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

黄金和白银热

刻在剑柄上的十字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开始穿越地球西部广阔的空间时，他业已接受传统的挑战。他们乘坐的船只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的一片叶子，听凭汹涌浪涛的颠簸，浪头不时将船抛向魔鬼之口，阴沉的大海犹如一条贪食人肉的巨蛇，随时伺机以待。按照15世纪人们的认识，再过一千年，上帝进行最后审判的净化之火将毁灭全世界。那时所谓的世界还只是地中海，其海域模模糊糊地伸向非洲和东方。葡萄牙航海家们确信，西风会带来一些奇怪的尸体，海上有时会漂来精心雕刻过的木头片，但是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世界很快会令人吃惊地扩大。

那时还没有美洲这个名称。挪威人还不知道他们很久以前就已发现这块大陆，就连哥伦布本人，经过多次航行，到死都以为自己到达的是亚洲。1492年，当西班牙人的皮靴首次踏上巴哈马（Bahamas）海滩时，哥伦布船长还以为这些岛屿就是日本的前沿地区。哥伦布随身携带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每页的空白处写满批注。马可·波罗（Marco Polo）说，日本国的居民“拥有大量的黄金和取之不尽的金矿……在这个岛屿上还有许多最纯正的珍珠，色彩呈玫瑰色，形状又大又圆，价值超过白珍珠”。成吉思汗听说有关日本国财富的消息，心中激起征服这块土地的欲望，但是他失败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诱人的章节中，呈现出天地间的所有财富，那就是在印度洋上约有一万三千座岛屿拥有堆积如山的金子、珍珠、黑白胡椒和数量庞大的各种调料。胡椒、生姜、丁香、肉豆蔻和桂皮，就像盐一样非常受欢迎，它们用于冬季储存肉类，使之不变质失味。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决定资助直接到达这些财富产地的冒险家，以摆脱中间商和商贩所构成的沉重枷锁，因为他们垄断了来自神秘东方的调料、热带植物、薄纱织物和白刃武器的贸易。渴望得到贵金属（支付贸易运输费用的手段）的欲望也驱使人们去横渡可憎的海洋。整个欧洲需要白银，波希米亚（Bohemia）、萨克森（Sajonia）地区和蒂罗尔（Tirol）的矿脉已快要枯竭。

西班牙正处于光复时期。1492年不仅是发现美洲的一年——一个新世界从这个带来重大结果的误解中诞生——而且还是收复格拉纳达（Granada）的一年。阿拉贡（Aragón）的费尔南多（Fernando）和卡斯蒂利亚（Castilla）的伊莎贝尔（Isabel）[1]通过联姻避免他们的领土被分裂，1492年初他们摧毁了西班牙土地上最后一个穆斯林的堡垒。西班牙人用了近八个世纪才收复在七年内失去的一切[2]，光复战争耗尽皇家的财富。但是，那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是一场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另外，十五万犹太人在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也并非是一件偶然的事。西班牙成为一个高举刻着十字架的利剑的民族，伊莎贝尔女王成为神圣的宗教法庭的保护人。假如从未有过盛行于中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圣战的军事传统，就无法解释发现美洲的功绩；教会很快使征服大洋彼岸陌生的大陆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是瓦伦西亚（Valencia）人，他使伊莎贝尔女王成为新大陆的女主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扩张壮大了上帝在地球上的领域。

在发现美洲大陆的三年之后，哥伦布亲自指挥了同多米尼加印第安人作战的军事行动。一队骑士、两百名步兵和一些受过专门进攻训练的猎犬大肆屠杀印第安居民。五百多名印第安人被运往西班牙，作为奴隶在塞维利亚（Sevilla）出售，最终凄惨地死去。[3]但是，这种作为遭到一些神学家的反对。16世纪初，虽然形式上禁止把土著人当作奴隶使用，但事实上并没有禁止，而是赞美奴役。在每次军事入侵之前，征服军的指挥官必须在公证人面前向印第安人宣读一份冗长的、咬文嚼字的责令，规劝印第安人成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或者居心不良地故意拖延的话，我向你们保证：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对你们发起有力的反击，并将尽我所能在各地同你们作战，使你们屈服于教会和陛下的束缚，并且顺从他们；我将占有你们的妻儿，使之沦为奴隶，并当作奴隶予以出售，我将根据陛下的指示支配他们；我还将占有你们的全部财产，并将竭尽全力使你们遭受各种不幸和灾难……”[4]

当时的美洲是不能或难以解救的广阔的魔鬼帝国。但是，反对印第安人异教徒的狂热使命同新大陆财富的光彩在征服者的队伍中激起的狂热结合在一起。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时的忠实伙伴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写道，他们来美洲是“为了效忠上帝和陛下，也为了得到财富”。

当哥伦布到达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的环形珊瑚岛时，他被加勒比清澈透明的海水、绿色的风景、清新柔和的空气、色彩斑斓的飞禽、“好身材的小伙子”，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英俊而又温顺的人”搞得眼花缭乱。他向印第安人赠送“一些彩色便帽、玻璃项链及其他许多使他们高兴无比的价值低廉的东西。印第安人如此拥戴我们，简直像个奇迹”。哥伦布向印第安人展示利剑，他们并不知这是何物，从剑刃处去拿，结果手被割破了。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写道：“与此同时，我非常留意，极力想知道这里是否有黄金。我看到一些印第安人穿透鼻子的洞眼中挂着一小块黄金，借助手势我得知，向南或由南折回岛上，那里有一个国王用大罐装着黄金，并且还有许多许多。”因为“黄金成为财富，谁拥有它，谁就可以在地球上随心所欲，甚至可以使有罪的灵魂进入天堂”。在哥伦布的第三次航行中，当船队驶入委内瑞拉沿海时，他仍然以为是在向中国海前进。他报告说，由此伸展出一片通向人间天堂的一望无边的陆地。16世纪初叶，巴西海岸的勘探者阿梅里科·贝斯普西奥（Américo Vespucio）也向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édici）叙述道：“树林如此之美丽温柔，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5]1503年，哥伦布自牙买加写信给国王：“当我发现西印度洋群岛时，我说过那是世上最大、最富饶的地区，我谈到那里的黄金、珍珠、宝石、调料……”

在中世纪，一袋胡椒的价格超过一条人命的价值，黄金和白银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用来打开天堂之门和人间资产者的重商主义大门的钥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大陆上的丰功伟绩是把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掠夺当地的财富结合在一起。为了拥有整个世界，欧洲极力向外扩张。充满危险的、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处女地，激起了指挥官、绅士贵族们，以及那些衣衫褴褛、被驱使去夺取诱人的战利品的士兵的贪婪之心。他们相信被称为“死者之光”的荣誉，也相信勇敢。科尔特斯说过，“运气帮助胆大的人”。他本人为组织对墨西哥的远征，抵押了自己的全部私人财产。除哥伦布或麦哲伦这样少数幸运者之外，几乎所有的探险都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而是由征服者本人承担费用，或由商人银行家出钱资助。[6]

印第安人为了支开入侵者而编造的国王满身披挂黄金的黄金国神话诞生了，从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到沃尔特·雷利（Water Raleigh），一批又一批人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在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Río Oricono）中徒劳地寻找着黄金国。由于发现波托西，“喷涌出白银的山峦”的梦想在1545年变成现实。在此之前，却有许多顺巴拉那河（Río Paraná）而上、企图到达银矿产地的探险者死于饥饿、疾病，或被印第安人的乱箭射死。

墨西哥和安第斯高原确实蕴藏着数量可观的黄金和白银。1519年，科尔特斯向西班牙披露了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国王的阿兹特克金库令人震惊的规模。十五年之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绞死印加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之前，令其交纳的一笔巨额赎金（一屋子黄金和两屋子白银）运抵塞维利亚。在此之前的一些年份中，西班牙朝廷用从安的列斯群岛（las Antillas）掠夺来的黄金给随哥伦布首航的水手们支付报酬。[7]末了，加勒比岛屿上的居民不再纳税，因为他们都已不复存在，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死于淘金之中。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劳动，半个身体浸泡在水中，淘洗含金的细砂；或者弯腰躬身，背负来自西班牙的笨重的农具开垦农田，直至精疲力竭地死去。许多多米尼加印第安人提前完成新的白人剥削者强加于他们的使命，先杀死自己的子女，然后集体自杀。16世纪中叶，官方的编年史家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Fernández de Oviedo）这样解释安的列斯群岛的集体自杀现象：“许多自尽身亡的人是为了娱乐消遣和逃避劳动而服毒自杀，另外一些人是用自己的双手自缢身亡。”[8]

携带秘密武器的神回来了

在哥伦布首次航海期间，路过特内里费岛（Tenerife）时，他曾目睹一场可怕的火山爆发。这场火山爆发，犹如一个征兆，预示着这块切断通向亚洲西路航线的辽阔的新大陆上即将发生的一切。从望不到边际的海域，隐约可见美洲大陆就在那里。征服就像狂潮，排山倒海般推进。总督接替船长，全体船员变成入侵的军队。罗马教宗的圣谕将非洲授予葡萄牙王室，将“余下的尚未被发现的土地，无论是迄今已由你们派遣的人员发现的，还是将来发现的土地”赐予卡斯蒂利亚王朝。美洲被赠予给伊莎贝尔女王。1508年，教宗在一项新的圣谕中决定，在美洲征收的全部什一税永久地归西班牙王国，也就是说，西班牙对新大陆教会拥有令人垂涎的多方面的保护权，包括有权要求真正管理所有教士的薪俸。[9]

1494年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atado de Tordesillas）准许葡萄牙占有由教宗确定的分界线以外的美洲土地。1530年，马丁·阿方索·德·索萨（Martim Alfonso de Sousa）驱走法国人，在巴西建立第一批葡萄牙居民点。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穿越可怕的原始森林和广漠的不毛之地，在征服和开发的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513年，太平洋展现在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的眼前；1522年秋季，费迪南德·麦哲伦（Hernando de Magallanes）探险队的幸存者回到西班牙，他们首次将两大洋联结在一起，并且在绕地球环行一周之后证实地球是圆的；在此三年之前，科尔特斯的十艘航船从古巴岛出发前往墨西哥方向；1523年，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前去征服中美洲；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占领印加帝国的心脏，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库斯科（Cuzco）；1540年，彼德罗·德·巴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穿过阿塔卡马沙漠（Desierto de Atacama），建立起智利的圣地亚哥城（Santiago）。征服者深入查科（Chaco），并且揭开了从秘鲁直至地球上流量最大的河流入海处的新大陆的面纱。

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天文学家，又有食人肉者；既有工程师，又有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但是，没有一种土著文化懂得使用铁器、犁、玻璃和火药，也不会使用轮子。而从大洋彼岸降临到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却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富有创造力的爆炸时期。美洲大陆的出现，作为又一项新的发明，连同火药、印刷术、纸张和指南针，一道参与了近代沸腾的诞生。两个世界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土著文明相对容易被征服。科尔特斯带着不足百人的水手和五百零八名士兵在维拉克鲁斯（Veracruz）登陆。他们带着十六匹马、三十二把弩弓、十门铜炮以及若干火绳枪、滑膛枪和大手铳。而当时，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的面积却是马德里的六倍，拥有两倍于西班牙当时最大城市塞维利亚的人口。皮萨罗仅率领一百八十名士兵和三十七匹马进入卡哈马卡（Cajamarca）。

起初，印第安人都被吓呆了。莫克特苏马国王在宫殿中得到的最初消息是：一座巨型山丘在海面上漂移。接着，另外一些信使又接踵来报：“皇帝听说炮弹如何爆炸，爆炸声如何隆隆作响，人如何昏倒过去，听力怎样受影响，这引起他的极度恐慌。当炮弹落地时，一种类似石球般的东西从内部窜出，火焰四射……”那些外国人骑在“像房顶一样高”的“鹿”上。他们全身武装，“仅仅露出他们的脸，如同石灰一样白的白脸膛，满头金发，也有满头黑发的，蓄着长长的胡子……”[10]莫克特苏马还以为羽蛇神（Quetzalcóatl）回来了，因为此前不久，有八种迹象显示他将返回。狩猎者曾给他带来一只鸟，头部有一顶圆形王冠，形如一面镜子，镜子中反射出夕阳西下的天空。莫克特苏马从镜中看见一列列武士列队行进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羽蛇神曾自东方来，又向东方而去，他就是白肤色、满脸胡子。印加人那具有双重性别的维拉科查神（Huiracocha）也是白肤色，留有胡子。东方是玛雅（Maya）人英勇无比的祖先的摇篮。[11]

现在，重返大地向人民算账的复仇之神穿戴着盔甲和锁子铠甲，铮铮发亮的外壳把飞镖和石块弹射回来。他们的武器发射出致命的射线，令人窒息的烟雾使空气混浊。征服者还施展政治手腕，运用背信弃义的策略和阴谋诡计。例如，他们懂得如何激发那些受阿兹特克帝国统治的民族的仇恨，知道利用那些使印加人权力瓦解的分歧。特拉斯卡拉人（los tlaxcaltecas）成为科尔特斯的同盟者，皮萨罗利用印加帝国继承人（一对敌对的兄弟）瓦斯卡尔（Huáscar）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之间的战争从中渔利。在利用罪恶的手段使印第安人最高首领屈服之后，征服者在中间统治阶层、僧侣、官员和军人中赢得同谋者。除此之外，他们还运用其他武器，或者说（如果喜欢这样说的话）其他因素，例如马和细菌，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入侵者的胜利。

马同骆驼一样，曾经起源于美洲，[12]但却在这片土地上绝迹了。马由阿拉伯骑士引入欧洲，在旧大陆上具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价值。当征服者把马匹带回美洲时，在印第安人惊奇的眼神中，马赋予了入侵者神奇的力量。据说，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见到首批西班牙士兵骑在用小铃和羽饰装扮起来的健壮的马匹上，马奔驰着，发出嘶叫声，飞奔的马蹄扬起一片尘土，他大吃一惊。[13]玛雅人继承者特库姆（Tecum）酋长用长矛砍掉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坐骑的脑袋，因为他深信马是征服者肌体的一部分。但阿尔瓦拉多站了起来并将酋长杀死。[14]用战时的马具装饰起来的少量马匹驱散了众多的印第安人群，散播着恐怖和死亡的阴影。在殖民过程中，“面对当地人的幻觉，神甫和传教士们宣扬马是神圣的，因为圣地亚哥（西班牙的守护神）骑的就是一匹白色小马，在上帝的帮助下赢得了反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神圣的战争”。[15]

细菌和传染病是征服者最有效的帮凶。欧洲人带来了如《圣经》上所描述的疾病：天花、破伤风、各种肺部和肠道疾病、性病、沙眼、伤寒、麻风、黄热病和使满口牙烂掉的龋齿病。天花最早出现，这种使人发烧、肉体溃烂的陌生而令人厌恶的传染病难道不是一种超自然的惩罚吗？“西班牙征服者进驻特拉斯卡拉（Tlaxcala），于是传染病蔓延开来。咳嗽，以及燃烧着的火烫的水痘。”一个印第安人如此描述。另外一个说：“传染的、顽固的、难以医治的水痘使许多人丧生。”[16]印第安人像苍蝇一样成群死去，他们的身体对新的疾病没有任何抵抗力，即便是幸存者也变得非常虚弱无用。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估计，美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中有近一半以上是在首次接触白人之后染上疾病而丧生。[17]

像饿狼般贪婪黄金

为数不多的残酷的美洲征服者，借助于火枪的狂射、利剑的乱砍和瘟疫的扩散，向前推进。被征服者对此有所叙述。乔卢拉（Cholula）大屠杀之后，莫克特苏马派遣新的使者去见正向墨西哥山谷挺进的科尔特斯。使者赠送给西班牙人金项链和用格查尔鸟（quetzal）的羽毛织成的旗帜。西班牙人“兴高采烈，如同一群顽猴一样高举黄金，手舞足蹈，精神大振，容光焕发，因为这就是他们渴望的东西。他们心花怒放，强烈地渴望得到黄金，就像一群饿狼一样贪婪”。保存在佛罗伦萨古抄本中的纳瓦特尔语（Náhuatl）原文就是这样描述的。后来，当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人首都——金碧辉煌的特诺奇蒂特兰时，西班牙人闯进金库，“然后做了一个硕大的金球，接着就纵火点燃剩下的一切东西，不管有多贵重，一切都在火焰中燃烧。西班牙人将黄金制成金砖……”

战斗也曾有过。曾经丢失特诺奇蒂特兰的科尔特斯，终于在1521年重新征服了它。“我们手无寸铁，已经弹尽粮绝，滴水未进。”被破坏烧毁的、尸首遍地的城市终于陷落。“整夜下雨，雨水浇淋着我们。”绞架和酷刑不够用了，被洗劫一空的金库永远无法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在漫长的岁月中，西班牙人不停地挖掘墨西哥湖底，寻找传说被印第安人埋藏起来的黄金和贵重物品。

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及其随从来到危地马拉，“他们杀死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以致死者血流成河，形成后来的奥林特佩克河（Olintepeque）”，甚至连“白昼也被印第安人流出的鲜血染红”。在决战之前，“受尽折磨的印第安人恳求西班牙人别再折磨他们，说他们那里有许多黄金、白银、宝石和翡翠，已变成鹰和雄狮的内海布·伊斯金（Nehaib Ixquín）首领拥有这些宝物。后来，印第安人跟从了西班牙人并和他们站在一起……”[18]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在将印加的阿塔瓦尔帕斩首之前，逼他交来“一担架黄金和白银作为赎金，其中纯白银两万多马克[19]和一百万三十二万六千埃斯库多的纯金币”。之后，他向库斯科进军，这座印加帝国的首都非常耀眼夺目，皮萨罗的士兵还以为他们到了古罗马城。但是，西班牙人很快就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立即开始洗劫太阳神庙，“他们互相角逐厮打着，每个人都力图从这座宝库中抢到最好的东西。穿着锁子铠甲的士兵践踏珠宝、雕像，敲打金质器皿或将其锤成便于携带的形状……太阳神庙的全部金银财宝都被投入熔炉，铸炼成金属锭，其中包括曾经布满墙壁的金属板和花园中令人赞叹不已的人工锻造的树、鸟和其他物品”。[20]

今天，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空旷的索卡洛（Zócalo）广场上，天主教堂矗立在特诺奇蒂特兰最主要的庙宇的废墟上，市政厅建在被科尔特斯绞死的阿兹特克首领夸乌特莫克（Cuauhtémoc）的住宅上。特诺奇蒂特兰已被夷为平地。在秘鲁，库斯科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但征服者却未能彻底摧毁库斯科高大的城墙。今天，在殖民时期建筑物的旁边仍能看见印加帝国宏伟建筑的石块遗迹。

波托西的光辉：白银的周期

有人说在波托西城的昌盛时期，连马掌都是银制的。[21]教堂的圣坛和宗教游行中小天使的翅膀也都是由白银制成的。1658年为了庆祝圣体节，波托西城中从主教堂至莱科莱托斯教堂（Iglesia de Recoletos）的马路，原先铺设的石块被敲去，全部改用银砖砌成。在波托西，用白银盖起庙宇和宫殿、修道院和赌场。白银成为悲痛和喜庆的诱因，导致鲜血和美酒喷涌；白银燃起贪婪之心，放纵挥霍和冒险。在殖民征服和掠夺中，剑与十字架并驾齐驱。为了掠夺美洲的白银，军事首领和苦行者、格斗的骑士和传道士、士兵和僧侣都相聚在波托西。富饶山丘的宝藏变成银锭和银块，有力地哺育了欧洲的发展。皮萨罗成为库斯科的主人之后，“其价值等于一个秘鲁”成为对人或事的最高赞誉，但自从发现波托西山丘之后，堂·吉诃德·德·拉曼恰（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告诫桑丘时说的谚语是：“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据1573年人口普查统计，成为总督辖区命脉和美洲白银产地的波托西拥有十二万居民。自从安第斯荒原上冒出这座城市之后，仅仅二十八年的时间，这座城市就犹如魔术般拥有同伦敦一样多的人口，居民人数超过了塞维利亚、马德里、罗马或者巴黎。一项新的人口普查证明，1650年，波托西已拥有十六万居民，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人口是波士顿的十一倍，而那时纽约市还不是现在这个名称。

波托西的历史并非随西班牙人的到来而诞生。先于征服之前，印加王瓦伊纳·卡巴克（Huayna Cápac）曾听到属下谈论过苏玛赫·奥尔科（Sumaj Orcko），一座美丽的山丘，后来他患病被送到塔拉帕雅（Tarapaya）温泉时，终于亲眼看到这座山丘。从坎图玛尔卡（Cantumarca）村落的草屋，这位印加王第一次目睹那座昂然挺立在山巅之间的完美的锥形山峦，立刻目瞪口呆。这座山丘有数不清的不同深浅的红色色调，匀称的外形，庞大的面积，它始终激起人们的惊叹和赞美。印加王猜测这座山丘深处可能蕴藏着宝石和贵金属，他曾想用这些宝藏重新装修库斯科的太阳神庙。印加人从科尔盖·波尔科（Colque Porco）和安达卡巴（Andacaba）矿山挖掘出的黄金和白银从来不运出印加王国，这些金银不是用于交易，而仅仅用来崇拜帝神。当印加矿工在雄伟的山丘的白银矿中埋下燧石时，一声沉闷的吼叫吓跑了他们。这吼叫声似雷鸣般有力，发自崎岖不平的山丘深处，它用克丘亚语（quechua）说道：“这些财富不属于你们，上帝将它留给远方来客。”印第安人惊恐万状地逃走了，印加王抛弃了这座山丘，临走之前他把这座山丘的名字改为波托西，意即“轰鸣、爆裂和爆炸的山”。

“远方来客”很快就出现。征服的首领开道。当他们到来时，瓦伊纳·卡巴克已经去世。1545年，印第安人瓦尔帕（Huallpa）在追捕一匹跑散的骆马时，被迫在这座山冈上过了一夜。为了不致冻死，他点燃一堆篝火取暖，火光照亮了耀眼的白色的矿脉，那是纯正的白银。西班牙人雪崩似的蜂拥而来。

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出，国王查理五世迅速表示感谢，他授予波托西“帝国城市”的称号和一枚城徽，上面写着：“我是富饶的波托西，我是人间宝库、群山之王，我令所有国王倾倒。”在瓦尔帕发现此山谷仅十一年后，刚刚诞生的帝国城市就庆祝费利佩二世加冕。庆祝活动持续了二十四天，耗资八百万硬通比索。寻宝者纷纷来到这个令人生畏的地方，这座约五千米高的山峰成为最有吸引力的磁体。但是，在银山脚下，生活却是艰辛的，人们必须忍受寒冷，这似乎是一种必要的代价。短短的瞬间，一个富饶但却杂乱无章的社会伴随着白银在波托西诞生。这是白银引起的兴盛和骚动。按照乌尔塔多·德·门多萨（Hurtado de Mendoza）总督的说法，波托西成为王国的主要中枢神经。17世纪初，波托西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座舞蹈学校。沙龙、剧场和节日舞台都挂着极其华丽的壁毯、挂帘、纹章和金银手工艺品。住宅的阳台上垂挂着五颜六色的锦缎和金银丝织物。城里有来自格拉纳达、佛兰德和卡拉布里亚的丝绸和纺织品，有巴黎和伦敦的礼帽、锡兰钻石、印度宝石、巴拿马珍珠、那不勒斯长筒袜、威尼斯玻璃制品、波斯地毯、阿拉伯香水和中国瓷器。太太们浑身珠光宝气，戴着宝石、钻石和珍珠；绅士们身着地道的荷兰高级绣花服装。斗牛之后便玩传戒指游戏，此地总有中世纪式的决斗，这是爱情与傲慢的决斗。决斗士戴着镶满绿宝石和鲜艳羽毛的铁盔，手持托莱多利剑，骑在装饰华丽的智利小马上，马鞍和马镫都用金丝装饰。

1579年，马蒂恩（Matienzo）法官抱怨道：“总是少不了新奇事、厚颜无耻和傲慢无礼。”那时的波托西已经有八百名职业赌徒，一百二十名著名妓女，那些富有的矿主经常光顾她们明亮的沙龙。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圣体圣礼，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个晚上的化装舞会，八天斗牛，还组织了三场社交晚会，两天的各种比赛及其他庆祝活动。

西班牙人养牛，别人喝奶

1545到1558年间，位于现在玻利维亚境内的波托西富饶的银矿，以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瓜纳华托（Guanajuato）的储量丰富的银矿，都相继被发现；就在同一时期，汞齐工艺开始得以运用，这使得低品位的银矿也可以被开发利用了。开采银矿的“狂潮”很快压倒金矿。到17世纪中叶，银矿出口已经占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矿产出口的99%以上。[22]

因此，从那时起，美洲就成为一个宽阔的、集中的矿井口，波托西尤为如此。现在，一些玻利维亚作家满怀豪情地说，西班牙三百年中从波托西得到的矿石足够架起一座从山顶通向大洋彼岸皇宫门口的银桥。这个比喻毕竟是一种想象，但它暗示了这样一种看似杜撰但却真实的事实：银子流向广阔的领域。大量的美洲白银被偷偷地走私到菲律宾、中国和西班牙本土，厄尔·J.汉密尔顿在书中并没有估计这一情况[23]。汉密尔顿根据从交易所获得的材料，在他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中提供了惊人的数字：从1503到1660年，有十八万五千公斤黄金和一千六百万公斤白银运到塞维利亚港。在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运到西班牙的白银，超过欧洲白银储备总量的三倍。这些不完整的数字中还不包括走私的白银。

从新殖民地掠夺来的贵重金属刺激了欧洲的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使欧洲的经济有可能得以发展。就连亚历山大大帝把掠夺来的波斯财富倾倒在古希腊所产生的效果，也无法同美洲对他国的发展所做出的这种巨大贡献相比拟，不是对西班牙做出贡献，确实不是，尽管美洲白银之泉是属于西班牙的。正如17世纪人们所说的，“西班牙像一张嘴，它进食，咬碎、嚼烂，立即送到其他器官，除了一瞬即逝的味觉或者偶然挂在牙齿上的碎屑之外，自己什么也没留下”[24]。西班牙人养牛，但是别人喝奶。王国的债权人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有计划地掏空了塞维利亚交易所由三个人用三把钥匙锁着的保存美洲财宝的金库。

王朝被抵押出去。此前它已把各种船只运载的几乎所有白银都让给了德国、热那亚、佛兰德和西班牙的银行家。[25]在西班牙征收的税款，大部分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543年，皇家收入的65%都用来支付债券的年利。只有极少量的美洲白银被用在西班牙经济上。尽管白银表面上是在塞维利亚登记入库，但却流入富格尔（Függer）家族[26]手中，这些有钱有势的银行家早把完成修建圣佩德罗教堂（Catedral de San Pedro）工程所需要的资金预支给教宗，这些白银也流入当时其他一些像韦尔泽（Welser）、谢兹（Shetz）和格里马尔迪（Grimaldi）家族那样的大债主的手中。白银还用来支付向新世界出口非西班牙货品的费用。

富有的帝国拥有一个贫穷的宗主国，宗主国虽然穷，但对繁荣的幻想却像越来越膨大的肥皂泡。一方面王朝到处开辟战场，一方面贵族挥霍无度。在西班牙土地上，教士和武士，贵族和乞丐，像物价和金钱利率一样疯涨。在这个拥有广阔但贫瘠的大庄园的国度里，工业一诞生便死亡，病弱的西班牙经济抵抗不住需求越来越多的食品和商品的猛烈冲击。这种需求的增长是殖民地扩张不可避免的结果。公共费用的大量增加和海外领地消费需要的强大压力导致贸易赤字激增，通货膨胀失控。科尔伯特（Colbert）这样写道：“哪个国家同西班牙人做买卖越多，哪个国家的白银就越多。”欧洲在激烈地争夺西班牙市场，也就是争夺美洲的市场和白银。17世纪末的一份法国文件使我们了解到，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宗主国有着十分迷人的景象，但是，那时西班牙只掌握同大洋彼岸“它的”殖民属地进行贸易的5%，全部贸易的近三分之一掌握在荷兰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四分之一是属于法国人的，热那亚人控制20%以上，英国人控制10%，德国人控制得少一些。[27]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

查理五世通过贿赂被推举为神圣帝国皇帝的继承人，但他在位的四十年中，只有十六年是在西班牙度过的。这位下巴突出、目光呆滞的君主，一个西班牙单词都不认识就登上了宝座。他执政时，周围是一群贪婪的佛兰德人。查理五世给这些人发放通行证，让他们从西班牙带走满载黄金首饰的骡马，还授予他们主教、大主教的头衔和官职作为犒赏，最后还允许他们把黑奴运到美洲殖民地去。查理五世在整个欧洲追捕“魔鬼”，由他挑起的宗教战争消耗了美洲的财富。他的去世没有导致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西班牙在近两个世纪内忍受着奥地利的统治。反改革运动的“伟大”领袖是他的儿子费利佩二世。费利佩二世在瓜达拉马（Guadarrama）山脚下埃斯科里亚尔巨大的修道院式的皇宫里，向各地推行宗教裁判所这种恐怖的制度，让他的军队攻打异教徒的中心地。加尔文教派控制了荷兰、英国和法国，土耳其人则象征着伊斯兰教可能卷土重来。为拯救灵魂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些没有在墨西哥和秘鲁被熔化的为数不多的美洲金银艺术珍品，很快就从塞维利亚的交易所被抢夺出来扔到炉子中去。

异教徒和异教徒嫌疑犯被烧死，宗教裁判所圣洁的火焰把他们烧焦了，托克马达[28]焚烧书籍，“魔鬼”的尾巴出现在各个角落，反对新教的战争也是反对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的战争。埃里奥特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道：“把十字军保存下来就等于把参加十字军的民族的古老社会组织保存下来。”美洲金属既让西班牙狂妄，也导致了它的颓败，阻碍了现代经济新生力量的发展。查理五世在起义者的战争中击败了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反对贵族及其财产和特权的一场社会革命。布尔戈斯城（Burgos）叛变以后，起义失败了。四个世纪之后，这座城市成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的首都。最后的起义之火被扑灭，查理五世在四千名德国士兵的簇拥下回到了西班牙。与此同时，已经取得巴伦西亚市（Valencia）政权并把它扩展到全区的纺织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十分激进的起义，也被淹没在一片血泊中。

捍卫天主教信仰实际上掩盖了反对历史进程的斗争。驱逐犹太人——信仰犹太教的西班牙人——使得西班牙在天主教国王统治时期失去了许多能工巧匠和必不可少的资本。人们认为驱逐阿拉伯人——实际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无足轻重，但仅仅在1609年就有二十七万五千人被发配到边疆，这对巴伦西亚的经济造成了摧残性的后果，埃布罗河（Río Ebro）南部阿拉贡（Aragón）地区的肥沃土地毁于一旦。此前，费利佩二世出于宗教的原因，赶走了数千名信仰新教或有嫌疑信仰新教的佛兰德手工艺人，英国慨然接受了这些被驱逐的人，而他们的技艺大大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发展。

人们可以看出，距离遥远和通讯不便不是妨碍西班牙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西班牙资本家通过购买王朝的债券成为债主，他们并不把资本投入到工业发展中去。多余的经济资源不是用于生产。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老富豪既有土地，又有贵族头衔，他们把多余的钱用来修建宫殿，购买珠宝首饰，而投机商和大商人这些新贵则购买土地和贵族爵位。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纳税，也不会因欠债而入狱。从事工业活动的人的贵族证书就会自动失效。[29]

西班牙人在欧洲遭到军事失败以后，陆续签订了一些贸易协定，他们做出的让步刺激了取代塞维利亚港地位的加的斯港（Cádiz）和法国、英国、荷兰以及德国各港口之间的海上交通发展。每年都有八百至一千艘船在西班牙卸下别的地方生产的工业品，把美洲的白银和西班牙的羊毛运到外国的纺织厂去，再把扩张中的欧洲工业所生产的纺织成品运回来。加的斯的垄断资本家只限于给运往新大陆的外国工业产品重新贴上商标。如果西班牙的工业品连本国市场都照顾不了，怎么能够满足殖民地的需要呢？

里尔和阿拉斯的花边织物、荷兰的布匹、布鲁塞尔的挂毯、佛罗伦萨的锦缎、威尼斯的玻璃制品、米兰的武器以及法国的酒和亚麻[30]充斥着西班牙市场，以牺牲本国生产为代价，来满足一个越来越穷的国家中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的富有寄生虫讲究排场和挥霍消费的需求。工业夭折了，哈布斯堡王朝尽一切可能地加速工业的消亡。到16世纪中叶，政府居然准许进口纺织品，同时又禁止西班牙所有的呢料出口到除美洲之外的国家。[31]与此相反，正如拉莫斯指出的，英王亨利八世和伊莎贝尔一世的方针很不一样，他们禁止这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出口黄金和白银，他们垄断了汇票，阻止羊毛出口，并把北海汉莎同盟（Liga Hanseática）的商人从英国港口赶出去。与此同时，意大利诸共和国通过关税、优惠和严格的禁令保护其对外贸易和工业，手工艺匠人不得出国，否则处以死刑。

一切都在走下坡路。1558年查理五世逝世时，塞维利亚有一万六千台纺织机，四十年之后，当费利佩二世去世时只剩下四百台。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的七百万头羊减少到两百万头。塞万提斯（Cervantes）在《堂·吉诃德》这本美洲甚为流行的小说中描述了当时的社会。16世纪中叶颁布了一条法令，不准进口外国书籍，也不准学生到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去学习。在短短几十年中，萨拉曼卡（Salamanca）的大学生减少了一半。那时有九千所修道院，教士增长速度之快可以同那些戎马生涯的贵族增长速度相比。十六万外国人霸占了对外贸易，贵族们的挥霍使西班牙在经济上十分虚弱无能。大约在1630年，一百五十多个公爵、侯爵、伯爵和子爵还拿到五百万杜卡多的年金，这些钱使他们光荣的爵位大放异彩。梅迪纳塞里（Medinaceli）公爵有七百个佣人，欧苏纳（Osuna）大公爵有三百名奴仆，为了嘲笑俄国沙皇，他让奴仆们都穿上皮大衣。[32]17世纪是流氓、饥饿和瘟疫的时代。西班牙究竟有多少乞丐，数也数不清，但是这也未能阻止外国乞丐从欧洲各地拥到这里来。大约在1700年，尽管全国人口已经不多，西班牙还有六十二万五千名骑士和军人。在两个多世纪中，西班牙人口已经减少一半，同英国的人口一样，而英国的人口在那时翻了一番。1700年哈布斯堡政权结束，西班牙全面破产。长期的失业、荒芜的大庄园、混乱的货币、一塌糊涂的工业、失败的战争、空空如也的国库等，加上中央政府在各省已无权力，费利佩五世面前的西班牙，“比它的已故主人多不了几口气”。[33]

波旁家族使国家有了一种比较现代化的假象，但是到18世纪末，西班牙的教士竟达到二十万，其余的非生产人口也继续急剧增长，造成国家的不发达状况。那时西班牙还有一万多座城镇在贵族领主管辖下，不受国王的直接控制。大庄园制和世袭制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蒙昧主义和宿命论照样存在。这一切还比不上费利佩四世时代。那时，一群神学家曾齐聚一堂研究在曼萨纳雷斯（Río Manzanares）和塔霍（Río Tajo）两条河流之间修建运河的方案。他们最后宣布，如果上帝喜欢让河流通航，他在创造河流时就会让它们通航。

骑士和马的分工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卡尔·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黑奴的狩猎场：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对内和对外的掠夺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它从中世纪起，就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不平等交换扩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埃内斯托·曼德尔（Ernest Mandel）把到1660年为止从美洲抢来的金银的价值，1650年到178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获得的战利品，18世纪法国资本买卖奴隶所获的赢利，英国在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用奴隶劳动的收入以及五十年中从印度掠夺来的东西统统加在一起，其总数超过了到1800年为止欧洲的工业总投资额。[34]曼德尔指出，这笔巨额资本为向欧洲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刺激了“企业精神”并直接用来建立大大推动产业革命的工业。但有利于欧洲的国际财富的大规模集中却妨碍了被掠夺地区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悲剧就在于：它们不仅仅是国际集中化进程的牺牲品，而且在以后还得为自己的工业落后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得在一个充斥着业已成熟的西方工业产品的世界中进行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35]

美洲殖民地是在商业资本扩大的过程中被发现、征服和殖民化的。欧洲伸出它的双臂揽住全世界。不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都没有从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的突飞猛进中获得什么好处，尽管主要是它们的殖民地为上述商业资本的扩张提供了黄金和白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纵然美洲的贵金属曾经使西班牙贵族——他们过晚地、与历史背道而驰地生活在中世纪——虚伪的财富大放光芒，但它们同时也决定了西班牙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的颓败。欧洲其他一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掠夺美洲原始居民来孕育现代资本主义。在抢掠大宗财宝之后，便是在矿井和坑道里强迫土著人和从非洲强行买来的黑奴进行劳动，有计划地剥削他们。

欧洲需要金银。流通领域的支付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资本主义即将分娩时，必须帮助它蠕动：资产阶级占据了城市，建立了银行，生产并交换商品，争夺新的市场。黄金、白银、蔗糖，殖民地经济是供应型而非消费型，它按照欧洲市场的需要来建立并为其服务。在16世纪较长的时期内，拉丁美洲贵金属的出口值比进口值大四倍，那时主要进口奴隶、盐、酒、食油、武器、呢料和奢侈品。财富外流，落入新兴的欧洲国家之手。这就是那些开拓者的主要任务，尽管除了这项任务之外，他们向濒临死亡的印第安人传播福音的次数同使用皮鞭的次数一样频繁。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从属于国外市场，因此这种经济结构也就集中在掌管收入和权力的出口部门。

在从金属时代到后来的食品时代这一长长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要以它所生产的东西为特征，而这些东西又是欧洲所希望的。越洋过海的大帆船底舱中所运载的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一种志向、一种命运。就像保罗·巴兰所说的，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的国际分工，正如骑士和马之间的分工一样。[36]殖民地世界的市场也发展起来，但它是作为新生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的纯粹附属物而存在。

塞尔索·富尔塔多指出[37]，欧洲封建老爷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那里得到一笔额外收入，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把这笔额外收入用在自己的地盘，而从国王那里得到美洲的矿井、土地和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人，其主要目标则是获取盈余并把它转到欧洲去。这种看法有助于阐明美洲殖民地经济从建立之时起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尽管这种经济表面上显示了一些封建特点，但是在其他地方它是为新生的资本主义效劳的。归根结底，在我们的时代，若是没有贫苦受奴役的外国地区，也就没有富有的资本主义中心，两者同属于一个体系。

但是，不是所有的盈余都被转去欧洲。殖民地经济受到商人、矿山老板和大地主的控制，在朝廷及其主要的同盟——教会机警而无孔不入的监视之下，他们瓜分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劳动成果。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把金属和食品运到欧洲，从欧洲得到奢侈品，耗费不断增长的财富。统治阶级对国内经济多样化和提高人民的技术与文化水平毫无兴趣。他们在为之而运转的国际大齿轮中起另外的作用。按统治者的观点来看，人民极大的贫困对他们十分有利，但是这种贫困阻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

一位法国女经济学家[38]认为，造成目前拉丁美洲极度落后状况的殖民地最糟的遗产，就是缺少资本。然而，所有的历史材料表明，过去殖民地经济在本地区内为那些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合作的阶级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塞尔希奥·巴古[39]说，大量无偿的或实际上无偿的劳动力，以及欧洲对美洲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得伊比利亚殖民地能够提前积累丰富的资本。受益者不仅远远没有增加，同总人口比较反而减少，失业的欧洲人和当地白人的不停增加足以说明此点”。扣除倾注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最优厚部分之后，留在美洲的那一部分资本不是像在欧洲那样用于为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而是用来修建豪华的宫殿和庙宇，购买首饰和奢侈的衣着及家具，养活众多的奴仆并在节日中大肆挥霍。在较大程度上，这笔多余的资本用来购买新的土地，或变为固定资本，或继续在投机和商业活动中运转。

在殖民时代衰落的时期，洪堡在墨西哥发现“一笔巨额资本集中在矿山主的手中或在退出商界的买卖人手里”。根据他的考证，墨西哥田产和全部资本的一半以上属于教会，教会还通过典押控制了相当一部分余下的土地。[40]像维拉克鲁斯（Veracruz）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大出口商一样，墨西哥矿主把他们多余的钱用来购买大庄园，放高利贷，教会高层人士也向这个方向拓展他们的财富。华丽的住宅以及令人惊叹的庙宇，就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17世纪中叶的秘鲁，村落领主、矿主、宗教法庭法官、王国的行政官员等都把资本倾注到商业中去了。在委内瑞拉，16世纪末开始用鞭子强迫大批黑人种植可可，靠这项经营形成的财富投入到“新的可可种植园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以及矿山、城市不动产、购买奴隶和牲畜等方面”[41]。

波托西的废墟，白银的时代

当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分析在拉丁美洲历史长河中“宗主国和卫星国”之间关系的本质时，他把这种关系看作一条连续从属的锁链。他在一部著作[42]中指出，今日最不发达、最贫困的地区正是昔日同宗主国的联系最紧密、曾经繁荣一时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生产了大量财富出口到欧洲，后来又出口到美国，是大量资本的源泉；但由于种种原因，贸易不再兴盛之后就被宗主国抛弃，波托西就是这种一落千丈的极好例子。

墨西哥瓜纳华托和萨卡特卡斯银矿是后来繁荣起来的。在16、17世纪，富饶的波托西山是美洲殖民生活的中心，以各种经济形式围绕这一中心运转：有智利的经济，它提供小麦、肉干、皮革和酒；有科尔多瓦（Córdoba）和图库曼（Tucumán）的畜牧业和手工业，它们提供牲畜和纺织品；有万卡维利卡（Huancavelica）的水银矿以及阿里卡（Arica）地区——它是向当时主要行政中心利马输送白银的转运站。18世纪是以波托西为中心的白银经济枯竭的开始，但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包括今日玻利维亚在内的这一地区的居民，比居住在今日阿根廷这块土地上的居民还要多。一个半世纪以后，玻利维亚人口几乎只有阿根廷人口的六分之一。

那个被豪华和浪费搞得疲弱不堪的波托西，如今只给玻利维亚留下对过去辉煌灿烂景象模模糊糊的记忆，留下教堂和宫殿的废墟以及八百万具印第安人的尸体。镶嵌在富有的骑士盾牌上的任何一颗钻石的价钱，都比一个印第安人终其一生当苦力所挣的钱还要多，但是骑士带着钻石逃跑了。玻利维亚这个今日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可以以曾经为最富有的国家增添财富而自豪——如果这样做并非无用的话。在我们的时代，波托西是贫困的玻利维亚一个贫困的城市，我曾和一位裹着长长驼羊毛披巾的老太太在她那有两百年历史的安达卢西亚式的庭院里交谈，她对我说：“这个城市给予世界的东西曾经是最多的，但是现在它拥有的东西却最少。”这个注定要怀旧的、饥寒交迫的城市，至今仍是美洲殖民制度一个敞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应该开始乞求它的原谅。

人们以瓦砾为生。1640年，阿尔瓦洛·阿隆索·巴尔巴神父在马德里出版了由皇家印刷厂印制的关于金属艺术的杰出论文集。他在书中写道，锡“是毒品”。[43]他提到一些山，“那里有很多锡，但是不被人所知，因为在那里没有发现大家所要寻找的白银，所以把锡扔到一边去”。现在，波托西正在开采被西班牙人当作垃圾扔在一旁的锡矿。一些老房子的墙壁被出售，因为它所含的锡成色足。过去西班牙人在那座富饶的山上开掘的五千个矿井，几百年来源源不断地喷出财富。随着炸药慢慢把山炸空，山顶慢慢塌陷，山也正在改变颜色。堆放在无数洞口边的大堆岩石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粉红色、淡紫色、紫红色、黄褐色、灰色、金黄色、棕色，简直是一条用各色布块做成的床单。凿石者敲开岩石，善于掂量和选矿的那些印第安妇女，则像小鸟一样衔啄余下的矿石，从中寻找锡。矿工们手擎电石灯，佝偻着身子，钻到那些尚未被水淹没的矿井里去挖掘所能找到的东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甚至用小笤帚把矿井扫得干干净净。矿工们用镐头和铁锹，在狭小的坑道里，从矿石残渣中掏掘一些矿石。“山还是富饶的。”一个用手扒土的失业者平静地说，“上帝保佑，你看，矿山像植物一样也在长大。”波托西富饶山峦的对面，有一座名叫瓦卡奇（Huakajchi）的山，它是矿山被毁的见证人。瓦卡奇在克丘阿语中意为“哭泣过的山”。山坡上有许多“泉眼”，流下一股股清澈的泉水，让矿工们饮用。

17世纪中叶是这个城市的昌盛时期，它曾经吸引了许多西班牙和当地白人画家、手工艺者以及印第安的肖像画家，他们在美洲殖民艺术中刻下自己的烙印。被称为美洲格列柯[44]的梅尔乔·佩雷斯·德·奥尔金（Melchor Pérez de Holguín）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宗教题材作品，既显示了画家的创作天才，又反映了这块土地的宗教热情，例如令人难以忘怀的圣母玛丽亚的光辉形象，她敞开胸怀，用一只乳房喂婴儿时期的耶稣，另一只乳房喂圣约瑟。首饰店的金银匠，雕刻凸型花纹的师傅，木匠，做金、木、石膏及珍贵象牙工艺的师傅，他们用无数闪闪发光的金银丝做成的雕塑、祭坛以及极珍贵的讲道台、组塑来装饰波托西许许多多的教堂和修道院。同那些受到致命的潮湿侵蚀的绘画、次要的人像和物品不一样，用石头雕凿的庙宇的正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旅游者和神父们把教堂抢劫一空，从圣杯、大钟到用欧洲小山毛榉木和白蜡木雕成的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的雕像和基督的雕像，能拿的都拿走了。

这些被抢劫一空、大部分已关闭的教堂正在逐渐被岁月所摧毁。这确实很可惜，因为它们虽被掠夺殆尽，但仍然不愧为殖民地艺术的集大成者，就像一座巨大的宝藏，闪耀着异教徒想象力的光芒。在这里，象征古印第安文明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的“阶梯式”徽章取代了耶稣圣十字架。各种艺术风格相互融合：十字架与神圣的日月交相辉映；圣男圣女披着自然长发；装饰性立柱上缠绕着葡萄和麦穗，同时点缀着印加帝国的国花——康图塔花（kantuta）；塞壬女妖、酒神巴克斯、欢乐的节日生活同罗马式的苦行僧交替出现；这里还有神祇阴暗的脸部雕像以及带有印第安特色的少女石柱。一些已经没有教徒光临的教堂被重新修建改作他用。圣·安布罗西奥教堂（Iglesia de San Ambrosio）变成奥米斯特影院，1970年2月在用浅浮雕装饰的正门上登出了下次公映的广告：“世界发疯了，发疯了，发疯了。”耶稣会的教堂也变成电影院，后来又成为格拉斯公司的商品仓库，最后变成公共慈善事业的食品仓库。少数教堂还在勉勉强强地举行一些宗教活动，波托西居民由于贪求而开始向神祈祷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为例，据说这个教堂的十字架每年都长高几公分，维拉克鲁斯主神的胡子也在长长，这是四个世纪前不知由谁带到波托西、穿丝戴银、令人生畏的耶稣像。神父们每隔一段时间少不了要给他剃剃胡子，甚至写下他所做的一切神奇的事：不断地驱除干旱和瘟疫，奋起捍卫被围困的城市，等等。

但是，维拉克鲁斯主神对波托西的衰落无能为力。人们说，银矿的枯竭正是上帝在惩罚矿主的暴行和罪孽。壮观的弥撒已是往事，宴会、斗牛、舞会、焰火也已成为过去。豪华的宗教仪式归根结底也都是印第安奴隶劳动的副产品。在繁荣时期，矿主们为教堂和修道院提供大量的捐赠，他们经常举行隆重的葬礼活动。通往天堂之门的钥匙是纯银的，商人阿尔瓦罗·贝哈拉诺（Álvaro Bejarano）在1559年的遗嘱中命令“波托西所有的神父和教士”都要为他送葬。在殖民社会炽热恐惧的疯狂行为中，庸医和巫师同正式的宗教掺杂在一起。隆重的施涂油礼同施圣餐一样，能拯救垂死的人，尽管留下丰厚的遗产来修建一座寺庙或一个银祭坛比这有效得多。念福音可以退烧，在一些修道院念经可以降低体温，在另一些修道院念经又可以使身体发热。“宗教教义像罗望子树和甜硝石一样凉爽，圣母颂就像柑橘花和嫩玉米须一样使人感到温暖……”[45]

在丘吉萨卡大街，可以看到被几百年岁月侵蚀的卡尔马（Carma）和卡雅拉（Cayara）伯爵宫殿的正面，昔日的宫殿如今已变成一个牙科医生的诊所。军团长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基罗加（Antonio López de Quiroga）先生的族徽，现在是兰萨街一个小小的学校的装饰品。画着张牙舞爪狮子的奥塔维（Otavi）侯爵的族徽，如今挂在国家银行的门廊上。“他们现在都住在哪里呢，大概已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仍然死守在家乡的波托西老太太告诉我，富人们先走了，后来穷人们也走了。波托西现在的人口只是四个世纪前的三分之一。我从乌尤尼大街一个屋顶的平台上遥望那座山。乌尤尼大街是一条狭窄的、曲曲弯弯的殖民地小巷，这里的房子都有大大的木结构的阳台，小巷两边的阳台挨得很近，街坊们不论是接吻还是打架都不必下到街上来。像整个城市一样，这条街上还保留着古老昏暗的油灯，海梅·莫林斯（Jaime Molins）曾经这样描写，在这昏暗的油灯下，“遮面的骑士、漂亮的妇人以及赌徒们，像幽灵一样谈情说爱并悄悄溜走”。这个城市现在已经有了电灯，但并不怎么显眼。在黑暗的广场上，在古老的灯笼的照耀下，慈善组织在举行抽彩晚会。我看到人群中有人抽中一块饼子。

苏克雷（Sucre）和波托西一起衰落。这座气候宜人的小城曾先后被称作恰尔卡斯（Charcas）、拉普拉塔（La Plata）和丘基萨卡（Chuquisaca）。它在很大程度上享用了从富饶的波托西山中流出来的财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贡萨洛·皮萨罗想当国王却未能当上，他在苏克雷修建了一座王宫般富丽堂皇的宫殿。教堂、大房子、公园和疗养花园，同法学家、信徒们以及咬文嚼字的诗人们一起，不断地涌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们渐渐给城市留下烙印。“寂静，这就是苏克雷的寂静，苏克雷已不存在，但是从前……”从前，这里是两任总督的文化首府，是美洲主要大主教区的所在地，是殖民地最有权势的法庭的所在地，是南美洲最繁荣、最文明的城市。乌比纳（Ubina）和科尔盖恰卡（Colquechaca）两位夫人，即塞西莉亚·孔特雷拉斯·德·托雷斯（Cecilia Contreras de Torres）夫人和玛丽亚·德·拉斯·梅塞德斯·托拉尔瓦·德·格拉马霍（María de las Mercedes Torralba de Gramajo）夫人在此举行盛大的宴会，比赛谁更能挥霍她们从波托西的矿产所得到的巨额盈利。盛宴结束时，她们从阳台往下扔银餐具，甚至金制器具，让走运的过路人拾捡。

苏克雷现在还有一座埃菲尔铁塔，以及它自己的凯旋门，人们说，用它的圣母玛丽亚身上的珠宝就能付清玻利维亚的巨额外债。但是曾在1809年欢乐地歌颂美洲解放的那些教堂的著名的钟，今日发出了悲鸣。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喑哑的钟声曾经多次宣告起义和暴动，今日却只能为苏克雷死一般的沉寂敲响丧钟。苏克雷仍然是玻利维亚的合法首都，最高法庭仍然设在苏克雷，这都无关紧要。走在街上的是数也数不清的讼师，他们病病歪歪，皮肤发黄，是这个城市走向衰亡的幸存的见证人，而他们曾经是戴着拴有黑带子的金边眼镜的博士。苏克雷高贵的长者们，从空空如也的大宫殿派出他们的仆人到火车窗户下卖烧饼。以往走运之时，有人甚至买下王子的头衔。

在波托西和苏克雷，只有已不复存在的财富的幽灵还活着。万恰卡（Huanchaca）是玻利维亚的又一场悲剧。在19世纪，英国和智利资本耗尽了这一地区宽度为两米多、品位较高的银矿矿脉，现在只剩下灰尘弥漫的废墟。地图上还标有万恰卡这个地名，好像它还存在似的，交叉着的镐头和铁锹表示它是仍然存在的矿业中心。

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和萨卡特卡斯矿的命运是不是较好一些呢？根据洪堡提供的材料估计，从1760到1809年仅仅半个世纪里，由于出口白银和黄金，墨西哥外流的经济款项就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十亿美元。[46]那时美洲还没有更重要的矿产。德国的大学者把瓜纳华托的巴伦西亚纳矿（mina de la Valenciana）同欧洲萨克森地区最富的欣梅尔兹·富施特矿（mina de Himmels Furst）作比较，在那个世纪初叶，前者所生产的白银比后者多三十六倍，它给股东们留下高出三十三倍的利润。1732年，圣地亚哥·德·拉·拉古纳（Santiago de la Laguna）伯爵激动地描写萨卡特卡斯矿区和“矿井深处所埋藏的珍宝”，在山区，“四千多个矿井用自己身体深处的果实去为上帝和国王更好地效劳，也为了让所有人都来吸吮和分享伟大的、丰满的、渊博的、文明的以及高贵的东西”，因为这是“智慧、礼貌、战绩和高尚的源泉”。[47]马尔莫莱霍（Marmolejo）神父后来描写瓜纳华托城说，桥梁穿过城市，城内的花园令人联想起巴比伦城的塞米勒米斯（Semíramis），有使人眼花缭乱的庙宇、剧院、斗牛场、斗鸡场，有面向绿色山坡的宝塔和圆形屋顶。但是，“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国家”，洪堡曾经这样描述墨西哥：“也许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如此可怕的不平等……公有房屋和私有房屋的建筑式样，妇女的漂亮嫁妆，社会的气氛，所有这一切都在显示着一种与老百姓的贫穷、愚昧和粗俗极为格格不入的过分的精心。”山丘上的矿井吞噬着人和牲畜，“有今天没有明天”的印第安人长期忍饥挨饿，就像苍蝇一样死于瘟疫。仅仅1784年一年，严重的霜冻使食品奇缺，仅瓜纳华托就有8000人死于饥饿引起的疾病。

资本没有积累起来，而是被挥霍掉了。像一句成语所说的：“父亲是商人，儿子是骑士，孙子是乞丐。”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1843年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严肃的劝告，同时，他坚持要通过一系列禁令和高额关税来对抗外国竞争，保护民族工业。他说，“必须发展工业，这是普遍繁荣的唯一源泉。除了消费工业产品外，萨卡特卡斯的财富对普埃布拉（Puebla）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这些工业像以前一样再次衰退，那么现在蒸蒸日上的普埃夫拉也将破产，矿山的财富也无法把它从贫困中挽救出来”。预言应验了。今天，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甚至在它们所处的地区都不是最重要的城市。这两个城市有气无力地支撑着，周围是矿业繁荣时期留下的一些帐篷支架。萨卡特卡斯十分荒凉，以农业为生，向其他州出口劳力。同从前的好年景相比，这个地区金矿和银矿的品位都极低。瓜纳华托过去开采了五十个矿井，现在只剩下两个。这座美丽城市的人口并没有增加，但是旅游者蜂拥而至，他们来欣赏昔日留下的荣华富贵景象，在许以浪漫之名的、留下许多传说的小巷中散步，怀着恐惧的心情观看那一百个被土地的盐分保存得完整无缺的木乃伊。瓜纳华托州一半的家庭——平均每家五口人以上——今天仍然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茅草棚里。

洒下鲜血和热泪，但是教宗裁决印第安人是有灵魂的

1581年，费利佩二世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法庭断言，美洲有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被消灭，幸存者必须为死者交纳赋税。此外，这位君主还说，印第安人是可以买卖的。他们在露天住宿，母亲把自己的孩子弄死，免得他们在矿区遭受磨难。[48]与帝国[49]相比，王朝不那么虚伪。除了其他税收之外，王朝还得到它的臣民们在整个讲西班牙语的新大陆掠夺到的金属价值的五分之一。到18世纪，葡萄牙王朝也是这样掠夺巴西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经说过，美洲的白银和黄金就像具有腐蚀性的酸剂一样，渗透到欧洲垂死的封建社会的各个毛孔，那些为新生的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效劳的矿山企业主，把印第安人和黑奴变成了欧洲经济不计其数的“国外无产者”。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事实上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得到复苏。除了西班牙语美洲那些已被消灭的帝国中的印第安人遭到不幸之外，从非洲的农村被掳到巴西和安的列斯群岛做工的黑人也遭到可怕的命运。拉美殖民地经济前所未有地、最大程度地集中了劳动力，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世界史上任何文明都未曾有过的财富。

这一贪婪、恐吓和凶猛的巨浪在席卷美洲时，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土著居民被杀绝。最近进行的比较有根据的调查说明，哥伦布以前的墨西哥约有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口，在安第斯山地区也有同样数量的印第安人，中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有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万居民。当外国征服者出现的时候，美洲印第安人总共不少于七千万，也许还要多，一个半世纪以后就减少到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万。[50]按照巴里纳斯（Barinas）侯爵的看法，在利马（Lima）和派塔（Paita）之间曾经居住过两百多万印第安人，但到1685年，只剩下四千户。里尼昂·伊西斯内罗斯（Liñán y Cisneros）大主教否认灭绝印第安人一事，他说：“那是他们为免交赋税藏起来了，他们糟蹋了所享有的自由，在印加人时期他们没有自由。”[51]

金属源源不断地从美洲的矿井中流出去，纸上谈兵的保护和尊重印第安人的命令也从西班牙朝廷源源不断地发来。虚伪的法律保护了印第安人，但是现实的剥削使印第安人耗尽气血。从奴隶制到服役制，又从服役制到纳税制和薪金制，所有这些在合法条件下变相使用印第安劳动力的做法，只不过对他们的实际处境做了些表面改变。王朝认为对土著人劳动力进行非人的剥削是非常必要的。1601年费利佩三世颁布禁止在矿井实行强迫劳动的法令的同时，还下达秘密指示，命令“如果上述禁令影响生产”[52]，就要继续使用强迫劳动。1616至1619年间，胡安·德·索洛尔萨诺（Juan de Solórzano）总督兼视察员在万卡维利卡水银矿区调查劳动条件，他向西印度委员会和君主报告说：“……水银的毒浸入到骨髓，使人全身发软，不断颤抖，一般不到四年工人就会死亡。”可是费利佩四世在1631年下令那里继续执行原体制，他的继承人卡洛斯二世后来重申了这条法令。水银矿是直接由王朝来经营的，而银矿则是由私人企业家控制的。

根据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的材料，富饶的波托西山在三百年的时间内耗掉了八百万条生命。印第安人携家带小被从村社赶到山上去。每十个到那寒冷不毛之地去的人中就有七个是永远回不来的。矿业主和甘蔗园主路易斯·卡波切（Luis Capoche）曾经这样写道：“公路上全是人，好像全国在搬家。”留在村社的土著人看到的是“很多失去丈夫的悲伤的妇女和失去双亲的孤儿们回来了”，他们知道矿山上“笼罩着死亡和灾难”。西班牙人在波托西方圆几百英里内搜寻劳动力。很多印第安人在到达波托西之前就死在半路，矿山恶劣的劳动条件使更多人死亡。多明戈会的修士多明戈·德·圣托马斯（Domingo de Santo Tomás）在1550年矿山发现不久时向西印度委员会揭露说，波托西是一张“地狱之口”，它每年吞噬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贪婪的矿山主“就像对待无主的野兽”那样对待当地人。后来罗德里戈·德·洛艾萨（Rodrigo de Loaysa）修士说道：“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就像海里的沙丁鱼。正如其他的鱼要追捕和吃掉沙丁鱼一样，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在迫害可怜的印第安人……”[53]村社的首领有责任用十八至五十岁的人补充死去的土著役工的空缺。一个用砖头垒墙的大广场曾是把印第安人分配给矿产主和甘蔗园主的场地，今天已变成工人踢足球的地方。关押土著役工的监狱，现在是不成样子的瓦砾堆，在波托西的入口处还依稀可见。

在西印度的法律汇编中，不乏那时的法令：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有经营矿山的同等权利；明确禁止损害当地人的权利等。仅从这些法令来看，冠冕堂皇的历史——今天的一纸空文延续自过去的一纸空文——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西班牙，人们无休止地讨论印第安人的劳动法，西班牙律师用笔墨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可是在美洲，法律“得到尊重，但不必履行”。事实上，正如路易斯·卡波切所说，“可怜的印第安人好比一块硬币，有了它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这比用金子和银子强得多”。许多人在法庭上一再申明自己是黑白混血人，以免被派到矿井上去，或在市场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出卖。

18世纪末，尽管孔科洛尔科尔沃（Concolorcorvo）的血管里流淌着印第安的鲜血，他却这样背叛自家人：“我们不否认矿山吞噬了大量印第安人，但这不是由于他们在白银和水银矿上干活的缘故，而是他们的放荡生活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拥有很多印第安人为其效劳的卡波切的证词是很有说服力的。外面天寒地冻，矿山深处又热死人。印第安人活着进入矿井，“常常是死着抬出来，或是头被打破，四肢被摔断。在糖厂每天都有人受伤”。土著役工用丁字镐凿下矿石，然后背在背上，在蜡烛的光亮下从梯子上爬出来。在井口外面劳动的人，或是在糖厂滚动长长的木制轴辊，或是粉碎、洗净银矿石，然后用火冶炼。

“徭役（mita）”可以说是挤榨印第安人的机器。用汞提炼白银所产生的毒气同矿井深处的毒气一样致毒于人，或有甚之。汞毒使人头发、牙齿脱落，控制不住地发抖。中汞毒者在地上匍匐沿街乞讨。夜晚，六千五百堆火在富饶的山坡上燃烧，人们利用天上“光荣的圣·奥古斯丁神（glorioso san Agustino）”送来的风力在这些火堆上炼银。炼炉喷出的烟使波托西方圆六西班牙里[54]的范围内寸草不生，炼炉放出来的气体对人体也是有害的。

有人为此事辩解，说什么大量拿走新大陆的财富是一项慈善活动或是一种信仰。同罪恶一起产生的是一整套洗刷罪名的理由。人们把印第安人变成载重的牲畜，因为他们能比大羊驼那弱不禁风的脊背驮更重的东西，这证明印第安人事实上就是负重的牲口。墨西哥一位总督认为，没有比在矿井劳动能治愈印第安人“天生的劣根性”更好的办法了。人文学家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认为，印第安人现在的处境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罪孽和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对上帝的亵渎。布丰（Buffon）伯爵断言印第安人是冷漠无情、虚弱不堪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德帕乌（De Paw）神甫把美洲描绘成堕落的印第安人和不会吠的狗、不能吃的牛和不会驮重的骆驼混合在一起的地方。伏尔泰笔下的美洲居住着又懒又笨的印第安人，在那里，猪的肚脐是长在背上的，狮子是无毛而怯懦的。培根（Francis Bacon）、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让·博丹（Jean Bodin）等则拒绝承认新大陆“卑贱的人”与自己是同类。在谈到美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空虚时，黑格尔认为土著居民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消逝的。[55]

17世纪，格雷戈里奥·加西亚（Gregorio García）神甫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同犹太人一样“懒惰”，不相信基督的神灵，也不感谢西班牙人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好处。至少这位教士不否认印第安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有许许多多神学家和思想家并不相信教宗保罗三世（Paulo III）1537年宣布印第安人为“真正的人”这一圣谕。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神甫愤怒地揭露美洲征服者们的残酷，这震撼了西班牙朝廷。1557年，皇家委员会的一名委员答复他说，在人类的各种等级中，印第安人处于最底层，因此，他们不可能有信仰。[56]德拉斯·卡萨斯奉献了他热情的一生来捍卫印第安人抵抗矿主和村落领主的暴行。他常说，印第安人宁可下地狱，也不愿同基督教徒在一起。

印第安人被“托付”给征服者和殖民主义者，由他们给印第安人讲解天主教教义。但是因为印第安人要为“领主”干活和进贡，所以他们没有很多时间被引领至天主教拯救灵魂之路。作为犒赏，科尔特斯得到两万三千名臣仆。在当时，人们通过朝廷的恩赐得到土地，或者直接掠夺土地，印第安人也随着土地被分配而来。从1536年起，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被委托给领主管理，为期两代人，即领主及其直接继承人。从1629年起，这种规定实际上有所发展。土地连同印第安人一起被出卖。[57]到18世纪，幸存的印第安人为以后的世世代代过上舒适的生活提供了保证。因为他们像被战胜的神灵一样，一直怀念往事，而胜利者则总是能找到神圣的理由去占有印第安人的劳动。胜利者认为，印第安人是异教徒，命该如此。难道这仅仅是过去才会发生的事吗？教宗保罗三世的圣谕颁布四百二十年之后，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通报全国所有的法官：“印第安人同共和国其他居民一样也是人……”后来亚松森天主教大学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首都和内地做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调查：每十个巴拉圭人中有八个人相信“印第安人就像动物一样”。在卡瓜苏（Caaguazú）、上巴拉那（Alto Paraná）和查科地区，印第安人像野兽一样被猎取和出卖，实际上是作为奴隶而被剥削。但是，几乎所有的巴拉圭人都有印第安血统，巴拉圭还不停地谱写歌曲、撰写诗文、发表演说，以此纪念“瓜拉尼的灵魂（alma guaraní）”。

怀念图帕克·阿马鲁的斗争

西班牙人闯入美洲时，印加神权帝国正处在全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和智利的一部分，一直伸延到阿根廷北部和巴西丛林；在墨西哥山谷，阿兹特克人联盟获得了高水平的劳动效益，在尤卡坦（Yucatán）和中美洲，玛雅人的灿烂文明持续到后几代人民，他们能有组织地进行劳动和战斗。

尽管长期遭到破坏，这些社会还是留下不少东西证明它们的伟大，如修建比埃及金字塔更能反映人的智慧的宗教建筑物，发明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高效率的技术，以及反映永恒才能的艺术品。从收藏在利马博物馆的几百个头颅可以看到，当时的印加外科医生用金和银做的刀片施行开颅术。玛雅人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他们会计算时间和空间，其精确度令人吃惊。他们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早地发现“零”这个数字的价值。阿兹特克人修建的水渠和人工岛屿尽管不是用金子打造而成，却使科尔特斯眼花缭乱。

对美洲的征服粉碎了这些文明的基石。矿业经济的确立带来比战火和流血牺牲更严重的后果。矿区造成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和村社农业单位的解体，强迫劳动不仅毁灭了无数的生命，而且间接地摧毁了集体耕作制。印第安人被送去矿井，他们要为领主服劳役，被迫无偿地交出土地并离开土地，使土地荒芜。在太平洋沿岸，西班牙人摧毁、丢弃了大片的玉米、木薯、豆子、菜豆、花生和甜薯地。沙漠很快吞噬了大面积的土地，印加帝国时期的灌溉系统曾使这些土地有了生命。在征服美洲四个半世纪以后，印加帝国时期四通八达的大多数道路，只剩下岩石和荆棘。印加人的巨大公共工程大部分随着岁月而消失，或被抢夺者毁坏，但还是在安第斯山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梯田的痕迹，山坡上的这些梯田过去用于耕种，现在仍然如此。一位美国技术人员[58]曾于1936年估计，倘若在这一年用现代化的方法修建那些梯田，那么，每一英亩就要花大约三万美元。在当时，既不会使用轮子，又没有马匹和铁器的帝国，修建梯田和灌溉水渠之所以可能，全靠由明智的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惊人的组织和技术水平，当然也靠了主宰人和土地关系的宗教力量。印第安人认为土地是神圣的，因而也永远具有生命力。

阿兹特克人应对大自然挑战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在干涸的湖泊里留存着少数岛屿，今天的游客称之为“水上花园”。正是在这些印第安废墟之上建立起了墨西哥城。这些岛屿是阿兹特克人为解决修建特诺奇蒂特兰城时缺少陆地而人工建造的。印第安人从湖边运来大量烂泥，然后用一堵薄薄的竹墙把新的烂泥岛屿围起来，直至树根慢慢把这些岛屿固定住，水渠就穿过新的陆地。在这些异常肥沃的岛屿上，建立了阿兹特克人的首府，它有广阔的街道、朴素美丽的宫殿以及带阶梯的金字塔，它神话般地从湖泊中诞生出来，而命中注定要在外国征服者的冲击之下消失。墨西哥经历了四个世纪才达到当时那样众多的人口。

正如达西·里贝罗所说，印第安人是殖民生产制度的燃料。塞尔希奥·巴古写道：“有成百成千的印第安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天文学家同众多奴隶混在一起，被抛到西班牙人的矿井中从事粗笨的、累垮人的采掘劳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殖民经济对这些人的技能手艺不感兴趣，仅把他们看作非技术工人。”但是那些已被破坏的文化并非一点残垣片瓦也没留下，恢复失去的尊严这一愿望照亮了无数次的印第安人起义活动。1781年，图帕克·阿马鲁（Túpac Amaru）围困库斯科。

图帕克·阿马鲁首领是印加皇帝的嫡亲，是白人与美洲土著人的混血种人，他领导了大规模的救世主式的革命运动。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在廷塔省（provincia de Tinta）爆发。图帕克·阿马鲁骑着白马，进入通加苏卡广场，在一阵阵战鼓声中宣布把西班牙皇家总督安东尼奥·胡安·德·阿里亚加（Antonio Juan de Arriaga）处以绞刑，并禁止实行波托西的徭役制度。由于强迫人们在富饶的波托西银矿上服劳役，廷塔省几乎渺无人迹。几天以后，图帕克·阿马鲁发布一道新命令，宣布给奴隶以自由，取消所有赋税和一切形式的剥削印第安劳动力的做法。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加入到“所有贫苦的、无依无靠的人之父”的队伍中。这位首领率领游击队员向库斯科进军。他一边前进一边发表鼓动性的演说：所有在他的领导下死于这场战争的人，都将死而复生并享受过去被侵略者夺走的幸福和财富。胜败此起彼伏，最后图帕克·阿马鲁被手下的一个头目出卖而被俘，他戴着锁链，被押送到保皇党人面前。一个叫阿切的监察员进入地牢，向他承诺，并要他交出发动起义的同谋的名字作为交换。图帕克·阿马鲁轻蔑地对他说：“这里除了你和我之外没有什么同谋可言了，你是压迫者，我是解放者，咱们俩都该死。”[59]

图帕克·阿马鲁同他的妻子、儿女和主要的追随者一起，在库斯科的瓦卡依帕塔广场（Plaza del Wacaypata）被处以极刑。人们割下他的舌头，把他的四肢分别绑在四匹马上，但是他的躯体没有被撕裂。然后，在绞刑架上砍下了他的头。他的头被送到廷塔，一只胳臂送到通加苏卡（Tungasuca），另一只送到卡拉巴亚（Carabaya），一条腿送到圣罗莎（Santa Rosa），另一条送到利维塔卡（Livitaca）。他的躯体被烧，骨灰被扔进瓦塔纳依河，有人提议直到他的第四代都要被斩尽杀绝。

1802年，洪堡拜访了另一名印加人的后裔，即阿斯托尔比尔科（Astorpilco）首领。会见地点恰恰就在卡哈马卡，他的祖先阿塔乌阿尔帕正是在此地第一次见到征服者皮萨罗。首领的儿子陪着这位德国学者参观了城镇和古老的印加宫殿的遗址，边走边向他介绍埋藏在尘土和瓦砾中的神话般的宝物。“你们难道不想挖寻宝物来满足你们的需要吗？”洪堡问他。这位青年回答说：“我们没有这个念头。我父亲说要是这样做就是犯罪。如果我们有了那些用黄金做成的各种果实和树枝，那么，我们的白人邻居就会嫉恨我们，就会伤害我们。”[60]这位首领种着一小块麦田。但这不能使他免遭外来的嫉妒。当农作物能提供诱人的利润时，这些贪图黄金和白银并极需要奴隶去采矿的抢劫者就毫不迟疑地扑向这些土地。对土地的掠夺从未停止。1969年，当秘鲁宣布要搞土地改革时，报纸还常常报道，山区那些已经解体的村社里的印第安人，不时举着旗帜闯入从他们或从他们祖先手上被夺走的土地，但都遭到军队的枪击而被迫退了回来。差不多距图帕克·阿马鲁之后两个世纪，才出现了民族主义将军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他拾起以前那位首领的一句响彻云霄、令人难忘的名句，并付诸实施：“农民们，决不能让老板继续肥了自己，穷了你们！”

历史不会忘记的英雄还有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他们是墨西哥人。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直到五十岁还是一个温和的农村牧师，有一天，他敲响多洛雷斯教堂的钟，号召印第安人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你们愿意为从可恨的西班牙人手中夺回三百年前他们从你们祖先手中夺走的土地而奋斗吗？”他举起瓜达卢佩（Guadalupe）印第安圣母像的旗帜，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有八万人手持砍刀、镐头、投石器、弓箭等追随他。这位革命的牧师宣布停止纳税，分掉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土地；他颁布法令宣布奴隶自由，然后率兵攻打墨西哥城。但是，在一次军事失败之后，他最终被处决。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了一份热情的忏悔书。[61]革命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领袖，即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教士。“应当把所有的富人、贵族、高级职员等等都视为敌人……”他所领导的印第安人起义和社会革命运动曾波及墨西哥的大片领土。但是莫雷洛斯最后也被击败和枪杀，六年以后，墨西哥的独立“成了欧洲人和美国出生的人之间的一桩完完全全西班牙式的买卖……是同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62]土著居民变成雇工；村落领主变成农场主。[63]

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没有复活节的

直到20世纪初，“蓬戈”人（los pongos，即从事家务劳动的印第安人）的主人还在拉巴斯报纸登广告出租这些印第安人。1952年革命恢复了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被践踏的尊严，在此之前，蓬戈人吃的是狗剩下来的东西，和狗睡在一起，还要跪着同任何一个白皮肤的人说话。印第安人曾经像牲畜一样为征服者驮运行李，那时马匹很少。但是今天，在安第斯高原，到处可以看到印第安艾马拉族人和克丘阿族人的搬运工，他们甚至用牙齿搬运货物，为的是换取一块硬面包。肺尘埃沉着症是美洲的第一号职业病。目前，玻利维亚矿工到三十五岁时，肺便已经不能再继续工作。无情的硅尘埃浸入到矿工的皮肤，使他们的脸和手都裂开口子，失去嗅觉和味觉，侵蚀到肺部，使肺叶变硬，直至最后死亡。

旅游者们喜欢给高原上穿着民族服装的印第安人拍照，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的印第安人服装是18世纪末卡洛斯三世规定的。西班牙人强迫印第安妇女穿的服装是效仿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安达露西亚和巴斯克地区（País Vasco）劳动妇女的服装样子。印第安妇女的发式为中分式，也是托莱多（Toledo）总督规定的。但嚼古柯叶的习惯不是从西班牙人那里来的，在印加帝国时期就有。不过，不能随便使用古柯叶，印加帝国政府垄断古柯叶，只允许在举行宗教仪式和沉重的矿井劳动中使用。西班牙人大力鼓励嚼古柯叶。这是一桩很不错的买卖。在16世纪，波托西用于为被压迫者购买古柯叶和用于为压迫者购买欧洲服装的钱一样多。当时在库斯科有四百个西班牙商人以走私古柯叶为生。每年有一百万公斤古柯叶装在十万个大筐子里运到波托西的银矿去。教会还抽古柯叶税。印加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在他的《真实的评论》中说道，库斯科的主教、修士和其他人员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抽古柯叶的什一税。他也谈到许多西班牙人靠运输和贩卖古柯叶发了财。印第安人用劳动换来的一点点钱不是用来买衣物，而是用来买古柯叶，嚼古柯叶可以更好地承受强加给他们的、累死人的劳动，尽管这要以缩短生命为代价。除了嚼古柯叶之外，印第安人还酗酒，他们的主人抱怨“害人的恶习”到处蔓延。直到20世纪的现在，波托西的印第安人仍然靠嚼古柯叶来抗饿和自杀，用纯酒精烧肚肠。这是那些注定倒霉的人进行的毫无结果的报复行动。在玻利维亚的矿井，工人仍然像过去一样把他们的劳动叫做“徭役”。

随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明不断扩展，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奔波迁徙，他们被驱赶到最贫困的地区、最荒凉的山区或沙漠深处。印第安人过去和现在都由于本身的富有而遭到不幸。这是整个拉丁美洲悲剧的缩影。在尼加拉瓜，当人们发现布鲁卢菲尔兹河（Río Bluefields）有黄金时，保守的印第安加尔卡族人立即被迫远离在河边的家乡，这也就是布拉沃河以南所有生活在富庶的山谷和地下资源丰富的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历史。从哥伦布开始，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从未停止过。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地区，印第安人在19世纪就被军队灭绝，军队在森林或沙漠中追捕围困他们，目的是不让他们妨碍畜牧业庄园的发展进程。[64]墨西哥索诺拉州（Sonora）的印第安亚基族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为的是把他们蕴藏着丰富矿产而又肥沃的土地顺顺当当地出卖给各种各样的美国资本家。幸存者被驱赶到尤卡坦的种植园。这样尤卡坦半岛不仅变成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印第安玛雅族人的坟墓，也成为远道而来的亚基人的坟墓。20世纪初，五十名龙舌兰大王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共拥有十多万印第安奴隶。尽管他们属于高大健美的人种，因而有特别强壮的身体，但是三分之二的亚基人还是在从事奴隶劳动的第一年就死去了。[65]今天，龙舌兰纤维之所以能同合成龙舌兰纤维竞争，仅仅是由于种植工人生活水平极低。事物确实在发生变化，但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至少对尤卡坦的印第安人来说是这样的。阿尔图洛·博尼亚·桑切斯教授说，“这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有很多地方很像奴隶劳动”。[66]在靠近波哥大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印第安雇工不得不无偿为庄园主干活，以便庄园主能允许他们在月明的晚上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过去可以自由地在这块并不属于任何人的富饶的平原土地上耕作，不负什么债；而如今的印第安人却要无偿为他人劳动，为的是能够获得在这块贫瘠的山区耕作的权利。”[67]

今天，连居住在深山野林里的印第安人也没有逃脱厄运。20世纪初，巴西还有两百三十个印第安人部落，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九十个部落从地球上消失，这全是火器和细菌的功劳及恩赐。暴力和疾病是文明的先锋，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同白人接触仍然如同和死亡打交道一样。从1537年起就有保护巴西印第安人的法令，这些法令到头来又变成反对印第安人的规定。根据巴西历次宪法的条文，印第安人是他们所占有土地的“最早的天然的主人”，而事实是，这些处女地越富饶，对印第安人生命的威胁就越严重。

大自然的慷慨使他们注定要遭掠夺被屠杀，最近几年，捕杀印第安人已到了疯狂、残忍的地步。世界上最大的原始森林，这块可以去冒险、带有传奇色彩的巨大的热带空间，变成新的“美洲之梦”的舞台。美国人和美国企业以征服者的姿态扑向亚马孙河地区，就好像它是又一个遥远的西部一样。美国的这种入侵，前所未有地煽起了巴西冒险者的贪婪之火。印第安人不留任何痕迹地死去，他们的土地被当成美元卖给有兴趣的人。土著人不了解黄金、其他矿产、木材、橡胶等财富的经济价值，每当进行为数不多的调查时，调查报告总是同这些财富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曾被直升机和轻型飞机扫射，曾被接种天花病毒，他们的村子曾被炸毁，也曾被赠送掺马钱子碱的白糖和掺砷的食盐。卡斯特罗·布兰科（Castelo Branco）独裁政权为了整顿管理工作而任命的印第安人保护所所长就被指控对印第安人犯下四十二种不同的罪行，证据确凿。这桩丑闻发生在1968年。

今天的印第安社会并非处于真空地带或拉丁美洲经济总态势之外。目前巴西的确还有一些部落生活在原始森林中，处于封闭状态，高原还有一些村社完全与世隔绝，在委内瑞拉边境还有少数野蛮部落，但是总的来说，印第安人已参与现行的生产体系和消费市场，尽管是间接的。他们是现行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牺牲品，在这种秩序中，又是被剥削者中最受剥削的不幸者。他们向贪婪的、有权势的中间商购买并出售自己消费和生产的极少的东西，这些中间商总是贱买贵卖。印第安人在种植园里当短工，是最便宜的劳动力，又或在山区当兵。他们终日为世界市场忙活，或是为制服他们的人去打仗。例如在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印第安人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轴心。年复一年，有二十万印第安人抛弃他们“神圣的土地”——位于高原、像一具尸体般大小的一小块土地——来到平原，去收割咖啡、棉花和甘蔗。那些和他们签订合同的人像运牲畜一样用卡车将其运走。印第安人有时并非只能这样做不可，往往是酒精在作祟。同他们签订合同的人常常雇来一支鼓乐队，拿出大量烈性酒。等到他们从酩酊大醉中醒来时，已经负债累累了。他们只得到陌生的炎热地区去干活，以此偿债。在那里干几个月活之后回来，也可能口袋里装着几分钱，也可能带着结核病和疟疾回来。在制服那些懒散的人方面，军队的合作是有效的。[68]

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这历来同种族歧视并驾齐驱，对美洲的征服破坏了它原有的文明，而种族歧视正是借客观上已衰落的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征服的后果以及随后长时间的遭受欺凌，粉碎了印第安人已经获得的文化和社会的一致性。然而，这种已被打碎的一致性只在危地马拉保存下来[69]，是在悲剧中保存下来的。圣周期间，玛雅人后代的游行队伍中上演着一场可怕的集体受虐。他们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匍匐前进，在重现耶稣走向受难的各各他山（Gólgota）的漫长的爬行过程中，他们也像当时鞭打耶稣那样鞭打自己。在痛苦的吼叫声中，耶稣的死亡和埋葬变成自己的死亡和埋葬，象征着那美丽而遥远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没有复活节的。

黑金城：富饶的城镇，黄金的波托西

继续造成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死亡和迫使他们进行奴隶劳动的黄金热，在巴西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危害在巴西也非罕见。

自从巴西这块地方被发现以来，两个世纪中，它顽强地拒绝把金属交给它的葡萄牙主人。殖民开发沿海地区的第一个时期是开发木材，即开发“巴西木”，不久，东北部地区出现大的甘蔗种植园。但是，与西班牙语美洲不同的是巴西好像没有金子和银子。在巴西，葡萄牙人没有发现具有高度发展水平和组织水平的印第安文明，只找到一些野蛮的、居住分散的部落。土著人不懂什么是金属。葡萄牙人民在征服这块土地的过程中击败并消灭了印第安人，在这块逐步开发的辽阔土地上，他们得自己去发现储有大量黄金的地方。

圣保罗地区的开拓者[70]曾经穿过曼蒂盖伊拉山（Serra da Mantiqueira）和圣弗朗西斯科河源头之间的宽阔地区，他们曾经发现，这一带一些河流和小溪的河床与冲积地带有着少量可见的淤积的黄金。在数千年的冲洗中，雨水浸蚀了岩石上的金矿脉，把它冲到河里、山谷底部和山谷盆地。在沙石层、地层和黏土层的下面，多石的地下层里有金砂，很容易从石英石的表层提取到，但由于表层的储量逐渐被耗尽，提取金砂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复杂。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闯进历史，当时世界上发现的大量金子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这儿开采出来的。

“这里的金子曾经像森林一样。”一个乞丐这样说。他的目光从教堂顶上飘过：“遍街是金子，像牧草一样生长。”他现在有七十五岁高龄，自认为是马里亚纳（Mariana）这个靠近黑金城的小矿城的一个传统人物，这个小城镇像黑金城一样停滞不前了。“人是要死的，但什么时候死却不定，每个人死亡的时间都是命中注定的。”乞丐这样对我说。他向石头台阶吐了一口痰，摇摇头说：“他们有的是钱，”好像他看见了似的，“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这些钱才好，所以就盖教堂，一个挨着一个地盖。”

这个地方曾经是巴西最重要的地方。现在呢？“现在不了，”老头儿对我说，“现在这里已没有生命，没有年轻人，他们都走了。”在下午温柔阳光的照射下，他赤脚漫步走在我的身旁。“你看见了吗？教堂的正面画有太阳和月亮，这意味着奴隶们日日夜夜地干活。这个教堂是黑人建的，那个是白人建的。这曾是阿利皮奥主教（Monseñor Alipio）的住房，他死的时候正好九十九岁。”

在18世纪，巴西令人向往的黄金的产量超过了西班牙在前两个世纪从它的殖民地所开采的黄金总量。[71]冒险家和想发财的人纷至沓来。1700年巴西有三十万居民，一个世纪之后，经过黄金时代，人口增加了十倍。在18世纪，不少于三十万葡萄牙人移居巴西，“比西班牙向其美洲所有的殖民地移居人数还要多”[72]。据估计，从征服巴西到废除奴隶制这段时间里，从非洲共运来约一千万黑奴。尽管我们不掌握18世纪的确切数字，但是应该看到黄金时期大量利用了奴隶劳动力。

在东北部甘蔗种植的繁荣时期，巴伊亚（Bahía）的萨尔瓦多（Salvador）曾是巴西的首都，但是到了米纳斯吉拉斯“黄金时代”，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轴心转到南方。自1763年起，南部的港口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的新首府。在新兴矿业经济的生气勃勃的中心，城市拔地而起，这些城市在突然到来的繁荣中诞生，又在轻易发财的漩涡中急剧生长，按当时殖民当局的彬彬有礼的说法，“这是罪犯、流浪汉和歹徒们的避风港”。富有的黑金城于1711年获得城市资格，在矿工雪崩似到来的过程中诞生的黑金城，是黄金文明的精华。二十三年之后，西蒙·费雷伊拉·马查多（Simão Ferreira Machado）在描写它时说，该城商人的权力大大超过里斯本生意最兴隆的商人的权力，他还说：“所有矿井开采的大量黄金就像要找到归宿那样，都拥到这里来，集中在皇家造币所。这个城市里住着最有教养的俗人和教士。这里是所有贵族的大本营，是军事力量之所在。从其自然地位来看，这个城市是全美洲的首脑，从它所拥有的财富来看，它又是巴西的‘明珠’。”那个时代另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塔瓦雷斯·德·布里托（Francisco Tavares de Brito）的作家，在1732年把黑金城说成是“黄金的波托西”。[73]

对黑金城、萨瓦拉（Sabará）、圣若昂—德雷（São João del-Rei）、里贝朗都卡尔莫（Ribeirão do Carmo）以及整个动乱矿区的罪恶生活的埋怨声和抗议声不断传到里斯本。走运或倒霉都在一眨眼间发生。安东尼尔（Antonil）神父揭露说，用一大笔钱买下一个喇叭吹得很好的黑人，用双倍的钱买下一个混血妓女，“然后不断地和她鬼混”的矿主大有人在，但是那些神甫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矿主好，当时的官方通讯可以充分证实，该地区确实有“坏教士”骚扰。他们被控告借助于自己的豁免权用木制的小神像走私黄金。1705年，人们断言，在米纳斯吉拉斯没有一个神父热衷于人民的宗教信仰事业，六年以后，王朝不得不禁止一切宗教团体在矿区设点。

不管怎么说，按照当地巴洛克式的原始风格建立和装饰的美丽教堂还是日益增多。米纳斯吉拉斯吸引了当时最好的手工艺人。从外表上看，教堂很简朴，没有什么装饰，但是象征着圣灵的教堂内部，祭坛、神龛、柱子和浮雕上的纯金闪闪发光。如米格尔·德·圣弗朗西斯科（Miguel de São Francisco）教士在1710年所说，为了使教堂也“得到上帝的财富”，人们不惜使用贵重金属。教会的各项服务价格极高，但是在矿区一切都贵得惊人。就像过去的波托西一样，黑金城也大量耗费意外之财。宗教仪式和演出成为展示豪华服装的机会。1733年，一次宗教庆祝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人们参加宗教游行仪式时，不仅骑马，还穿着化妆服，乘坐用珍珠母、丝绸和黄金装饰的彩车。此外，还组织骑马比赛、斗牛，以及用笛子、风笛和吉他乐器伴奏的街头舞会。[74]

矿主们不重视耕种土地，大约在1700年和1713年的全盛时期，该地区曾发生饥荒，百万富翁们不得不吃猫、狗、老鼠、蚂蚁和雀鹰。奴隶们在洗金场耗尽精力和时光。路易斯·戈麦斯·费雷拉（Luis Gomes Ferreira）[75]写道：“他们在那儿干活，在那儿吃饭，有时还得在那儿睡觉。他们干活的时候都是大汗淋漓，由于双脚站在冰冷的土地上、石头上或泡在水中，休息或吃饭时，皮肤上的毛孔就会发冷收缩，很容易染上很多危险的疾病，诸如非常严重的肋膜炎、中风、抽搐、瘫痪、肺炎以及其他许多疾病。”疾病是上天的一种祝福，它使死亡很快降临。米纳斯吉拉斯的绿林好汉如果拿来外逃奴隶的头颅，就可以得到用黄金支付的犒赏。

奴隶们测完身高、称完体重后在罗安达（Luanda）被装上船，他们被称之为“西印度的货物”，那些远涉重洋之后仍然生存下来的奴隶，一到巴西就变成白人主子的“手和脚”。安哥拉（Angola）出口班图奴隶和象牙，以换取服装、酒类和火器，但黑金城的矿主却宁愿要来自几内亚（Guinea）海岸怀达（Whydah）小海滩的黑人，因为他们比较强壮，有更大的耐力，且有发现黄金的神奇本领。此外，每个矿主至少还需要一个怀达地区的黑人情妇，以便采矿时有好运随身。[76]开采金矿不仅增加了奴隶的进口，也吸收了相当一大批在巴西其他地区的甘蔗和烟草种植园干活的黑人劳动力，从而使这些种植园失去劳动力。1711年，皇家颁布一项法令，禁止把从事农业的奴隶卖去从事采矿业，除非是“性格奸诈”的奴隶。黑金城对奴隶的要求是贪得无厌的。黑人会很快死去，只有个别情况才能坚持连续干七年。在黑人穿越大西洋以前，葡萄牙人给他们都施了洗礼。到巴西后，黑人必须去做弥撒，尽管禁止他们进入大教堂的主厅和坐在教堂的椅子上。

18世纪中叶，很多矿工转移到弗里约山（Serra do Frio）去寻找钻石。淘金者在河床上采掘金子时扔在一边的水晶石竟然是钻石。米纳斯吉拉斯按照对等的比例又出金子又出钻石。繁荣的蒂茹科（Tijuco）营地变成了产钻石的中心，在那里就像在黑金城一样，富人们穿着欧洲最时髦的衣服，从大洋彼岸运来最豪华的服装、武器和家具，这是狂妄和挥霍浪费的时刻。一个叫做弗朗西斯卡·达·席尔瓦（Francisca da Silva）的混血女奴隶，在成为百万富翁若昂·费尔南德斯·德·奥利韦拉（João Fernandes de Oliveira）的情妇之后就获得自由。这个百万富翁实际上是蒂茹科的统治者，而长相丑陋、已有两个儿子的她就变成“主宰一切的弗朗西斯卡”。[77]她从没见过大海，又很想让大海留在身边，于是她的男人就给她修了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在湖上放上一艘带有船员和一切东西的船。又在圣弗朗西斯科山（sierra de São Francisco）的山坡上为她修建了一座城堡，里面有一个花园，内有奇花异草和人工瀑布。以她的名义举行美酒佳肴的丰盛宴会，没完没了的夜舞会以及戏剧和音乐演出。到1818年，蒂茹科还大规模庆祝葡萄牙王朝王子的婚礼。在此十年之前，一个名叫约翰·梅韦（John Mawe）的英国人造访了黑金城，他为这个地方的贫困感到吃惊。他看到的是空空荡荡和毫无价值的房子，挂着无人问津的出售招牌，当时他吃着肮脏的、量少而单调的饭食。[78]此前曾发生过暴动，它正好同黄金之乡的危机不谋而合。何塞·华金·达·希尔瓦·哈维尔（José Joaquim da Silva Xavier），即蒂拉登特斯（Tiradentes），被绞死、分尸，其他为独立而战的战士在黑金城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

巴西的黄金促进了英国的进步

黄金恰恰是在1703年葡萄牙同英国签订梅休因条约（Tratado de Methuen）时大量涌出的。这是英国商人在葡萄牙取得一系列特权的高峰时期。葡萄牙在英国市场为自己的酒类赢得了好处，作为交换，它向英国产品开放了本国和葡属殖民地的市场。鉴于当时已存在的工业发展不平衡状况，这一措施意味着地方工业的破产。不是用酒来换英国的纺织品，而是用金子，用巴西的金子来换，在此过程中，葡萄牙的织布机瘫痪。葡萄牙不仅把自己的工业扼杀在摇篮里，顺带也消灭了巴西以任何形式发展工业的萌芽。1715年王国禁止炼糖厂开工；1729年宣布在矿区开辟新的交通线是有罪的；1785年下令烧掉巴西的织布机和纺织机。

英国和荷兰这两个走私黄金和奴隶的冠军，靠非法贩运黑肉捞取了大量财富，据估计，它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相当于“皇家五一税”一半以上的钱财，而这本应是葡萄牙王朝从巴西得到的。但是英国还不仅仅是借助禁止的贸易活动来把巴西黄金搞到伦敦去，它还利用合法途径。黄金时代造成葡萄牙大批人口流向米纳斯吉拉斯，这大大刺激了殖民地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购买这些产品的手段。像波托西的白银在西班牙只是蜻蜓点水一样，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也只是路过葡萄牙而已。宗主国变成了纯粹的中间商。1775年，葡萄牙首相庞巴尔（Pombal）侯爵试图恢复一项保护性政策，但是已为时太晚，他声称，英国人没有遇到进行征服时所曾遇到的麻烦就把葡萄牙征服了，英国人提供葡萄牙所需物品的三分之二，英国代理人是统管葡萄牙全部商业活动的主人。葡萄牙实际上什么也不生产，黄金财富是虚构的，以至于连在殖民地井上干活的黑奴都穿着英国制造的衣服。[79]

塞尔索·富尔塔多曾经指出，[80]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执行了一条很有远见的政策，它用巴西的黄金来偿付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基本产品，从而能把自己的投资集中用于工业部门。由于葡萄牙的这种历史性的慷慨，技术革新才能够很快、很有效地进行。欧洲的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到伦敦。根据英国的资料，有些时候，巴西每周有五万磅黄金运入伦敦。如果没有积累这样大量的黄金储备，英国在后来是不可能对付拿破仑的。

除了教堂和艺术品之外，黄金那生气勃勃的时期并没有给巴西留下什么。到18世纪末，虽然钻石还没有采尽，但是国家已经衰落。根据富尔塔多的估计，按目前的购买力指数计算，当时巴西三百多万人的年平均收入没有超过五十美元，这是整个殖民时期的最低水平。米纳斯吉拉斯坠入衰落和毁灭的深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巴西人还感谢这种恩赐，他认为米纳斯吉拉斯向英国提供的资本“是用于建立巨大的银行网，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并提高不断进步的人民的生活水平”。[81]矿区人民为了别人的发展不得不忍受贫穷，他们这些“无能的人”与世隔绝，不得不在那已被掠走金属和宝石的土地上寻找食物。维持生存的农业代替了矿业经济。[82]在今天，米纳斯吉拉斯农村就像东北部地区一样，是大庄园和“庄园上校们”的王国，是谁也不怕的落后的堡垒。就像东北地区的人贩卖奴隶一样，把米纳斯州的劳动者卖到其他州的庄园中去是司空见惯的事。不久以前富兰克林·德·奥利维拉（Franklin de Oliveira）也到米纳斯吉拉斯去转了一下。他看到的是铁丝网栅栏围着的房屋，没有水也没有电的小村庄。在通向赫吉丁翁阿（Jequitinhonha）山谷的路旁，他见到了只有十三岁的妓女，还有疯子和饥饿的人。他的近作《巴西革新的悲剧》（A tragédia da renovação brasileira）对此做出了描述。亨利·约尔塞克斯（Henri Gorceix）说得好，米纳斯吉拉斯铁石一般的胸膛里有一颗金子的心，[83]但是其著名的“铁四角”（quadrilátero ferrífero），在结束了一段不幸的历史之后，于1964年被转交到了汉纳矿业公司（Hanna Mining Co.）和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手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铁矿不会比过去的金矿留下更多的东西。

只有才能的迸发是黄金热留下的纪念，至于采掘黄金留下的洞口和被遗弃的小城市那就不必再提及了。除了美学革命，葡萄牙也不能获得其他的东西。马夫拉修道院（Convento de Mafra）是唐·若昂五世（Dom João V）的骄傲，它使葡萄牙从艺术的衰落中又站立起来，那些带有三十七个铃铛的有轮的桌子、杯子和实心的金烛台，至今仍然闪烁着米纳斯吉拉斯黄金的光芒。矿区的教堂多次被抢劫过，在教堂中保存的、能够随手带走的圣物极少，但是巴洛克式的建筑物、山墙、祭坛、神龛、讲台和人像却永远留在殖民地的废墟上，这些是由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里斯本（Antonio Francisco Lisboa）的“小残疾人”设计、刻制和雕塑而成的，他是一个女奴同一个手工艺匠人所生的天才儿子。当这个“小残疾人”在孔戈尼亚斯（Congonhas do Campo）的仁慈耶稣圣殿（Santuario de Bom Jesus de Matosinhos）门口开始用石头凿刻一组大型圣像时，已经是18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了。此时，黄金热已成为过去。他的作品叫预言家，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光荣可预言。奢华和欢乐已一去不复返，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希望。巴西历史上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给后人留下最后的证据，像为这个短暂的、转瞬即逝的黄金文明举行伟大的葬礼。这个被麻风病毁坏了容貌、断掉了手指的“小残疾人”，把錾刀和斧子绑在无指的手上来创作他杰出的作品，每天清晨用膝盖爬到工作室去。

传说中有根有据地说，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慈悲和仁慈圣母教堂（Iglesia de Nossa Senhora das Mercês e Misericordia）里，那些死去的矿工仍然在寒冷的雨夜做弥撒。当教士回过身来，面向大殿伸出双手时，人们还能看到他脸上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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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注：指国王费尔南多五世和伊莎贝尔王后。

[2]J.H.埃利奥特（J.H.Elliott）：《西班牙帝国》（La España imperial），巴塞罗那，1965年。

[3]L.卡皮坦（L.Capitán）和亨利·洛林（Henri Lorin）：《哥伦布前后时期美洲大陆的劳工》（El trabajo en América,antes y después de Col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年。

[4]丹尼尔·维达尔特（Daniel Vidart）：《美洲意识和现实》（Ideología y realidad de América），蒙得维的亚，1968年。

[5]路易斯·尼克芬·多尔沃（Luis Nicolau D’Olwer）：《哥伦布前文化史记》（Cronistas de las culturas precolombinas），墨西哥，1963年；安东尼奥·德·莱昂·皮内洛（Antonio de León Pinelo）律师用了整整两卷的篇幅证明美洲是人间乐土。在《新大陆的天堂》（El Paraíso en el Nuevo Mundo，马德里，1656年）一书中有一幅南美地图，图中央可以看到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和马格达莱纳河水浇灌的伊甸乐园。禁果是香蕉。地图上还标明了宇宙洪水爆发时，诺亚方舟出发的准确位置。

[6]J.M.奥特斯·卡德基（J.M.Ots Capdequí）：《西印度洋的西班牙国家》（El Estado español en las Indias），墨西哥，1941年。

[7]厄尔·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美洲的财富和西班牙革命的代价（1501—1650）》（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马萨诸塞，1934年。

[8]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西印度自然通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马德里，1959年。此种解释成为一种新的流派。我在勒内·迪蒙（René Dumont）的最新一本书《古巴是社会主义的吗？》（Cuba,est-il socialiste?巴黎，1970年）中惊奇地读到，“印第安人没有全部灭绝，他们的基因遗传在古巴人的染色体中。他们对连续劳动所需要的紧张程度频感反感，以致一些人在接受强制劳动之前便自杀身亡……”

[9]吉列尔莫·巴斯克斯·佛朗哥（Guillermo Vázquez Franco）：《合理的征服》（La conquista justificada），蒙得维的亚，1968年；J.H.埃利奥特，同前引书。

[10]据向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修士报告情况的印第安人所述。载于佛罗伦萨的古抄本，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Miguel León-Portilla）：《被征服者的观点》（Visión de los vencidos），墨西哥，1967年。

[11]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引起下述假定：所有印第安人宗教中的神实际上是先于哥伦布之前到达这块土地上的欧洲人。拉斐尔·皮内达·亚涅斯（Rafael Pineda Yáñez）：《哥伦布与海岛》（La isla y Col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12]哈克达·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史前期》（Prehistoria），载于《人类史》（Historia de la Humanida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

[13]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Miguel León-Portilla）：《征服的背后：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关系》（El reverso de la conquista.Relaciones aztecas,mayas e incas），墨西哥，1964年。

[14]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15]古斯达沃·阿道弗·奥特罗（Gustavo Adolfo Otero）：《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生活》（Vida social en el coloniaje），拉巴斯，1958年。

[16]据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的无名作者和向萨阿贡提供情报的人所述。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17]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美洲大陆和文明》（Las Américas y la civilización）第1卷：《我们和西方文化，人民作证》（La civilización occidental y nosotros.Los pueblos testimoni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年。

[18]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19]译注：金银衡，1马克合230克。

[20]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21]为了重现波托西极盛时期，作者查阅了下述见证过去的材料：彼德罗·维森特·卡涅特·多明格斯（Pedro Vicente Cañete y Domínguez）：《殖民时期的波托西：波托西省历史、地理、政治、文化和法律指南》（Potosí colonial; guía histórica,geográfica,política,civil y legal del gobierno e intendencia de la provincia de Potosí），拉巴斯，1939年；路易斯·卡波切（Luis Capoche）：《波托西帝国城市总概况》（Relación general de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马德里，1959年；尼库拉斯·德·马丁内斯·阿桑斯·贝拉（Nicolás de Martínez Arzanz y Vela）：《波托西帝国城市的历史》（Historia de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年；此外还有，维森·G.克萨达（Vicente G.Quesada）：《波托西编年史》（Crónicas potosinas），巴黎，1980年；海梅·莫林斯（Jaime Molins）：《唯一的城市》（La ciudad única），波托西，1961年。

[22]厄尔·J.汉密尔顿，同前引书。

[23].厄尔·J.汉密尔顿，同前引书。

[24]转引自古斯塔沃·阿道弗·奥特罗，同前引书。

[25]J.H.埃利奥特，同前引书；厄尔·J.汉密尔顿，同前引书。

[26]译注：德国银行家族。在奥格斯堡经营纺织业起家，后发展成庞大的贸易、矿业和银行集团，与哈布斯堡王朝关系密切，取代美第奇家族成为15至16世纪在欧洲最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家族。

[27]罗朗·穆尼耶（Roland Mousnier）：《16和17世纪》（Los siglos XVI y XVII），莫里斯·克鲁泽（Maurice Crouzet）《文明总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ivilizaciones）第四册，巴塞罗那，1967年。

[28]译注：托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多米尼加修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负责人。在他的治下，约有两千名异教徒被处以死刑。

[29]J.维桑·维韦斯（J.Vicens Vives）主编：《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经济史》（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España y América），第2、3卷，巴塞罗那，1957年。

[30]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Jorge Abelardo Ramos）：《拉美民族史》（Historia de la nación latinoamerica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31]埃利奥特，同前引书。

[32]这种人还没有死绝。我打开一本1969年底马德里的杂志读到：阿尔布格尔格（Albuquerque）公爵夫人，即阿尔卡尼塞斯（Alcañices）、洛斯瓦尔瓦塞斯（Los Balbases）侯爵夫人，即特雷莎·贝尔特兰·里斯·皮达尔·戈罗斯基·契科·德·古斯曼（Teresa Bertrán de Lis y Pidal Gorouski y Chico de Guzmán）夫人去世了，鳏夫，曾三次任西班牙大公的阿尔布格尔格公爵，贝尔特兰·阿隆索·奥索里奥·迪亚斯·德里维拉·马尔托斯·菲格罗亚（Beltrán Alonso Osorio y Díez de Rivera Martos y Figueroa）先生，同时也是阿尔卡尼塞斯（Alcañices）、洛斯瓦尔瓦塞斯（Los Balbases）、卡德雷伊塔（Cadreita）、格利亚尔（Cuéllar）、库亚拉（Cullera）、蒙特奥斯（Montaos）侯爵，以及富恩萨尔达尼亚（Fuensaldaña）、格拉哈尔（Grajal）、韦尔马（Huelma）、莱德斯马（Ledesma）、拉·托雷（la Torre）、比利亚努埃瓦·德·卡涅多（Villanueva de Cañedo）、比利亚翁布罗萨（Villahumbrosa）伯爵，为之痛哭。

[33]约翰·林奇（John Lynch）：《西班牙殖民管理》（Administración colonial español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年。

[34]埃内斯托·曼德尔（Ernest Mandel）：《马克思主义经济论》（Tratado de economía marxista），墨西哥，1969年。

[35]埃内斯托·曼德尔：《第三世界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La teoría marxista de la acumulación primitiva y la industrialización del Tercer Mundo”），载于《阿马鲁杂志》（Amaru）第6期，1965年4—6月号，利马。

[36]保罗·巴兰（Paul Baran）：《发展的政治经济》（Economía política del crecimiento），墨西哥，1959年。

[37]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从伊比利亚征服时期到古巴革命的拉丁美洲经济》（La economía latinoamericana desde la conquista ibérica hasta la revolución cubana），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墨西哥，1969年。

[38]J.博若—加尼耶（J.Beaujeau-Garnier）：《拉丁美洲的经济》（L’économie de l’Amérique Latine），巴黎，1949年。

[39]塞尔希奥·巴古（Sergio Bagú）：《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拉丁美洲比较史论文》（Economí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Ensayo de historia comparada de América La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年。

[40]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论文》（Ensayo sobre el Reino de la Nueva España），墨西哥，1944年。

[41]塞尔希奥·巴古，同前引书。

[42]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状况》（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纽约，1967年。

[43]阿尔瓦罗·阿隆索—巴尔瓦（Álvaro Alonso-Barba）：《金属的艺术》（Arte de los metales），波托西，1967年。

[44]译注：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画作带有矫饰主义风格，主要作品有《圣母子与圣马丁》《托莱多风景》《拉奥孔》等。

[45]古斯塔沃·阿道弗·奥特罗，同前引书。

[46]见费尔南多·卡莫纳（Fernando Carmona）为迭戈·洛佩斯·罗萨多（Diego López Rosado）的《墨西哥的历史和经济思想》（Historia y pensamiento económico de México）一书所写的序，墨西哥，1968年。

[47]D.约瑟夫·里韦拉·贝尔南德斯（D.Joseph Ribera Bernárdez），即圣地亚哥·德拉拉古纳伯爵（Conde Santiago de la Laguna）：《最高贵、最忠实的萨卡特卡斯市简述》（“Descripción breve de la muy noble y leal ciudad de Zacatecas”），登在加夫列尔·萨里纳斯·德·拉·托雷（Gabriel Salinas de la Torre）：《萨卡特卡斯的证人》（Testimonios de Zacatecas）一书，墨西哥，1946年。除了这本书和洪堡的论文外，作者还参考了路易斯·查韦斯·奥罗斯科（Luis Chávez Orozco）：《工业革命——政治革命》（Revolución industrial—Revolución política），墨西哥工农图书馆；卢西奥·马尔莫莱霍（Lucio Marmolejo）：《瓜纳华托大世纪，或构成瓜纳华托城历史的材料》（Efemérides guanajuatenses,o datos para formar la historia de la ciudad de Guanajuato），瓜纳华托，1883年；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José María Luis Mora）：《墨西哥及其革命》（México y sus revoluciones），墨西哥，1965年；关于目前的材料还参考了《萨卡特卡斯州和瓜纳华托州的经济》（“La economía del estado de Zacatecas y La economía del estado de Guanajuato”），选自商业银行系统的系列调查材料，墨西哥，1968年。

[48]约翰·科列尔（John Collier）：《美洲印第安人》（The Indians of America），纽约，1947年。

[49]译注：指教会。

[50]达西·里贝罗，同前引书，根据亨利·F.多宾斯（Henry F.Dobyns）、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等人所提供材料。

[51]埃米里奥·罗梅罗（Emilio Romero）：《秘鲁经济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l Perú），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年。

[52]恩里克·菲诺特（Enrique Finot）：《玻利维亚新史》（Nueva historia de Boliv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年。

[53]同前引书。

[54]译注：1西班牙里约为5572.7米。

[55]安东内略·格尔比（Antonello Gerbi）：《新大陆的争论》（La disputa del Nuevo Mundo），墨西哥，1960年；丹尼尔·维达尔特（Daniel Vidart），同前引书。

[56]刘易斯·汉克（Lewis Hanke）：《关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教士的研究以及为西班牙征服美洲中的正义而奋斗》（Estudios sobr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y sobre la lucha por la justicia en la conquista española de América），加拉加斯，1968年。

[57]J.M.奥特斯·卡德基，同前引书。

[58]这是美国土地保护服务中心的一名成员。约翰·科列尔，同前引书。

[59]达尼埃尔·瓦尔卡塞尔（Daniel Valcárcel）：《图帕克·阿马鲁的起义》（La rebelión de Túpac Amaru），墨西哥，1947年。

[60]亚历山大·冯·洪堡：《自然观》（Ansichten der Natur）第二册，引自阿道弗·迈尔—阿比希（Adolf Meyer-Abich）等人：《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969）》（Alejandro de Humboldt ［1769-1969］），巴特戈德斯贝格，1969年。

[61]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Tulio Halperin Donghi）：《拉丁美洲现代史》（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e América Latina），马德里，1969年。

[62]埃内斯托·格吕宁（Ernest Gruening）：《墨西哥及其遗产》（Mexico and its Heritage），纽约，1928年。

[63]阿隆索·阿吉拉尔·蒙特维尔德（Alonso Aguilar Monteverde）：《墨西哥经济的辩证法》（Dialéctica de la economía mexicana），墨西哥，1968年。

[64]大约在1832年，幸存的最后一批恰卢亚人（charrúas）以抢劫乌拉圭北部荒野地带的小牛犊为生，当时的弗鲁克托索·里维拉（Fructuoso Rivera）总统把他们出卖了，虚情假意与他们讲友谊。受骗的恰卢亚人离开能够保护他们的密林，不骑马并放下武器，结果在一个叫做老虎口的地方被消灭了。作家爱德华多·阿塞韦多·迪亚斯（Eduardo Acevedo Díaz）1890年8月19日在《时代》日报上写道：“号角吹响，屠杀开始了。游牧民族绝望了，英勇不屈的小伙子一个接一个倒下，就像后颈上受了伤的公牛一样。”一些首领死了。少数能冲出包围的印第安人不久之后进行复仇。当里维拉总统的兄弟追赶他们时，他们搞了一次伏击，用长矛把他和他的士兵刺得遍体鳞伤。塞佩首领用尸体的几根神经缠住他长矛的矛头。19世纪末，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士兵们每拿出一对睾丸就能得到钱，戴维·比尼亚斯（David Viñas）的小说《土地的主人》（Los dueños de la ti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一开头就讲述捕猎印第安人：“杀印第安人就好像强奸一个人一样，是一件美事。有人甚至喜欢杀人。因为在杀人的过程中可以跑，可以喊叫，出汗，然后感到饥饿……后来，枪声逐渐稀疏。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挂着印第安人的尸体，还仰面躺着某一个大腿之间有一片黑血迹的印第安人……”

[65]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野蛮的墨西哥》（México bárbaro），墨西哥，1967年。

[66]阿尔图洛·博尼利亚·桑切斯（Arturo Bonilla Sánchez）：《日益严重的问题——农村半失业》（“Un problema que se agrava:la subocupación rural”），载于若干作家合著的《新庄园制与剥削，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到安德森·克莱顿公司》（Neolatifundismo y explotación de Emiliano Zapata a Anderson,Clayton & Co.），墨西哥，1968年。

[67]勒内·迪蒙：《有生气的土地，世界的土地改革问题》（Tierras vivas.Problemas de la reforma agraria en el mundo），墨西哥，1963年。

[68]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危地马拉，被占领的国家》（Guatemala,país ocupado），墨西哥，1967年。

[69]玛雅基切族人只相信一个神，他们吃斋，苦行，禁欲和忏悔；他们相信洪荒和世界的末日，所以基督教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宗教解体是从殖民地开始的。天主教只是从玛雅教中吸收了一些神秘的和崇拜图腾的部分，妄图使玛雅人的信仰服从于征服者的思想。破坏原先的文化为调和主义开辟了道路，目前，从当时的进化中可以看到倒退的迹象：“火山神需要吃烤得很好的人肉。”卡洛斯·古斯曼·伯克勒尔（Carlos Guzmán Böckler）和让—洛普·赫伯特（Jean-Loup Herbert）：《论危地马拉的历史和社会》（Guatemala:una interpretación histórico-social），墨西哥，1970年。

[70]圣保罗地区的开拓者的队伍是准军事组织的、由各种各样力量构成的流窜集团。他们进入原始森林深处探险，对开发巴西内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71]塞尔索·富尔塔多，同前引书。

[72]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的经济构成》（Formación económica del Brasil），墨西哥，1959年。

[73]C.R.博克瑟（C.R.Boxer）：《巴西的黄金时代（1695—1750）》（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1750］），加利福尼亚，1969年。

[74]奥古斯托·德·利马·茹尼奥尔（Augusto de Lima Júnior）：《黑金城富饶的城镇，历史分析及叙述》（Vila Rica de Ouro Preto.Sintese histórica e descritiva），贝洛奥里藏特，1957年。

[75]C.R.博克瑟，同前引书。

[76]C.R.博克瑟，同前引书。在古巴，人们认为女奴隶可以治病。根据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材料，“有一种病白人才会得。这是一种在血液和男人性器官中的病。和黑女人在一起就能除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只要同黑女人睡觉，就能把病传给她，自己很快就痊愈了”。米盖尔·巴尼特（Miguel Barnet）：《一个逃居山野的奴隶的生平》（Biografía de un cimarr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77]若阿金·费利西奥·多斯桑托斯（Joaquim Felício dos Santos）：《钻石乡回忆录》（Memórias do Distrito Diamantino），里约热内卢，1956年。

[78]奥古斯托·德利马·茹尼奥尔，同前引书。

[79]阿伦·K.曼彻斯特（Allan K.Manchester）：《英国在巴西的优越地位，它的崛起和衰落》（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its Rise and Fall），查佩尔希尔，北卡洛来纳，1933年。

[80]塞尔索·富尔塔多，同前引书。

[81]奥古斯托·德利马·茹尼奥尔，同前引书。作者为“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感到高兴，“今天，那些得到莫斯科教师指导的愚昧者，却把这种扩张看成是一种罪行”。

[82]罗伯托·C.西蒙森（Roberto C.Simonsen）：《巴西经济史（1500—1820）》（História econômica do Brasil ［1500—1820］），圣保罗，1962年。

[83]埃波尼纳·鲁阿斯（Eponina Ruas）：《黑金城的历史、教堂和古迹》（Ouro Preto.Sua história,seus templos e monumentos），里约热内卢，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