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周公世家》完结—齐鲁再辩（下）
我们先来比照一下《史记》中对齐鲁的分别记载，先是齐国：
“吕尚为文武师。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太公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由此得征伐。”
吕尚被誉为“帝王之师”。司马迁认为，周朝文武父子灭纣倾商主要是依赖太公谋略，以开周朝八百年基业。
“桓公既得管仲，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桓公称曰：“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齐自开国有太公，后桓公鼎盛，有大贤管仲，仍然遵循太公治国方略，齐为春秋首霸，至于末世景公，尚有晏子这般大臣辅佐，国虽不能霸，也得以治，不失为大国。
太史公曰：“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司马迁也极具敬仰齐国功业，禁不住感叹“洋洋哉大国之风”。在《史记》的世家卷中，《吴太伯世家》之后紧接着即是《齐太公世家》，吴太伯卷中表现史迁对“让国”的尊崇，然后把齐太公世家置于第二，应该是对治国的一个标榜，当然也是对齐国功业的褒扬。再次是鲁周公世家。如果从儒学元圣的说法，世家第二要算《鲁周公世家》，但是司马迁没有这么做，显然有他自己的深意。
再来看鲁国。
“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適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周公是周朝宗亲，地位尊贵，伐纣大功告成，“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武王这样的仪式安排很明显将自家人放在关键的位置，天下已归周，太公功最大毕竟外姓臣，封于齐，太能，打发到边境齐地。而周公的作用开始凸显，那就是辅佐治理天下。封于鲁，比较来说，鲁地比齐地更好，地处中原，土地资源极其丰富，在那个时代有土地就有一切。
鲁国地处中原，地理优越，比齐国要强得多。周成王为褒奖周公，还破例“命鲁得郊祭文王，”允许“鲁有天子礼乐”。这在诸侯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得天独厚的条件，却并没有使鲁国强大。鲁自周公立国到顷公灭绝，内乱不止，国运日衰，屡遭大国凌辱，很让其他诸侯看不起。
弱国无外交。鲁成公时屡屡受辱，更是尴尬。成公四年，他去晋国访问，晋景公根本不拿他当菜。六年后再去晋国，正碰上晋景公死亡，被强留下为景公送葬。这种丢人显眼的丑闻，连鲁史也隐讳而不记载。鲁定公七年，吴国攻打齐国时向鲁国索要祭祀用的牛、羊、猪各一百头。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就派孔子的高徒子贡去用周礼説服吴王。吴王很不买帐，回答说：“俺是纹身的野蛮人，不懂什么周礼，别拿它来教训我。”衰败的鲁国，到处碰壁，四面楚歌，风雨飘摇，日暮途穷。连孔子都慨叹说：“甚矣，鲁道之衰也!”
“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其行事何其戾也？”太史公也非常纳闷，鲁国奉行周朝礼制，以德治国，特别讲究礼乐制度，尤其是对民众的规范关联到生活中的种种细事，为什么这样一个以礼治国的鲁国，这么多年的内乱，“行事何其戾也”。这是司马迁的疑问，当然也是他对于礼乐治国的质疑。
再从春秋整个期间看，无论是齐晋秦楚，都无一不是走“尊贤尚功”进一步崛起，最终称霸诸侯的，基本都是符合太公的治国方略。齐太公以降，桓公用管仲，达到鼎盛，晋文公，霸业百年有余，秦穆百里，先后崛起，都不是走礼乐的路子，相反，浓厚礼乐味道的宋、鲁，却显得非常尴尬，宋以礼乐亡，鲁以礼乐弱，为什么孔子标榜的周礼在历史的实践中如此不堪呢？现在看，但凡值得国人傲骄的历史辉煌，无一不是践行太公治齐的路子，概言之“因俗简礼，尊贤尚功”者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