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东路线上

一、出发

“九一八”后第一个春天，也就是“满洲国”成立的那一年，稍微有点血性的青年，差不多都离开都市到山上去了，他们有些去联络各地驻守的军队，有些去组织山上的胡匪，结果却是弄到了不少队伍，然而都是杂七杂八的。有些人称“义勇军”，有些就称“救国军”，还有些没有名称的，他们是碰到“满洲国”的军人就打，打败了就抢老百姓，老百姓被抢光了就背起老婆孩子跟他们一道走。这种情形闹得最凶的要算中东路的东线了。那时我正在小绥芬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我帮他种田伐木，这样一来可以对付生活，二来又可以从容等待时机。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早上我到河边去劈柴，看见许多人围在警察局门前，一个穿长袍的人读着告示牌上的布告给他们听，原来那张布告就是“满洲国”成立的第一个消息，上头写着“大同元年”……

议论渐渐从人群里沸腾起来，他们有的要等着给“真龙天子”纳税，有的就主张丢下房子土地，带着老婆孩子拉出去。

从五站来的人带来了消息，说是驻五站的张团长揭竿抗X了，XX[1]的领事绕道海参崴逃跑了！

当天下午出乎意料地，我接到朋友从五站打来的电话，说有一部分义勇军经过小绥芬，要我也一道去。接完电话我快活得像雀子一样，在车站上忘形地跳来跳去，几个月来不曾修剪的头发在冷风里飘动着，好像头也在等待着抗似的。

刘老头穿着破棉袍子从河对岸过来，袖着手停在铁轨旁边：“喂，我说疯子，为什么今天这么快活呀？”

“打靶去了。”我仍旧跑跳着，等着东边来的火车。

“听说‘真龙天子’要出现了。这一回天下许能够太平？”他犹疑的视线停在冷风里打抖的树枝上，半天不响。

“鬼子到哈尔滨啦，你晓得不？”

“晓得，不管怎么样有‘真龙天子’出来，天下总会太平。”

“滚你妈的蛋！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你……”他带着老年人的涵养，不愿跟我争执似的恼恼地走开了，我蹲在月台的水门汀上等着东来的火车。

三点四点过去了，站上的时钟指着五点一刻了。夕阳在山坳处燃烧着，伐木人在烟雾里归来了，荷在肩上的锯齿闪着光。

山后边的烟雾渐渐拉长了，升高了，火车的回声在山谷里滚响着，东来的火车像烈马，张着黑嘴，瞪着红眼，在山前奔驰着……

值班的站长拿着红绿旗出来了，站上的铃当当地响了！火车轰轰地喘着气越跑越近了，汽笛漫山漫野地滚叫着，中国人，俄国人，都到站上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拥挤着，攒动着，吃奶的孩子在母亲怀里哭叫……

传单雪片似的从车窗里撒下来——

“打倒XX帝国主义！”

“打倒侵占中国的XX鬼子！”

孩子们抢了传单找人读给他听，老年人议论着，少女们哧哧地笑着。

列车中间的一辆车门开了，跳下几个穿短衣的青年人，袖子上挂着红布条，上面写着左路总指挥部宣传部，第一个被我认出来的是张包，我们刚一招呼，邹素寒、赵铎也跑过来了，我一看，都认识，他们的袖子上都挂着红布条，还没等我开口，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我来。

“真巧，打给你的电话还算没有误事。”张包提着一桶糨糊，一边往标语上刷一边问。

“真想不到这样快，我以为没有指望了。”

“等一会儿再讲这些。”赵铎拿起一张标语贴在电线杆上。

“怎么只是左路呢，那么中路右路在哪儿？……”

“等一会儿讲，等一会儿讲。”赵铎又拿起一张标语贴到墙壁上。

汽笛又叫了，我们匆忙地跳上车去，一时都没有话讲，只是默默地彼此会意地笑，好像嘴不是为说话用的，好像每个人都失掉了说话的能力，好像所有的话都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好像有很多的话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好。

火车又开了，贴满标语的车站丢在后边了，山坡上的牧群丢在后边了，人们都像凝固的石膏，像烧枯的槁木，带着油腻的脸，紫铜色的臂膀，呆坐在车厢里，火车吼叫着，向烧得通红的远天，向弥漫着烟雾的山腰奔去。

二、爱河车站

“刘快腿的军队从高岭子退下来了。”

“怎么退的？退到什么地方？”

“下城子……”一个老兵抱着枪靠在木栏杆上，望着麦田的远处敌方射过来的炮弹，一个连一个地爆炸着，停了好一会儿，他又继续着说：“作战，他妈还有这样的，总指挥下命令叫他守高岭子，他还往前攻，等人家一反攻，他受不住了，放弃了高岭子坐上火车是连夜，带兵带崽子，一下子退了二百多里……”

“这就是快腿啦！——他奶奶的！”

“这一下子可把我们坑得不浅。”老兵站起来回到给养车上去了。

三月的早晨，爱河车站上冷清清地傍着两列军用车，军医处跟宣传部的先生们忙乱了一夜之后，都横七竖八地躺在车厢里睡着，第一道防线上继续地传来懒散的枪声……

我走到第一个车厢里，看见张包枕着一大堆宣传品睡得很甜的样子，在车板上敲了两下他没有醒，我也就不再理他了，又走到第二个车厢去，招呼起赵铎、邹素寒，每人带了一大卷宣传品，跳下车出发到第一道防线去。

朝阳晒在人背上微温的，树梢泄下的晨风却是清爽的，空气里含着潮湿与青草的幽香，露珠晶亮地从草尖滚落到鞋袜上，鞋袜都是湿淋淋的。雀子在草丛里蹿跳着用爪子扒着土块，小河沟里的水面结着冰花。我们一路走一路说笑着，咒骂着刘快腿。

“又他妈伤人啦？……”赵铎俯在小河沟的木桥上，遥望着山腰，从烟雾里走出的几个人，其中有两个架着一个伤兵。

“打得并不激烈吗……”

“要伤人，只要一颗子弹就够了。”

“也许是昨晚上伤的，昨晚天刚黑的时候，不打了一阵很厉害的吗？”

“那么？……”

那几个兵已经到了木桥跟前，受伤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山东人，脸黄得像蜡纸，干得嘴角直流白沫，暗灰的眼神不停地往河沟里望着。

“哎……哎……哪位老乡行行好？……”他微弱地喘息着，眼神又从这个人的脸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

“你要什么？说！”

“呵……呵……我……我渴……”他抬起手指着干得冒烟的口腔。

“喝不得水！一喝水你小子要送命啦！”一个高高的辽宁口音的人说完坐在地上用树枝揭他脚上的泥巴。邹素寒凑上去，蹲在他对面——

“怎么伤的？”

“他们几个到第一道防线去架电线，他刚爬上电路杆去，一个炮弹可巧正正当地揍上，那两个当时就死了，他因为是在上边，才尝了一个炮弹渣。”

“快抬他到后防去吧，车站上有白兰地弄点喝。”

“好，我们走吧！”辽宁口音的高个子先站起来，他着眼望望太阳。

“送他到站上，歇歇腿，还可以赶上午饭。”

“再会啦，老乡！”

“再会，再会。”

他们一抬起伤兵，大点的血滴顺着衣角落到地上，伤兵呻吟着，几杆枪在远处扫射着——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我们把传单塞进每间民房里，塞进机关枪的射手里，也贴在墙壁上、树干上、井上，鸡在围着篱笆飞跑，狗追在我们身后乱叫，火线上回来背枪的兄弟，我们给他一张，他托着大枪，嘴里念叨着去了。正吃午饭的弟兄们，见我们一走进去，就放下筷子把我们往炕上拖。

“来来，老乡！一道吃点！……”

“不啦，不啦！”

我们丢下传单走出屋门，还有人把着窗口望着我们的背影，我听见他们说——

“这般青年人真热心！都像他们中国就有救了。”

我想说“哪里，真有用的还是你们”，但话没有说出，我们已经走远，想着他们的话在我心里响着，脸上露着得意的笑。

我们回到爱河车站，刘快腿的军用车到了，从车厢里跳下穿女人毛线衫带手枪的护兵，站台上有几个小脚土娼，也带着手枪，枪把上挂着粉红色的丝带，大模大样地忙去，据说这都是刘司令忙来的姨太太，跟着一道上火线的。老兵们露着黄牙齿，讥笑着，咒骂着，传述着昨晚坐火车退却的事。

下午三四点钟，前方的炮火由懒散、稀疏变成激烈了，西南的天空飞来了飞机，运辎车的马都插着树枝停在大道上，站台上的人群都挤到走廊下，只有我们宣传部的几位先生来不及躲，都躺在麦田里了。

眼看着它在辎重车的上空盘旋，投下重量的炸弹，爆炸声在山腰回响着。我一动不动地仰望着天，望着天上的云块，望着飞过头顶的鸟雀，望着飞机的尾巴。

不知怎么，飞机总是在我头上绕圈，大概有三四分钟，我目不转睛地盯住它的尾巴，这时没有恐惧，也没有幻想，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你不要下蛋呵”！

飞机去后，人群又从走廊下、树下、麦田里出来，站台上又是乱糟糟的，大道上的辎重车也行动起来。大兵们口里唱着——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咱飞机拉㞎㞎[2]。

张总指挥从前边回来了，总指挥部隔壁的一间马棚给炸毁了，总指挥部的窗子、墙壁也通通炸毁了，死了两匹马，一个老太婆，南沟沿的板障子炸毁了一半。

“指挥部要马上选地方。在总攻之前，第一道防线的电话线要架好。”张总指挥把灰大衣扔在车厢里，同着他的瘸腿参谋，走进一间小板房去。“白天干这事很困难。”

“人要爬上杆子去，人家正好清清楚楚地看见。”电话局的工人们议论着白天的事，面现难色。

“反正这是我们的事，我们不干也没有人替干。”大个刘杠头杠气地，重重地一屁股坐在盘着的一大捆电线上，手指搔着胳膊在打主意。隔了老半天他又继续说：“晚上你们两个跟我去。”

“好吧，死活就这一下了。”

“地雷埋在什么地方晓得不？”

“晓得了的，不是在河沟前边吗？”

“对啦，走到那里我们绕着点。”

这天夜里，天气稍微有点风，哗啦哗啦地落着雨，黑得对面看不见人，前方的炮火也全停止了。大个刘带着两个工人，赤着脚，裤子卷得高高的，每人背了一捆电线，冒着雨，摸索着，出发到最前线去。起初他们还直着身子走，沿着大道边把脚踏在草上还不怎么滑，雨在头上哗哗地浇下来，雨水顺着头发梢、耳边、嘴角一条条地流下来，三个人有说有笑的，走了好一阵，一个工人忽然想到——

“今天的口令是什么？”

“前进！好险家伙……”大个刘脚下一滑险些摔倒。

“嘿嘿！”

“还笑呢，地雷快到了吧？”

“前边。看到了，那不是小河沟！”

“绕着点吧，靠右边走。”大个刘牵着一个工人的衣服，摸索着爬过小河沟。

“口令！”突然一声不带人气的叫喊。

“前进！”

哨兵把平端在手里的大枪又垂直放下，他们三个人爬着绕向西南方，爬几步，把脸贴近地面听听前方有没有动静，仔细辨别着周围的树木、坟丘……风在树梢扫过，树叶沙沙地发响。雨还是大一阵小一阵地继续着。他们越走越小心，索性连脚踏在水洼里都不使它有声音，爬了一阵，大个刘忽然停住，那两个工人也跟着停下来。又照样把脸贴近地面，看看前面的动静，大个刘心里想——

“总差不多啦！”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三个人都像落汤鸡似的蹲在雨里。

忽然一只手扯动大个刘的衣服，大个刘转过身子又俯在地面上，顺着二人指给的方向往南看。

“这是什么东西呢？”他心里纳闷儿着。

一个黑黝黝的四方的影子，房不像房，树不像树，再仔细往下看，大个刘认出四个车轮子，这会儿才知道已经爬到敌人的阵地去了，于是蹑手蹑脚的他们又悄悄地爬回自己的防线，在树杈上、木杆上、房顶上架好电线，带着满身泥水和快慰回到爱河车站。

三、打牡丹江

从拂晓开始攻击，到现在已经五个钟头了，弟兄们一队一队地往前方增加，死的受伤的一车一车往后方运，阵线始终没有变动，刘快腿在车站上骂着，土娼姨太太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手里拿着手枪也跟刘司令一样咒骂着兄弟们没有用。

“要是刘司令在前边，这工夫不到横道河子也到一面坡啦！”

“就是不到一面坡，也早坐上火车退到五站啦！”弟兄们讥讽着，撇着嘴。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炮火越来越激烈，死的受伤的越来越多，刘司令忍不住了，带着一团人冲了上去。

不到一个钟头，电话来了——

“第二营占领了敌人的铁甲车，没有人会开，快派人来！”

“刘司令倒是能打，一上去就有进展。”

弟兄们的嘴角都咧到耳朵上去了，讥嘲谩骂都听不见了，受伤的弟兄躺在站台上，呻吟声也停止了。

不到半个钟头，电话又来了——

“他妈的，叫你们快派人来，开车的人到啦，铁甲车又叫XX鬼子抢去了！”

下午两点多钟，敌方的援兵到了，开始向我们反攻。张总指挥同他的瘸腿参谋俯在地图上，拿铅笔画着进军的路线，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

“喂……呵？怎么？……”

不行啦，我们得赶快退却……”

“一步不许退！死守牡丹江桥！”

“不行呵……我……我的弟兄快死光了……”

“死守江桥！死守！退却就结果你！”张总指挥把电话放下不再理会他。

当啷……当啷啷啷……电话铃又响起来。

“喂，谁？”

“我是刘司令……”

张总指挥把电话摔在桌面上，迈着大步在屋里绕圈子，电话机还在那里不停地讲话：“不让退却，老子拉出去抱山头[3]了！老子不干这一份了！……你们自己上来打打看！……”

四、张包拿着四个苞米面饼子去了

自牡丹江失守后，义勇军的活动范围更小了，弟兄们闹了一次武力索饷，张总指挥就丢下军队，丢下老百姓，一个人骑着大马走出国境，绕道海参崴回他的老家享福去了。

宣传部的赵铎几次想回家，走到半路上都被枪子追回来。邹素寒变成了酒鬼，一喝醉就躺到铁道上去睡。

五站的市民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人人都走投无路，大烟[4]公开了，赌也公开了，戒严司令部在街头用铡刀铡人了。

有一天警察忽然跑出找张包，张包逃到三道洞子。前面俄国，再不能向前走一步，后面是祖国，祖国也不能回来了，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留在三道洞子是要饿死的。为什么警察要找他呢？谁也猜不出这里面的道理。

第二天张包派人来到电话局找大个刘，说快送点吃的给他。

大个刘同另外一个小朋友凑了一块二角钱，又拿了四个苞米面饼就要给张包送去。

出五站街沿着去海参崴的铁道走，这他们是知道的，可是到了三道洞子，全是荒山，到哪儿去找张包呢？

“我们唱歌吧。”小朋友忽然想起，“他听见我们唱歌自然会晓得我们来了。”于是他们唱起歌来。

“起来吧！辗转在铁蹄下的中华民族……”

这歌声漫过山坡，漫过树木和河沟，在远处飘荡着。

“起来吧！……”

啪……山顶上一声枪响，他们这才晓得已经到了俄境，很快地回头就跑，刚跑了几步，看到张包从旁边的一个山头上笑嘻嘻地下来。

他们把钱和苞米面饼子一道交给张包，张包马上吃了两个，肚子不饿了，他们就在山坡上坐着直谈到天黑。

这天夜里，张包离开三道洞子到宁安去了，他去参加王德林的队伍，要在最近占据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