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的9000万病友

如果每个人都很幸福，那么幸福也算不上稀有的了；如果每个人都有点儿心理问题，那么抑郁症也算不上什么大病。

在我的工作文档里，有3500多篇自杀笔记。它们来自抑郁研究所病友社群一年来的聊天记录和树洞投稿，其中最早的几篇是我2018年患病期间的日记：“重度抑郁症，中重度焦虑症，伴随严重自杀倾向，建议立刻住院治疗。”当我拿到诊疗单时，病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浸透了我。

“要是我突然遭遇一场车祸就好了。”

“要是我坐的飞机掉下来就好了。”

我渴望所有体面、合理的死亡方式，帮助我摆脱这种如身在牢狱般的折磨。有时候我甚至想，是不是死亡才是越狱的唯一方式。

为了不让公司知道我去精神病医院看病，每次复诊和做咨询时，我都要想一个区别于“看牙医”“痛经”的新理由给人力部门。我每天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即使身处日复一日的噩梦、惊恐发作和严重的躯体化病变中，我依然不敢请假休息。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已经完全发生生物性紊乱的我，丧失了睡觉、记忆、学习的基本能力，我害怕如果再被解除劳动关系，我可能就会失去维系生活运转的唯一惯性。

作为人群中格格不入的少数派，我愈加自罪自责，经常在开会、写工作文档时就忍不住地流眼泪，卫生间成了我的避难所，几乎每小时都要躲在里面哭20分钟。

身边亲近的朋友问我，我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异常，我不得不低着头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我以为他会安慰我、同情我，没想到他如释重负地笑着说：“哦，原来是抑郁症啊，我前女友也得过。我们清华校医院开的最多的，除了消炎药就是抗抑郁药了。”他这样轻描淡写虽然没有给我足够的安慰，但也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抑郁。

在抑郁研究所现有的30万用户中，60%以上是18~25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居住在沿海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事脑力密集型行业。

我曾在很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见到科学沙文主义的傲慢。他们自以为了解病理机制，便可以迷信科学的客观性和功用性，而蔑视人文社科的批判性和情怀感。有医生说：“你说的那些症状我10年前在教科书上就学过了。”他们以此为由拒绝理解患者的“小宇宙”是如何出现故障和发生爆炸的。有父母说：“你既然继承了我这么优秀的基因，遗传抑郁也是无可厚非的，吃安眠药就是了。”一个朋友说：“我绝对不会和抑郁症患者谈恋爱，免得增加后代携带抑郁基因的概率。”更有企业雇主坦言，在招聘高管的时候，虽然有的候选人能力匹配，但考虑到他有抑郁病史，还是放弃考虑了。

这些声音让我一度很挫败，甚至产生了怀疑：消除病耻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女性、95后、性少数群体、民族、星座、抑郁症、业务形态、学历背景、创业节点，这些都是贴在人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标签。如果说病耻感仍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放下一切标签和偏见。

那段日子朋友怕我出事，每晚接力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觉得自己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们依然不挂电话，而是对我说：“不想说话就不说，哭一会儿也行，我等你哭累了、睡着了再挂。”原来，此刻沉稳睡去，明天能够醒来，就是大家对我的全部期待。

“为什么要为一个病人浪费这么多时间？”

“因为你值得。”

这五个字击破了我一直秉持的“价值交换是所有关系的尺度”的信念。朋友们浪费在我身上的时间使我变得珍贵，他们不求回报的善意帮我重新建立起自己值得被爱的信念。

我每天都在日记里记录：

今天是我确诊抑郁症的第40天，我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有产生自杀的念头了。

今天是我确诊抑郁症的第150天，我已经有两天没哭了。

我开始以“任有病”的身份去分享自己的抑郁日记。病友群里有个男生曾表示想自杀，另外几个病友给他留言说：“你去看看任有病的微博，她比你还惨呢，但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已经康复的患者案例或者一个即使身患抑郁症却坚持活下去的病友，对其他患者来说是多么强大的目标锚点啊！

24年前，是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饱受抑郁症折磨的我，曾经对自己执行了好几次死刑。24年之后，我完成了人格重建，重启生活的热情。这一次，是我让自己重生，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我不想白死一回，未来也不能枉活。

于是我创办了“抑郁研究所”。

“过往的创伤就像一颗钉子钉在墙上，即使拔除了也依然有个碍眼的洞。抑郁症令我反复地盯着这个洞看，周而复始地回忆钉入墙面时的恐慌。

但当我把目光移开时，我发现原来墙边还有一片绿叶，桌上有一本书。视线再放得远一点儿，我看到了窗外的整个花园。虽然墙上的洞还在，但我已经不在意它了。”

值本书出版之际，我从重度抑郁症康复已经两周年。

培植出对生命的热情和面对种种挑战的勇气，比放弃自杀更难。但是我做到了，希望抑郁研究所能为你们提供一个互助社区，陪大家一起活到好事发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