持着密切联系，又有秘书长邓哲熙、幕僚戈定远与王式九等人往返折冲，平津那边，秦德纯、冯治安有什么情况也经常派高级官员亲往汇报请示，因而对外界尤其是冀察平津的情况，一般还是了解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秦德纯、冯治安特派副参谋长张克侠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往乐陵当面向宋哲元报告情况，催促宋哲元速返北平主持大计。张克侠、赵登禹皆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不惜一战。作为中共特别党员的张克侠并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不久前为第29军起草了一旦遭到挑衅，主动向日军反击作战，一举打出关外的作战预案。向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时，他便建议不向日军退让，积极备战，等得便时再一举全歼丰台地区日军。宋哲元很是赞同，当下决定尽快返回北平。正欲动身，9日他却接蒋介石要他往保定坐镇指挥的电报，随后又接到了何应钦相同内容的电报。不接电报还罢，这一接电报，宋哲元反倒颇费踌躇。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屡次消灭异已的做法，使宋哲元对蒋介石素怀戒心，而南京方面传回的信息，则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处理此次事变的方针是应战不求战，宋哲元本就不相信蒋介石会实行对日抗战，对蒋介石和何应钦让他到保定坐镇指挥的动机不得不产生怀疑：既然不求战，且日本方面也声称采取不扩大的方针，平津那边已与日方达成停火的初步协议，我为何不回北平而去保定呢？反复斟酌后，他决定还是经天津回北平，力求“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问题最终和平解决。于是，他给何应钦复电称：因兵力大部在天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电发，他让张克侠、赵登禹带着他在老家招募的数百名学兵乘火车直接回北平，自己则乘火车于11日晚6点半钟到达天津，准备摸清华北驻屯军的底细，再确定下步行止。

宋哲元刚从火车站回到自己在天津的寓所，正患痢疾而面容憔悴的张自忠匆匆赶到了，一进门便说：“军座，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声明，要向华北增兵了。看来，我们要准备真打了！”

宋哲元一愣，随即接过张自忠从电台中抄收下来的日本政府的派兵声明，仔细看了起来。看完，他低头反复思量一番，才抬起头来对张自忠说：“荩忱，你看日本真的会扩大战争吗？如日本真的扩大，蒋介石会真的进行抗战吗？”

张自忠说：“小日本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我看他们总是会扩大战争的，但此次向华北派兵，按这声明说，是为了以增兵做后盾，压迫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如果仅是压迫我们局部解决‘卢沟桥事变’，蒋介石会不会真的抗战，我还真拿不准。因为蒋介石从来嘴上都说抗战，这一次也仅是只应战不求战。只应战不求战，就不可能主动打呀！”

宋哲元点头道：“我是不相信蒋介石真能抗日的，《何梅协定》签订后，我就说过，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如果蒋介石不真心抗日，反让我到保定去，我就怕他借此时机把我们弄出平津，搞得我们无立足之地。这夹缝中的日子太难了。蒋介石和日本人究竟是何用意呢？”

正说着，秦德纯打来了电话，报告他和松井太久郎刚刚在8点钟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内容有三条：一、第29军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鉴于本次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秦德纯还说明他已和冯治安派何基沣安排第110旅第218团一部换上保安服装，前往宛平城接防。

宋哲元把秦德纯的电话内容告诉张自忠，张自忠说：“松井这家伙昨天还来了天津，他和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先要找我谈判，我让张允荣和他们谈。下午我正在打针，他们又不请而至我的病床前，让我答应惩处肇事部队负责人和撤退卢沟桥驻军。我告诉他们不同意，说换换部队可以，撤退不行；我们部队不存在肇事问题，无从惩处。他又跑回去找绍文。不过，绍文谈的这些条件如果能够解决双方冲突，倒也无妨。”

宋哲元点点头说：“从日本这派兵的声明看，他们派兵既是想以军事做后盾，也是想虚声恫吓，压迫咱们答应他们的条件。这边，那驻屯军要价虽是高一些，但也还是赶着找咱们谈判。看来，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我们还是做局部解决的努力吧。”

张自忠道：“那军事上总也要做些准备才好，能打才能谈嘛。特别是38师，是否暗中做好支援37师的准备。现在社会上说咱们是‘37师打，38师看’，时间长了怕会影响团结。”

宋哲元说：“你们38师驻在天津周围，和驻屯军司令部面对面，一动，日本人更会找借口，不利于局部解决，还是先不动。真要全面打起来，咱们说了也不算，还得听老蒋的。看看吧，摸摸日本人和老蒋的底，日本人真要存心全面动武，即使老蒋不下决心，咱们也不能当亡国奴啊！”稍停，又道，“关于军事行动，我们现在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张克侠草拟的主动出击、一举打出关外的方案；一个是张樾亭草拟的，是按老蒋和何应钦他们的意思，全军设三道阵地，步步防守。我想，老蒋真下决心打，咱们恐怕就得用张樾亭的方案，设阵地防守，等候中央军增援；咱们自己单独打，就用张克侠的方案，集中力量向日军主动出击。现在大局未定，军事行动不好部署，还是等等看吧。现在北平那边是焦点，我回去反而不好，就在天津多停几天，也便就近观察日军动向。”

张自忠表示赞同，宋哲元就在天津暂住下来。次日晚上，得到香月清司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驻屯军司令官到津的消息，宋哲元连忙让人打探香月清司的背景及对“卢沟桥事变”所取态度，却接到秦德纯来电，谓刚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的电话，通报说，今天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召集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会议协商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对策，已明确对“卢沟桥事变”采取“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的方针。宋哲元见老蒋方针正与自己的不谋而合，遂放下心来。恰曾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的潘毓桂、陈觉生及齐燮元等人齐来见他，说受桥本群之托，务请宋哲元留在天津，设法与香月清司新司令官见面，又说以桥本群之意，日军并不想大动干戈，只要冀察方面拿出诚意来，卢沟桥冲突不难解决。宋哲元听罢，又单独留下潘毓桂，问：“毓桂世叔，您和日本人来往甚多，日本人此次到底意欲何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要稀里糊涂地做了秦桧。”

原来，这潘毓桂与宋哲元有些世交关系：潘毓桂之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的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西做知府，聘宋哲元的父亲宋湘及为家庭教师。因此，在人背后，宋哲元便称潘毓桂为世叔。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宋哲元与何应钦争着在北平立脚时，潘毓桂在日本人面前为宋哲元疏通过，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便让潘毓桂当了政务处长，只是后来潘毓桂与日本人走得太近，与王揖唐在政务委员会内飞扬跋扈，引起公愤，于是，宋哲元在罢免王揖唐政务委员的同时，也免去了潘毓桂的政务处长职务，但两人私交仍在，在处理与日本人关系问题时，宋哲元还不时通过潘毓桂了解日本人的动向。

此时，潘毓桂说：“桥本群说香月清司到来后，并没让停止谈判。依我看，日本人无非是想华北少和南京政府联络，如果冀察政务委员会能加强与日本人的联系，他们没有理由扩大事态，现在他们的条件无非是道歉、从卢沟桥退兵、取缔蓝衣社和共产党。这些无碍华北大局，我看你还是抓住时机，争取局部解决，以免让南京钻了空子。”

宋哲元然之，当晚便对外发表谈话，略谓：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卢沟桥事变”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谈话发表后，13日，宋哲元便接到了蒋介石来电，电文有点儿长，略谓：“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末了，又强调，“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也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

宋哲元看罢，知蒋介石此电乃针对自己昨日所发表谈话而来，但他从这电报中仍不能看出蒋介石在和战之中的倾向，一时甚觉彷徨。次日，有一人自保定来见，却是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总部的处长李炘，奉了已到保定的次长熊斌之命，来向宋哲元通报中央已派大军往郑州为中心的陇海线集结，孙连仲并已率部开抵石家庄。宋哲元为之一振，以为蒋介石要与日军开战。不料李炘告之，熊斌此来虽是何应钦所派，却是蒋介石钦点的，要他来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之决心。因宋哲元在天津，何应钦怕熊斌直接到天津引起各方误会，故要熊斌先到保定，以便宋哲元到保定与熊斌会面。因宋哲元未按何应钦电报之意到保定，熊斌便让李炘代往天津先行与宋哲元见面，告之两点：一、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第29军；二、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第29军助威。宋哲元听罢，哭笑不得：原来何应钦在电报中要他到保定坐镇，竟然只是为与熊斌会面；所说两点，只可消除让人误为中央军前来抢第29军地盘疑虑，并不能解决当前和战之决心。看来，现在仍不能指望中央政府，还是自己判断处置吧。

宋哲元既下了这等决心，忽闻田代皖一郎暴亡，便借吊唁田代皖一郎为名，16日前往驻屯军司令部，与香月清司相见。见面之后，宋哲元便说了些祝贺香月清司履新的话，然后表示两军在卢沟桥的冲突给驻屯军增加了麻烦，算是满足了日军的道歉之意。香月清司便也说了一些双方提携共荣华北的话。宋哲元见香月清司还算客气，略略放心，告辞而回。

香月清司把宋哲元送出客厅，转身收敛住脸上的笑容，对桥本群说：“很好，宋被我们迷惑住了，现在关东军、朝鲜军都已到位，马上向陆军省报告：只需使用首次增援华北的兵力，便可以将第29军一举击溃；在行动前，不妨继续利用谈判转移对方耳目。”

日本陆军部接到报告，便将前一天已制定完成的《中国驻屯军之作战计划》即作战命令下达给驻屯军司令部，略谓：“军事行动开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29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

香月清司见过作战命令，大喜，决定立即加大谈判筹码，为驱逐第29军出北平制造氛围。他唤来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如此这般吩咐一番。专田盛寿便带人直奔宋哲元公馆，向宋哲元进一步提出了驻屯军的七个条件，要求宋哲元立即给予满意答复。这七个条件是：一、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二、罢黜排日之要人；三、具有排日色彩之中央系统机关自冀察平津撤退；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等，应自冀察平津撤退；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以及其他学生与民众之抗日运动；六、取缔军队与学校中之排日教育；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一律撤出城外。宋哲元一看，心中大为愤怒：这不仁不义的小日本，真他妈狗吃月亮，欺人太甚。但他在脸上没有表现出来，模棱两可地说：“请专田阁下转告香月司令官，贵方的这七项要求，我个人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大的异议，只是实施起来不那么简单，希望能够延缓实施。具体的我们再安排专人商谈吧。”

专田盛寿不知宋哲元这答复里藏了伏笔，自是回去复命。随后，宋哲元派人叫来张自忠，把情况告之，说：“这小日本太贪得无厌，你刚答应他这个条件，明天他就会又提另外条件，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可又不得不过。这事无论如何我不能和他们直接谈，不行，还得荩忱你出面，让陈觉生、齐燮元配合你，跟他们先周旋一下。”

张自忠说：“我们可考虑如何和他们谈判周旋，但别主动跟他们搭茬儿，他们再来催再说吧。”

宋哲元然之，心想，能糊弄过去就先糊弄过去吧。可第二天，香月清司又派了人来，通告宋哲元，限宋哲元在19日以前必须应允日方所提条件。无奈之下，宋哲元只好通知日方，由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作为代表，与桥本群谈判。

香月清司和桥本群得到回复，为了离间宋哲元和南京国民政府，增加他们之间的猜疑，便命人大造双方谈判的舆论。南京方面得知，果然生疑，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要第29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世军问询宋哲元与日方谈判真相。宋哲元接了李世军电报，回电让其转告何应钦，自己当以解决地方冲突为要，断不会签署任何丧权辱国之协定。回过电报，宋哲元仰天叹道：“外侵内杀，外逼内疑，当之何为！”

张自忠道：“军座，事已至此，你不可再留天津。”

宋哲元道：“正是，我若继续在此，有百害而无一利。”

张自忠说：“今天沪上一些报纸登出了老蒋一篇题为《最后关头》的谈话，说这谈话是昨天在庐山一个会上发表的。这谈话中，他宣布准备抗战，但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关系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宋哲元说：“他还是模棱两可呀，万一到了最后关头——何为他认为的最后关头呢？他这样说，还是让我们难有凭据呀。国家至此，真乃我辈军人的悲哀！”

张自忠说：“这些年老蒋在大面上从来没有讲过抗战的话，这次他能如此讲，也是一种变化，我们不能不预有应变之备。”

宋哲元说：“那我们现在也按老蒋说的，准备抗战，但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可我们处在最前线，准备也不能大张旗鼓，只能是暗中进行。”正说着，有人报熊斌来电，谓急欲与宋哲元见面，有要事相告。宋哲元闻罢，果断地说：“那好，明天一大早我就动身回北平，让哲民（即熊斌）到北平和我见面。他既是何应钦派来，可能会带来老蒋的真实态度，只要老蒋真心准备抗战，我们就要赶快重新布兵。”

张自忠说：“如果准备大打，那就按你说的，把谈判的气氛嚷得再浓一点儿，麻痹这些日本鬼子，防止打草惊蛇。”

宋哲元道：“那当然。咱们现在没有吓退日本人的本事，要抗战，就得动真的，就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准备动真的，得做点儿假象给他们看。你在这边还和桥本群谈着，我回去有什么情况会和你及时通气。”

议罢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9日，一大早，宋哲元便上了专列，传令开车。他心急如焚，想快点儿回北平见到熊斌，以便明了蒋介石的真实态度，拿出对策。不料，列车开出天津市区不远，“哐当”一声，一个急刹车，停了。宋哲元伸头向窗外一看，却是才到杨村，急问为何停车。秘书长邓哲熙亲自下车打探，一会儿回来告诉宋哲元，前面的铁桥上发现了炸弹，司机才紧急停车，现正在处置。宋哲元道：“是什么人干的，难道又是小日本不成？”

宋哲元想对了，这杨村铁桥上的炸弹，果然是日本人干的。那驻屯军中一些下级军官，不知日本军部此时已决定对第29军动手，已迫不及待地要挑起事端，便想刺杀宋哲元，使第29军陷入混乱，乘乱一举而胜之，故与驻屯军特务机关特务密商后，由日本特务收买了几个中国人在宋哲元专列开行后往杨村铁桥的铁轨上埋置炸弹。那几个中国人埋置炸弹时，闻即将到来的列车是宋哲元的专列，知日本人心怀叵测，不甘为日本人所用，便将炸弹引信取下，将没有引信的炸弹埋置在铁轨下，司机只知有炸弹，不知炸弹无引信，连忙紧急刹车。

宋哲元警卫连连长带人拆掉铁轨上的炸弹，方知这炸弹没有装引信，即报与宋哲元。列车继续前行，直开前门火车站。站台上，秦德纯和各方人士已前来迎接。宋哲元与众人握手言欢，宣布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沙袋、拒马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北平城门，向城外增援的部队部分撤退，将《秦松协定》报请中央政府核议，吁请北上赴援的孙连仲等部停止前进，并发表谈话说：“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变’之发生，绝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信任，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之大事，只有静候国家解决也。”话毕，在众人簇拥下离了车站，直抵铁狮子胡同军部办公处，与在那里等待他的熊斌见面。

这熊斌当年奉何应钦之命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之身份与冈村宁次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如今已升任参谋本部的次长。因熊斌从1923年至1930年都在冯玉祥西北军任职，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他任陆军检阅使署顾问兼高级军官教导团教育长，冯玉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时，他任第1军参谋长兼执政府参议，中原大战时任冯玉祥部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与第29军众将领都熟，称得上是他们的长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掌握住第29军，故派熊斌前来传达中央旨意。熊斌得令，14日到达保定后，便派了处长李炘往天津见宋哲元，后见宋哲元仍滞留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而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谈话，心中着急，恐宋哲元不知蒋介石此时的对日态度，怕误了国家大事，便给宋哲元打电报亟谋见面。得了宋哲元要他往北京见面的电报后，便急急赶来北平，等候宋哲元。还好，宋哲元终于如约赶回来了。

熊斌一见宋哲元，便道：“明轩兄，你可回来了！蒋委员长和何部长恐你中日本人奸计，特派我来传达中央的精神。”

宋哲元说：“哲民老弟，现在这形势可是难为死愚兄了。中央的精神是只应战，不挑战，这让我们实在是不好掌握啊。现在老蒋和何应钦有什么新的说法，要打，就痛快地打，要不打，也说个痛快话，别这么不痛不痒黏黏糊糊的！”

熊斌说：“明轩兄，这回老蒋恐怕是下决心要来真的了。他现在不仅已经调动部队，并且已经对外发表讲话。”

宋哲元道：“我觉得这讲话仍是模棱两可。”

熊斌道：“明轩兄此言差矣。老实说，这些年，老蒋对日本人确实不敢来真的，但他总不会甘心当儿皇帝吧，多少还是做了些抗战的准备；去年张学良、杨虎城把他抓起来，共产党从中斡旋，放的条件就是要他抗日，他也答应了的。现在日本人又挑起事端，共产党发表了通电，全国各地掌兵的将领也纷纷发电督促老蒋抗日，再不抗日，他说不过去，对世人也无法交代。再说，对日本人侵略，这些年他什么时候说过硬话，这次他敢说硬话，说明他是要动真格的了。硬话说出来，他总不能自己再憋回去吧，那他还怎么号令天下？所以，明轩兄，咱们这29军现在也得准备真打了，现在外界对兄有非议，若兄不认真准备，一旦老蒋真的要抗日，恐对兄、对咱们29军都大为不利呀！”

宋哲元说：“哲民老弟，现在报上登的东西真假难辨，你和南京有直接联系，老蒋这讲话究竟是如何说的，南京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详细说说，咱们好拿主意。”

熊斌见宋哲元如此说，便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所知道的老蒋的态度及老蒋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的情况向宋哲元做了详细介绍。

原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8日便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众将领还向蒋介石发了请战通电，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向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等发了声援通电，表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29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也于7月11日在庐山召集汪精卫、程潜、唐生智、徐永昌、陈诚、张群等军政大员开协商会，决定了作和战两手准备的方针：“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7月17日，在庐山海会寺举行的全国各大学教授、学者名流和各界领袖暑期国是谈话会上，当有人再次问起“卢沟桥事变”的具体情况和中央政府的态度时，已经预有准备的蒋介石把陈布雷精心准备的文稿，进行了极致的发挥，作了时人称之为“最后关头”的讲话。这讲话慷慨激昂，略谓：“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这讲话，在全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就连毛泽东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章中，称这个讲话，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准备，密电驻湖北孝感、应山的孙连仲第26军，由平汉路方向派出两个师，并庞炳勋第40军、驻陕西绥德的高桂滋第85师，向石家庄、保定方向开进，准备应付日本人扩大事态。并准备成立委员长石家庄行营，拟以此时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与阎锡山和宋哲元关系皆熟络而便于协调的徐永昌为主任，以曾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厅厅长、现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的林蔚为参谋长，督导冀察军事行动。

宋哲元听熊斌讲罢情况，恍然大悟道：“早知老蒋这回要和日本人来真的，我宋哲元还受日本人这鸟气干什么！不过，老蒋的态度还是和战两说呀。我们真打，别像长城抗战似的，蒋介石又松包软蛋了。”

熊斌说：“和战两说倒无所谓，国对国嘛，总不能一味讲战，和当然是比战好，问题是和得了和不了。老蒋这回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不一味求和了。日本人一点儿不给他面子，把他逼得没办法了，他再不打地位就不稳了。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立刻让何应钦从重庆赶回南京——何应钦本来是在重庆主持川军整军的，7月6日，他刚在重庆设川康整军委员会，以便整理川军实现‘国军化’。何应钦接电后，10日便赶回南京，当晚就在他那军政部长官邸大客厅召开‘卢沟桥事变’处置会，会商日军的动态和国军的部署、武器弹药的准备，一直到现在，每天晚上都必开一次。我此来，明里是何应钦派来，实际上也是老蒋的意思。老蒋让我来转告你，这回对日一定要来硬的，不能签丧权辱国的条约。何应钦他们也希望你干，说只要29军不向日军屈服，就拨给29军300万发子弹，还可以把驻南京汤山的炮1旅第5团开到保定归你指挥。”

宋哲元听罢，方知蒋介石此次是真的要下决心抗日了，便道：“老蒋喊抗日喊了好几年，这次一开始又说应战不求战，我们还以为他又是光打雷不下雨呢。他既真要抗日，这是我们盼了多长时间的，那咱们哑巴见面，没什么说的——跟他妈的小日本干！”说罢，立刻给张自忠打电话，让他速速赶来北平。

张自忠接电赶到北平时，恰第68军军长刘汝明闻宋哲元回来，亦从张家口赶来北平相见。于是，宋哲元召集众人相商。内中一人激昂地说：“日本人大举增兵，大战不可避免。我们应该争取主动，不能被动等待。目前平津一带，日军只有万余人，我军有十倍于敌之众，完全具备围歼敌人的力量，最低限度可以将日军驱赶到滦河北岸，造成与日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前几日何应钦给军长来过电话，要我们应有准备。而做好主动作战准备，是全国民心所向，也符合中央的意思，我们当努力为之。”说话者是当年利用中央陆军大学暑假往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原来，张克侠从中央陆军大学毕业后，仍回第29军任副参谋长兼第38师参谋长，并通过中共北方局联络部长萧明和以教授职业作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杨秀峰保持着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当日军在北平增兵并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时，宋哲元曾要参谋人员提出应对方案。那时，军参谋长张樾亭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张克侠即将此事通过杨秀峰向中共北方局报告。时毛泽东经与刘少奇研究，指示张克侠应督促宋哲元不要轻易放弃北平。而张克侠本就不同意张樾亭退出北平的被动方案，自得了北方局指示，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故在再次研究张樾亭方案时，明确表示反对，并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方案。此时张克侠话一出，立即得到了冯治安、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何基沣等人的赞成。最后决定，冯治安师停止撤出北平，全军立即做好对日军全面作战准备，并由张克侠制订作战方案，预备8月1日向日军发起全面反击。不料，就在7月23日，却又接蒋介石于当日发给宋哲元的电报，表示同意秦德纯和松井太久郎7月11日签订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略谓：“中央对此次事件……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接着，又传来消息，说南京那边，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对外表示承认此《秦松协定》；蒋介石并亲自约见英、美、法、德外交使节，恳求他们出面调停中日纷争。看过电报，宋哲元长叹一声，谓张自忠道：“一国之君主张不定，带兵之人行动无据，此国之不国，政府不之政府，实在是我等军人的悲哀呀！似此，我们若是擅动刀兵，必是败而有过，胜亦无功。”

张自忠知宋哲元为和战难定，已数日难眠，便道：“那就听听仰之（即冯治安）他们的意见吧。”

众人看过电报，齐谓既然蒋介石同意了三条协定，并说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如果停止冯治安师撤出，岂不给日军破坏协定口实，给中央破坏和谈口实，不由得便都犹豫起来，又决定仍照前面宣布的，冯治安和赵登禹两师换防。

张克侠闻之，连忙来见宋哲元，说：“我已将反击日军方案拟出，为何又将37师换防？37师是我们反击作战的主力，他们离去，必给反击作战带来困难。”

宋哲元接过方案一看，果然做得很细，大致是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其余的和第37师进攻丰台、通州，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第143师自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地。宋哲元说：“克侠，我现在是五心不定，这是兵家的大忌呀，可我没办法。上头没准章子嘛。你这个方案我同意，要和，也得以准备打做后盾。好在我们前几天已按打做了布置，现在还让大家暗中以8月1日反击做准备。明里也还是37师和132师换防，利用这个机会，让132师主力开过来，37师出城做做样子，一旦最后决定打就都可以用上。但这只能咱们暗中布置，明里还不能给部队讲。给部队还得说履行那三条协定。”

但这样一来，可就给全军将士造成了松懈，亦给日军留下从容布兵的时间。到24日，那从关外和朝鲜向华北增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已进至平北密云、怀柔，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进至顺义县城西高丽营，第20师团进至天津和唐山、山海关一带，对平津形成包围之势；那从日本国内、驻朝鲜军团及关东军抽调的24个飞行中队、包括侦察机、战斗机与轻重轰炸机等在内的222架各式飞机也已分别部署在平津周围，编为集成飞行团和航空兵团，听候驻屯军指挥。香月清司精神大振，唤来参谋长桥本群和作战主任参谋堀毛一麿中佐，问：“我们第一期作战条件已渐成熟，二位看是否可以行动了？”

原来，香月清司上任之初，便嘱桥本群和堀毛一麿制订对第29军的作战计划，当宋哲元还滞留在天津时，那计划便已制订出来，并获香月清司拍板同意。这计划将作战任务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对北平郊外的第29军部队进行打击，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西；第二期是以现有兵力占领至保定、任丘一线，如大本营再增加兵力，则占领至德州、石家庄一线，并准备与中国军队决战。

当下，桥本群回答道：“我们第一期作战计划中是将第20师团主力，用铁路输送至北平以南地区参加北平郊外的扫荡作战，在永定河之西岸，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并以一部作击溃赵登禹第132师之准备。可是现在他们还在天津和唐山，并且我们还没有占领通往北平的铁路，难以铁路输送。若以步行开进，则必使中国军队加强戒备，而使我战斗失去突然性。另外，我们在开战前撤离北平城内大日本侨民的计划也还没有实施，若中国军队以侨民做人质，怕会引起国内反响，于我下步作战不利。”

香月清司略一沉吟，说：“桥本君的意见很对，此次是进攻战役的序战，成功与否，影响到国际视听和我大日本的民心、士气。必须做到集中兵力，快速机动，形成重点，通过围攻聚歼，使敌胆寒并扩大战果。为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这样吧，让20师团先派一部分兵力，设法占领廊坊车站——那是天津通往北平的枢纽，控制了廊坊车站，便可将天津至北平铁路控制于我手，使20师团乘火车向丰台输送；让驻屯军旅团第2步兵联队派一个大队，到北平去保护侨民。另外，让松井去给宋哲元送最后通牒，让他们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第37师，于27日正午以前退至长辛店，驻北平城内第37师与驻西苑的该师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区域，至28日正午为止，须退至永定河以西地带，并须继续退往保定；不如此办理，我们就要采取独自行动，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桥本群说：“似此岂不是使他们有所准备？”

香月清司笑道：“非也。这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反会使他们五心不定，难以判断我之企图，正所谓兵不厌诈。”

桥本群和堀毛一麿领命，自去布置。

接下来，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廊坊、北仓、杨村、落垡相继失守。香月清司大悦，传令加强廊坊守备，彻底切断平津两地中国军队交通，加紧向北平输送第20师团，以便配合河边旅团围歼平南南苑中国守军。原来，日本本部25日夜间得了中国驻屯军请求向中国军队开战的报告后，26日上午便回电同意，“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27日又以临参命第64号，赋予“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原有任务以外负责惩罚平津地区中国军队及保证该地方的安定”的新任务，并下达动员令，派遣第5、第6、第10师团等三个步兵师团及配属部队向华北增援中国驻屯军。随后，日军参谋本部下发《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约略如下：一、作战方针：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设法使该地区安定下来。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独流镇之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二、兵团的兵力编制及任务：（一）平津地区以中国驻屯军约四个师团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二）青岛附近大概以一个师团为基干，占领青岛附近，以保护侨民为主旨；三、指导作战要点：（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力加以沉重打击；（二）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这些情况，宋哲元并不知晓，但是，他已经意识到此番大战已是不可避免。

原来，当日军联队长鲤登率第77联队向廊坊中国守军进攻的26日下午3点多，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奉香月清司的指示，带着驻屯军参谋大木和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来到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冀察政务委员会办公处，求见宋哲元。宋哲元对秦德纯和总参议张维藩说：“这小子一来就没好事，我不见，你们去见一见他，就说我身体欠佳，不能见他。”

秦德纯和张维藩虽也不愿意和小鬼子见面，但宋哲元发了话，只得出面当挡箭牌。松井太久郎一见二人，便说：“我是代表香月清司中将来见宋哲元的，你们来没用。”

秦德纯正色道：“我堂堂中国军中将，见你一个大佐已是给了你很大的面子，何况我们还是代表宋哲元上将军长。你若是给脸不要，我们还不见了呢！走。”说罢，拉着张维藩转身欲走。

松井太久郎慌了，连忙说：“既是代表宋军长，那就请接受香月中将的通告。”

秦德纯说：“那就拿来吧，我代表宋上将看看再说。”

松井太久郎乃将大木参谋带来的驻屯军通告递上。秦德纯展开一看，顿时怒火中烧。原来这通告实是一纸最后通牒，谓之：“昨（25日）夜，我军派往廊坊掩护通讯设备的一部分军队，遭到贵军的不法射击，因而引起两军之冲突，不胜遗憾之至。追究惹起上述事态之原因，不得不归咎于贵军对于和我军签订的协定事项缺乏执行的诚意，依然不改挑衅的行径。如果贵军仍抱有不扩大事态之意图，首先应速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37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第37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嗣后仍须将此项部队送往保定方面。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认定贵军毫无诚意，抱歉的是，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此致第29军军长宋哲元阁下。”落款是“日本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香月清司昭和十二年7月26日”。

秦德纯看过，本欲痛斥此通告荒谬绝伦，但一想还是先让宋哲元过一过目为宜，便让松井太久郎等人稍坐，他拿了通告回到内屋，交给宋哲元。宋哲元看罢，亦是怒发冲冠，说：“香月这通告已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看来和平大门已最后关闭，日军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除了奋起抵抗，别无他途可走。绍文，你再去见松井，把通告退给他，告诉他这些条件我们不接受。”

秦德纯然之，到会客厅将通告退还松井太久郎，说：“这通告都是些无理要求，我们不接受，并抗议你们的这种无理行为。北平城是中国的领土，日军无权进驻，凡未经我们同意进驻北平城的日军，我们都会令其限期退出，勿谓言之不预！”

松井太久郎恶言恶语道：“这是驻屯军司令官的要求，接受当做，不接受亦当如此做！”

秦德纯大怒道：“屁话！驻屯军司令是你们的司令，不是我们的司令，无权对我们下命令。想压迫我们做，那就只有让枪炮说话！”

松井太久郎道：“枪炮，枪炮，就你们那些烂枪烂炮？那就等着吧！”言罢，把通告往秦德纯面前一摔，扬长而去。

宋哲元隔窗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听在耳中，迎着秦德纯、张维藩说：“日本人已经把我们逼上梁山，只有打这一条路了。绍文，立刻通知仰之师，停止撤退；通知各师和保安队，按克侠所拟战斗方案进行战斗准备；通知把军部从南苑迁来政务委员会办公处，荩忱、仰之皆到军部来会同办公，麟阁把南苑遗留之事处理完后也过来。另外，必须马上成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我看，就由介人兄兼任这个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城内各师人马。”

字为介人的张维藩领喏道：“介人当竭力为之。”

众人正在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张克侠来报：“驻屯军第2联队2大队500多人，由其大队长广部率领，下午2点乘火车到达丰台，准备换乘26辆大卡车，以保护日侨名义，从广安门开进北平城，估计黄昏时到广安门。”

宋哲元问过消息来源，说：“反正是要打，那就先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让他们小鬼子也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现在谁在守卫广安门？”

张维藩说：“是刘汝珍第679团。”

宋哲元道：“那好，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决不能让日军轻易进到城内。”

驻军天坛的第679团团长刘汝珍乃刘汝明亲弟，得令，立刻带上随员骑马直奔广安门，调度兵马进行准备。薄暮时分，日军乘坐的26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果然拉成一长串从丰台向广安门开来。刘汝珍看看表，正是7点，便下令关闭城门。

日军进到城门前，见城门紧闭，只得停下车向广部报告。广部向随车行动的第29军参谋周思靖道：“周，你的叫他们开门的有。开了门，你的立功大大的，官高高的升。”

周思靖就是“卢沟桥事变”当天那个参与对日交涉的第29军军部代表。原来，他这个代表是日方要求的，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常为日本人办事，参与交涉后，更是甘心为日本人服务，所以此次日军向北平城内出动，就让他带路。听了广部的话，他下了车，进到城门前，高声叫道：“开门，这是日本使馆的卫队，从野外演习归来！”

守城连长说：“你是什么人？”

周思靖道：“我是军部周参谋。”

守城连长说：“你是军部周参谋，怎么和日本人在一起？你别糊弄我！使馆卫队什么时候出去演习了？什么时候有这么多汽车了？”

周思靖说：“他们真是使馆卫队，这汽车是新配给的，运到丰台，他们演完习顺便开回来。使馆是有外事豁免权的，你们不放行，便是妨碍使馆公务，他们使馆会跟外交部交涉的，你们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守城连长只好回报刘汝珍，刘汝珍见部下已准备停当，便传令打开城门。守城卫兵把广安门城门慢慢开启，日军不疑有他，汽车鱼贯而入。眼看前面的十来辆汽车有的进了城，有的正在慢慢通过瓮城，突然枪声大作，从瓮城四周城墙上射下无数颗子弹——正是守城士兵向日军开了火。

枪声一响，车上的日军躲没办法躲，还击没有办法还击，数名日军士兵当下饮弹而亡，更有多名日军受伤，叽里哇啦一阵乱叫。在城外指挥车队进城的广部慌了，连忙转到后边一辆吉普车前，对车上一个日军军官道：“樱井君，快想办法，支那军居高临下又有准备，要来真的我们非玩完不可。”

那叫樱井的日军少佐说：“那只有我出面了，不过这样我们的企图也就暴露了。”这名为樱井的日军军官正是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的樱井德太郎少佐，他是奉了松井太久郎之命，恐日军进城遇到麻烦，带着另一名同是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的日军军官中岛和日本使馆的书记官佐滕茂前来配合日军进城的。他本不想直接出面，故一直坐在后面的吉普车里。

广部说：“现在只有先让支那军停火，其他的顾不上了。要不然，我们两个都不好交代。”

樱井见说，连忙带着佐滕茂下车，进到瓮城前，找到周思靖，打了一面白旗，让周思靖在前边带路，边沿登城台阶朝城墙上爬边喊道：“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宋军长的顾问樱井，你们搞误会了！”

刘汝珍看得清楚，朝旁边的参谋说：“给我揍他，不过得让他活着，免得把事闹大。”

参谋领命，冲着樱井身边的佐滕茂就是一枪，那佐滕茂“啊呀”一声，中弹倒地而亡。樱井回头看时，那参谋冲着他脚边又是一枪，樱井吓得身子一歪，“扑通”从三米多高的城墙台阶上跌落城下。

周思靖亦连滚带爬地跑下台阶，扶起樱井，带着哭腔高叫：“我是军部周参谋，跟樱井顾问来的，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刘汝珍看那瓮城里已倒下一片日军，而进入城内的日军则从汽车上跳下来四散而逃，这才带人走下城墙，故意叫着：“刚才有人说是宋军长的顾问，在哪里？”

周思靖说：“樱井顾问在这儿呢。”

刘汝珍走上前，看着捂着伤腿龇牙咧嘴、痛苦不堪的樱井，拱拱手道：“哎呀，果然是樱井顾问，你这顾问不在政务委员会呆着，怎么跑到城外带车队来了呢？是不是升了车队的队长啊？”

樱井说：“我国外务省闻北平地区战事久不停息，为了安抚民心，让我们组织北平城内的侨民撤退。这汽车便是来撤退侨民的。”

刘汝珍装作恍然大悟道：“噢，原来是这样，怎么他们刚才说是使馆卫队的车呢？”

“因为撤退侨民是使馆的事，所以他们说是使馆的车队。”樱井说。

“既然樱井顾问如此说，那我们得请示北平城防司令部。”刘汝珍道。

宋哲元得报，正在犹豫是否将这股日军全歼，又有人来报河边正三正在调度丰台兵马，有向广安门增援之势。宋哲元见已给日军一点儿教训，不见好而收恐影响下一步行动，便在电话中对刘汝珍如此一说。刘汝珍得令，对樱井说：“警备司令部说了，撤退侨民，你们的车也不能进城。现在天色已晚，明天可让侨民到城门口来乘车。我们现在要关闭城门，你们已经进来的车就停在原地，城外的车不能再进。阵亡者尸体和伤兵我们会安排处理，你可派人在此协调。”

樱井无奈，转告广部，广部也没辙，只得传令城外的车暂且开回丰台，一边向驻屯军司令部报告。

香月清司得到报告，简直快气炸了肺，对桥本群吼道：“传令川岸、河边、酒井和铃木，明天向中国军发起进攻。”

赶来向香月清司报告交涉情况的松井太久郎连忙说：“司令官阁下请息怒，还是按计划后天向中国军进攻为好。”

“为何？”香月清司沉声问道。

松井太久郎说：“一来，咱们在北平城内的侨民还没有安排好；二来，咱们这通告上说得很清楚，让支那军第37师退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的时间是28日中午前，没按这个办理我们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到那时，我们以他们没按要求办理，28日再动手，正可显得我们讲信义。中国人的话，好饭不怕晚，何况依我看来，中国军队并没有真正准备，差一天他们也难有准备，不影响我军取胜。”

香月清司说：“那就照你说的，各部仍按计划于28日行动。但撤侨的事要早做，不要为这些侨民影响我们的行动。”

松井太久郎道：“我们对此已有预案，那就今天晚上让他们撤到东交民巷。”

再说宋哲元既已放弃和谈之想，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遂将外交事务全部转给外交部特派员孙丹林，然后连夜把驻屯军司令的通告及日军车队夜闯广安门之事电报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何应钦报蒋介石同意，命已在沧保沿线的庞炳勋第40军向静海、独流镇集结，令已在保定集中的孙连仲第26军进驻良乡、长辛店，以支援北平，檄催络绎开往石家庄途中的卫立煌军和张耀明第25师、赵寿山第17师加快开进速度，到石家庄后做好向永定河沿岸推进的准备。蒋介石并于27日致电宋哲元嘱咐一番，略谓：“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即孙连仲）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协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

宋哲元接电，决心按蒋介石电示固守北平，乃改任张自忠为城防司令，指挥固守北平作战，并令时在南苑兼任军官教导团团长的第38师第114旅旅长董升堂暂勿回津，统一指挥在南苑的第38师第113旅张文海第223团和第114旅的杨干三第227团，退入北平城加强北平城防守；电令进到团河南的赵登禹挥师火速进驻南苑，担任南苑守军总指挥，阻击日军的进攻。并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戈定远星夜奔赴保定，向孙连仲、万福麟等通报第29军拟向日军进攻之事，催促他们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刚布置完毕，有人报凌晨3时许，驻通州新城南门外的一营驻军被进至此地的驻屯军旅团萱岛大队和通县日军守备队突然进攻，该营守军虽然奋力反击，杀伤一些日军，但坚持不住，已然撤退。宋哲元好生气愤，想到日军已进到南苑、北苑周围，频频挑衅，大战在即，应向全国各界有所表示，乃命人起草一篇自卫守土通电，向全国各界发表。通电文谓：“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7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卫。11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21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25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26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27日晨3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所企祷。”

通电即发，有一人进得门来，却是潘毓桂。他说：“明轩，现在已是火烧眉毛了，你怎么还发这么一个通电，还嫌日本人找不到打你的借口吗？”

宋哲元说：“世叔，我已经下定决心，这回跟小日本拼他个鱼死网破！”

潘毓桂说：“嗨，明轩，你呀，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咱们怎么能打过日本人呢？只有和日本人合作，才能建设好咱们华北呀！嗨！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日本人明天就要向咱们的队伍进攻了，你先带队伍走吧，咱们打不过人家。”

宋哲元说：“日本人明天进攻？您怎么知道的？”

潘毓桂说：“松井太久郎告诉我的呀，他让我转告你，明天川岸的20师团和关东军的两个混成旅团加河边旅团，要对咱们北平、西苑、北苑、南苑一起发动进攻。”

潘毓桂此话不假，这消息果然是松井太久郎让潘毓桂告诉宋哲元的。原来，香月清司和松井太久郎想通过潘毓桂的传话，吓唬宋哲元，使他放弃北平，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即便不能收此效，他们认为宋哲元也未必相信潘毓桂所传之话的真实性。潘毓桂之妻乃日本人，经常在枕边向其灌输大和民族厉害强大之类的话，潘毓桂妇唱夫随，真的以为第29军不是日军的对手，更从骨子里觉得只有和日本人合作才有前途，故正儿八经地来教训宋哲元。

宋哲元说：“世叔，您放心吧，日本人真要打，也还得准备几天，我们已做好准备，不等日本人向咱们进攻，咱们就先打他狗日的。”为了让潘毓桂放心，宋哲元便把下一步进攻部署详细告之。

潘毓桂说：“不可，不可，你那样做是自取其败。我原来跟你说过，南京的蒋介石对北方鞭长莫及，山西的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能做29军和华北民众的靠山和支柱，华北唯一的出路就是和日本合作，才可避免生灵涂炭。日本比咱们中国文明开化，和他们合作，才能和平发展，让华北政治清朗、经济发达，为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宋哲元正色道：“世叔，您这是什么话，那咱们不是成汉奸啦？我过去让您和日本人打交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真要和日本人合作对抗国民政府，更不是真要依靠日本人，如果那样，我们就会成千夫所指。世叔，您这话不能再说，以免动摇军心，对咱们不利。”

潘毓桂一愣，说：“反正我把香月和松井的话捎到了，尽了我的心，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罢，告别而出，往河边正三的旅团部向松井太久郎回话。

松井太久郎听罢，问潘毓桂：“潘，你认为宋告诉你的部署是真的吗？”

潘毓桂说：“是真的，他相信我，不会跟我讲假话。”

“那，我们大日本皇军该如何办？”松井太久郎又问道。

潘毓桂说：“宋哲元真要打，那皇军应该让他们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灵。”

松井太久郎看了潘毓桂一眼，见他一副诚心诚意的样子，便有些瞧不起他，但喜今后可放心利用，便问：“如何让他们尽快失败？”

潘毓桂说：“皇军可先攻打南苑，南苑现在兵马虽然不少，但张自忠两个团要撤离，剩下的兵马都不经打。并且宋哲元已令赵登禹为南苑守军总指挥，可据我所知，赵登禹现在还在团河，打起来没人指挥，肯定是不堪一击。而且，南苑是29军在北平南面的大本营，又是北平的南大门，皇军打下南苑，29军在北平的队伍就被关死了，宋哲元就只能跟皇军合作了。”

听到这里，松井太久郎问一旁的河边正三：“河边君，潘君之意如何？”

潘毓桂说话时，河边正三一直在认真听，并且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打算，现在听松井太久郎问，便道：“潘君的见解甚好，据报随赵登禹前来的有一个旅另一个团，现在他率一个团已到团河附近，正向南苑疾进，另一个旅则正向团河进发，明日攻打南苑，必要防止这一旅向南苑增援。”

松井太久郎道：“那好，我马上把两君之意向香月司令官报告。”

香月清司听了松井太久郎的报告，沉吟一番，说：“潘的报告和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一致的，他这个大日本的女婿对我们大日本皇军是忠诚的。明天，我们要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南苑，那就让川岸师团和河边旅团去干吧，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连进攻南苑带打团河的援兵，足够了！”说着，扭头对桥本群说，“桥本君，下令吧，明天8点各部发起进攻，航空兵事先要轰炸29军所有阵地和营房，并配合步兵的进攻。”

桥本群得令，将原准备27日的进攻命令，稍作修改，即刻发出。

至此，中日双方军队纷纷准备。

随后，在南苑之战中，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相继阵亡。在中南海的张克侠获悉，忙回铁狮子胡同进德社政务委员会告知宋哲元等众将领。

却说接到日军向南苑进攻的消息后，守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秘密会议室中的宋哲元便和冯治安传令何基沣挥师向丰台日军发起进攻，这进攻虽然初时得手，将丰台夺回，并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但在牟田口廉也督率一木大队的反击下，又被迫放弃。当被迫放弃丰台和王长海旅尚滞留于永定河西落垡镇一带而西苑、北苑同遭日军飞机猛烈轰炸的消息一同传到秘密会议室时，宋哲元便知南苑已是难守，决心退南苑之兵集中守城，等候各路消息再做定夺，遂于10时作出撤退南苑决定。时南苑电话电报皆已中断，他只得命传令兵陆路传送。之后，他便与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张维藩、张樾亭等人一直守候在秘密会议室，关注着战事的发展。下午4点，衣冠不整的第9师师长郑大章闯进会议室，报告南苑撤退之兵遭日军伏击，损失甚众。宋哲元大惊，一边派张克侠带人往中南海设立收容站收容南苑退兵，接应佟麟阁、赵登禹，一边派人继续打探各处日本人动静。

此时，宋哲元猛然从张克侠口中得知佟麟阁、赵登禹二人阵亡恶耗，大恸道：“真乃断我臂膀矣！”

张自忠劝慰道：“人死不能复生，军座当以全军战事为重，节哀顺变，速定大计。”

宋哲元道：“我们虽然做出了三路反击日军大计，但恨我们前段时间毕竟是以谈和为重，懈怠了全军战斗意志。现在倭寇大军齐集，而我们则兵力分散，实难似长城抗战集中兵力进行反击。这仗实在难打。”

冯治安说：“我37师全师还在，何况城内还有石振纲旅、城北有阮玄武旅和石焕章保安总队，我们可据北平城拼它个鱼死网破！”

宋哲元道：“鱼死网破倒是痛快，而且我们也未必是鱼死，我宋明轩、我们在座诸位还可挣下抗日英名。只是北平这弹丸之地，有两百万人口，打起仗来遭殃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况北平古都，满城宝物，皆乃祖宗留下，日人荼毒，炮火无情，一旦毁灭，造孽子孙。”

众人闻罢，一时无语。恰在此时，接到蒋介石电报，仍是要宋哲元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应服从勿违为要”。宋哲元犹在犹豫，却见秦德纯也接到蒋介石一封特急电报，电谓：“特急。北平。秦市长勋鉴：缄。并转健群、卓超兄：接此电时，如平保线尚有汽车或小道可通，不论如何，应即硬拉宋主任离平到保。”

原来，7月26日，第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又名卓超）陪同刘健群奉蒋介石之命秘密来了一趟北平。刘健群曾在贵州省立专门学校学习时参加黔军，1925年往广东投奔何应钦，后得何应钦赏识，被委为机要秘书，一路飞黄腾达，后来竟担任了南昌行营的办公厅主任，在此职任上，他又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后来，蒋介石二次下野，贺衷寒、康泽等黄埔学生成立复兴社，在被人称为“十三太保”的13个核心骨干中，他是唯一非黄埔军校毕业生。蒋介石复职后，任命刘健群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并让他筹办军事委员会政训班。在这期间，刘健群写了一本名为《我对党的一点意见》的小册子，文中提出要使国民党起死回生，须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穿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因此，后来世人便以为国民党内有一个叫“蓝衣社”的组织，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也这样认为，故有后来《何梅协定》中取消蓝衣社、复兴社之说。实际上，国民党内只有复兴社，因这蓝衣社并未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也就没有成立。蒋介石派何应钦往北平主持华北政务时，派刘健群往北平担任“华北宣传总队”总队长，实际上是让他到北平建立复兴社。《何梅协定》生效后，刘健群因有蓝衣社之嫌，蒋介石便让他离开了北平，回南京担任复兴社书记长。蒋介石因数次电令宋哲元离开北平赴保定，宋哲元皆未领命，蒋介石恐宋哲元为日本人所用，后想到刘健群在北平时与宋哲元相处尚洽，于是派刘健群前往说服宋哲元。

7月26日，刘健群到了北平，宋哲元为免日本人侦知，便让秦德纯将他安排在颐和园休息，天黑后才接到城里秘密相见。一见面，宋哲元便单刀直入地问：“蒋先生要我去保定，不和日本人谈判，是不是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了？”

刘健群说：“蒋先生要你去保定，不是单纯的要和日本人决裂打仗，但也不是不打仗。”

宋哲元道：“此话怎讲？”

刘健群说：“这就好比打桥牌。日本人的牌，是货真价实的三同，中国方面，顶多是表面上的一大对。现在日本出了钱，蒋先生看牌是输，不看牌也是输。唯一的办法，是来一下反烘。让日本人有若干分之一的顾虑，也许会知难而退，以求得万一的和解。这叫做以战求和。”

宋哲元仍是不解，问：“万一日本人真要看牌，蒋先生怎么办呢？”

刘健群说：“这时人事已尽，只好推翻桌子打架，不计较输赢，不问生死了，所以我说蒋先生要你去保定的意思不是一定要打，也不是一定不打。中央的宣言称‘和平未至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话当时在党内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后句改为‘牺牲若至最后关头，定必断然牺牲。’但蒋先生还是坚持采用了前句，足见一字一句都用尽了心血。蒋先生要你去保定，做出不畏战的姿态，也许由中央应付还有一线希望。倘若你老在北平，作焦头烂额的应付，太软了只有屈服，屈服的结果是必然的一战；太强硬了，更是只有一战。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便是蒋先生的用意和苦心。”

宋哲元当时似有所悟，但仍未同意立即赴保，便请刘健群转告蒋介石，容他在北平再留三天，待把一干事务安排妥当，再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并要刘健群当晚速离北平，说：“健群兄，照目前情况，恐怕日本人不容许延宕。战争也许不可避免，除了共产党外，日本人最恨的就是你们复兴社，所以我不能留你，此刻便请你离平回去。如果幸而无事，三天之后我必到保定；倘若不幸已发生战事，请你通知孙仿鲁兄即刻过河援我。并务请转告蒋先生，我宋明轩是中国人，虽然现在不能不与倭寇周旋，但一旦战争不可避免，我决不会背叛祖宗与倭寇同流合污，请蒋先生务必相信29军，相信我宋明轩，在对日作战中予以统筹安排。”

没想到，在南苑之战后，蒋介石又来了这样一电，看来，蒋介石是真不愿意让他继续留在北平，为此已是先后给自己四次电报，不仅让秦德纯督促自己离开，竟还要刘健群和戈定远硬拉自己离开。现在形势如此急转直下，北平又是非战之地，自己留平已无任何益处，正可以借蒋介石电令为由去保定观望形势发展，收容南苑散乱之兵，重新调整部署。想到此，他决心乃定，说：“时至今日，我们已是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徐图良策，所以，我决定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迅即离开北平前往保定，然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众皆同意，亦皆云不能都退走，必须留一部队伍在北平暂作周旋，以图缓和形势留作回旋之用。宋哲元然之，说：“当然，我们是因投鼠忌器而不能据城死战，所以决不能弃之不管，而必要勉力维持。因此，我意仍要留阮玄武和石振纲两个旅在城里维持，因为调石旅来平，是经日本人同意来接替第37师防务的，而阮旅一直驻军黄寺，与日本人尚未发生过冲突，那日本人无由不同意。至于我们中间谁留下，我肯定是不能留，那能留下的，便只有绍文和荩忱选其一。绍文留下，最有利的便是可以直接和蒋介石联系，方便得到中央的意图——”

秦德纯没等宋哲元说完，忙摇手道：“不行不行，我资历不行，没有单独带过队伍，跟着你跑跑龙套还可以，不堪独当此大任。”

宋哲元听罢，便把眼光瞅向张自忠。张自忠知道宋哲元之意，更知道在此第29军成立以来最为危难之际，必须有人临危受命，因为宋哲元出任这军长是他力荐的，因为他俩和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曾约定，这第29军永远以宋哲元为首领，张自忠居次，再依次为冯、赵、刘，因为现在第29军战线拉得太长，亟须收容起来重新部署。现在明知留下是往火坑里跳，但为了保存第29军，保存冯玉祥先生西北军这唯一的骨血，为了周旋军情，火坑总得有人跳，地狱总得有人下，这跳火坑的，下地狱的，首当其冲应是我！于是，他站起来，说：“那就只有我留下吧。我自主津以来，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只是我此番留下乃委曲求全缓和局势之策，带兵之将不能血洒疆场，却要与外敌周旋，但恐不为国人所谅。现代春秋，你们都成了民族英雄，我怕却成汉奸了。个人身家性命事小，个人名誉和家族声誉事大，将来还请各位代为剖白！”

宋哲元说：“不要紧，我给你留个字据。”说罢，挥笔写下手谕：“一、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令张自忠代理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三、令张自忠代理北平市市长。”想了想，又写下一纸通电：“哲元奉令移保，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写罢，交给张自忠，说：“我到保定后，即将此通电全国。有此手谕和通电，想世人会有所谅解。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们大家只要活着，就会给你作证，不让你枉背汉奸之名。你维持这个局面，十天左右就成。届时，我由保定率队来平接应。”

张自忠说：“不管能不能来平接应，大计定后，务必给我送个信，我好定前程。古语云：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大敌当前，我这一师之长不能久离军中！”

宋哲元点头道：“一定，一定。咱们以七天为限，超过七天，你就见机行事。”

众人又将诸事略作布置，秘密传令第37师撤出阵地、营房向永定河西岸进发。看看已是夜间9点，宋哲元和秦德纯、张樾亭、张维藩、冯治安一干人便与张自忠洒泪而别，悄然出了铁狮子胡同那昔日的段琪瑞执政府如今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大楼，出了西直门，向西而去。

张自忠留下后，虽拟消极应付，积极打算，用刚柔相济之手段来缓和局势，延缓日本人进占平津，但日本人的目标，是要扩大在中国的侵略，这如今的第一步便是全取华北，如何会不占平津？这情形，岂是忍辱待时、不肯真做汉奸的张自忠所能应付？于是，张自忠勉强维持数天，看看形势不对，便于8月7日宣布辞去一切职务，随即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后来，他又历经千难万险逃出北平到了南京，最终获准回到原部带兵。其中情形，暂且不表。单说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后，北平便由那冀察政务委员会中一拨甘做日本人奴隶的汉奸委员及日本人主持组织的北平市地方维持委员会配合日本人掌握。8月8日，日军举行了大规模的“入城式”，5000余名侵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了城区，香月清司、桥本群占据铁狮子胡同冀察政务委员会即段琪瑞执政府旧址，设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古都北平，终沦于日本人之手。

1937年7月7日夜，宛平城的枪声，划破长空，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拉开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序幕！

（注：此作已入选《今古传奇》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优秀军事小说奖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