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智慧教师养成记

没有人会否定教育有着鲜明的目的性，也就是教育要给人以积极的引导、转变个影响，这是我们教育的使命使然。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教育本身。

1.为什么要减少“刻意教育”？

不用刻意去追求外在的“教育意义”，因为大自然本来就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如果不让孩子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便打开这本书阅读，这不但是我们教育的缺失，也是孩子们人生的遗憾。

尊敬的李老师：

您好！

我是一名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也在教育上做了很多的改变和尝试。我做过多期的主题班会，也让学生参加了多次的演讲比赛，自认为该做的都做了，该尝试的也都进行了尝试，却没有多大的成果，为此我深深地懊恼着。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你苦恼于精心设计了那么多的教育方式，主题班会呀，演讲比赛呀，等等，但效果并不理想。

我想，不理想的原因，是不是恰恰在于你的设计过于“精心”了？

苏霍姆林斯基在其《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给教师提的最后一条建议是：“保密……”

教育家这样写道：

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仅供教师知道，不必让学生知道。学生了解教育，懂得教育，一般说来，是有害而无益的。这是因为，在自然而然的气氛中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是这种影响产生高度效果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学生不必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知道教师是在教育他。教育意图要隐蔽在友好和无拘无束的相互关系气氛中。

没有人会否定教育有着鲜明的目的性，也就是教育要给人以积极的引导、转变和影响，这是我们的教育使命使然。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教育本身。但是，教育目标没必要天天挂在嘴上，或者唯恐学生不知道而不停地宣告。无数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教育的意图隐蔽得越好，教育效果就越佳。不动声色、不知不觉、了无痕迹、天衣无缝、自然润物、潜移默化……这些都是教育的艺术，也是教育的境界。苏霍姆林斯基将其称为“自然而然的气氛中对学生施加教育”，我将它姑且简称为“自然的教育”。

与这种“自然的教育”背道而驰的，便是“刻意的教育”——大张旗鼓、声势浩大、旗帜鲜明、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声泪俱下……生怕学生不知道是在教育他们，教师毫不隐瞒自己的教育意图，甚至公开说：“我是为你们好哇！”班会比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板报比赛……都是“刻意的教育”的形式。当然，“刻意的教育”不一定都是说教式的，有的“刻意的教育”还设计成活动或游戏，也颇为“生动”呢！

我从《重庆晚报》上看到一张场面壮观的照片——

大操场上，成百上千的人排得整整齐齐，横看竖看斜看都宛如大型体操表演；仔细看，是孩子正给家长洗脚——母亲（或父亲）坐着，脚伸进盆里，孩子蹲着，双手正搓着一双成人的脚。

这是最近几年比较时兴的一种“教育方式”，准确地说，是培养“孝心”的方式。在有的学校，校方还要求学生给父母洗脚时必须跪着。

看到这样的照片，我很自然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类似活动的组织者——也就是教育者在家里是否给父母洗脚？尽管我没有对此做过详尽的调查，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目前在中国（国外我估计也差不多）子女能够给父母洗脚的“孝行”并不普遍。所以现在当老师的——包括笔者本人——给父母洗脚的也不多。自己没做到的，偏要孩子做到，这是什么“教育”？

第二，就算组织者本人每天都回家给父母洗脚，于是想把这种美德推而广之，然而是不是有了这么一次声势浩大的“洗脚秀”，孩子们从此每天都会给爸爸妈妈洗脚了？教育不会这么简单吧？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需要训练，而训练就不是一次两次的事。那么，为了让孩子养成给爸爸妈妈洗脚的习惯，是不是学校还要经常如此“操练”呢？

第三，中小学生的爸爸妈妈们，大多四十岁上下，都是中年人——有的小学生的爸爸妈妈也不过三十来岁，还只能算年轻人呢！这些身强力壮的人需要孩子给自己洗脚吗？当然，如果爸爸妈妈身患重病甚至身体残疾，的确需要儿女帮着洗脚，那另当别论。可对绝大多数健康的父母而言，你好意思把脚伸出去让孩子给你洗吗？你不觉得别扭吗？

第四，孩子今天在学校操场上给父母洗脚了，但他回家给自己洗袜子吗？洗内裤吗？他每天早晨起来收拾自己的床铺和房间吗？他每次吃了饭都洗碗吗？在家扫地吗？周末帮着妈妈做饭吗？如果这一切都做不到，只是按老师的“规定作业”回家天天给父母洗脚，又有多大意义呢？

如果追问，问题还会有很多很多。

类似的简单化作秀般的“德育创新”还不少。比如，为了让孩子体验妈妈怀孕的不容易，便让小学生在肚子上绑一天或一周沙袋；为了让孩子体验亲情，便将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上，拥抱爸爸妈妈；为了让孩子感恩，同样是在操场上让孩子们一起喊：“爸爸妈妈，我爱你！”然后齐刷刷地给爸爸妈妈下跪……

我很怀疑这种“刻意教育”能够收到真正的持久的效果——一时的感动是可能的，但我说的是“持久的效果”。当然，我知道教育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或者说，一定的形式总是表达了一定的内容；而且我也相信，类似的活动之后，孩子们的作文中，一定会有许多诸如“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了……”之类的语言，但是如此一次性的“感人肺腑”，一次性的“震撼人心”，一次性的“催人泪下”，一次性的“强烈反响”……就真的能够收到持久的实效吗？

教育哪有这么简单？

这些“刻意教育”都很有创意，很新颖，也容易引起孩子的兴趣，这样的教育形式偶尔用用也无妨。但关键是，切不可高估这些教育的效果——这种“刻意教育”的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当然，活动之后，孩子会写作文纷纷说自己如何如何“深受教育”，“体验到做母亲的不容易”，“尝到了乡下劳动的艰苦”云云。但这些表白并不能作为教育实效的真正依据。过了几天，不孝敬的孩子照样不孝敬，不劳动的孩子照样不劳动。孩子在当“孕妇”时，在给妈妈洗脚时，在乡下生活时，始终知道这是游戏，好玩，有趣，哪怕在乡下呆一个月的确很艰苦，孩子也会对自己说：“不要紧，反正也就一个月嘛！”教育有时候需要游戏，但游戏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教育。

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如此这般的太刻意了，甚至太做作了。

我们所提倡的“自然的教育”，通俗地说，就是培养孩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爱的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懂得爱表达爱并传递爱的生活习惯。学习教育，就是培养学生酷爱知识勤奋读书乐于探索的生活习惯。劳动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在班级在家庭乃至以后在社会勤劳的生活习惯。吃苦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在平凡的日子不畏艰以苦为乐辛苦中寻乐的生活习惯。等等。这样的教育，同时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而且是师生共同的生活——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当然也要做到，或者说，教师以自己自然而然的品行感染着学生。这是“自然的教育”的最高境界。

比如关于感恩孝敬的教育，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都是这样做的：我特别注重让孩子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随时想到父母，随时想到不要让父母为自己焦虑担心，并力所能及地为爸爸妈妈做点什么；让孩子们每天下午按时回家，不要让爸爸妈妈一次次在阳台上忧心忡忡地张望；回家后，第一句话是给爸爸妈妈说：“爸，妈，我回来了！”出门时，不忘记给爸爸妈妈说：“爸，妈，我走了！”在饭桌上多和爸爸妈妈聊班上的事，还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每天晚饭后帮着爸爸妈妈收拾碗筷，并洗全家人的碗；如果可能，每天早晨起来给爸爸妈妈做早点……这些都不是一次两次老师规定的“作业”，而是持之以恒的生活，最后变成习惯。20多年来，我不敢说我的每个学生都做得非常好，但的确有相当多的孩子学会了在平凡的日子里体谅父母关心父母，并从生活中一点一滴之处回报父母。

我女儿也是这样。她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每天晚上洗碗，无论中考日还是高考日都没中断，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她已经工作了，但只要在家吃饭，肯定是她洗碗。无论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女儿，都没有体验过妈妈怀孕，也没有被我要求给妈妈洗过脚，但他们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学会了感恩与孝敬。这是一种自然的教育。我们自然而然地营造了一种爱的家庭氛围，这种氛围必然滋润着孩子的心。女儿在小时候曾天真而认真地说：“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让爸爸妈妈过上好生活。”昨天，她说：“如果我现在去挣大钱不是没有机会，但那就会常年在外不停奔波，时不时给你们寄好多钱回来；现在我没挣大钱，却天天和你们在一起，哪种生活更幸福？”我说当然是现在，因为幸福就是一种愉悦温馨的感觉。女儿说她“挣大钱不是没机会”可不是吹牛。她留学国外，后来在香港读硕士，完全可以在国外或境外找工作，即使回国也可以去北京上海，但她执意回到成都。理由就是一个：“爸爸妈妈老了怎么办？”

自然而然的教育，培养的是孩子自然而然的善心与善行。

说到“自然而然的教育”，我又想到，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没有教育”的教育。这话怎么理解？我的意思是说，教育者组织学生所开的活动，并非每一次都一定要有急功近利的教育目的。比如，教师带着学生在户外的郊游活动，我看就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教育意义”不可。

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多说几句。

我一直喜欢和学生一起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嬉戏玩耍。最初，我这样做并没有想到要有什么“教育意义”，而纯粹是出于自己爱玩的天性。记得当年我利用寒暑假带着学生去玩，近在郊区，远在省外，家长感动得不得了：“李老师对我们的孩子太好了！这么辛苦这么累，牺牲这么多时间带我们的孩子去旅游！谢谢您！”我总是说：“我才要感谢你们呢！感谢你们把孩子交给我，让他们陪我玩！”

你看，我就没有说什么“教育”。

我对苏霍姆林斯基在《巴甫雷什中学》中的这一段叙述感到特别亲切：“每当学年一结束，我就跟孩子们一道去远足旅行，去田野、森林、河边旅行。跟孩子们一起在南方晴朗的星空下宿营，架锅煮饭，述说图书内容，讲传说和童话故事，这些对我来讲，是一种幸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幸福也是源源不断的。回想从教以来，我最感到快乐的时候就是学生不把我当老师的时候。几十年来，我的学生就是这样给我以少年的欢乐和青春的激情。

我不是否认户外活动的教育意义，自然环境教育功能当然是不可忽视的。陶行知认为“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谈到大学校址的选择时，曾把自然环境作为极其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校址的选择应满足这样的标准：“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要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杭州大学之天然环境——一封公开信》）陶行知多次大声疾呼对学生要实行“六大解放”，其中之一的“解放”就是“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到更丰富的学问”。（《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还有人文景观，纪念地呀，博物馆呀，历史遗址呀，等等，教师有教育目的地带学生去接受教育，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教育功能庸俗化。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教育者有一种认识误区，即总是希望每一次野外活动都应有“教育意义”。似乎每一次外出，都要有一个“名分”，比如不能叫“玩儿”，而必须叫作“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参观考察活动”等等。似乎叫“玩儿”，就不那么光彩，不那么理直气壮。其实，我始终认为，不必将每次外出郊游都赋予什么“教育功能”，也不用那么多的“精心设计”，更不必贴上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教育标签。何必一定要有“教育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自然的接近，对自然美的感受，视野的拓展，胸襟的开阔，就是教育。

成都有一个民营机构叫“素质教育阳光训练基地”，每年都有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去那里接受“素质教育”，其实也就是封闭起来搞拓展训练呀做游戏呀等等——当然是要按人头收费的。应该说有这样的基地无可厚非，偶尔让学生去接受一下训练也不错，收费也可以理解，人家是市场运作嘛！但每年学校一组织春游，都把学生往那里送，我就觉得不妥。成都平原哪里没有阳光？为什么舍弃大地上那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和原野上芬芳的阳光，却要去那高墙里面接受“阳光训练”？一问，有校长告诉我，组织学生去“阳光基地”不是去玩儿的，而是去接受“素质教育”的。我笑了：“有什么比大自然原野上的阳光更值得我们去亲吻？师生追逐嬉戏，摸爬滚打，而且一分钱不花，还有比这更开心更奔放的吗？”那位校长摇头：“不不，纯粹的玩儿，这不是教育。组织学生外出，还是要有教育目的。”我无语了。面对这样太有“使命感”的“教育者”，我甚至想也许是“偏激”地对他说，对孩子的童年少年而言，浪漫，情趣，舒心，撒野，怦然心动，热泪盈眶，心旷神怡，灵魂飞扬……比“教育”更重要！

不要误以为我反对在郊游活动中有目的地进行某种教育，我反对的是每一次对大自然的亲近都带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动辄强调活动的“意义”，甚至牵强附会地把郊游同什么“社会调查”、“爱国主义教育”、“热爱大自然”、“了解家乡的巨大变化”、“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捆绑在一起，而且每次临出发之前都要给孩子们打招呼：“要仔细观察呀”、“要认真做笔记呀”、“回来要写作文的”、“每一个人都要交一篇调查报告”……这只能败坏孩子们的口味：“老师们，我们还是写了作文再去吧！”对大自然的向往，被“写作文”的负担甚至恐惧所取代，这难道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教育意义”？

如果一定要说“教育”，那我们也完全可以把教育的内涵理解得丰富一些广义一些。学生是否受到了“教育”的标志，不仅仅是提高了什么什么认识，或获得了什么什么启发，还应包括心灵更加宁静，胸襟更加旷达，眼睛更加清澈，耳朵更加灵敏，触觉更加细腻，体格更加健壮，感情更加丰富，幻想更加奇特，思绪更加飘逸，情怀更加浪漫……

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外在的“教育意义”，因为大自然本来就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的：“我竭力要做到的是，让孩子们在没有打开书本去按音节读第一个词之前，先读几页世界上最美妙的书——大自然这本书。……到田野、到公园去吧，要从源泉中汲取思想，那溶有生命活力的水会使你的学生成为聪慧的探索者，成为寻求真知、勤于治学的人，成为诗人。我千百次地说，缺少了诗意和美感的涌动，孩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智力发展。儿童思想的本性就要求有诗的创作。美与活跃的思想犹如阳光与花朵一般，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诗的创作始于目睹美。大自然的美能锐化知觉，激发创造性思维，使言语成为个人体验所充实。”（苏霍姆林斯基：《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在这里，苏霍姆林斯基把大自然比作一本书，那么我认为，如果不让孩子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便打开这本书阅读，这不但是我们教育的缺失，也是孩子们人生的遗憾。

完整的学校教育，既应该有一些目的性甚至时效性很强的户外教育行为，比如类似中央电视台崔永元搞的“重走长征路”——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应该有一些似乎没什么“教育因素”的野外活动。我说“似乎没有”，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些“教育因素”很隐蔽很自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因为无论是小桥流水的幽雅情趣还是大江东去的磅礴气势，无论是朝阳初升时小草上的一颗露珠还是暮色降临时原野的一缕炊烟，都能使我和我的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冰心：《繁星》）

写到这里，我还得着重声明一下，我绝不是反对教育意义。我当然知道，有时候学生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教育”，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主题班会啊、演讲比赛啊什么的；有时候针对学生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我们可能会也应该给他们开设一些专题讲座，比如“青春期教育”啊，还有其他“励志教育”等等；甚至在某些特定时候，教育也需要一些声情并茂，慷慨陈词，震撼心灵，催人泪下。所以，“刻意的教育”也不是绝对可以排除的。

我只是说，要尽量“减少”这种“刻意的教育”。

因为，“我坚信，把自己的教育意图隐蔽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苏霍姆林斯基）

你以为然否？

2011年8月8日傍晚

2.如何把握好教育过程中的“宽”与“严”？

教育，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刚”是相对的，“柔”是绝对的；“法”是相对的，“情”是绝对的；严厉是相对的，宽容是绝对的；“疾风暴雨”是相对的，“和风细雨”是绝对的；“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李老师：

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的信，我发现现在的老师并不好当，或者老师这个职业一直就不好当，因为没有明确的标杆尺度来衡量，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就比如面对学生犯错时，到底态度是应该严厉还是宽容。如果宽了，学生会更加放肆，严了，学生又会害怕老师，师生的感情就会受到影响。我看到现在好多班级都在用班规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我也想这样尝试，但我发现所谓的班规制订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一想到这些，我心情就变得郁闷起来。

你说在教育过程中最让你感到棘手的，就是把握好宽严的分寸。

其实，如果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头头是道说很多诸如“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之类正确的废话，关键实践中如何把这“该不该”拿捏得恰到好处。

先看两个真实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同样发生在民国，同样发生在中学。

第一个故事是流沙河先生给我说的他高中时代的一段亲历——

一次我和沙河先生聊天，说到学校的学风。他说：“我们那时候，学校风气非常好。我读高中时，每次考试学生都交叉坐，就是你的座位四面都是其他年级的学生。没有监考老师，不用监考。只有教室门口有一个工友负责收试卷。”

我很吃惊，想到现在的所谓“诚信考试”，其实民国时期就有了。我问：“没人作弊吗？”他说：“没有人作弊。我在高中阶段只经历了这么一件事。一位郫县的姓杨的同学，成绩好得不得了。那次化学考试，当时是出五道题，选做四道，每道题25分。这个同学成绩非常好，很快便做完了四道。看到还有时间，便把第五道题也做了。做完后提前交卷就走出了教室，刚走出最多10步，但已经走出教室门了，突然想到第五道题有一个错误，就是这道题是要求计算容积的，因此单位应该是立方，可他粗心写成平方了。但他想起来了，便回教室把试卷翻开，将2改成了3。就这个举动，被认为是作弊。一部分学生去找校长，一部分学生帮他捆铺盖卷。当天便开除了。”

我说：“这事如果放到现在，肯定很多人来帮着求情。”

他说：“那时谁敢求情？还有一位县长的儿子，经常欺负同学被老师批评体罚，不敢回家告诉父亲。因为如果父亲知道了，这学生还要挨一顿打。”

第二个故事其实早已流传很广，不过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遍——

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举行毕业考试。面对物理试卷，学生谢邦敏一筹莫展，虽然他极富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一直很糟糕，最后他不得不交白卷，可是他又心有不甘，便在试卷后面赋词一首，调寄《鹧鸪天》：“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这事放在今天，除了给零分还有什么结果呢？何况当时判卷的物理老师是魏荣爵，其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绝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但是，魏荣爵却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1949年后曾是北京第一刑庭庭长。

这两个故事该如何评价呢？

第一个故事不可谓不“严”——岂止是“严”？简直就到了“苛政猛于虎”的程度！为什么就不“宽容”一点呢？教育的“人性”哪去了？是“以人（学生）为本”还是“以事（考试）为本”？难道不怕中国失去一位未来的科学家吗？当然，这事放到今天，更多的校长和老师会想，万一孩子想不通跳楼怎么办？

第二个故事不可谓不“松”——岂止是“松”？简直到了“用人情代替规则”的地步！为什么要视制度为儿戏？教育公平何在？如果都这样宽容，学校还有没有起码的规矩？如果社会也如此，那不乱套吗？对这个孩子放一马，那其他学生——用今天很流行的一个词——“情何以堪”？

从另一方面看，两个故事都有道理。前者虽然开除了一个孩子，中国少了一个可能的科学家，但严肃了考纪，端正了校风，为更多未来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公平的学校环境。后者虽然“便宜”（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其实，是阅卷先生单为这学生作弊）了一个孩子，但却为他的未来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或者说展示了无限多的可能性。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对第一个孩子不这样宽容呢？难道他就不配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吗？

请注意，第一个孩子处于公开状态——考场所有学生都看见了；而第二个孩子处于私密状态——只有他和阅卷先生知道。放纵第一个孩子，无疑会损害规则（纪律）的尊严，并动摇学校的教学秩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以一个学生的前途换取制度的权威以及所有学生的公平，虽然有些残酷，值！而宽容第二个孩子，在当时没有其他人知道，并不会产生什么消极的连锁反应，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的社会影响”，相反会挽救一个孩子的未来，该！

什么时候该坚持制度——所谓“法不容情”，什么时候可网开一面——所谓“法要容情”，这简单的问题却蕴含着教育的全部秘密，把这个分寸把握好了，就懂得了教育。有老师会问：“究竟怎么把握这个分寸呢？”别问我。永远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

不然，我们为什么爱说“教育是心灵的艺术”呢？

有老师认为，在班上实行民主管理，依“法”（班级规章制度）行事，就能够平衡好宽与严的分寸。一切按制度办，该宽则宽，该严就严。这个说法好像正确，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有不少人认为民主就是纵容，就是无法无天，就是让步，就是软弱……所以我说过“民主是最硬的”，具体含义是指成人社会的法律权威，是行动上服从由多数民意形成的国家意志。

但在儿童世界，不能简单地这样说。我当然不是说对孩子不能有强硬的东西，我是说不能简单套用成人的原则。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未成年人。

教育，通俗地说，就是促进一个人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形成。具体说，教育有两个基本功能：文明行为的养成和高尚心灵的形成——注意，我这里只是说的“基本功能”，还有“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潜力挖掘”，等等，我从略。或者再简化地说，教育，主要是着眼于孩子的“行为”和“心灵”。文明行为的养成，需要训练，需要规则，需要强制，需要鼓励，需要惩戒，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尚心灵的形成，需要引领，需要榜样，需要感动，需要熏染，需要陪伴，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想强调，这两个“长期的过程”在实践中就是一个过程，不过，“行为”和“心灵”并不是半斤八两的对等，教育的主旋律还是“心灵”。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细心领会这句朴素而深刻的话，我们自然会明白，在教育中，“情”永远大于“法”——哪怕这个“法”仅仅是相当于“法”的班级规章制度。

我认为，面对学生违“法”——触犯了已经告知的规章制度，“容情于法”的做法是，第一，充分利用规章本身具有的“弹性”——我刚才忘记说了，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操作的法，都是具有“弹性”的，这个“弹性”体现在量刑的尺度上，比如“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等，也体现在“免于刑事处分”上。因此，教师在执行规章时，完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或宽容，或轻处，甚至“视而不见”或“装作不知”。

第二，即使必须执行规矩，以示制度和纪律的严肃性，实施的过程应该尽可能根据不同孩子的情况在方式上柔和些艺术些，比如王君老师对那三个孩子的处理方式。

第三，如果孩子不是当众犯错，而且后果并不严重，如果“公事公办”则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干脆放他一马。宽容有时候比惩罚更有教育效果。

当然，如果是当众犯了严重错误，触犯了纪律，若不处理则会造成更大的危害，那也不得不“严格执法”，照章处理，比如我开头所说流沙河讲的那个故事。宽容也不是无条件的。教育有时候也需要“说一不二”。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属于教育中“不得已”的“非常态事件”。

请允许我不那么严谨但自以为“大体差不多”地说——

教育，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刚”是相对的，“柔”是绝对的；“法”是相对的，“情”是绝对的；严厉是相对的，宽容是绝对的；“疾风暴雨”是相对的，“和风细雨”是绝对的；“三下五除二”是相对的，“润物细无声”是绝对的；“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马卡连柯语）是相对的，“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陶行知语）是绝对的……

说了这么多，好像并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更没有给你“拿来就可以用”的具体办法。但教育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原则是共通的，而具体的方法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你自己去悟吧！呵呵！

2012年8月2日

3.面对复杂的社会，如何对学生进行真实的教育？

我们有责任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有它黑暗的一面。我们更有责任引导我们的学生在正视（而不是回避）眼前假恶丑的同时，心中燃烧着向往真善美的理想之火，进而产生一种真诚的责任感：让这个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加美好！

李老师：

您好。前些时在我的邻校发生一则事故，学生不满学校分数“造假”要求退学。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个案例了。我自己身为人师，也很难做到表里如一，社会是如此真实，难免会有向它低头的时候。学校没有成绩，就没有生源，现在很多都变得商业化，有时候我自己也造假，可这也是为了“生存”，我很想给我们班的学生开一个班会，对他们进行一次“真实的教育”，可又怕那些阴暗面会打消了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你的来信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知道教育应该给学生以真善美，但我的学生已经进入高二，他们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看法。社会上那么多阴暗丑恶的现象，他们不可能看不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对学生进行真实的教育？

我非常赞赏你用了这么一个概念：“真实的教育”。是的，我们应该给学生进行真实的教育。所谓“真实的教育”至少应该直面现实，而不是“瞒”和“骗”的教育。我当然知道，绝大多数老师不可能有意对学生进行“瞒”和“骗”，但哪怕是我们好心的“回避”，也是不应该的。

其实，学校和社会并非绝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教育者的言行也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向学生展示真实而正直的风尚，同时教育学生直面社会的阴暗面，又传递给他们一种智慧、理想与责任？这考验着我们的教育，也影响着学生的未来。

真是凑巧，刚好最近我看到媒体一则报道，说河南新密市一位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李金川自杀了。这引发了我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肤浅，但和你的这个话题是有联系的。

我说他“品学兼优”是有依据的。“俺这娃从小学习就好，上小学和初中时，他得的奖状在家里贴了一面墙。”李金川的父亲说。“那是我们班第一！”这是李金川的同学面对记者对李金川的评价。“李金川学习非常好，中考，李金川考进了全市前50名，在刚上高一的一次考试中，李金川更是因为成绩优秀得到了学校发的50元奖金和奖品。”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

自杀的原因已经在其遗书中写得清清楚楚：“跟虚伪同在一个社会里真没意思！”

媒体在谈到他时常常爱用“19岁的男孩”，而我更愿意叫他“男子汉”，不仅仅因为他已经过了18岁（当代中国，总有太多的超龄的“男孩子”），更因为他宁死不与邪恶妥协的行动本身表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死，其意义不在任何以死抗争的仁人志士之下，比如陈天华，比如范熊熊……

当然，我并不赞成李金川以这样的方式抗争，毕竟轻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不足取的，面对邪恶，他应该更坚韧，更成熟。但既然他的生命已经离我们而去，作为教育者，面对他的遗书，我们就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

李金川在遗书中有一连串质问：“我带着憧憬来到这所梦寐以求的高中，迎接我的（是）残酷的现实。犡犡犡，虚伪、势利，外强中干。为什么我的高中第一个班主任会是你？你让我对这所学校产生了阴影。有人看见你在段长（年级长）办公室看黄色（录像），你就恁憋得慌，在家看不中？还有没有人民教师的样子？批评了某局长的儿子又把人家叫到走廊上去道歉，你咋就恁恶心？……”

这一个个问号，是一双纯净眼睛对污浊现实的逼视，是一个纯真灵魂对虚伪社会的质问，是他生命的绝唱。

作为一个教育者，读到李金川的遗书后不禁在想，是谁给了李金川质问的勇气？

其实，他遗书中所谈到的一些现象，他的许多同学都已经习以为常。“这样的事在我们学校很正常。”这是李金川的一个同学对记者的说法。当许多人对不正常的事感到正常的时候，李金川却感到窒息，感到绝望，感到“跟虚伪同在一个社会里真没意思”！

于是，有人说他有“心理疾病”。新密市教体局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提供的一份名为《关于新密市实验高中学生李金川死亡事件的有关情况说明》写道：“平时性格比较孤僻、内向，很少与人交流。有神经内科医生认为，如性格过分孤僻，心理压力过重，易诱发抑郁症，让人走向极端，也可能导致自杀倾向。”

这是什么逻辑？如果一个人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而且把这不一样表达出来，甚至以死明志，周围的人，都会说他“有病”、“不正常”。我想到了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

究竟是年轻的李金川有病，还是我们的教育乃至我们的社会有病？

李金川真的是一个“有病”的人吗？

无论如何，李金川应该是老师眼中的品学兼优者，“上小学和初中时，他得的奖状在家里贴了一面墙。”这“贴了一面墙”的奖状，展示着我们的教育给他优秀品质的肯定和褒奖。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李金川同学的评价，还是他的遗书，都表明他有一双明辨善恶的清澈眼睛，这双眼睛容不下一粒丑恶的沙子。这不都是我们教育给他们的吗？——善良、真诚、正直以及对邪恶的毫不妥协……这些品质正是包括他遗书中提到的班主任在内的所有老师给他的啊！十二年所接受的教育，让他相信教育所赋予他的真善美，并把这种相信化为一种自觉追求。

是的，正是我们的教育给了他一双明辨善恶的眼睛，和质问邪恶的勇气；然而，当他用这双眼睛去审视不甚美好的现实时，特别是用老师教给他的善恶标准去打量他的老师时，他当然会感到惊讶，感到迷惑，感到窒息。当他用最后的生命质问言行不一的老师的时候，我们却说他“抑郁症”，说他“走极端”，一句话，他“有病”！

这真是一个怪圈！教育给了他质问丑恶的勇气——坚守真诚、善良与正直的李金川，不正是我们希望培养的好学生吗？可是，正是教育教给他的真诚、善良与正直让他感到“跟虚伪同在一个社会里真没意思”。

我想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宁晓燕。在拙著《爱心与教育》中，我记录了这位品学兼优的女孩子的人生悲剧——同样是教育的悲剧。纯洁、善良、正直、聪慧的宁晓燕也是我们的教育一手培养的优秀学生。和二十多年后的李金川一样，当她用老师赋予她的明澈双眼打量老师和周围世界时，她感到了迷茫，感到了窒息。在宁晓燕看来，自己美好的理想与丑恶的现实是激烈碰撞的，自己高洁的品格与污浊的世风是不可调和的，自己纯真的个性与混沌的环境是尖锐冲突的。她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她决心做“真、善、美”的殉道者。最后她选择了死亡。

从宁晓燕到李金川，教育一直有一个悖论：我们用积极向上、善良正直的教育培养我们的学生，可如果学生真正听进去了，并把我们的教育变成他们的执着追求，他们竟然感到难以生存；然而，如果我们赤裸裸地把世故和虚伪教给学生，让他们“现实”一些，面对邪恶和虚伪别那么“愤世嫉俗”，别那么“走极端”，也许他们会活得很滋润，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如鱼得水……那我们的教育成什么了？

写到这里，我真不寒而栗。

我这里用了大量篇幅剖析李金川，是因为从他自杀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我们教育的某些缺陷：第一，某些教育者的言行不一，这不但影响着教师的形象，而且损害着教育的尊严；第二，教育在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的时候，没有积极主动地引导学生正视假恶丑，并教给他们以应有的智慧。这直接给学生今后的人生埋下某些“隐患”。

对学生进行真实的教育，教育者本人一定要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李金川遗书中提到的老师，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说一套，行一套，还等不到学生走入社会，在学校他身边每天见到的老师就让他多年的信念遭遇到了困惑。一个人如果给别人宣扬自己都不信的一套，而且还说得那么冠冕堂皇，那他就做好了做一切坏事的准备。教师当然不可能什么话都给学生说，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话可以不说，但一旦说出口的话，就一定要是自己所信奉的，并且尽量身体力行。我经常给我的同事说：“最好的教育莫过于感染。”说真诚的话，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就是真实的教育。

教育学生直面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可以从教他们正视种种假教育丑态开始。写下这句话，我的心是很沉重的。因为种种假教育现象已经从令人触目惊心到让人见惯不惊了。我当然知道，就造假而言，最严重的弄虚作假并不在学校。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虚假之风时，要让学校成为世外桃源，恐怕只能是幻想。我想到秦晖先生有句名言：“教育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应该说，比起社会，学校还算是相对比较洁净的。

但我还是为我经历过的种种假教育而恶心！因为作为班主任，我常常不得不昧着良心亲自去作假，甚至指导学生弄虚造假，最后，我和我的学生都成为假教育的助纣为虐者！

对于社会上的假而言，我是旁观者；而对于教育上的假，我却是操作者。看别人造假是气愤的，但当自己也不得不造假时，这种痛苦是难以言说且无以复加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进行所谓“真教育”？

还是说我亲历的一件往事吧——

很久以前，我任教的学校要迎接上级的一次大规模检查。这次检查决定着学校的地位与荣誉，所以，学校上上下下都极为重视。这种“重视”的具体表现便是认认真真地造假。

检查团还有几天才到学校，但学校已经从提前拿到手中的纷繁复杂的检查项目表中，发现有一项是检查学校各班是否开设了“健康教育课”。本来，在激烈的应试教育背景下，这种课多半是不会开设的——不光我校，其他学校也是如此；但现在检查项目中居然有这门课！如果检查团发现我校没有开这门课，会扣许多分。怎么办？于是，学校决定马上“开设”健康教育课。

政教处火速召开班主任会，要求各班主任回到教室里，立刻把教室墙壁上课表中的“自习”改成“健康教育课”（当然，实际上是重新贴出经过修改的课表）。

可是，这次检查团是非常“认真”的：人家不但看课表，还要随机抽查学生，让学生说说健康教育课的内容。这样一来，简单的改课表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教导处又召集班主任开会，要求我们在班上找五名成绩最好（当然，记忆力也是最好）的学生突击背诵健康教育教材上的内容，主任特别强调：“这几天，这些学生各科的作业都不必做，他们唯一的作业就是背健康教育内容。一定要滚瓜烂熟！”

但人家是“随机抽查”呀！如何能保证抽到的学生恰好是有准备的学生呢？

这好办——指鹿为马！反正检查团也不认识学生，如果抽到没有准备的张三，班主任就叫有准备的李四去。这不就行了？

我们都齐声称妙！我回到班上，按学校要求指定了五位学生，以“热爱学校”、“维护学校荣誉”的神圣理由，要求他们像背唐诗宋词一样背诵“佝偻病的起因”等等。

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的难受。

然而，正当学校领导们沉浸于“下有对策”的喜悦中时，突然又听说人家这次要来“真格的”。不但抽查学生，而且还要看被抽查者的学生证，对着照片验证学生！

这下我们傻眼了！然而，有人献计：“到时候利用时间差来个调包计！”

如何“调包”？且看迎接检查那一天我的绝妙表演（当然，每一位班主任都是这样表演的，而导演则是我们英明的学校领导）——

检查团成员在学校办公室按各班名单划定抽查对象后，班主任们便拿着抽查学生的名单回教室叫人。回到教室，我按名单叫了五位抽查学生，再叫出已经将健康知识倒背如流的五位学生。十位学生来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开始拿出学生证并按我的吩咐小心翼翼地撕下照片，贴在另一张学生证上！

不知你看明白没有——张三是被抽查者，但他把自己的照片从学生证上撕下来贴到了李四的学生证上；李四不是被抽查者，但他是准备者，于是他的学生证上贴上了张三的照片，然后以张三的名义去接受抽查！

从我拿到名单回到班上，到我领着学生回到学校办公室，前后不过几分钟，但这几分钟，我和学校所有的班主任一样，向检查团表演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魔术！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谓“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检查团就这样被我们轻而易举地糊弄了——就像当年送鸡毛信的海娃糊弄日本鬼子！

然而，检查团真的被我们糊弄了吗？焉知检查团不是心知肚明呢？说不定他们早就知道大家都在演戏，只是装作不知以表现他们的“认真”呢！

你骗我，我骗你，大家心照不宣，都自以为得意，同时又维护着冠冕堂皇的“认真”与“诚实”——这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我无意为自己辩护，但在当时，我是不可能不“配合”的，但我和有些老师不同之处在于内心。我不会——永远不会——心安理得地去做这一切，更不会自我安慰：“都这样的，这很正常！”不会的，我从一开始，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一切不正常！

而且我要把我的这种恶心感告诉我的学生，让他们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中国。

记得检查团走后，我回到班上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同学们已经知道，李老师今天造假了，而且还教同学们造假！我很痛苦，但作为学校的一员，我不可能违背学校的统一指令——我一个人违背也是没有用的！但这也不能怪校长，如果我是校长我也会这样做的，因为在所有迎接检查的学校都在造假的情况下，我们学校诚实，只会意味着学校种种切身利益的损失！据我所知，校长是非常痛苦的，但他也没有办法！那么怪谁呢？我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怪谁！但是，我现在只能对大家说：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面对的社会！我想，作为自认为心灵还比较诚实的人，如果我们不能不被逼迫着造假，我也希望在造假时，我们不是心安理得，而是内疚与痛苦，并在生活中尽量少造假。我还希望大家以后当了局长、厅长、部长，千万不要搞这种自欺欺人的所谓检查！千万不要弄虚作假！”

尽量不作假；如果实在躲不过，那就应该坦率告诉学生，我们正在做着不该做的事；而且告诉学生，以后如果有机会也有能力的话，尽量减少甚至杜绝弄虚作假。这就是我的真实的教育。

真实的教育，不仅仅是不回避社会上的阴暗面，更重要的是，要主动引导学生们用一双善良的眼睛关注社会的种种不平现象。

有一次，《成都商报》报道了一则消息：农民工王斌余讨要工钱，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

这个消息引起了我内心的震动。我给学生读了这则消息以及后续报道：《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

我之所以要给学生们读这则消息，是想引导他们关注窗外的世界，关心弱者的命运。我说：“同学们学习很紧张，成天忙于功课，但不能因此而不关心我们周围的生活。我们国家正在快速发展，但我们应该正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包括弱势群体的命运。李老师渴望一个公正的社会，我相信，这也是包括同学们在内的一切善良的人所追求的理想。王斌余杀人，这种做法当然不足取，但我深深地同情他。‘我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比工地好……我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为何就那么难？’这些话实在是让我感到悲哀！如果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还处在苦难当中，‘和谐社会’从何谈起？说实话，我们在座多数同学的家里经济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但你们不能因此而看不起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那些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时时刻刻都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

我反复强调：“无论如何，同学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不要把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给丢失了，那就是善良！”

我又说：“现在一些人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罪恶，便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怀念‘文革’，为极左路线大唱赞歌。不能说这些人有什么恶意，我相信他们也是真诚地爱着我们的国家，真诚地同情劳动人民，真诚地渴望公正和正义的社会。但是，历史显然不能倒退，改革开放不能停止，相反，现在许多问题恰恰是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的，比如健全法制，完善机制，废除不合理的歧视性制度和一些‘恶法’，让‘平等’、‘尊重’等理念不仅仅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更应该成为行为规范。”

说到对劳动人民的爱，我举了自己的几个例子：“以前我是不好意思叫街头师傅擦皮鞋的，总觉得是在剥削人家。但我现在认为，人家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是最光荣的，没有什么耻辱的！他们比身居官位的贪官们高尚一万倍！我也想过，我不要他擦鞋，直接给他两元钱，但如果这样，是对他尊严的伤害。即使是善良的举动，也必须维护别人的尊严。”

当时同学们都非常专注地看着我，我继续说：“今天，李老师由王斌余案件，说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进而说到一个人应该有善良的心。我最反感的是，有的人以为自己家里有钱，或者自己父亲是当官的，就看不起别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可千万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其实，那些用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的劳动人民，远远比那些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更加高尚。有人看不起农民，农民怎么了？追根溯源，我们都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永远都不要忘本啊！”有一次上语文课讲罗素的《我为什么而活着》，我结合文中“同情苦难”的观点，给学生读了一篇我从《杭州日报》上看到的短文。我把这篇短文介绍给你，你也可以给你的学生读读——

请民工吃饭

王雪

中午下班的时候，正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忽然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朝我走了过来。

他左手提着个帆布包，链子已经坏了，依稀可以看见里面装的是些衣服，右手拿着个黑色小皮包，是上世纪80年代村干部常用的那种人造革包，皮已经剥落得不成样子，脸色枯黄，胡子好像好久没刮了。他走到我面前，站住了，小心翼翼地问：“同志，我真是不好意思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

我当时有点愣了，因为耳濡目染了许多诈骗的事情。我后退了小半步站住，然后问他什么事情。他说到城里来打工好几天了，工作还没找到，人饿了一天了，问我能不能买几个馒头给他吃。我看只是要几个馒头吃，也没什么好诈骗的，看他的脸上也确是风尘仆仆的样子。我说你跟我来吧，到我们食堂买份饭给你。

我带他到了单位食堂，买了两份菜，打了两碗饭，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了起来。他显得很拘谨，只是吃饭，不怎么肯吃菜，在我的劝说下，吃了一点。和他聊天，也是我问他答，有些尴尬，问他是怎么找工作的，他说就是到工地上一家一家地问要不要人，能给口饭吃就先干着。

我又看了他一眼，大概也有四十来岁了，是我父亲般的年纪，可是为了吃一顿饭，得小心翼翼地求人，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又怎么会。

吃完了饭，当我要把碗筷送到回收处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拦住我，说他想找个塑料袋，把剩下的菜带走。我望了一眼碗里的菜，只有一点点了，盖个碗底，我的鼻子一阵酸，我说我重打一份菜给你带走吧，他说不用，我也没坚持，就去食堂找了塑料袋，顺便又买了四个馒头，装在一起给他拿走了。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我也是第一次。如果遇到了，他们想要吃几个馒头，真希望大家不要拒绝，民工真的太苦了。

当时我对同学们说：“关心身边需要关心的人，有时只是举手之劳。”

这就是“真实的教育”，也是“真诚的教育”。

我们无法回避丑恶，但我们应该让真善美照亮学生的心灵。

有一年我作为某报作文大赛的评委，曾读到一些“入围作文”。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入围作文”呢？如果就文字表达而言，文中的语言技巧相当老练；但作文本身却呈现出一种灰暗和玩世不恭：想做职业杀手、想方设法欺骗父母甚至报复父母、捉弄男人、三角恋、偷情怀孕……这是不少参赛作者用娴熟的文字技巧所表现的主题。当时我在阅卷过程中，随手从几篇作文中摘抄了一些句子：“我崇拜鲜血。”“我将一个啤酒瓶砸碎，然后插进他的口腔插进他的喉咙。”“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就试着去享受吧！”“用的是那种男人特有的低伏的男音，一种让任何女人都心碎的声音。”“寒潮如尿水泄入尿缸般涌进了四川盆地，同时将爱情挤了出去。”……

显然，这些内容是社会丑恶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投下的阴影。也许是平时在学校的作文中，学生们不太愿意将这些真情实感写进交给老师的作文中，而现在他们通过密封式的作文大赛将自己心中积蓄已久的对社会对生活的种种感受无拘无束地倾泻了出来。面对着“超真实”的文字，我们似乎不应该责怪孩子们——这是孩子们对周围世界真实的感受，难道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有错吗？

可是，作文的最高境界难道仅仅是一个“真”字？对于不太成熟而正在走向成熟的孩子，我们的引导难道仅仅停留于“真与假”的事实判断？还需不需要有更高层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价值导向？“真”如何与“善”与“美”和谐统一？难道“真”与“善”与“美”是对立的吗？如果我们的学生作文中充斥着这样的“率真”——“真”倒是“真”了，但这对渴望崛起的中华民族来讲意味着什么？

理想的教育既要避免“伪圣化”的思想专制，又要将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注入孩子们需要滋养的心灵：善良、正义、忠诚、气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宽容、人权、公正……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这个世界当然有凶杀、有欺骗，也有三角恋和偷情怀孕，但我们有责任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不仅仅有凶杀、欺骗、三角恋和偷情怀孕，我们更有责任引导我们的学生在正视（而不是回避）眼前假恶丑的同时，心中燃烧着向往真善美的理想之火，进而产生一种真诚的责任感：让这个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加美好！

面对复杂的社会，如何给学生进行真实的教育？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我显然还不能说就做得很好，但我还是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我们一起努力吧！

2012年12月12日

4.如何把课文讲得有厚度？

教师应该有着开阔的人文视野，要有丰富的思想资源，要有尽可能深入的思考能力。同时要站在作者的高度去审视课文，审视教学。

尊敬的李老师：

您好！

谢谢您今天听了我的语文课，但我自己都不满意这堂课，所以最初看到您坐最后一排，心里还有些紧张。不过我又想，我之所以要邀请您来听课，不就是让您为我指正吗？作为年轻老师，课上得不够好，是难免的，只要不断总结教训，总能越上越好。我自己感觉，今天的课好像讲得有些单薄，就课文讲课文，缺乏厚度。那么，我想请教李老师，如何才能把课文讲得有厚度？

谢谢你邀请我听你的课。你谦虚地要我帮你“指导指导”。其实，对于小学的课堂教学，我是外行，你才是内行！本期在小学听过数学课、科学课和语文课，但我却从不敢妄评。道理很简单，我不懂小学教学，包括语文教学。我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以慢慢进入和熟悉小学教育。所以，每次听了课，我都听老师们评课，我不发言。我就怕因为我是老师们眼中的“专家”，说出话来，让大家“鸭梨”很大。

但今天听了你上的《黑孩子罗伯特》，你这么诚恳地要我“提点意见”，那我就谈谈我对这堂课的感受，和对这篇课文的一点肤浅的理解。说得不对你别见怪啊！

我不太懂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是什么，是否也有教学大纲或教学参考资料对这篇课文的重点有要求。一篇课文要讲的很多很多，在特定的学段特定的时间，只能突出其中一点。这堂课，我觉得你讲得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我感觉不错。你突出了对课文中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的分析，还叫孩子们一起思考讨论。这是很好的。

在写作上，我们要帮助孩子区别“叙述”和“描写”。所谓“叙述”，就是简单的交代，它要表达的是“发生了什么”；所谓“描写”，是形象的刻画，它要表达的是“怎么发生的”。比如，“太阳升起了”，这是叙述，是简单交代；“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是描写，是形象刻画。

“罗伯特摸了摸裤子口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三步两步冲到讲台前，把钱全部掏了出来。”本来可以说“罗伯特把钱全部交了出来”，是叙述，一样很清楚，但不形象。而课文用的是描写，动作描写。就很形象。

学生写作中容易出现的毛病是只会叙述，却不善于描写。因此语言干巴巴的。通过这篇课文，可以让孩子体会描写的好处，学会把文章通过描写来“展开”，不只是说清楚“发生了什么”，还要会呈现“怎么发生的”。你正是在这一点上，抓住了重点。很好。

当然，我还要说明的是，不是一味排斥叙述。我们经常说，写文章要“详略得当”，描写是“详”，叙述是“略”。该详时，泼墨如云，这是描写；该略时，惜墨如金，这是叙述。只是针对现在的学生作文往往是叙述和不善于描写，我们这里强调描写。

语文教学除了知识和能力，还有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篇课文讲的是黑孩子罗伯特被歧视，但依然善良地对白人女孩丽莎表现出爱心。我认为对这篇课文不能孤立地就课文讲课文。如果学生只读这篇课文，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就是美国目前的种族关系现状。

顺便说一下，多年来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凡是涉及西方国家生活的课文，往往都是负面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啊，《项链》啊，《竞选州长》啊，《守财奴》啊，《我的叔叔于勒》啊，等等。无非是“水深火热”“尔虞我诈”“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是不是真实的？当然是真实的，但这只是局部的真实，而不是全部的真实；只是历史某一阶段的真实，而不是当代世界的真实。就以种族歧视而言，美国的确曾经非常严重，但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有了很大的进步。海湾战争期间，黑人鲍威尔能够担任美军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后来还担任了国务卿，后来黑人女性赖斯也担任过国务卿，现在有黑人血统的非洲后裔奥巴马还担任了总统，这些在过去都是不可思议的，却是今天的现实。这正是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发动并领导黑人民权运动所推动的社会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美国社会的进步，而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美国现在依然还有种族歧视的现象，但我认为已经不占主流。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签署法令，规定每年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以纪念这位伟人，并且订为法定假日。迄今为止美国只有三个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假日的例子，另外两个是哥伦布和华盛顿。2011年，马丁·路德·金的纪念雕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揭幕。在此前，只有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等几位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在这里立有纪念塑像，马丁·路德·金是头一位生前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平民政治人物被在此加以纪念，也是第一位非洲裔政治领袖的纪念物，其意义非同一般。

这些，我们都应该告诉孩子们。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谈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反对歧视。说到“歧视”，在中国当然不能说有种族歧视，但有没有其他的歧视呢？比如，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富人对穷人的歧视，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歧视……我们应该将课文内容同孩子们每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用平等与尊重的价值观滋润孩子的心灵。

关于罗伯特的善良，我们完全可以联系前不久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或类似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让孩子思考，人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善良改变目前的社会风气？

其实，我今天第一次接触这篇课文是有疑问的，比如，丽莎为什么会歧视甚至可以说是厌恶罗伯特？课文并没有交代。而罗伯特明明知道丽莎讨厌他，他却那么喜欢丽莎，以至丽莎病危了，罗伯特还心甘情愿将本来积攒的准备买玩具战斗机的钱全掏出来给丽莎治病，这又是为什么？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这里确实是“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啊！这是为什么？我估计孩子也和我一样是有疑问的，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提出来，或者说不敢提出来。

丽莎对罗伯特的恨，我们可以理解为她从小生活的社会环境充满了对黑人的歧视，也就是说文化氛围感染了她，使她对罗伯特有“天然”的恨——因为是黑人，所以恨他。但罗伯特怎么明知丽莎歧视他，却依然那么真诚善良地喜欢丽莎，这就不好解释了。我可不可以这样也许是很肤浅地解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占主流的国家，基督教讲“宽恕”，讲“爱你的仇敌”，小罗伯特当然还不一定能够理智而清醒地具备这样的思想，但作者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孩子的形象表达这样的思想呢？作者可能正是想呼唤一种超越阶级、超越种族、超越贫富、超越利益的爱，这当然是一种幻想。

我说的这些，当然不是都要给六年级的小学生讲，讲多了讲深了他们也不懂，但教师一定要理解到这样的高度，或者说要站在这样的高度审视课文，审视教学。教师应该有着开阔的人文视野，要有丰富的思想资源，要有尽可能深入的思考能力，这样，语文课才会有厚度。比如，林达有一套系列著作“近距离看美国”，第一本是《历史深处的忧虑》，第二本是《总统是靠不住的》，第三本是《我也有一个梦想》。而《我也有一个梦想》写的正是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如果我们读了这本书，理解这篇课文都会不一样。因此，我一直主张教师应该有着丰富的人文阅读。

我说的纯粹是即兴的想法，也许是胡说，根本不符合小学语文教学的规律和特点，那就算我没说。我要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

2012年5月4日

附：《黑孩子罗伯特》全文

1963年，在华盛顿市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讲演，他说：“我有一个梦，我梦到有一天黑人男孩和女孩能跟白人男孩和女孩手拉手像兄弟姐妹似的走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的东北角上住的全是黑人。他们的失业率很高，大都靠社会救济金过日子。小罗伯特和他的妈妈就住在这灰暗的黑人区里。

小罗伯特自从懂事后就不喜欢他破烂的家，他讨厌那满地乱跑的老鼠，他讨厌那冲鼻的霉臭……他梦见自己长大后跟妈妈搬到了别的地方，他梦见自己开着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翔。一提到飞机他的劲儿就来了，他简直是迷上了那架放在玩具店橱窗里的战斗机模型，每天放学后他都要转到那儿去看上一眼。店主虽然知道他家里穷没有钱买玩具，却总是让他看个够，从来不赶他走，也没骂过他“小黑鬼”。

罗伯特最不愿意听人家叫他“小黑鬼”，尤其是怕班上邻座的丽莎这样叫他，他不懂为什么老师一不在跟前丽莎就不停地叫他“小黑鬼”，弄得他像做错了什么大事似的。他一生下来就是黑面孔，这怎么能怪他呢？他真不知道黑人有什么不如白人的地方。难道他不是五年级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吗？虽然丽莎常带头奚落他和别的黑人孩子，可他并不恨丽莎，心里还有些喜欢她。他觉得丽莎既聪明又漂亮，红红的脸好像春天开的玫瑰花儿。他不止一次想跟丽莎拉拉手做朋友，但是都被她拒绝了，她说：“哼，谁跟你做朋友！我爸爸最讨厌黑人，他说你们黑人又蠢又脏。”

半年前，镇上唯一的大工厂——S纺织厂突然破产停工了。随后，街上的店铺没几个月就关闭了三分之一。罗伯特很担心玩具店也会倒闭，那样就会运走他那架心爱的战斗机。虽然他早已开始为买战斗机而存钱，但是妈妈每星期只给他五角零花钱，所以他存了好长时间才存了九块钱，而战斗机的标价是三十九元，还差三十块呢！三十块对罗伯特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了。他本想去送报挣点儿钱，或是挨家挨户去找点儿小工做，无奈总遭人白眼。罗伯特为攒钱买战斗机这事非常苦恼。有一天他把心中的苦恼告诉了班主任尤金太太，尤金太太立刻决定让罗伯特在那个周末去她家打扫卫生，后来又介绍他去几个朋友家做些杂事。

两个月之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罗伯特把他那数过无数次的钱拿出来又数了一次，一共是四十二元，买战斗机和上税都够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钱全装进裤子口袋里，准备下午去玩具店买战斗机。想到心爱的战斗机终于要到手，他非常开心地吹着口哨上学去了。走在路上，罗伯特发现玫瑰花开得好红，红得像丽莎的脸蛋一样漂亮。想到丽莎，他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一个星期没有上课了。

在教室里，罗伯特一天的心思都放在那架战斗机上了，好不容易才等到该放学了。谁料尤金太太突然宣布说：“丽莎得了肺炎，住院治疗需要很多钱。她爸爸自从S纺织厂倒闭后就失了业，家中生活很困难，希望大家能帮忙捐点儿钱。请同学们回家后和父母商量一下，捐多捐少都没关系。”

“肺炎严重不严重？得了肺炎会不会死？”一个女孩问。

“可能。”老师点着头答道。

丽莎可能会死？罗伯特听了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要是丽莎死了，岂不是永远见不到她了吗？呃，天哪！丽莎，你不能死，绝不能死！罗伯特摸了摸裤子口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三步两步冲到讲台前，把钱全部掏了出来。他把钱交给尤金太太，说：“给丽莎治病。”

“哦？”老师愣了一下，“最好先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我妈妈不知道我有这么多钱。这些钱……都是……都是……我存着要买战斗机用的。”罗伯特一提到战斗机就想哭。

“罗伯特，这些钱你存得很不容易，你要全捐给丽莎？”

罗伯特点了点头就赶紧转身跑出了教室。一出教室，他的泪水就大颗大颗地涌了出来。他怕老师再多问两句自己就会改变主意。他是多么喜欢那架战斗机呀！可是他也很怕丽莎因为没钱治病而死去。想到战斗机，想到丽莎，他一路伤心地哭着回了家。

丽莎还是死了。班上的黑人孩子里只有罗伯特去参加了她的葬礼。本来罗伯特也担心去白人教堂会被人撵出来，可是为了要跟丽莎说最后一次“再见”，他还是鼓足勇气跟尤金太太和十几个白人同学一块去了。他们在小教堂里刚坐下来，丽莎的爸爸和老师说了两三句话就朝罗伯特坐的地方走了过来。罗伯特紧张极了，生怕这个高大的男人把他赶出教堂。以前丽莎不是说过她爸爸最讨厌黑人吗？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厉害，赶紧低下了头。

“罗伯特！”

一双大手重重压在了罗伯特瘦小的肩上，吓得他全身发起抖来。他满怀惊恐地抬起头来应道：“先生？”

“丽莎的妈妈和我想请你在仪式完毕后代表小朋友们为丽莎扶灵出殡，行吗？丽莎在家常说你好，尤金太太也告诉我你把辛苦积攒的钱全捐给我女儿看病了。谢谢你了，好孩子！谢谢你，哦，谢谢你，孩子，你——”丽莎爸爸的喉头哽住了，他一把将罗伯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罗伯特没想到父辈的拥抱竟是这么亲切温暖，他更没想到拥抱他的竟是丽莎的爸爸。他仿佛看见了丽莎红红的脸笑着，友好地向他伸出了双手，他禁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教堂外面的玫瑰花开得好红啊！

5.如何理解并缔造“完美教室”？

所谓“完美教室”，就是师生共同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一起走过的有诗意的日子。它的核心理念是“幸福”。完美，是一种朝向；幸福，才是目的。因此，“完美教室”也可以叫做“幸福班级”。

李老师：

您好，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加入新教育试验队伍的老师，也愿意从“缔造完美教室”开始行动。但有一些问题还弄不太懂，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因此我想，李老师能否就如何理解并缔造“完美教室”进行深层次的讲解？

我非常赞赏你的这个想法，当然也非常愿意和你谈谈“缔造完美教室”这个话题。

究竟什么是“完美教室”呢？

新教育实验的发起者朱永新老师说——

“缔造完美教室”，就是在新教育生命叙事和道德人格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利用新教育儿童课程的丰富营养，晨诵，午读，暮省，并以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为所有学科的追求目标，师生共同书写一间教室的成长故事，形成有自己个性特质的教室文化。

新教育实验的榜样教师常丽华老师说——

教室是我们的愿景，是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是决定每一个生命故事平庸还是精彩的舞台，是我们共同穿越的所有课程的总和，它包含了我们论及教育时所能想到的一切。

我说——

“完美教室”之“教室”，显然已经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教室了。“教室”，在这里是一种借代，代指班级；或者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群人共同生活的一段历程；缔造完美教室，强调的是一种班级文化的建设，一种集体精神的滋养；这样的环境里，每一面墙壁，每一张课桌，每一把椅子，每一个物件，都打上了浓浓的主观性——表达着高远的追求，洋溢着高雅的气质，蕴含着高尚的灵魂，彰显着鲜活的生命。

全面地阐述完美教室的元素，我们可以罗列出诸如“自创的班级文化”、“自订的班级制度”、“自生的班级课程”、“丰富的经典书籍”、“多彩的班级活动”等等；说起完美教室，我们会自然想到班名、班训、班歌、班徽等一系列外在的文化符号——这些当然是需要的，但还不是完美教室的最核心的要素。

我想从另一个朴素的角度说：完美教室，有快乐，有收获，有故事，有成长……

一、完美教室有快乐

人们常用“金色年华”来描述孩子的童年和少年，描述孩子的学生时代。这个“金色年华”的含义，自然包括“快乐”。

但是，现在的学校生活，班级生活，对孩子来说快乐吗？

以前我住在学校，每年高考最后一天的晚上，我站在阳台上，总能看到操场对面学生宿舍前火光冲天，还伴随着阵阵欢呼。那是刚刚考完最后一科的高三毕业生们在烧书，他们以这种方式庆祝他们的“赢得解放”与“获得自由”，欢呼那值得诅咒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看着火光映照着的一张张年轻而狂喜得有些扭曲的脸，我不禁想，12年前，同样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将跨进小学的头一天晚上，该是怎样的兴奋——明天就要进小学了，从此就是“学生”了啊！小书包放在枕边，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就是睡不着。妈妈一遍遍地催促：“孩子，快睡了吧！明天好早点去学校报名。”孩子可能才勉强闭上眼睛，可心里还憧憬着美好的明天。然而，12年过去了，他们怎么如此仇视自己曾经那么向往的校园生活呢？难道孩子天生就不爱学习吗？我们只能说，是我们没有快乐的教育，让他们仇视教育。

很多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具体的孩子来说，‘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意味着让他成为一个现在就感到快乐的人。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快乐’显然主要不是指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也不仅仅是指成才以后将来谋得一份好职业以便过上好日子，而是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充分体验到求知的快乐，思考的快乐，创造的快乐，成功的快乐，而且还充分体验到纯真友谊的快乐，来自温暖集体的快乐，来自野外嬉戏的快乐，来自少年天性被纵情释放、青春的激情被随意挥洒的快乐……”

所谓“完美教室”，就是要还教室以这样的快乐。

教室里的“快乐”是多方面的，但我这里想着重强调“活动”的快乐。没有活动便没有集体。一间教室如果除了上课便是考试是不会让学生有任何快乐的。班主任善于组织（或引导学生自己组织）各种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活动，最能使学生心灵激荡，个性飞扬。班级活动，就内容而言可以涉及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就形式而言可以是学习交流、思辨讨论，可以是游艺娱乐、文艺表演，可以是体育竞争、劳动比赛，可以是社会调查、远足郊游……一次又一次花样翻新、妙趣横生的活动，使班级内始终充满生机并对学生保持着一种魅力。历届学生来看我，说得最多的是当年的各种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带给他们的永远的快乐记忆。

一位毕业多年的学生在其博客上这样回忆他在我班上生活的快乐——

我不知道怎样写才能最真切地诉说那段诗一般美丽的日子。毕业离开李老师这么多年来，那段日子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李老师常常带我们出去郊游。每次郊游，他总是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坐在我们中间，女生们把花戴在他头上，男生们跟他摔跤、扳手劲……在认识李老师之前，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过这样欢乐的场景，从来没有想象过还有这么融洽而没有距离的师生关系，居然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这样快乐，不正是我们应该给孩子留下的记忆吗？而这样的记忆，不正是我们的教育应该给孩子创造的精神财富吗？

二、完美教室有收获

刚才说了，完美教室必须有快乐，但仅仅有快乐又是不够的。校园毕竟不是公园，教室毕竟不是游戏厅。伴随着快乐，孩子必须还要有收获——知识的收获，能力的收获，人格的收获，阅历的收获……

孩子的收获，必须通过课程来实现。课程是实现教育最主要的载体。国家统一的义务教育课程，当然是孩子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的主要途径。但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学生，我们完全应该并且能够开发出更符合具体实际的课程。比如新教育实验已经比较成熟的“毛虫与蝴蝶”儿童阶梯阅读课程，晨诵、午读、暮省课程，读写绘课程，童话剧课程，等等。我们更提倡每一个完美教室的缔造者——即以班主任为核心的教师团队，能够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人文视野、科学素养、文化储备，针对学生的特点，开发“班本课程”。

回忆我20世纪80年代的未来班，说实话，那时课程意识并不特别强烈，但我依然还是非常粗糙地为学生开设了“社会调查课程”、“音乐欣赏课程”、“旅游课程”、“阅读课程”。那时候我并没有多么深刻的理论思考，只是觉得统一的课程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教育意愿，或者说，相比起我认为的学生成长的需要，统一的课程还有不少缺陷甚至空白，于是，我便“缺什么补什么”地开设了上述课程。

社会调查课程，用现在的话来说，差不多就是“综合社会实践”课程。我有意识地设计了全班的社会调查内容、形式、规模，每个月都至少让孩子们利用一次周末的时间，以小组为单位走上街头，走进工厂，走向田野……关注改革热点，了解民意社情，采访市长官员，感受万家忧乐。每次回来都要写调查报告，并在班上交流。

音乐欣赏课程，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每周一歌”，我精选一些经典的儿童歌曲，亲手刻印成歌单，发给孩子们，并教他们唱；二是“名曲讲座”，我根据自己阅读的《中外名曲鉴赏辞典》，用老式唱机给孩子们播放名曲并讲解：《梁山伯与祝英台》、《莫扎特小夜曲》、《卡门序曲》等等；三是“口琴乐团”，我让每个孩子买一支口琴，然后我教孩子们吹奏，这样，我班的口琴乐团便诞生了，平时自娱自乐，每逢节日便登台演出。

旅游课程，通俗地说，就是我带着学生到野外玩儿：星期天，节庆日，还有寒假和暑假，都是我和学生一起玩儿的时候。近到郊外的一片山坡，一块草坪，一丛树林，远到云南、重庆、贵州，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和笑声。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我和学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之情，同时又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

文学课程，就是每天中午，我和孩子们共读一本书。《青春万岁》、《烈火金刚》、《爱的教育》、《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舒婷的诗歌，路遥的小说，刘宾雁的报告文学……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无数美妙的时光。这不是我语文课的简单延伸和补充，而是给学生打开一扇扇文化的窗口，文明的窗口。

这些课程带给孩子的是人性的滋养，心灵的擦拭，情感的陶冶，思想的点燃。——这就是“收获”。

三、完美教室有故事

那天和朱永新老师聊天时，他不经意说了一句话：“一个孩子，一个日子，这就是教育。”这让我怦然心动：是呀，呵护每一个孩子，善待每一个日子，不就是我们的教育吗？

孩子和日子，便构成了完美教室的“故事”。

美国2009年度教师托尼·马伦发表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最优秀的教师有一个共同的品质：他们知道如何读懂故事。他们知道走进教室大门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独一无二、引人入胜、却没有完成的故事。真正优秀的教师能够读懂孩子的故事，而且能够抓住不平常的机会帮助作者创作故事。真正优秀的教师知道如何把信心与成功写入故事中，他们知道如何修正错误，他们希望帮助作者实现一个完美结局。”

我曾在拙著《每个孩子都是故事》一书的序言中引用这段话，并做了这样的阐释——

在生命的河流里，教师走进了孩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河流一样不可逆转，而且每一天的风景都不可预知——或令人欣慰，或令人惊叹。故事的原创是孩子，但编辑是教师。如托尼·马伦所说，教师帮助孩子“把信心与成功写入故事中”，为孩子“编辑错误”，并“帮助作者实现一个完美结局”。

在这里，孩子和教师已经通过教育融为一体——帮助孩子成长，也是帮助自己成长；丰富孩子的生命，也是丰富自己的生命；成就孩子的未来，就是成就自己的未来。这种师生之间的互相依存又是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和孩子一起编织师生的生命故事，并追求一个“完美的结局”。

孩子每一天的故事不可复制，教师每一天的生命也不可重现。教育的严酷与责任都在于此。读懂孩子，并和孩子一起愉悦而谨慎地编织故事，让教师和孩子的生命互相映照。这是教育的意义和幸福所在。

在一间教室里，围绕着一个个孩子，将会有多少故事发生啊！一桩桩，一件件，便汇成了一个班的“青春大片”——或扣人心弦，或催人泪下，或妙趣横生，或耐人寻味……主演是孩子，导演便是教师。

回忆我30年的班主任经历，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幸福班级，一间又一间完美教室。那个周末，我和孩子们背着背包，用我们的双腿丈量美丽的成都平原，我设计的代号为“南下风暴”的军事游戏，让孩子们青春的身影越过竹林，越过田埂，越过一片又一片金色的油菜花；那个周二，我带着孩子们把语文课搬出校园，走进农贸市场，让他们用笔描绘往来行人的举手投足，后来突然下暴雨了，孩子们躲在街边屋檐下，继续观察着雨中的街景；那一次全班同学瞒着一个贫困同学悄悄为他捐款，然后我和同学们翻山越岭，来到他家所在的小山村，我们远远地看着他在地里干活，便在田埂上站成一排，突然呼喊着他的名字，然后看着他惊讶地抬起头，继而眼泪夺眶而出；还有那一个晚上，我们在大渡河畔支起帐篷，点燃篝火，唱歌跳舞，彻夜狂欢，为三年的初中时代划上了一个辉煌的惊叹号……每每想起这些人，我便心潮澎湃；常常记起这些事，我便热泪盈眶。当然，还有一本本班级史册，一张张黑白照片，以及一直传唱到现在的班歌《唱着歌儿向未来》……这一切便构成了孩子们的故事和我的传奇。

没有故事的教室，便如同没有色彩的花朵，没有树叶的森林，自然谈不上完美；没有传奇的教育，如同没有情节的电影，没有冲突的戏剧，当然谈不上幸福。任何一个普通教师，如果能够把平凡故事变成一部不朽的传奇，他便成了一个伟大的导演！

四、完美教室有成长

在完美教室里，一个又一个日子在不停地流逝，当一千个日子或两千个日子过去之后，生命便丰盈起来。这里的“生命”，显然不只是指生理，更是指精神。如果只是指前者，那是一个自然过程，有没有教师，孩子都会一天天长大；但对精神成长而言，这便直接和教师有关了。

我们经常用“善待”、“呵护”、“陪伴”、“引领”、“关怀”等词来表述教师对孩子成长的态度。其实，这里的成长不但是师生共同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也就是说，“善待”、“呵护”、“陪伴”、“引领”、“关怀”这些词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孩子对老师成长的作用。只不过教师对学生的成长促进是主动的，有意识的，而学生对老师的成长促进是被动的，无意识的。但成长本身是共同的，而且是同时发生的。

我有一个叫“胡夏融”的学生，毕业十年后，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善良：李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文章这样写道——

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是李老师改变了我，告诉我，也告诉大家，“让人们因为我的存在感到幸福”，是李老师告诉大家，让我们的心中充满爱与关怀，孝敬爹娘，爱护弟妹，关爱他人，乐于奉献……

在我的记忆中，2000届初三班就是一个家，同学们就是这个家的孩子，李老师就是这个家的父亲。在这里，没有冷漠，没有孤独，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勾心斗角，处处充满了帮助，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真心的祝福和鼓励，充满了团结和友爱，大家同甘共苦，共同进步……

李老师既是我们的好老师，更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对我们很好很好，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那个时候在我心中，这个世上没有比他更好更温暖的人了……一直以来，我都以作为李老师的一名学生而感到自豪，甚至后来我还一度质疑自己从事科研工作是否真正有意义，因为我一直认为，做科研所发表的论文和承担的项目比起李老师对人的成长关怀来讲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孝敬爹娘，爱护弟妹，尊敬师长，友爱同学，让人们因为我的存在而幸福，这是李老师10年来给我留下的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李老师对我的教育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改变，我始终相信，爱和善良是世间最美好的品质，真挚的情感永远值得我们去歌颂……

10多年前，胡夏融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当时我正在写《心灵写诗》，该书有一节题目叫《从胡夏融处学宽容》，我有这样真诚的文字——

两年来，胡夏融多次对别人说他“非常崇拜”我，但我实在愧对这份“崇拜”。我不止一次地在班上真诚地说过：“胡夏融是我的老师！”的确，胡夏融以他的正直、善良，更以他的宽容，不但感动着全班同学，凝聚起大家对集体的感情和责任心，而且也感染着我。作为他的班主任，我常常以他为镜子，由衷地向他学习。每当遇有同学犯错误而忍不住想大发雷霆时，我就提醒自己：如果是胡夏融遇到这样事，他会怎么处理呢？

每带完一个班，看着孩子们在知识、能力、人格等方面的进步，我会问自己：我有什么进步呢？我的教育智慧是否更加丰富？我的教育技能是否更加娴熟？我的教育情感是否更加充沛？我的教育思考是否更加深刻？我的教育良心是否更加纯净？我的教育视野是否更加开阔？等等。

陪伴着孩子们成长，同时自己也在成长，才是真正的教育幸福，这是完美教室的最高境界。

有快乐，有收获，有故事，有成长，便构成了完美教室的生命。

因此，所谓“完美教室”，就是师生共同度过的一段快乐生活，一起走过的有诗意的日子。“完美教室”的核心理念是“幸福”。完美，是一种朝向；幸福，才是目的。

因此，“完美教室”也可以叫作“幸福班级”。

祝贺你即将成为新教育人，并期待着你在缔造“完美教室”的过程中，收获职业幸福，并让自己也走向完美。

2012年7月16日

6.如何与学校的同事处理好人际关系？

与同事搞好关系，不是一种技巧，更不是一种圆滑，而是我们发自内心地对周围老师的尊重与欣赏。以开阔的胸襟和善良的眼光对待周围的同事，人际关系自然越来越好了。

尊敬的李老师：

很冒昧地在这个时间打扰到您，因为现在我的心中有好多心事都解不开。它们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教育事业。我也没想到我跟同事之间的不愉快，会闹到他将偏见带到了我带的学生班级里。有一次，我跟同事吵架，我以为吵完就完了，谁知道后来同学多次反映给我，同一本教材的内容，我们班讲的速度就比别的班要快很多，很多知识点都来不及吸收。我同事之前带我们班的时候讲课都蛮好的，就是吵完架之后态度猛然来个大转弯。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想知道如何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毕竟学生是无辜的。

作为一个年轻班主任，你现在的烦恼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其实，我觉得不要把人际关系想得那么复杂。我曾经给一个年轻老师说过这个观点，他不同意，反驳我说：“不是我把人际关系想得很复杂，而是本身这人际关系就很复杂。你想或者不想，它都很复杂。”呵呵，作为一名老教师，我何尝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复杂关系？但我的态度是，以单纯对复杂——让别人复杂去，自己单纯些！

我这里的所谓“单纯”，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尊重；第二，欣赏。

先说尊重。“尊重”在人际关系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人是有尊严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再说得深刻一些，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其核心便是对人的尊重。也就是说，尊重别人，就是一种民主生活方式的体现。在拙著《民主与教育》中，我这样写道——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民主更为深刻的理解。将民主看作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即认为民主不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说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这种内在的修养体现于日常生活和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相信人性的潜能；相信每个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家庭背景、经济水平，其天性中都蕴含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相信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和睦相处能够真诚合作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自由、平等、多元、宽容、妥协、协商、和平等观念浸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体现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一切的核心，便是“尊重”。

既然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其核心是“尊重”，那我们自然应该在生活中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对朝夕相处的同事，更应该尊重。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理论上明白了在行动上却不一定做得到。我年轻时也懂得要尊重同事，但实际上我恰恰做得不好，所以刚参加工作时，我的人际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和同事交往特别是交换看法时，我往往片面地强调或者说表现出自己的所谓“真诚”、“直率”，而忽略了对方面子和接受程度。

一次，快半期考试了，我和备课组长一起研究考试命题。在讨论一道题的答案时，我和备课组长发生了争执——

“圆规一面愤愤地回转身，一面絮絮地说，慢慢向外走……”这里的“圆规”是借代还是借喻？我认为应该是借喻，因为前面已经说杨二嫂瘦骨伶仃像圆规，这里便只用喻体“圆规”来指代杨二嫂。可是，备课组长却说是借代。争论了很久，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本来，作为年轻教师应该尊重老教师，尤其是自己的指导老师。可是我当时很天真地认为，即使我的答案不对，与老师争论也属于“学术问题”，与“礼貌”无关；当然，如果与我争论的老教师真这样看，这的确也就只是个“学术问题”，然而这位老教师恰恰不这样看，他认为我不够尊重他。而且，不只是这件小事上我没有“尊重”他，在他看来，我在许多问题上都没有尊重作为组长的他，而是“我行我素”，比如，语文课我把学生带到菜市场，叫大家仔细观察后回来写作文；又比如，我让学生轮流上讲台当小老师讲课文；再比如，本来按常规要讲两节课的课文我却只用一节课来讲，节省下的课时我给学生读小说……

这些在我看来是教学改革的尝试，实话实说，这些“我行我素”如果放到今天，我会被人誉为“大胆的教改探索”；然而在当时我只是个嘴上无毛的小伙子，因此在备课组长看来，简直是“乱弹琴”！

今天看来，我并不认为我在对待组长的态度上是正确的。尽管我的做法是“创新”是“改革”，但我完全可以抱着尊重的态度与组长多商量多沟通。我相信，如果这些事放在今天，我会坚持改革的同时又赢得组长的理解与支持的。

但当年，由于我和备课组长的争执，他对我越来越怀有成见，觉得我处处抢他的风头；而我则抱定“走自己的路，让人说去”的信念。这样一来，我们的冲突更加剧烈。

我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里就不细说了。我想说的是，经过我的反思，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便努力改正不足。尽可能尊重身边的同事。我并不认为，我就变圆滑了。其实，尊重别人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原则而一味迎合，而是让自己善良的天性在与人相处时自然表达。

我长期担任班主任，非常爱学生，学生也非常爱我，如何让学生像爱我一样也爱每一个任课老师，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之所以给你特别提出这一点，当然是有针对性的。由于班主任处于某种中心地位，所以往往更容易被学生们关注和尊敬，相比之下，任课老师和学生接触相对少一些，则容易被学生们忽略，感情相对要“淡”一些。弄不好，有些老师会吃醋的。这样一来，自然会影响你和他们的关系。所以，你要善于通过点点滴滴的发现，让学生们也像爱班主任一样爱所有任课老师。

在这方面，我有些做法，也许可供你参考。

新年前夕，我让学生们给任课老师写贺卡；虽然班主任不提醒，学生也会写的，但班主任要细心地想到会不会有老师会遗漏，比如实验室的老师，等等。另外，我留心任课老师的生日，每到哪位老师生日前夕，我都会暗中让学生做些小小的准备，第二天给过生日的老师一份小小的惊喜与感动。

有一次，我班的英语老师上课迟到了十来分钟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学生就不高兴了。因为在我的班上，班规也管我这个班主任的，比如我如果迟到了或不按时下课等等，将按班规处理，一般是唱一支歌；如果无故缺课或冤枉了学生，还要罚扫教室。这些规定，我完全能够接受。因为在我看来，师生遵守共同的规则，天经地义。但对其他任课老师呢？最初我怕老师们的认识跟不上，所以班规没有对任课老师做任何要求，也就是说班规不管任课老师。

既然班规不管科任老师，这位迟到的英语老师当然就没有被“罚”。但学生对她不高兴，她对我就不那么高兴了。我想，班规不管任课老师，其实对任课老师不利，也无助于任课老师在学生中树立真正的威信。于是，我私下和这位老师沟通，坦诚地说了我的想法。我特别强调，我不是想“罚”她，而是真正帮她树立威信。她终于理解了我。第二天上课时，主动给同学们唱了一支歌，同学们的掌声让她非常开心。后来我把相同的道理给所有任课老师们讲了，他们都同意接受班规的约束。于是，班规里便对所有老师都作出了限制性的规范：不得迟到，不得提前下课，下课不得拖堂，不得当着学生的面吸烟，不得用脏话批评学生，等等。时间一长，老师们都习惯了，教学行为更规范了，学生自然更尊敬老师了。

当学生和任课老师发生冲突而明明学生没有做错什么的时候，是班主任最难为情的时候。维护“公正”而直接指出老师的不对吧，这样有伤老师的尊严；维护老师的面子而批评学生吧，又对学生不公平。我的做法是尽可能做双方的工作，增进双方的理解。

曾经有一个物理老师，是个小伙子，他在一次课堂上评讲作业的时候，因一个学生没有交作业，便狠狠批评了他，其实这个学生已经病了好几天，于是该生便解释了几句，这个老师厉声喝道：“你居然还顶嘴！”一边说一边走过去给他一个耳光。这事在班上引起强烈反响，我也觉得物理老师不对。被打的学生找到我哭诉，物理老师在我面前埋怨学生不好管。一时间我也不好办，非常为难。

我仔细分析，觉得物理老师的举动很反常，便和物理教研组长一起对这个物理老师进行了分析，从教研组长那里，我了解到，原来物理老师的母亲因患癌症住进医院已经一个多星期，最近他的情绪低落，很容易发怒。知道这一情况，我完全理解了物理老师的失态。于是，我专门去医院看望了物理老师的母亲，我还动员班干部代表全班给物理老师写了一封慰问信。然后我又找被打学生谈心，给他说了物理老师最近遇到的困难，我说老师打你肯定不对，但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容易失控，你要多理解老师。我建议他给物理老师写一封恳切的信，再次就不交作业的原因做个解释，并向老师表示慰问。

我对这个学生说：“我不是要你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而是希望你表现出你的宽容与大度，在这个前提下，给老师有理有节有情地提意见，老师会接受的。”同时，我也找物理老师谈了谈，主要是说教师的修养，我说我理解你的冲动，因为你是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打学生是不对的，何况这个学生是被你误解了。我建议他在适当的时候，与这个学生沟通一下。我说的“沟通”其实就是“道歉”的委婉表述。一周之后，我没有想到，这个老师不但向这个学生道了歉，而且还在全班认了错，全班同学用掌声向老师表示了谅解。

有时候，在同一年级，某位平行班的班主任可能同时担任另外一个班的任课教师，这时候如果出现了老师在教学上偏心的情况，也很让班主任棘手。有一年我教高三，学生给我反映，教数学的凌老师明显偏心，在咱们班评讲试卷，就只说A、B、C、D答案选项而很少作分析，说明为什么要选某一答案；但在她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则讲得非常细致。还有，她给她班上的学生增加了许多模拟试题，而这些试题她根本不给我班学生做。等等。

开始我认为这是学生的偏见，所以便对学生说，不要瞎想，你们的基础好，凌老师讲得略一些，给你们少做一点题，不是很正常吗？但后来我略作了解，知道学生所说基本属实。作为班主任我真的很为难，我理解她把我班作为竞争对手的心理，但也不能太过分了呀！我的学生也是你的学生呀！然而，我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去质问她，还得想办法和她搞好关系，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和她产生对立。

有一次，凌老师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但她依然坚持上课。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把班长叫到办公室，悄悄对他说：“凌老师最近是带病坚持给你们上课的，今天晚上又是她的晚自习。你做两件事：第一，在讲台上放一把椅子，请凌老师坐着给你们上课；第二，用班费给凌老师买点营养品，周末去凌老师家里慰问她。”

第二天上班，凌老师坐在我后面，很有感触地说：“李老师，你班的娃儿确实懂事！”

我故作惊讶：“怎么啦？”

她说：“我病了好几天，我自己班上的学生都没有觉察到，可你班的娃儿就感觉到了，昨天晚上专门在讲台上放了一把椅子，要我坐着给他们上课。我非常感动！”

我心中一喜，但嘴上却很平淡地说：“学生尊敬老师，应该的嘛！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呀！”

过了一周，凌老师再次很感动地说，星期天我班一群学生去她家里看她，给她买了营养品，还感谢她带病坚持上课。凌老师再次说：“我班的学生怎么就没有你班的学生懂事呢？”

这以后，我明显地感到了她对我班的热情，学生也反映，凌老师不偏心了，甚至对他们更加关心。

我曾经把这件事给一些年轻老师讲过，有的老师坦率地对我说：“李老师，你这是教学生讨好老师，教他们世故。”我则不这样认为。班主任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增进沟通，引导学生关心老师，用情感去打动老师，感化老师，这没有什么不对。

只有尊重，才能赢得尊重。我觉得这是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一个“法宝”。

再说“欣赏”。

我一直认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相欣赏。当然，我也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欣赏远方的人容易，欣赏和自己没有“利害冲突”的人不难，欣赏自己身边的人不容易。比如说，我们欣赏李娜，欣赏姚明，欣赏刘翔……我们也可以欣赏远方的同行，比如欣赏程红兵，欣赏魏书生，欣赏窦桂梅，欣赏朱永新；但我们能够欣赏自己办公室的某个同事吗？能够欣赏和自己一个年级的同学科教师吗？实话实说，不容易。

不容易不等于做不到。欣赏别人，能够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通过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足，这不就提升了自己吗？同时，你欣赏别人，被欣赏的人感到了自信，心中充满阳光，对你自然特别感激，你给对方带去真诚的鼓励，还搞好了人际关系，多好！

当然，这和我们的胸襟有关。如果斤斤计较于一些琐碎的得失，弄得和同事成了“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敌人，你快乐吗？你如果心中有阳光，看谁都是阳光灿烂的，看谁都很顺眼，反之如果你心里一直有阴影，你看谁都很阴暗，谁都见不惯。都是同事，工作中难免会有摩擦有争执甚至冲突，事情过了就过了，积在心里干什么呢？有人之所以心里老不平衡，老见不惯这个见不惯那个，是因为心小了。俗话说：“心眼小了，事就大了。心胸大了，事就小了。”

你看学校一些老师，随时都是那么开心那么大气那么乐呵呵的，难道他们就没有遇到过不顺心的事吗？当然不是，而是他们心胸很豁达。你现在老纠结的一些事，老想着“要讨个公道”，再过10年20年50年，还算事吗？尘埃落定，什么都是浮云！

以欣赏的眼光看别人，就是要多看甚至放大别人的优点。一定不要老盯着别人的不足。完人是没有的。谁都有不足，甚至缺点。但这不妨碍我们向每一个人学习。多看看别人的优点，多想想自己的不足，你会感到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比自己强，都值得自己学习。当你向别人学习的时候，别人也会把你当作学习的对象。千万不要恨别人，这是自己折磨自己。一次和任小艾老师聊天时，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恨一个人，就是在自己心里钉一个钉子，是自己惩罚自己，自己折磨自己。”想想也是。如果你心中装着某一个“仇人”，这个“仇人”又是你的同事，不但你一想起就郁闷甚至“气不打一处来”，而且还低头不见抬头见——天天如此，真是痛苦啊！

要珍惜缘分。想想，人生就这么几十年，茫茫人海中，能够相遇相识相伴于一所小小的学校，居然能够成为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纯属偶然，但恰恰因为偶然，便让人感到多么奇妙！现在大家相处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那么普通，但若干年后大家退休了，某一天在大街上或小巷不期而遇，一定会非常惊喜，然后站在路边滔滔不绝，一定会说到今天的一切，该多么亲切！假如你现在对周围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充满仇恨，这为你以后的退休生活留下了不快的记忆，何苦啊！但如果你现在和每一个人都和谐相处，真诚相待，这给将来留下多少温馨的记忆啊！

所以，我还是说，要互相欣赏，要学会宽容，要珍惜彼此的缘分。有了欣赏，有了宽容，有了珍惜，人际关系就简单而温馨多了。

一是尊重，二是欣赏。以我三十多年的教育经历，我有理由说，凭着这两点，足以应付各种所谓复杂的人际关系。

你也许会说：“我的身边的确有小人呀！难道小人也要‘欣赏’吗？”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还记得你前段时间给我说，你周围有不少“小人”对你的“嫉妒”和“诽谤”。对此，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给别人戴上“小人”的帽子；再说，即使真有小人，我们难道能够降低到小人的道德水准吗？

类似的经历我年轻时当然也有过。开始我也和你一样感到郁闷，感到不平。但渐渐成熟之后，我越来越认为，我遇到的所谓“挫折”并不都是周围的错，我自身的确也有许多缺陷呢！心态一平和，我便开始冷静地思考来自同事的议论，同时反思自己的不足。

我想，平时所遇到的来自同事的议论，不外乎三种情况：中肯的批评、善良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对于中肯的批评，我应“闻过则喜”，不应“一蹴即跳”。既然是自己错了，“跳”也没用——那只会显出自己心胸的狭隘。

我曾经感到委屈的是，既然是中肯的批评，为什么不当面向我提出，而要在我背后议论呢？现在我却认为，只要人家说得对，就别计较别人是当面提出还是背后议论；如果硬要“计较”，不妨“计较”一下：为什么别人不愿向我当面提出呢？真的这样一“计较”，可能又会“计较”出自己的一些不足——这不又有利于自己进步了吗？

对于善良的误解，也应心平气和地对待。同事之间，在性格特点、处世方式、思维角度乃至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某些正确的见解与做法暂时不被人接受甚至遭到误解，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人家没有恶意，也就大可不必怨恨人家。明智的做法是，能够解释的尽可能解释，一时解释不清的干脆不解释，自己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相信“日久见人心”，更要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消除误解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做出让人信服的成就！

至于恶意的中伤，也没有必要“奋起自卫”、“迎头痛击”，仍然不应与之争斗。因为恶意中伤者往往是你说的那种真正的小人。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他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思想境界更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我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因为“当你与傻子吵架时，旁边的观众往往分不清究竟谁是傻子”（外国谚语）。真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大写的人”，是不可能因小人的流言而失去自己的尊严的。

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摆脱嫉妒最好的办法是“拉开距离”。想想，如果鲁迅来到我们语文组，谁会嫉妒他？假如徐悲鸿到我们学校教美术，谁会嫉妒他？当我们不管周围的流言蜚语而埋头干自己的事业，执著地前行，三年五年过去了，我们一定会将自己与那些小人的距离拉开。当他望着你的越来越远同时也越来越高大的背影自叹不如的时候，他还能嫉妒你吗？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觉得我真正成熟了。以开阔的胸襟和善良的眼光对待周围的同事，人际关系自然越来越好了。

总之，我要告诉你，与同事搞好关系，不是一种技巧，更不是一种圆滑，而是我们发自内心地对周围老师的尊重与欣赏。如果你真正做到了这两点，何愁搞不好人际关系呢？

2012年12月12日

7.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作为一个基层的教育者，要打碎“镣铐”是不可能的，这也不是我们的任务与使命；既然“镣铐”不可能打碎，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在“镣铐”的束缚之下把舞跳得相对自如一些甚至优雅一些。

李校长：

虽然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校园见到您，但我还是想通过书信和您交流。您知道，我是一个已有七八年教龄的老师，由于教学实践比较早，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正是因为自己的年轻，所以越来越对自己的教育行业感到“不满”，我不由得想起当年自己刚踏入这个行业时还怀有无限憧憬，要对这个行业做出一番事业，想要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想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都挥洒在这一片三尺讲台上，可随着对这个行业的深入，使我看见了教育的“枷锁”，让我明白有些事力不可及，也有一些事，并不是自己想要做就能做到的。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都凉了半截，周围曾经让我感到美好的一切，也黯淡起来。以前听到学生一声“老师好”，我都会感到温馨；可现在，同样是一声“老师好”，我却无动于衷了，觉得什么都“就那么回事儿”。不是我没有理想，而是现实太让人失望，甚至绝望！

你工作已经八年，说起来还算青年教师，但恕我直言——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相信你也希望我对你直言——我感到你的心已经开始老了。别不高兴我这样说，既然和你推心置腹地谈心，我就得说我的真实想法。

你说现在学生对你说“老师好”，你却无动于衷了。我想象，当时你可能很漠然地爱理不理，脸上没有笑容，更没有回礼说“你好”，只是若有似无地点了点头。是不是？但你自己想想，如果八年前你第一次来到学校，迎面而来的学生叫你“老师”，向你问好，你会有怎样的激动？你会有一种自豪感：“哦，我是老师了！”这份温馨而又纯真的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失落的呢？

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面对一个个学生，面对一堆堆作业本，面对教材，面对备课本，面对家长……我们开始厌倦了呢？每天早晨被闹铃吵醒，真不想起床呀！想到又是一天艰辛的重复性工作，实在是心烦；可是，如果时光倒流到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早晨醒来，一想到那紧张而充实的教育生活，那活蹦乱跳的孩子，以及孩子们脸上那天真烂漫的笑容，我们是怎样的期盼？又是怎样的精神抖擞？

在我看来，持之以恒乃至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第一次踏上讲台的那份纯真与激情，是任何优秀老师之所以“优秀”的第一条件，也是我们获得教育职业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的，如你所说，你的确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是你参加工作之初没有想到的。你说，读师范的时候，你想到过学生的调皮，想到过上课的挫折，甚至想到过被学生气哭，但就是没有想到，在应试教育的铜墙铁壁面前，曾经有的教育理想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你说读了很多教育理论著作，包括读了我的书，可是面对现实，面对学校和上级的种种这个“不准”那个“不准”，还有上面对“教学质量”的任务和指标，你感到自己被逼到了教育的悬崖绝壁，除了拼命抓分数，别无退路，可要命的是学生却不争气，一次次让你失望乃至绝望，于是你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教育的本质是对人性的尊重”、“教育是心灵的艺术”……这些从书本上学来的当初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统统抛到脑后！于是，你不得不退缩，向你过去所不齿的“野蛮教育”缴械投降。于是，你很累，不停地喘息，有时还感到窒息。

我不想给你讲什么大道理——你不是说你已经看了很多书了吗？我只想说的是，这一切就是“教育本身”。教育的复杂性，教育的艰巨性，以及教育过程的不可预测性……都在其中了。但是，教育的挑战，教育的智慧，还有你所期待的也就是我经常所说的“教育的幸福”也在其中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你爱上一个人，结了婚，你爱上的就不只是爱人的优点，包括爱人所有的缺点也接受了——甚至爱上了。从来就没有一个抽象的只有优点的爱人等待着你去爱。你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你打定主意和“教育”这个爱人厮守一辈子，那一切都是你的选择。否则，干脆“离婚”，而且趁早。

你可能会说：“李老师，你说的我都同意。但你说了半天，并不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呀！”

错了，问题只能你自己去解决。我只能帮你分析，我可以建议你改变思维方式，拓展胸襟与视野，调整好心态……可最终问题的解决还得靠你自己。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我很有共鸣。我也是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你说的一切我几乎都遇到过。

其实，凡是有理想有良知的教师，都曾感叹：“面对现在的教育现实，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简直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我们的失望乃至绝望，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欲打碎“镣铐”（彻底改变教育体制）而不得。其实，这里应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作为一个基层的教育者，无论校长还是教师，要打碎“镣铐”是不可能的，这也不是我们的任务与使命；既然“镣铐”不可能打碎甚至卸下“镣铐”都不可能，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在“镣铐”的束缚之下把舞跳得相对自如一些甚至优雅一些。——同样是在我们学校，同样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我们学校不少老师不一样从容不迫地这样“舞蹈”着吗？

作为校长，我无法改变大的教育现实，但我想的就是如何在现有框架下，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比如“新教育实验”所倡导的“六大行动”，我是可以做的——我们的书香校园不就建起来了吗？这和所谓“体制”不冲突啊！还有我狠抓教师队伍建设，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提升教师，这也和“体制”没有直接的冲突。没有“镣铐”，我也许可以实现我教育理想的百分之百；戴上“镣铐”，我却只能够实现我教育理想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但总比一点都不做要强吧？

无论是你作为一名教师，还是我作为一个校长，我们有着共同的无奈，但我们完全是可以超越这种无奈的。考试制度无法改变，教育评价无法改变，教材无法选择，学生无法选择，但是教育教学过程的手段、方法、技巧以及你走进学生心灵的路径、方式却是可以改变或选择的。给你一个班，作为班主任，在不违背上级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如何让这个班充满生机，富有特色，尤其是对孩子富有吸引力，给孩子的未来留下温馨而富有人性的记忆？在这些方面，你都不是一点创造的空间都没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真正的教育艺术，就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在与应试教育的“周旋”（“周旋”就包括了应对与超越）中形成自己的教育个性，就是我们的教育大智慧。著名的教育名家魏书生老师，不就是在应试教育的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个性的路子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杰出的教育舞者。

真不是当面说你好话，你的确相当有潜力——具备了成为优秀教师的潜质。但我现在对你并不满意，或者正面说，我对你的期待依然强烈甚至焦灼。不是说你现在就是不好的老师了，其实你现在也不错的——尽管你现在有着明显的职业倦怠，但你依然尽心尽责，教育教学常规，那是没得说！如果你本人的素养能力只能这样了，那我也就认了。可你明明可以更加优秀的啊！

你也许会说：“我不追求什么‘优秀’，平平淡淡才是真。”你又错了，我说的“优秀”，不是说你一定要“出人头地”、“名扬四海”，而是你要让自己每一天的工作乃至你的人生更加有成就感，更加有滋有味。

这里的“优秀”不是“对外”，不是你要做给别人看，而是你要对得起你自己，是“对内”，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即使同为蜗牛，每天只在地上爬，与坚持不懈爬上金字塔顶，这两只蜗牛的感觉绝对不一样。何况我们不是蜗牛，我们是人，是有尊严的人！如何赢得自己的尊严？尊严就在每一天平凡的工作当中。再说了，我们通过优秀的工作赢得世俗的名利，也不可耻呀！这本身也是我们价值的标志。

如果你真的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产生了社会影响，各种名利自然会来找你：“特级教师”呀，“教育专家”呀，“全国模范”呀，“特殊津贴”呀，等等。到时候，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靠自己的人品、良知、辛勤、智慧让自己增值，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应该感到光荣与自豪！当然，哪怕这些都没有，不要紧：我不“杰出”，但我很幸福啊！和现在相比，你完全可以更幸福的。

按世俗的观点看，我现在“功成名就”，我再怎么干，也很难再得到什么了；当然，我只要不犯错误，哪怕平庸一些，也不太可能失去现有的什么。那我何苦还要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校长呢？并没有谁端着枪逼着我当校长呀！这个校长完全是我自己想当的。因为我总想不断地挖掘我的潜力，我总想不断挑战自己：看我在教育上能够走多远？我对我这个校长定了一个成功的标准：那就是教师的成长乃至成功。无论做班主任还是教语文，我算是有了较大的成功感。但是我还有一个最后的梦想：就是希望在我的引领下，能够有一批甚至一大批老师成长起来，成为真正幸福的教师！到这个学校来当校长三年多，已经有不少老师让我感到了信心，看到一些平庸的老师越来越出色，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

开学这几天，老师们的精神面貌明确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非常开心，同时也给了我越来越坚定的信念：要无限地相信老师的潜力！那天晚上在网上和一个老师聊QQ，这个老师说了一句话：“老师要以发掘学生潜力为工作的一个重点，要自居伯乐。”我马上说：“我俩在不同的层面上，遵循同一个道理。你是老师对学生，我是校长对老师！”这个老师接着说：“也许，你错过的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但是如果缺少老师的发掘，这个学生也许就错过了自己的一辈子！”这话说得真好！我立刻仿照这句话回复过去：“也许，你错过的是一个有潜力的老师；但是如果缺少校长的发掘，这个老师也许就错过了自己的一辈子！”你就是我“发掘”的对象，呵呵！你的成长，就是我的成功！我期待着你不断给我当校长的成就感。

今天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从你同样真诚的眼神中，我相信你已经体会到了我的苦心。既然你接受我的这些观点，愿意自己更加幸福，那我以后就要“逼”你了——在继续严格要求做好各项常规的同时，我还要逼你思考，逼你读书，逼你写作，逼你上网……你做得好，我会在大会上表扬你——不要怕我表扬你啊！但你如果犯了错误，我也会批评你，甚至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呵呵！当然，如果我做错了，你一样可以当面批评我，当面骂我。但请记住，即使我和你吵架，我也永远不会失去对你的信心。总之，我会随时关注你的，永远做你事业上的精神支柱。你有了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找我。我就是你的110。

2010年2月25日

8.如何与“不支持自己”的校长相处？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说到最后就是人格的距离，其中胸襟便决定了我们人格境界的高下。斤斤计较于一些不平事，耿耿于怀于一些“整”过自己的人，在事业上无论如何是走不远的。作为教育者，更需要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是一种宽阔的胸襟。

李老师：

曾经年轻的我在一个小山村教书，那时我教书的地方很小，比现在的学校要小好几倍，可能也是因为学校比较小，所以校长也没什么能力。当初我教书的时候，他曾因为对我教育方式的不满而跟我发生多次不愉快，压制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还好幸运的是，我从山里走了出来，到了大城市里一所比较出名的学校教书，现在的事业正是如火如荼。而我当年的校长，至今为止，仍然在那一个小山村里教书。我说这个并不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证明我的离开是正确的选择。

小伙子，看了你最近发表在某报的一篇谈成长经历的文章，我有些不安。

作为现在小有名气的青年教师，你的自豪我非常理解，而且我也很钦佩你的教育追求，甚至为你成长历程中为追求理想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你在叙述你刚参加工作时，用了不小的篇幅说你先后经历的校长对你的“压制”以及你的“抗争”。你很单纯，我相信你在“控诉”这几位校长的时候，主观上并没有想过要贬低他们，你只尽量客观地讲事实，以展示自己的“不容易”而已。但是，你现在是有一定影响的教坛新秀了，别人看了你这篇文章会怎样想呢？噢，你现在功成名就了，那几个曾经压制你阻挠你的校长至今还在乡村学校，你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傲视甚至蔑视他们了。而且，你说那几个校长当初如何“跋扈”如何“霸道”，都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也只能有你的一面之词，因为那些乡村校长不太可能和你一样有机会发表文章，用比较时尚的术语说，叫没有你现在拥有的“话语权”。你现在说的话媒体可以为你放大很多倍，扩散到很远很远，而他们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小山村。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你这样说，实际上损害的是你的形象。

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要教会你“圆滑世故”，不是说句话写篇文章都要考虑别人如何想。其实，即使曾经压制过你的那几位校长不可能看到你的文章（对于身处偏僻乡村的他们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大很大），你也不该这样写。这不是文风问题，更不是处世方式问题，而是胸襟和境界的问题。

我不是说你说的那些校长没有错，我相信你说的都是事实，我相信那几个校长的确思想僵化，心胸狭隘，作风霸道——只是我不相信他们会有意“整”你。我表达的意思是，对你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何看待你曾经的曲折经历？如何对待那几位校长？这体现出你的是成熟程度，更考验着你的境界，而这种成熟和境界，将决定你最后能够走多远。

刚才我说了，我不相信校长会有意“整”你。的确如此，无论他们如你所说是多么“呆板可笑”、“嫉妒心特别强”，我都认为，一个校长还是希望学校好，还是希望年轻教师优秀——至少他们第一次和你见面，是不太可能就对你有什么成见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中的争论、摩擦乃至观念冲突是可能的。但我们不能动辄就把自己和校长的矛盾往道德上去靠，把校长想得那么“坏”。我也不否认的确有极个别的如同土皇帝一般的乡村校长，但你怎么连续调几所学校，都遇到“坏校长”，你的运气怎么就那么糟糕？这究竟是校长的原因，还是你的原因？我认为都有，但对年轻教师来说，还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我经常收到不少年轻老师的来信，诉说自己的苦恼——校长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呀，理想不被校长理解呀，校长处处给自己设置障碍呀，等等。我想到我的经历。在我成长历程中，也经历过好几位校长，也曾有过“成长的烦恼”。这里，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我最初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和你一样非常纯真，只想着把班带好，把课上好。我脑子里面有许多想法，身上洋溢着永不消退的热情：把学生带到大渡河边上作文课，语文课上给学生读小说，给作曲家谷建芬写信请她给我们“未来班”谱班歌，假期带着孩子全国各地去旅游，甚至还和学生一起去原始森林探险……校长一方面赞赏我的工作干劲，同时也提醒我不要“太理想化”，还有个副校长甚至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不要和学生太随便了，要注意你毕竟是老师！”开始还是好心地劝说，因为我很固执，所以后来便发展为面对面的冲突。

有一次半期考试，学校为了防止作弊，要求每班都安排一半学生到另一个年级的教室里去考试，即所谓“混班交叉考试”。但我坚决不从，我觉得我班学生早就可以不需要监考老师而实行无监督考试了，如果我按学校的要求做，那简直是对我班学生的不信任甚至侮辱！我和校长吵了一架，硬是没有让我班一个学生到外班去考试——也就是说，那次考试，只有我班学生是整整齐齐坐在本班教室考试的！

不能说我当时没有委屈感，但过后我冷静一想，校长和我的冲突，并不是校长要和我这个人过不去，而是认识上的分歧：校长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防止作弊，而我则首先想到的是相信学生并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而且，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说到底还是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作为一校之长，校长更多的是考虑全校的考试秩序，考虑如何防止大面积作弊现象的出现；而我作为一个班主任，则只考虑我班上的学生的童心如何不受伤害。这事如果放到现在，我会服从学校大局的，同时我会给学生解释，学校这样做是统一部署，而不是对我班同学不信任；事后我也会认真地向校长阐述我的想法：不能因为极少数人作弊，就不信任绝大多数学生；要尽量避免在防止个别人作弊的时候，伤害大多数学生的童心；有时候信任学生恰恰是防止作弊的方式之一。放弃和校长正面冲突而和他多沟通，我这样做不是圆滑，而是真正的理智和成熟。

类似的冲突还有很多，现在想来，正是这些冲突以及冲突后的反思，让我成长起来。前不久一位记者去采访乐山一中原老校长，老校长对记者说：“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李镇西，就像《亮剑》中的李云龙一样，优点突出，缺点也不少。让我又爱又气！”说实话，当初我是恨过老校长的，但现在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老校长对我的一次次敲打。

后来我调到省城一所中学，也和校长发生不少冲突。比如，我带班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所以特别不接受学校要求班主任时时“到场”守着学生；又如我的作文教学提倡教会学生修改作文，因此自己经常不批改作文……这些“改革”举措会遭遇学校管理层怎样的批评可想而知。但我那时候已经比在乐山一中成熟多了，我比较能够理解校长的难处——如果他“放纵”了我，也许真有本来就不负责任的老师就会钻空子，打着“改革”的旗号放任学生自流。所以，我没有埋怨校长不理解我，而是做出了成绩，让校长放心，并给我“特殊政策”允许我进行“教改实验”。我真感谢校长！不过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特殊支持”是我的成熟和成绩赢得的。那年带高三，我班的高考成绩可以说是异常辉煌。试想一想，如果我一开始就和校长吵架，同时我的工作成绩一塌糊涂，那校长是永远也不可能支持我的。

用一般人的眼光看，这位校长后来挺“对不起”我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我“对不起”他。主要是在那所学校工作六年半之后，我因故要求调离学校，而校长坚决不放人。但经过一番“挣扎”，我最后还是离开了他。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以前他对我的所有欣赏，都变成了对我的鄙视。他在不同场合说了一些比如“人品很差”之类对我很有伤害的话。但我始终保持沉默，至今没有说过一句他的不是。

我总是这样想，不管怎么说，他是有恩于我的，是他把我从小地方调进省城，给我一个更开阔的发展空间，我没有理由恨他。他的年龄，他的经历，他特定时代所受教育给他的观念，都决定了他必然把我当作他的“私有财产”，认为我应该终身效命于他；而我一旦要求调离，他自然认为我“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气愤之中，说一些难听的话，我完全理解。

因此，虽然他后来很长时间根本不理我，我照样在每个元旦前夕给他发贺年卡，每次我出版了新书都给他送去——尽管每次他都不那么热情让我很尴尬。每当听到有人给我转述他说我的坏话，我总是想他曾经给我的支持，想我第一次到学校时候他亲自抱着我的行李包一步一步走上五楼休息室的情景；我总是抱着一个信念：老校长毕竟是一个好人，他总有一天会理解我并原谅我的！

果然，十多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来电话向我问好，听着他的声音，我有些激动，声音发颤：“老校长，谢谢您的宽容！您多保重身体！”那以后好几天我心情都特别舒畅，因为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恨我的人，何况这个人是我事业的恩人！

其实，我的经历中也的确遇到过个别曾经给我小鞋的领导，但我依然感谢他，因为正是有了他对我另一种意义的磨砺，我的性格才会更加坚韧，我才会有了今天的一些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谢折磨你的人”这句话真是有道理的。

“只有大胸襟，能够做大事业！”我想到了我的导师朱永新老师这句话。朱永新老师作为现在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教育专家，以他的个人魅力和教育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教育者；同时，他又是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在旁人看来，他的事业无疑是很成功的。但我认为，朱老师首先是做人的成功——而在他的做人之道中，最重要的是他胸襟博大。

在苏州大学读博的时候，我就从师兄的口中了解到，朱老师的豁达大度是他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很佩服的。他不是没有遇到过挫折和刁难，但正是这些挫折和刁难拓展了他的胸襟。他做教务处长的时候虽然把苏州大学教务处建设成为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教务处，受到教育部的表彰，但是有人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甚至还打击他，但是他不但没有与这些人发生过冲突，反而这些人最终成为了他的好朋友。

当年评副教授的时候，尽管朱老师学术成果显赫，但因为年轻，所以被一位信奉“论资排辈”的领导压制，坚决不同意破格聘任朱永新为副教授。几年后，这个领导“倒霉”了，“下课”了；有人来向朱老师调查那人的情况，朱老师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说那人的好话。

后来，朱老师还专门到那人的家里去看望他，安慰他，让他非常感动。朱老师就是以这样宽阔的胸襟赢得了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由衷尊敬，他的新教育事业因此而越来越兴旺。朱永新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学会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而做人首先要学会与人相处，要与人为善，要豁达大度，要以德报怨，你最终才能有所成就。”

听我囉嗦了这么多，不知你是否有所共鸣。你换一种眼光，重新看你在文中所“控诉”的那几个校长，可能会有新的感受。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尽可能善待一切人，包括忍受各种委屈，须知男人的胸襟就是被各种委屈撑大的。

我不是说无原则的逆来顺受——如果真的事关原则，那还得按规则办，包括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是，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原则问题”？很多时候，事情的大小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决定的。

现在很多看来令自己咬牙切齿、让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的人和事，再过五十年，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再看，真的是微不足道，如烟如风而已。我越来越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说到最后就是人格的距离，其中胸襟便决定了我们人格境界的高下。斤斤计较于一些不平事，耿耿于怀于一些“整”过自己的人，在事业上无论如何是走不远的。

教育需要一种平和的心态，教育者需要一种宽阔的胸襟。我特别喜欢苏东坡的《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闲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豪迈恬淡，应该成为我们教师的常态。你说呢？

201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