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评弹界在书目上的一次选择

评弹书目是对评弹脚本题目或演出节目的称谓注9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形成并曾上演过的书目习惯被称之为传统书目。据评弹理论家、长期从事评弹艺术管理工作的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周良统计，评弹传统书目共有152部，其中苏州评话67部，苏州弹词85部注9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些书目很多都在江浙沪等地上演。传统书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记录，其中既包含大量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又不可避免地带着传统时代的糟粕。这类书目大都产生于传统社会，数百年来长期在民间流传，内容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落后、迷信、黄色等成分，其中一些多宣传一夫多妻、落难公子中状元等，被认为封建毒素较重，“有的即纯粹是毒素，如《济公传》，封建文人的修改，使艺术为封建统治服务”注99。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早在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时即已阐释：

1942年5月23日，如前已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总结讲话，再次讲到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注101。由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两次讲话，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基本态度，即对待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改造后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写十三年”以前），中共在制定文艺方针以及戏改政策时是以这两次讲话为主要依据的。这一点，周扬在1949年7月初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做《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时即已明确指出，“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注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戏曲改革运动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主要内容。新政权希冀通过戏曲改革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理想和人民主体形象，进而“再造民众生活世界及其伦理道德观念”注103。毛泽东上述两次讲话中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这一思想和态度就集中体现为‘推陈出新’这一后来风靡全国的戏改方针上”注104。推陈出新是旧剧改革的重要方式，推旧剧之陈、出唯物史观之新是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所题“推陈出新”的具体阐释。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传统戏曲文化的积极而审慎的态度，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传统与改革传统、尊重传统与发展传统的辩证思想”注105。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又为该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成了全国曲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该方针是体现“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艺术风格、题材、形式多样化的统一，并体现对戏曲遗产的批判继承和创造发展的辩证关系”注106。然而，由于没有具体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戏曲界在执行该方针时不断地在“新戏”与“陈戏”之间徘徊，在对待传统曲目上往往采取粗暴的态度；上海评弹界在对待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上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

（一） 现代书目从尝试到逐渐普及

1949年不仅是改变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一年，更深刻地改变了评弹艺术的发展轨迹。当年年初，苏沪评弹界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已经乱象频出，元旦当天，朱耀祥、徐似祥在常熟梅里开书，因驻军多，书场秩序混乱，仅三天后即剪书而去。注107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标志着上海的正式解放注108，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新文艺体制就开始逐步在上海建立，上海的评弹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注10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书坛自然是演唱传统书目，1949年初以来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尤其是受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影响，上海评弹界出现新的气象。这一新的气象主要体现在上海评弹艺人对中共以及评弹革新的态度上面。

解放军进入上海城市后，上海评弹界迅速做出反应。为表示对新政权以及上海解放的欢迎，在该城市解放的第二天，即有评弹艺人在电台播放新编弹词《白毛女》；5月31日评弹艺人在电台举行特别节目，庆祝上海解放，亦纷纷赞扬解放军的纪律严明。虽然很多评弹艺人对新政权表示欢迎，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上海解放以后所建立的新政权对于评弹艺人来说，使他们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注110评弹艺人之所以感到不安，在于报纸上对其不进行彻底编新唱新的指责，以及此起彼伏的要求评弹革新的舆论压力，“解放前后评弹改革之声忽嚣然尘上，发表宏论者，颇不乏人”注111。

1949年6月24日，严鸽在报纸上谈及评弹在新时期的改革问题，认为“弹词也是可以改变的；对于那批弹词所拥有的落后的听众，弹词也还是可以改变得有用的”注112。稍后，舆论界对评弹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大，而对于评弹艺人说唱传统书目的指责亦愈加严厉，“新编的‘书’也不是绝对没有，但不必说数量既少得可怜，而其所选的材料如《啼笑因缘》《秋海棠》那一套，其实也说不上改革，‘五十步与百步’，那些‘新书’仍不过是夸张了‘才子佳人’那一套老玩意罢了”注113。该文作者警告广大评弹艺人，必须认清评弹工作的新的意义，“而重新选取你们的该说和该唱的材料，否则，你们的工作，就变得毫无存在的意义且亦不应该存在了”注114。该口吻近似于恐吓，其实，在其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之前，上海评弹界为了表示与新政权的合作就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新书会演了。

1949年6月29日，上海评话弹词研究会组织“评弹革新大会书”，该会书在马当路维纳斯书场举行，共上演《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大渡河》等6档新书。注115在这次会书上，即有评弹艺人向报纸记者讲到评弹界对于革新工作的态度：“革新工作是非坚持不可的。因为旧的内容已不能配合当前的新社会，更不能存在于将来的新社会了。”注116老艺人杨斌奎讲道：“以前评弹的改革，着重在修改旧书，是滴滴点点的，是无声无息的。这次的革新实验，是初步的尝试，也是初次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注117“评弹艺术的革新非坚持不可”，这样的话并不仅仅是宣示一种立场和态度，其实对于编演新书，许多评弹艺人是做出了大量努力的。在维纳斯的这场革新大会书前，潘伯英即“费七日七夜的时间来编写新脚本”；会书结束后，他讲到会书的成功，“成绩美满，补偿了我眼睛红痛及发生‘老人圈’”。注118

如果说组织评弹新书革新大会演是当时整个上海评弹界以集体的姿态向新政权示好的话，在这之前即有许多档较为出名的评弹艺人开始着手编写新书。周云瑞、陈希安就是如此，该档艺人是较早努力编说新书的，当时两人编著的《陈圆圆与吴三桂》《白毛女》二书已部分杀青，且于当年8月2日起每晚在东方华美电台先行播送。注119当年9月初，陈灵犀帮助蒋月泉编制的《白毛女》开篇30曲，以及李隆基赠薛筱卿、郭彬卿师徒的《新桃花扇》弹词陆续在电台播放；在积极改革评弹的社会呼声中，很多思想较为先进的说书人亦大声疾呼，希望对弹词有兴趣和有研究的听客能够帮助代编配合新民主主义的新弹词和新开篇，蒋月泉在电台播放节目时即公开讲，“目前说新书，真像尼姑养儿子，需要众人帮忙了”注120。张鉴庭在编著新书《新梁祝哀史》以及钱雁秋在编著新书《祥林嫂》时，均找社会人士帮助。当时，潘伯英在编说新书方面是着力较深的，其“几次代评弹筹划，如革新会书，编排《小二黑结婚》书戏，和领导实习新书，春节竞赛，代编新书《井儿记》等，不胜枚举”注121。

电台义播与编唱新开篇亦可看作当时上海评弹界欢迎新政权的举动，上海解放后国共双方的交战仍在南方继续，由于战事正酣，社会上有舆论要求电台义播及编唱新开篇。1949年8月20日，《上海书坛》上就有报道，“解放后，头脑清新的说书人，已先实行拒唱黄色无聊、封建色彩浓厚的开篇，可是若干弹词票友，依然接受点唱此类开篇，早有人在报端提出纠正，直到最近，才在空气中，无条件征求迎合时代的新开篇”；该文作者号召弹词票友，“选定日期，义播比较纯正的旧开篇，并赶快编唱新开篇，向听众劝募劳军捐款”。注122在强烈的义演劳军号召下，昆山柳社业余评弹票房推动票友筹募劳金，同时亦敦促各票友努力编写新书，最终“各票友大绞脑汁编得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新开篇并排天字第一号等评话数档”注1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海评弹界的生意较为冷淡。1949年11月初，评弹艺人探讨生意清淡的缘故，唐耿良、薛筱卿、杨振雄等都认为：“社会变了，原有的听众已经逐渐被时代淘汰，今后当觅取新的听众对象，因此非要准备适合新对象的新内容不可。”注124为了准备新的说唱内容，他们用重金聘请六七个人改书，在改编旧书之外亦专门负责添编富有时代意义的故事。蒋月泉、王柏荫档的《林冲》，周云瑞、陈希安的《陈圆圆》，以及唐耿良的《太平天国》等，是较早改编出来供评弹界观摩的新书。自当月中旬起，评弹界在东方书场作“新评弹实验会书”以资观摩。注125

受该会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评弹艺人开始编演新书，弹词女艺人徐雪月即其中典型代表，1949年11月她一到上海，就去拜见陆澹盦，请其代编新书。注126其他如杨振言、顾宏伯、李伯康等亦纷纷编演新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艺人在编演新书时，已有部分艺人开始在新书上演之前将演唱内容交给文艺处审查，顾宏伯的新书《庆顶珠》及徐雪兰、徐雪芳的新书《家》等均交给文艺处审阅。注127

1949年下半年，上海曲艺界各个曲种共编演新戏69部注128，为了总结上海解放后半年来的旧剧改造运动经验，推动1950年旧剧改造运动的继续发展，1949年12月2日，上海市文艺处剧艺室组织召开了春节戏曲竞赛（简称“春赛”）的动员大会。1950年2月17日至23日，该赛事在上海各大剧场举行，共有12个曲种参加春赛，上演97个节目，而评弹节目占三分之一左右。在获奖的56个节目中，有16个评弹节目。为了配合这次春赛的开展，1949年12月5日，在文艺处召开的评弹艺人座谈会上，上海评弹界决定1950年春节初一至初七，全上海各书场一律说唱新评弹7天，由文艺处及文艺作家担任评判，头二、三名给予奖励。注129不仅仅是市区书场，很多郊区书场以及电台的空中书场亦在这期间开播新书，其中有姚荫梅的《金素娟》、杨仁麟的《鲁智深》、严雪亭的《杨乃武》以及范雪君的《三上轿》等。注130

上海评弹界在春节期间所演唱的新书，大多数的题材似乎都是取之于传统长篇评话《水浒》的，诸如《野猪林》《林冲》《鲁智深》《九纹龙》等；其他一些新书目，亦多以新编历史题材的内容为主。这一次竞赛在艺术上并没有较大的成绩，其示范作用是最重要的，“如果因此而能提高一般评弹艺人的警觉性，却也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注131。许多艺人在春赛的影响下开始检讨自己所说的传统书目，徐翰舫在安乐、雅庐等书场说唱《双珠凤》，其认为该书改编起来不容易，就委托湖州老听客汪味园编成《赛金花》弹词，将义和团一节，用新的历史观点，加以批判分析，穿插在内。注132金月庵擅说《玉蜻蜓》与《白蛇传》，其亦因感到旧书《白蛇传》中充满着迷信神怪毒素，就着手编著新书《白娘子》，新书中的故事内容系参照新编越剧及多数听客意见，再加入新的观念而成。注133

1950年2月23日是春赛结束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评弹界为春赛所奏唱的7天新书告一段落，自24日起评弹界依旧说唱旧书；不同的是，评话弹词研究会登报通知了各评弹艺人，演唱时应“把旧书中的封建色彩、迷信神怪之类的故事删除”注134。为时一周的说新书过去以后，“新年新评弹好像也过去了。花木兰果真变了珍珠塔，林冲掉隋唐，落金扇替了小二黑，鲁智深改为元帅徐达，大雷雨翻了龙官保，九纹龙易为杨乃武。客满依旧，这一来新评弹不像是新时代的宝，倒像是新年里的茶包，真令人感到有点惶惶”注135。其实，当时也有在电台坚持说新书的，诸如杨斌奎、杨振言播的《新渔家乐》、范雪君的《三上轿》（在3月1日停止）等。注136

上海春节戏曲竞赛时各书场7天中全部开说新书的行为，带动了上海周围各城市的说新进程。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较为积极的评弹艺人清楚，须在准确的历史观点和前进的政治思想目标下产生新评弹，“这个艰巨、伟大、划时代的工作，表现得最辉煌热烈的，首推上海的评弹工作者”注137。正是在上海评弹界许多前进评弹艺人的推动下，才迎来了1950年评弹界的革新年。当年初在昆山各书场的年档阵容中黄异庵除了说改编的《西厢记》外，还演出自编的《李闯王》弹词。无锡评弹界年档亦是以新书为主，3月19日，无锡举行该市第二次革新实验会书，共有五档：　周剑虹、何丹凤《小二黑结婚》，张少伯《太平天国》，崔莲君、周红君合说《九件衣》，王效荪、杨莲青拼说《李闯王》，朱耀祥、徐似祥、朱少祥、高美玲四人合说《野猪林》。注138后来，在无锡演出的评弹艺人在当地文联会的主持下自5月6日起至8日止，轮流举行评弹竞赛，所上演的基本都是新编的书目，诸如《二万五千里长征》《李闯王》《三上轿》《董小宛》《太平天国》《宁武关》《红灯笼》《白毛女》《野猪林》《刘胡兰》等。注139比之较晚，嘉兴评弹界秋季会书比赛中亦多新书，其中景文梅奏唱《九件衣》新弹词荣膺冠军。注140

1950年5月，上海电台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举行特别节目，20余位评弹艺人在亚美麟记电台“先合唱秋翁、羌公、周行手编《庆祝上海解放周年》开篇，再播场面伟大的新书一回”注141。因为编写、演唱新书成绩较好，1950年6月份黄异庵在无锡说《李闯王》就颇受当地听客赞美，后来上海各新旧书场争相邀请。注142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当天上海公私电台全天广播特别节目，杨斌奎、杨振言父子，严雪亭，黄异庵，潘伯英，张鸿声，徐雪月、程红叶、陈红霞师徒，吴剑秋、朱慧珍夫妇等诸档参加，轮流分唱新编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坚决解放台湾》等开篇，同时亦讲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故事。注143

自上海解放以来，关于评弹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1950年5月6日，张鸿声在报纸上撰文提出评弹必须彻底改革，而学习新政治、新知识则是该艺术进行改革的必经之路。1950年8月，在市文化局的支持下，上海市文联下属的戏曲改进协会主办了第二届戏曲研究班，开课之前，作为上海市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夏衍即撰文指出，开研究班“这件事，无疑地对上海今后的戏曲改革工作，会有重大的贡献的”注144。夏衍在当年8月3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这一论断无疑被后来文艺工作的发展所证实。紧接着，华东戏曲工作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央戏改局办公室主任马少波出席并讲话，重申戏改局提出的停演三种类型曲目的标准。注145戏曲研究班的开展以及戏曲工作干部会议的召开，推动了评弹界改革的进程，1950年中秋期间，上海大陆书场夜场邀聘男女六响档完全说新书，并准备持续到当年农历年尾。

表1-1  1950年中秋起大陆书场夜场推出的六部新书表

资料来源：健帆：《评弹新声满大陆，秋档开六部新书》，《新民晚报》1950年9月23日，第3版。

大陆书场这六部新书一经开说即获得较高的舆论评价：“今日所说的，已不再是‘才子佳人’、‘十美九妻’等的陈词滥调了！而是：　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书与老书，相隔不知有几世纪之遥！”注146对于编写新书的作者陈灵犀等，报纸上亦有人表示“向说新书的诸艺人庆贺以外，并向辛勤为评弹改革的编书家，陈灵犀、秋翁、周行等诸先生致敬”注147。当年秋，上海大量评弹艺人编演新书，其中唐耿良的评话《太平天国》，蒋月泉、王柏荫的弹词《林冲》，张鉴庭、张鉴国的弹词《红娘子》，以及周云瑞、陈希安的弹词《陈圆圆》，纷纷进入上海各大书场。注148当年9月21、22日两天，苏州文联为筹募评弹组经费，原拟在苏州举行新评弹大会书，后来在上海举行，其演出内容为：

上述艺人原本是说唱传统书的响档，这些人改说新书对评弹界的引领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大陆书场推出六部新书的举动以及上述评弹响档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唱新书，同时越来越多的听众亦开始选择新书。自徐雪月师徒在沧洲书场弹唱新书《九件衣》和杨振雄在沧洲、蓬莱两书场弹唱新书《武松》后，听客们闻讯均尽兴去聆听，顿时气象一新。注150徐三档、杨振雄等在沧洲书场开说新书以后，听客日渐增多，到刘天韵、谢毓菁师徒在西园书场奏唱新书《小二黑结婚》时，开书之前即能宣告客满。注151

刘谢档除了说唱《小二黑结婚》以外，又于当年10月30日跟平襟亚协商，由平氏将《三上轿》新弹词赠予两人。除了上述诸人在演唱新评弹外，当时不少评弹艺人也在努力编写新评弹，其中：

如此可看出，当时评弹艺人编写、说唱新书热情高涨。虽然说新书略显成绩，但是艺人们为说新书付出的代价则是惊人的。其中，徐雪月被称作说新书的模范，“在新春竞赛时，她为了遵守竞赛的公约，坚决拒绝听众唱开篇的要求，宁可听众抽签（提前退场——笔者注）；新春以后，继续唱《九件衣》，某场东要她改说旧书，她也坚决拒绝，宁可牺牲那一家场子的收入”注153。当然，徐雪月师徒为说好《九件衣》这部新书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徐三档由于日夜场较多，因此排书的时间就较短，她们收到弹词作家所编的底稿以后，“就先忙着抄录，已先默记一遍，在说唱之前，每晚在临睡前，师徒三人，先把应念的对白及表白唱词，分配着‘排书’一次，然后各自把应唱的篇子和念白，从抄下来的底稿，连看几遍，默记于心，到登台之前，就是吃夜饭时候，各自再连看几遍，或将篇子操弄三弦琵琶，试着背唱，方算纯熟，然后在书场电台奏唱，不致‘豁边’”注154。当时，杨振雄编说《武松》，为了偏重“起脚色”，曾向京昆剧艺人揣摩，可谓煞费苦心。注155

到1950年末、1951年春，上海评弹界说新书的书场愈来愈多。其中，继大陆书场之后，东新桥大沪饭店书场自1950年冬日场全是新评弹。1951年其年档仍是清一色的新书阵容，计有：　徐雪月、程红叶、陈红霞《九件衣》，姚声江《文天祥》，何芸芳《祥林嫂》，陆士鸣、徐琴韵《活阎王》，黄异庵、苏少秋《李闯王》，刘天韵、谢毓菁《小二黑结婚》六档。由于卖座较佳，春节竞赛满期后，该书场仍将全部新评弹连说下去。为推动新评弹，增强演出阵容，后来又曾邀请杨振雄、葛佩芳等加入。注156

图1-1  1950年，上海南京大戏院义演  

（左起：杨振雄、杨斌奎、杨振言）

1951年春节戏曲竞赛的开展推动了上海评弹界新书目的编创与演出。当年2月6日至25日，上海戏曲界为了掀起新爱国主义的戏曲演唱运动，举办上海市戏曲春节演唱竞赛。据王亮统计，该次竞赛评弹界共有39档艺人参加，在其参赛的39个节目中共有21个节目获奖。注157春赛以来，新评弹的编创与演出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在这一高潮中却出现了很多敷衍了事甚至荒唐可笑的内容。

较为典型的是，当时有位艺人在电台播唱新开篇《林黛玉自新》，内容不伦不类。该开篇首先把荣国府大观园描写一遍，接着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观园里气象新”，具体新在：　在园里“开小组会议”，“检讨、坦白”；林黛玉也就“思想转变”，“悔不该以前无端呻吟”，“悔不该国事兴亡不关心”，“悔不该与怡红公子说爱谈情”，这样“检讨”之后就要“痛改前非重做人”，并且“奉劝姊妹向光明”。这样的新开篇引起听众反感，“只令人觉得荒乎其唐，可笑可厌，不单全无教育意义，事实上还会发生很严重的错误”注158。

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开展编说新书目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弹界所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以及土地改革等三大运动，甚至对于新婚姻法的颁布等新政权改造社会的新举措，上海评弹界在书目创作与演出方面均有比较积极的配合。注159时事宣传是当时评弹界的一个重点工作，早在1950年11月27日，评弹改进协会就召开了上海市会员的全体大会，动员开展时事宣传。注160自1951年4月份以来，上海评弹界配合上海市戏曲界时事宣传委员会创作演出委员会开展镇压反革命戏曲的创作与演出，到当年7月初，评弹界共上演书戏11场，观众8 800人，开篇广播300次，听众则为数更多。注161到7月底，无论在书场或电台上，差不多都已改唱配合政治宣传的各种新开篇，而很多旧开篇诸如《宝玉夜探》《杜十娘》等几乎很难听得到了。注162

虽然评弹界努力编说新书，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并非艺人所能掌控，在愈来愈“左”的政治氛围下，评弹艺人逐渐开始全部舍弃传统书目，并转向编演新书。1951年6月25日，刘天韵、唐耿良、蒋月泉等评弹九艺人在苏州公开发表《坚决为搞好新评弹而斗争》的决心书，自此评弹界不仅开始斩断传统书目的“尾巴”，而且近乎全部的评弹艺人开始编说新书。注163到当年10月初，新编演的评弹新书目较为成熟的已有《红娘子》《小二黑结婚》《林冲》《太平天国》《三上轿》等，可以连续弹唱两三个月以上的新书有十部左右。注16410月8日，上海市文化局年轻干部吴宗锡提出禁演《济公传》等四部传统书目，加剧了评弹界的恐慌，越来越多的艺人加入到自觉斩断传统书目“尾巴”、说唱新书的行列中，很明显，这一时期上海评弹界“除了加速革新加速前进之外，绝没有第二条出路”注165。

伴随着“斩尾巴”运动的深入开展，1951年11月20日，上海市文化局在大舞台开会宣布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正式成立。该团第一批成员共有18人，除了最先宣布“斩尾巴”的评弹九艺人外，另有徐雪月等9人。该团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实验示范，推动评弹改革和发展。注166在该团艺人的带动下，上海评弹界大批艺人准备演唱新书，到1951年12月10日止，苏沪两地评弹界已有78位评弹艺人表示不再演唱旧书。注167为了表示与传统的绝缘，当时戏曲界纷纷撤除“神像”，以实现消灭封建迷信思想残余；评弹改进协会为了响应这一实际行动，将近百年来“虔诚信仰”的“三皇祖师”画像除下，原有的“三皇祖师诞辰”则被正名为“评弹联欢节日”，与“祖师”无涉了。注168书场方面亦为全面说新书采取了措施，这时，很多大的书场如沧洲、维也纳等纷纷表示不接传统书了，当时“说唱新书的书场，在市区占十分之九，说旧书或新旧书兼唱的只十分之一；郊区说旧书的也是此数”注169。就这样，评弹界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编说新书的行列中。

到1951年12月中旬止，已经有105个艺人明确表态下决心说新书注170，然而当时舆论界仍在表示不满，“评弹工作者在解放以后的改革与进步，实在太少亦太慢了”注171。1952年1月5日，陈灵犀在上海市文化局关于评弹界推行说新书的会议上做报告，指出当时上海评弹界已编、拟编的新书有《鲁智深》《将相和》《新儿女英雄传》《情探》《梁红玉》《武松与潘金莲》《梁祝哀史》《庆顶珠》《新渔家乐》《九件衣》《信陵君》《九纹龙》《花木兰》《刘胡兰》《三打节妇碑》《皇帝与妓女》《杨娥传》《宝莲灯》《棠棣之花》《孟姜女》等20种。注172同一时间，苏沪两地评弹艺人正式表示“斩断旧书尾巴”的也已有113人，虽不到全部评弹艺人的30％，但是那些最受听众欢迎的“响档”几乎已全部列名于此阵容之中了。注173

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甫一成立即奔赴治淮工作前线。经过三个月的治淮工作，该团18位艺人集体创作了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共分四回，1952年3月30日在沧洲书场预演，得到上海戏曲界的认可。自4月1日晚起，该中篇在沧洲书场公演获得极大成功，如同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刘厚生所讲的，该新评弹是“解放以来上海艺术作品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它在内容上生动地描写了新人新事；在形式上也突破了过去的老套，有了新的创作，为评弹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注174。参加该中篇创作与演出的唐耿良后来回忆，当时该中篇演出获得成功，“沧洲书场五百个座位，连演了三个月客满。创出了评弹演出历史的新纪录”注175。到1953年1月初，该中篇已经连说200多场，有27万多观众，“观众大大扩大了，超过了老听众的数十倍”注176。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受到听众热烈欢迎终究只是一个个案，该新编中篇的成功远远不能说明这时上海评弹界编演新书的成功；恰恰相反，斩掉传统书目的“尾巴”以后，新书不仅没有获得成功，反而使上海书坛陷入了严重的书荒中。文化局干部何慢就认为，“运动一开始，就时入激化，犹如狂涛泛滥，缺乏组织和严备的步骤，于是产生斩了尾巴，没有新书可说的现象。也有虽有新书，因不及练习，说不好的现象”注177。当时上海书坛之所以出现书荒，同时爆发说新书艺人与说传统书艺人之间的矛盾注178，在于当时虽然匆忙斩掉传统书目的“尾巴”，但是评弹界并没有及时提出整理和修改一部分可以整修的旧书，而是纷纷演唱新书，新书又因为缺乏编导、题材受限制、匆忙上演而显得枯燥，导致叫好而不卖座。注179

自上海解放以后，上海评弹界在各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积极开展编演新书的活动，甚至为了进行评弹革新而毅然决然地斩断传统书目的“尾巴”，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即自上海解放到1953年初“斩尾巴”运动草草收场止，评弹新书目始终没有完全占据上海书坛。在许多艺人的呼吁以及政府的干预下，以放弃传统书目来达到编演新书目的这一潮流最终以失败告终。自1953年以后到1956年止，上海评弹界一方面继续编演现代书目，一方面开始整理传统书目，这样一来，评弹艺术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即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的共生共存阶段。

（二） 传统书目由限制到全面禁止

1960年1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写信给上海评弹团吴宗锡、李庆福两人，请他们查找当时上海、苏州、常熟全部评弹艺人并注明各人所说书目。注180经吴、李统计，当时上演的所有长篇书目共分为传统书目，近代书目（由历史书目改编，约有30年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编历史书目、新人新事书目四部分，计156种。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的传统书目有57种，成立后在短期内创作的历史题材或根据古典小说、传统戏曲剧本改编的书目有75种（这是艺人为了要吃饭糊口，拼命搞的结果，卖座率不如传统书），说唱新人新事的长篇书目仅有24种。注18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产生并上演的这些书目，即是成立以后在新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被改造、整理乃至禁演的主要对象。

旧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一方针渐趋实施。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周恩来、郭沫若、茅盾以及周扬等分别做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报告。该次会议以及这些报告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在指导思想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都反复强调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注182。周扬在其报告中再一次阐述了中共旧剧改革的既定方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剧及一切封建旧文艺”，“一切封建艺术，从旧剧到小人书，都必须改造”。注183在北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在召开，而同一时间上海舆论界即已有人在报纸上撰文以异常严厉的口气敦促评弹界进行艺术革新。该作者不仅指责评弹艺人说唱传统书是在传播毒素，而且还警告广大评弹艺人抓紧除旧布新，否则说书事业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对评弹界的指责并非仅此一次，紧接着又有人在报纸上向评弹艺人施加压力：“评弹人是不应有渲染封建及为反动辩护的言论自由……评弹人没有放粗俗、低级、色情噱头的自由……评弹人没有侮辱劳苦大众的言论自由……这种种都是需要评弹人自己去自我检讨的。”注185同时，亦有人讲“旧评弹准垮了，别再有人留恋不舍，以为它是娱乐的消遣品，它正是不知不觉中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压迫人民剥削工农大众的砒霜，它全身是毒，满身长满了刺，新社会中是不容许这种艺术的存在的，因为新艺术是反映新政治新社会的”注186。甚至有人明确提出，《玉蜻蜓》《落金扇》《珍珠塔》等传统书目以及《离恨天》《怨东风》等开篇均应停止说和唱。注187

在愈来愈强劲的舆论压力下，上海评弹界部分艺人已经开始敏锐地感受到传统书目未来的命运，在8月中旬讨论评弹改革的座谈会上，杨斌奎和张鸿声谈及改编旧书、创作新书等问题：“一部《玉蜻蜓》绝对不能存在，将来势必被禁……其余诸书，由文艺处指示，最好完全抛弃不说，改说配合新民主主义的新书。……倒是张鸿声开讲的《英烈》，杨斌奎弹唱的《描金凤》，只消抽去封建迷信部分，重行改编一下，增加批评，照常说唱，可以迎合时代。再说根据《桃花扇》《陈圆圆》《渔家乐》诸书题材，编成弹词，也须先要剔除封建迷信、诲淫部分，再行编撰。”注188

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是在延安时期即已形成的，为了加强对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1949年7月27日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欧阳予倩担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次日，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就宣布正式成立，当年11月3日，该委员会改称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田汉担任局长，杨绍萱、马彦祥担任副局长。注1891950年7月11日，文化部召集全国部分戏曲界代表人物与戏曲改进局的负责人重新组建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该机构是当时全国戏改工作的最高顾问机关，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注190该机构在7月1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了对12个传统剧目禁演的决定注19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禁戏。当然，那些涉及色情的剧目与表演在任何时代都应该禁演，而这一次禁戏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意识形态背景则是很重要的方面，“当社会被表述成两个对立的阶级，而艺术被看成是这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用以斗争的工具”时，大量禁戏的行为是很容易理解的。注192

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所颁布禁止的12个传统剧目虽然全部都是京剧剧目，但是对上海曲艺界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1950年8月15日，华东戏曲工作干部会议在上海召开，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办公室主任马少波在会上再次重申当年7月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拟定的剧目审定工作方针，“宣扬麻醉与恐吓人民的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者、宣扬淫毒奸杀者、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语言和动作”三种曲目应予停演。注193该会议后不久，上海市文化局亦成立戏曲改进处，领导传统戏曲的改进工作。注194在各地区戏改工作逐渐开展的情况下，文化部于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再一次明确提出戏曲改革工作的基本方针。黄异庵作为上海评弹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返沪后，上海评弹改进协会立即于12月11日上午在东方书场举行欢迎大会，听取黄异庵传达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方针与精神。注195

与文化部以及很多地区明确禁止大量传统剧目做法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的戏改工作整体上相对温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兼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夏衍曾于当年9月2日在《新民晚报》撰文称：“我们以为地方剧的改革，不能操之过急……明天应该改而今天还不能改的，今天还得耐心地设法创造改革的条件。”注196也正是在这种较为温和的态度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年多来，上海在戏改工作中没有命令禁止过一本戏。当然，虽没有禁止，但是夏衍也承认：“我们不禁戏，但有些不好的戏，则经过大家商量来改写，或者让他们自动放弃。”注19730余年后，夏衍仍清晰记得上海解放初期文艺界的情况：“我们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大家都很自觉，戏曲界由周信芳带头，订了一个‘公约’，主动不演坏戏，像《杀子报》《大劈棺》之类的戏，不再在舞台上出现了。”注198

这一时期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开展了新一轮以禁为主的戏剧改造工作”注199，虽然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确实相对温和，然而舆论界的压力也明显愈来愈大。1950年春节期间，为配合春节戏曲竞赛，市文化局艺术处曾要求各书场在七天中全部说唱新书，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农历春节新书竞赛在各书场热烈展开时，各空中书场的节目里谁都不肯爽脆地说新书，为了增加听众的兴趣，要听众点唱各种开篇，直到初七将近才说这么三四天或一二天的新书应应景。……初七一过，新书马上剪卷，无线电里当然更快地复原了”注200。

1950年春节戏曲竞赛，评弹界接连说了七天新书，但七天之后，又复沉寂。在电台上和书场里，偶尔有新书的演唱，诸如黄异庵的《李闯王》、徐雪月的《九件衣》、杨振雄的《武松》，但已不是春节那样的“全部说新书”，而是“寥若晨星”。注201到1951年春节的时候，很多评弹演员在春赛前登记了预备说的新书，但在春赛开始后三五天中即改说旧书。这种情况遭到舆论界的严厉批判：“参加春赛不是敷衍春赛，在事前应作充分的准备，急来抱佛脚，临时钻锅的演唱，当然难孚听众之望，所以‘听众不易接受’的责任，不在于听众，而在于艺员本身。”注202

虽然对传统书目的批评与挑剔愈来愈趋向严厉，然而整个1950年传统书目始终在舆论的压力下坚持上演。当年4月份，杭州城内各大书场，如三元、望湖楼、平湖厅等均在演出旧书。注203徐雪月师徒、杨振雄、刘天韵、谢毓菁等虽带头于当年5月份说《九件衣》《武松》《小二黑结婚》等新书，但响应者寥寥。当年端午节起的夏档，只有徐雪月师徒在丽都夜场及其所隶东方华美电台说《九件衣》，黄异庵在群玉楼、维纳斯、沧洲、丽都等书场说其自编的《李闯王》新弹词。其余原有新旧书场，诸如大华、大都会、大沪、高乐、仙乐等均说唱评弹传统书目。注204

1950年5月中旬，徐雪月师徒的《九件衣》、杨振雄的《武松》在沧洲书场开书；差不多同一时间，刘谢档的《小二黑结婚》亦在西园演唱。在这种形势下，上海舆论界再次以警告的口吻批评坚持说老书的艺人：“请那些不愿丢弃旧包袱的艺人们看看吧！事实上告诉你或你们，书场中的听客们已不再想听些听厌了的东西，他们想听一些适合时代，配合政治思想的东西，假如你或你们还是想固执保守的话，迟早会被淘汰。”注205

图1-2  沧洲书场

如上文所述，在1951年春节戏曲竞赛上，上海评弹界有21个新评弹节目获奖，然而春赛结束以后就出现了“没有得奖就垂头丧气、灰心失望的现象，新书说了两三天就半路说老书的现象”注206。新书推广难见成效，但极少有人去检查新书的艺术质量，为数众多的人却加紧了对传统书目的指责；当然也毋庸讳言，评弹传统书目原是传统社会的产物，所以它的内容很多带有“封建的毒素，迷信的色彩，以及色情无聊、荒诞庸俗的东西”注207。在对旧剧改革政策的指导下，评弹改革的呼声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到1951年4月，社会上对评弹要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然而如何改革，却出现了两种偏向：“一、　禁止或是取消。二、　内容有毒素，但技艺优越，不妨听其自生自灭。”陈灵犀认为，这两种看法均未妥当，最合理的当是文化部戏改局马彦祥副局长对于改革旧剧的意见：“对人民有益处的，利多害少的，加以修改来推广它；害多利少的，停止演出；至于对人民无害的，和一部分历史剧，还可以保留。”注208鉴于旧书目与旧剧的不同，陈灵犀认为：

“对传统书目去除糟粕、取其菁华”，显而易见，陈灵犀对于传统书目的整理方法不仅是符合当时戏改“推陈出新”的方针，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整理方法较为符合传统书目整旧工作的实际。然而，遗憾的是这样合理的做法不仅没有被采用，当时上海舆论界乃至社会对于传统书目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指责，许多优秀传统书目均遭严厉的点名批评。1951年6月，杨仁麟在电台播放《后白蛇传》后，即有听众批评杨“别出心裁的宣传迷信神怪，崇扬封建传统的愚民政策”，是假借了神话的名称来宣扬反人民的毒素；该听众不仅号召听众不听杨在说着的书，而且“我们还应该不许他说着那些有毒的书”。注210如此，杨即受到批评。差不多同时朱耀祥、朱少祥、高美玲在东方华美电台合作弹唱的《啼笑因缘》亦被听众指责大放黄色噱头，“望他（指朱耀祥——笔者注）能好自为之，善保令誉，此后，不要再用黄色噱头来侮辱听众”注211。

迫于无奈，杨仁麟在检讨自己错误的同时，表示“加紧学习，提高政治水平，一方面努力搞新书，一方面把旧书里所有反人民的东西，一律摒弃……”注212但检讨的又何止是杨仁麟，在杨检讨的同一天，黄静芬对于其还在说的传统书目《果报录》亦做了检讨。注213这一时期，贾彩云的《济公传》几乎成了争论的焦点。1951年7月6日，江子扬撰文指责贾彩云及其《济公传》是假借宗教的糖衣来麻痹人民。注214对于《新民晚报》刊登江子扬的文章，贾彩云写信给该报社，在阐明其基本情况以及该书书情后，表示愿意接受善意的批评，同时希望报纸等能够“容许我们慢慢地‘推陈出新’，暂以老书维持生活”注215。紧接着，贾彩云又亲到报社讲明情况，而该报社在向贾提出的“旁观者”意见中明确要求其放弃《济公传》，“希望她彻底地觉悟过来，及早放弃《济公传》那部无可救药的坏书，而改说有意义值得说的新书”注216。

传统长篇弹词《杨乃武》叙述了“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案，在揭露官场黑暗方面颇为深刻。注217然而在当时的报纸上却把该书定性为“反人民的文艺”，其依据是指责该书“用十分刻毒的笔墨来侮辱被压迫人民，用十分献媚的口吻来抬高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阶级，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注218。而另外一部弹词《三笑》亦是到了被完全否定的地步：“就改旧消毒而言，这一部《三笑》弹词，实在改无可改，消不胜消了。总之，在今天说来，这样的坏东西实已无足留恋，应当弃之如遗了。即使有人还想勉强把它‘改造’，也不会不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注219而原为该书中“关子书”的“笃穷”，则被更加严厉地指责为：“这一回书的主题，是在群众听到周文宾、唐伯虎之类的荒唐淫乱的故事之后的一只空心汤圆。作者显然是在麻醉群众，这毒素是十分强烈的！”注220

虽然新民晚报社以“旁观者”的意见建议贾彩云说新书，实际情况是当时上海评弹界并没有足够的新书供艺人演唱。自上海解放到当年4月止，在部分艺人与作家的合作下，上海出现了十余部评弹新成果，但多数编得较短。

当时上海评弹界确实没有足够多的新书支持整个上海书坛的演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面，即对传统书目的禁演。在愈来愈强劲的舆论压力下，一部分评弹艺人在1951年6月，主动以传统书含有封建主义毒素，不宜再唱，倡议停止说唱，此即为评弹界的“斩尾巴”运动（取“割掉封建主义尾巴”之意）。注222这场运动发起的标志是当年6月25日，评弹艺人刘天韵、唐耿良、蒋月泉等九人向苏州文联等递交决心书，检讨了他们为目前利益而迷恋充满封建毒素的老书等问题，然后又表达了坚决不再说唱《落金扇》《三笑》《三国志》《顾鼎臣》《十美图》《玉蜻蜓》《珍珠塔》等传统书目以及为彻底搞好新评弹而斗争的决心。注223

九艺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起自动停止说唱传统书的行动，貌似是这些人在传统书与现代书之间的自愿选择，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如同唐耿良在其回忆录中所讲到的，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左”的思潮对广大评弹艺人来讲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压力。注224遗憾的是，唐耿良先生并未讲明当时这一“左”的思潮的来源，其实这一思潮的兴起在于文艺界愈来愈严厉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可以说正是在全国对《武训传》的批判愈加严重这一大气候与上海舆论界对评弹传统书目开展批判的小气候共同压力下，刘天韵、唐耿良、蒋月泉等九艺人才开始深刻反思评弹界的情况，并且匆忙做出了在传统书与现代书之间的第一次选择。

图1-3  电影《武训传》海报

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第三个年头，可以说这一年对于新生的政权来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艰苦斗争，一方面是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有学者统计，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共收录毛泽东自1951年年初到当年12月31日的手稿、讲话稿等409篇，其中有关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达103篇之多，占到全部文稿的四分之一；有关朝鲜战争的有60多篇；如此而可看出在最高决策者的工作中这两件事的重要性。注225在这两件关系新政权危亡的事件进展中，另外一场关系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命运乃至对新中国影响深远的运动在文艺界亦由最高领导者发动开展，此即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1838—1896），行七，原无名，山东省堂邑县（今聊城市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人。幼年家贫，从母乞于市，自恨不识字，“誓积赀设义学”；其行乞30余年后，设义塾柳林庄，“尽出所积田以资塾”；“训”这个名是因为“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武训行乞兴学，受到了当时百姓以及统治者的认可，其病逝后，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上疏请旌，祀孝义祠。注226后来很多当政的最高统治者以及大量军政要人甚至文化名流均对武训推崇备至，并以各自的方式赞扬其事迹。

1944年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导演一本《武训先生画传》，而后孙瑜即开始据此制作电影剧本大纲。1948年7月至1950年年底，由孙瑜编剧并导演的电影《武训传》先后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和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注227该影片分上下两集，由赵丹主演，赵认为这是他从影以来拍得最好的一部影片。注228该影片拍摄完后先后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局审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参加了对该片的最初审查，上映后场场满座，1951年2、3月间在北京公映时，各界观众达13万人左右注229，许多教育工作者对该片发表了较高的评价。后来该片在中南海放映时亦得到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认可。但不久，毛泽东与江青看过该电影后，讲“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注230而后，全国即逐渐掀起了对该片的批判。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组织了一组对该电影持批评意见的文章，发表于《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上。紧接着，胡又找到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写了《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以“杨耳”为笔名发表于当年5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2期。5月16日，《人民日报》略加修改以后又刊登出了该文章。紧接着，5月20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这一社论中毛泽东对武训其人以及《武训传》做了定性：“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这一社论的发表，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思想界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的序幕。

自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一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全国各大报纸竞相转载；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及全国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发动领导下，全社会大规模地对武训以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蓬勃开展，其中“毛泽东在运动中始终把握着方向，使这一批判运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注232。自1951年5月20日起到当年7月底止，《人民日报》共发表有关批判武训以及《武训传》的文章129篇之多，具体分类如表1-2。

表1-2  1951年5月20日起至7月底《人民日报》所刊载批判《武训传》各类文章数量表

资料来源：　根据《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至7月底止）以及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第196—206页）统计而成。

根据表1-2可知，《人民日报》这些文章的作者中既有郭沫若、赵俪生、范文澜、胡绳等，又有袁水拍、华君武、汪曾祺等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权威性不言而喻。经过这场批判，对电影界、知识分子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场运动造成了文艺思想的混乱，“除了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右的倾向之外，忽视艺术规律，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教条出发简单粗暴地裁决作品等现象，日益突出”注233。就电影界来讲，“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注234文化界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即：剧作者不敢写、演员不敢演，广大文化界人士纷纷表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浪潮中，上海评弹界亦完全不可能置身事外。1951年7月13日，上海评弹作家陈灵犀即在《新民晚报》撰文从批判《武训传》的角度谈到评弹界改旧的问题。在批判了武训的虚伪嘴脸不值得颂扬以后，陈灵犀认为在评弹传统书目的改旧问题上，如果谁想以改良的思想“将一些已成为大众一致公认的坏东西——封建的、落后的、有毒素的、无药可救的一些腐朽的旧东西，给以粉饰伪装”，这种动机是绝不可宽恕的。如果真能有人“将唐伯虎、王文、申贵生、龙宫保、姜子牙、乾隆、济颠……这些人物，也给以如武训般装扮得倒还像模像样的”，评弹界也应该“把这些封建的、落后的、猥亵的、迷信的、淫毒的家伙们”揭露出来。注235

自《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到1951年6月25日九艺人“斩尾巴”止，《新民晚报》共刊发各类批判武训及《武训传》的文章53篇，而同一时期《文汇报》竟刊发类似文章达136篇之多。注236

九艺人全是上海评弹界说新书的佼佼者，其时正在苏州静园书场开书，演唱的亦全部都是新书，“五档书中两档获春节竞赛的荣誉奖，三档获二等奖”注237。当时蒋月泉收到杨振言的来信，信中讲到沈笑梅在上海东方电台播讲评话《乾隆下江南》后，有70余名工人写联名信给电台老板，提出批评，迫于压力，电台停止播放该书目。九艺人根据社会上弥漫着的浓厚的批判武训及《武训传》的大气候，结合评弹界出现的一系列对传统书目批判的声音，在对照自己所擅长的书目后，遂做出斩断传统书目“尾巴”的举动。九艺人这一自断传统书目“尾巴”的举动，是这些艺人心中越来越强烈的恐惧与不安导致的最终结果注238，然而，这一运动的主旨则是赶在政府全面禁书前，先自我了断，以期获得追求进步的好名声。注239

虽然这一行动表面上并未得到官方的批准与支持，但是九艺人的这一倡议逐渐演变为评弹圈里艺人自我审查的风潮。起初，九艺人的行为并未得到广大评弹界人士的认可与追随；但稍后不久，当夏衍于1951年8月26日，也即九艺人提交决心书的两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公开做出在《武训传》问题上的检讨之后，评弹界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自动停说传统书目的行列中。在检讨中，夏衍提到“就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文化艺术界对于它的批判还是不深刻的”，“必须对于两年多来上海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上的思想领导，做一次深入的检查，必须在上海革命文化艺术的领导工作中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注240其实，到夏衍在《人民日报》上的这次检讨为止，上海的《新民晚报》与《文汇报》已经刊发关于武训、《武训传》的各类批判以及检讨文章达251篇之多；在夏衍的检讨以及连篇累牍的批《武训传》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评弹艺人开始加入到唐耿良等九艺人的行列中。

1951年10月19日，庞学卿、赵慧卿决心丢掉《珍珠塔》，两人讲道：“我们看到很多的同志已能弃旧换新，下决心说新书，这种行动是值得表扬的，我们应当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所以我们也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各处码头上一面说老书（尽量讲解与批评），一面已在说新长篇《新儿女英雄传》，能够把新书说到略微成熟些，我们已准备将这座古董《珍珠塔》抛弃掉，来跨上我们新生之路。”注24111月13日，又有一批演员在苏州集体签名，决心改编新书，以代替旧书。对于新书近乎绝迹的书场，一些听众是觉得“令人丧气的”注242，与此同时，部分听众发起的“与旧书绝缘”、不听旧书运动注243则推动了评弹艺人放弃旧书的进程。

对传统书目的“斩尾巴”起初是评弹艺人的自发行为，但上海市文化局年轻干部吴宗锡1951年10月8日正式提交报告要求禁演四部书目后，“斩尾巴”运动在整个评弹界迅速蔓延。注244该请求虽然被拒绝，但是对于传统书目的“斩尾巴”却影响至深。当然，吴宗锡此时提请禁演四部传统书也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1949年6月29日，即前文中所讲的维纳斯书场举行新书会书的那一天，其即以“左弦”为笔名在《文汇报》上公开讲，“解放后，一切封建的尘埃都在被清除之列”注245。在吴看来，“流行苏浙各地之评弹剧目，约共四十余种，因为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其内容差不多尽是宣扬封建思想的”注246。如此可以看出，在吴眼中，大部分评弹传统书目都是宣扬封建思想的，因此也应该在被清除之列；基于此，吴提出禁演四部书目也就不难理解了。吴这次提请禁演四部书目的主要依据是1950年8月华东戏曲工作干部会议召开时，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办公室主任马少波的讲话。如同上文所述，这一时期上海的戏改工作与全国其他地方比相对比较温和，因此，吴的报告在被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于伶批示为“对中央文化部复文指示的精神体味不够”注247后遭到拒绝。

如上文所述，评弹界的“斩尾巴”是在全国批判《武训传》的浪潮中评弹九艺人做出的选择，也就是说，评弹艺人的自发“斩尾巴”行为是在深入批判《武训传》的形势以及吴宗锡提出禁演四部书目的情况下深入开展的。然而，这一事件的当事者吴宗锡却有另外一番说法：

笔者以为上述说法值得商榷，如前已述，九艺人是在全国批判《武训传》的大气候与上海对传统书目指责愈来愈严重的小气候共同作用下，在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之间做出的仓皇选择，而并不完全是吴所讲的“为显得表现积极”。

随着“斩尾巴”运动的深入开展，评弹艺人说传统书的压力愈来愈大，1951年11月底以来，如徐丽仙、刘美仙、薛筱卿、沈俭安、魏含英、顾宏伯、杨斌奎、杨振言、朱耀祥、赵稼秋、沈笑梅、徐琴芳、李伯康、徐绿霞等越来越多的艺人放弃传统书目，这时上海评弹界已有105人放弃了传统书目，仍在坚持说传统书的艺人大多数则都以“旧历年底”为限期，即从“年档”开始，停说传统书目。注249当时，仅有13档艺人，“分别在廿几处大小场子（包括浦东及郊区等）说唱下江南、济、玉、落金扇四部老书，其中只能说一部的只龚丽声和徐小琴、琴芳二档，但他们也已和其他四十几说旧书的艺人一齐下了决心，明年春节起不再说旧书了”注250。在一片“斩断旧书尾巴”的呼声中，很多艺人纷纷列出了说新书的“时限”；对于那些没有新书可说、所列“时限”较远的艺人，报纸上就指责他们开“远期支票”；注251同时亦严厉批评了那些对“斩尾巴”踌躇不前的艺人。注252其实，很多艺人确实没有新书可说或者说承担不起新书的创作费用，1951年12月，弹词女艺人黄静芬在无锡弹唱传统书目《果报录》时即向听众讲，“请人创作一部新书要花到二千万元，担负不起，所以只好说旧书”注253。

虽然吴氏提出禁演四部传统书目遭到上海市文化局拒绝，但到1952年1月5日为止，苏沪两地的评弹艺人宣布“斩尾巴”者已达113人，仅上海就有64人。这个数量就整个评弹界来说，“斩尾巴”的尚不到十分之二，可是响档却已有十之八九。注254然而，到1952年1月16日，上海评弹改进协会却开展了小组讨论，并呈请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禁演《济公传》等20余部评弹传统书目。评弹改进协会主动提请文化局戏改处禁演的评弹传统书目，除了吴宗锡要求禁演的《济公传》《下江南》《落金扇》《玉蜻蜓》等四部书以外，另有《三笑》《十美图》《杨乃武》《官场现形》《果报录》《封神榜》《彭公案》《血滴子》《珍珠塔》《双珠凤》《华丽缘》《绣香囊》《长生殿》《七美缘》《文武香球》《小金钱》《七侠五义》《施公案》等。注255

虽未得到文化局禁演书目的批复，但是上海评弹改进协会却在1952年3月15日，宣布禁止说唱《落金扇》等五部传统书；至此，“斩尾巴”运动达到高潮。注256上海方面的这一举动，强力推动了苏州评弹界“斩尾巴”的进程，3月29日苏州评弹改进协会亦宣布禁演《彭公案》等11部传统书目，此后“斩尾巴”运动如火如荼地在苏沪两地开展。注257

其实，在这一运动的推进中，自觉自愿地斩掉传统书目“尾巴”的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二。注258由于广大艺人不是自愿的，这样就容易出现问题。积极整理或移植改编其他作品是“斩尾巴”运动中评弹艺人谋求生活的主要途径，这些书目被称作“二类书”。传统书目虽然被自觉地禁演了，但是数以千计的评弹艺人生活上却出现了问题。新书的编写过于仓促，加以艺术上的薄弱，很多书目基本引不起大多数听众的兴趣；那些匆忙上马的新书叫好却不卖座，一般来讲“拥有艺术水平较高的艺人的书场，如沧洲、大沪等，则都在八九成座左右。中、小场子较差。……也有因为说新书艺术水平不高，因此不受书场欢迎的艺人，他们有流于失业状态的”注259。这就导致了部分艺人如杨仁麟、黄异庵、陈鹤声、李伯康等重新开始说传统书。重新开说传统书即为评弹界的“接尾巴”；如此一来，说现代书者与说传统书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摩擦。

正当评弹界出现“斩尾巴”后却无新书可说的混乱时，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召开，自1952年10月6日起至11月14日止，展览了全国各地在群众中流行的23种戏曲的许多优秀节目；共演出82个剧目，其中传统剧目63个，新编历史剧11个，现代戏8个。注260该大会闭幕后《人民日报》于1952年11月16日发表社论，要求“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戏曲遗产”，“应该把传统的优秀剧目和优秀表演艺术加以整理而继承下来”。注261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文化局组织评弹艺人开会，分析了评弹界混乱的原因，即“斩尾巴”原是打算斩掉一些落后、残余的不好思想以及艺术上的封建糟粕，但是由于讲得不清楚，宣传不正确，使得这一运动难以很好地进行。有许多艺人，虽然不想斩，但迫于“一阵轰”的形势中，跟进“斩尾巴”运动，接着便出现了没有新书可说的现象，于是产生了艺人要求寻找新书，但新书没有，只能找些旧书改头换面，内容不变。这是急躁情绪所造成的，有的因此而造成艺人之间的不团结。注2621953年1月2日，上海市文化局组织评弹界座谈会就“斩尾巴”运动后评弹界的情况进行座谈，许多评弹演员在该座谈会上讲话。有人指出：“今年上半年禁了八部书，但是没有新的八部补充，靠八部书的人很苦，没书可说。”该座谈会上基本认为，在“斩尾巴”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偏向，之所以如此则有可能是在对待民族遗产方面对戏改政策及政务院的指示做了两面性解释，有误解的可能。注263

与会诸人所讲的“对戏改政策及政务院指示做了两面性解释”，笔者认为所指的戏改政策即“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该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戏改政策。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梅兰芳担任院长，毛泽东为该院题名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2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深入阐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问题。注264因而座谈会上所讲的政务院的指示是指周恩来于1951年5月5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该指示讲道：“一年多以来，各地戏曲改革工作已获得显著成绩。……但在工作中亦存在若干缺点，最主要的是审定剧目缺乏统一标准，与编改剧本工作中还有某些反历史主义的、公式主义的倾向。”注265作为当时戏改工作的具体指导性文件，该指示做出了十项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对人民有重要毒害的戏曲必须禁演者，应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禁演。”注266由此可以看出，轰轰烈烈的“斩尾巴”运动与中央政府总的文艺方针路线有所违背。注267

如同上文所述，1950年7月11日，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颁布了12个传统剧目的禁演决定，自此以后陆续颁布了对一些传统剧目禁演的通知；到1952年6月21日查禁京剧《引狼入室》为止，文化部先后共禁演26个剧目。注268傅谨曾统计，文化部所禁演的曲目数字比当时国内任何一个地区禁演剧目的数量都要少得多，认为其原因则是在于当时文化部已经认识到“各地在执行戏剧改进政策时过于苛刻，因而导致戏剧事业在整体上受到严重影响”注269。上海评弹界所发生的“斩尾巴”运动，要斩掉评弹所有传统书目，这当然也是与文化部的意志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斩尾巴”运动被文化局叫停也就理所当然了。1953年1月5日，上海市文化局再一次组织评弹界人士座谈，探讨对于“斩尾巴”运动的评价问题。上海市文化局干部何慢在发言中再一次阐述了中央的戏改政策以及政务院的指示，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重新做了明确界定：

同时，何慢亦指出评弹界在对待传统文化遗产上应采取的方法：

在文化局的强力干预下，上海评弹界对传统书目的“斩尾巴”运动最终草草结束。其实，如同何其亮所讲，“斩尾巴”运动从来都没有真正完全开展过，也即传统书目在上海解放到1953年年初这一时期虽受到严厉限制，但是并不曾真正绝迹于舞台，该运动带给听众、书场管理人员以及艺人最大的震动则是心理层面的。注272

陈云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斩尾巴”，该运动一方面促进了二类书的出现，一方面又对传统书目造成损失。注273在评弹界关于“斩尾巴”运动的总结会议上，文化局艺术处的刘厚生处长在会议总结中亦承认评弹界斩传统书目“尾巴”的运动不仅斩掉了传统书目的“尾巴”，同时也斩掉了评弹艺术的肉，并说：“斩尾巴有进步意义，但有很大的缺点……我们此后不叫斩尾巴，也不叫接尾巴，就老老实实叫做推陈出新、整理遗产吧！”注274以此为标志，上海解放后评弹界在现代书目与传统书目上的第一次选择匆匆结束，从此以后到1956年年底，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处于一个同生共存的状态，即上海评弹界一方面努力编写现代书目，另一方面也逐渐重视整理传统书目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