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春楼上辨星野

碧春楼，又称朝京门、航远门，乃水亭门城楼也。“飞阁流丹”“瀫水夕照”，背靠百业俱兴的衢州城，西向滔滔衢江水，辨九州之地，看人间沧桑。那么站在碧春楼上，我们该怎样辨别脚下这块土地的位置呢？西方人借给我们一个坐标，从伦敦格林尼治算起，测出衢州水亭门是在北纬28°57′57.0″，东经118°51′44.0″。然而，沈思充言：“国邑之名代变而山川不变，星辰亦不变。泥其变者，遗其不变者，何异于亡剑而刻舟？”〔22〕也就是说用人定的坐标去定位疆域，无异于用短暂的人事去判断永恒的天道，乃是一种刻舟求剑的短视。《衢县志》云：“天道远而人事迩。”然“顺人应天”，乃修星野志之缘起。徐志凯在《西安县志》星野小序里云：“政事之修明星土之所由。”分星始见《周礼》，星与土必有合，而后有辨也。“山川之精，上应星辰”，古人依据星纪、玄枵、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等十二星次的位置划分与之相对应的地面上州、国的位置，把握政事之所由。于是把天、地、人合起来辨别方位就称为星野，这就是“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之意（见《西安县志》卷二）。

那么按此，衢州古城的定位如何呢？康熙《衢州府志》录古测分野图称“衢州自牛五度至女三度”。雍正《浙江通志》记载：“衢州牛女分野。”衢州虽历经改朝换代，境域不断重新划分，从姑蔑、大末、信安、西安、衢县（1923年改）到衢州，但分野的定位却与星汉同在，千古不变。不过民国《衢县志》卷一曰：“吾闻谈天者言，衢星纪分野，古今不同。古测牛女也，今测斗也。然考察吴越之地，实介在牛斗间。”尽管古今测量不同，但郑永禧认为自有深意，“今测犹古测，两不可废也”。雍正《浙江通志》记录了衢州星野之争，并与春秋时吴、越两国关系联系。“斗。吴星也，本不入越。女，越星也，本不入吴。”《国语》称勾践之地西至于姑蔑，也就是衢州本属于大越。故弘治《衢州府志》载，“乃以会稽入牛一度，若然则衢之分星当在牛”。而《国史志·地星》又谓：“两浙当南斗须女之分，故并载以俟知者。”

分野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人的秩序，“其本质是建立起天秩序与地秩序之间的映射对应系统”（见孟凡松文）。古人依据对应的天象来解读这块土地的含义，洞察其政事之吉凶。《衢县志·星纪》曾这样解读过衢州所在地域的祥瑞：“故永嘉中，岁星（木）、荧惑（火）、太白（金）聚牛女之间，谙者以为吴越之地当与王者。又苻坚欲谋为寇，石越对曰：今岁星镇斗牛，福德在焉，垂象弗差。苻融曰：岁镇在斗牛。”这里说的是西晋永嘉时期，当时星象岁星、荧惑、太白三星聚于牛、女二宿之间，牛、女二宿正是吴越之地分野，此间预兆动乱的火星和兵事的金星以及代表福德的木星皆映射衢地。星占家自然解读到当有王者称兵而起之象，其后东晋定都江南，盖应此也。又东晋时北方的前秦苻坚谋攻江南，适值代表福德的岁星镇守江南分野的斗牛之际，苻坚不听星象之所示，执意挥兵南下，结果导致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的惨败。似乎冥冥之中，危急关头，这方土地皆有福德之星庇佑。民国《衢县志》又记载“王勃《滕王阁序》‘龙光射牛斗之墟’”、“望斗牛间有王气”。这些记载，体现古人把政事之凶吉与星象之变化当作一种天人互动的感应。于古人而言，星辰、山川都是有意义的，读懂它们，就可识天道，知国运，故《衢县志》曰：“政事之修明，星土之所由。”

天启《衢州府志》是这样描述衢州的天象及其隐含的人事：“观衢之星野，界分吴楚，天近斗牛，龙气飞腾，光接丰城之剑，客星舄奕，波连云汉之槎，独萃天奇，最称地胜。”这里的天地对照，透露着对衢州这块土地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感，如果对照衢州的战略意义“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三），这之间可否有某种联系？但天时地利，始终离不开人，星象解读只是反映识时务者对事物的整体洞察能力。因此，顾祖禹接着说：“虽然，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衢县志·风俗志》记载：“吴越地卑，而此方独高厚；居者无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丽且清，俗尚文学，有古遗风。”今天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衢州这块高地，似乎失去了其昔日有过的重要地位，但古城遗风尚存，天道自有轮回。

清康熙年间诗人周召留下“骚人重醉碧春楼”之句，使朝京门这一谯楼得名，但不知其深意何在？且说清光绪辛卯暮春的一天，时任西安知县的徐懋简经过朝京门踏入衢城任职，他第一眼看到水亭门街区是“弦歌四起，绣壤交错，行旅出于途，商贾集于市，百工技艺，各守其业，心窃喜之”（见《衢县志》卷十六）。然而在窃喜之余，他立即感受到百姓要求重建水亭门城楼的呼声。顺应民意，在他主持下，碧春楼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又一次矗立在城头。“落成是日，城乡士民相与扶老携幼，观瞻叹赏。”当时的城楼景象是“宏大墙宇，崇峻雕镂，玲珑丹漆，华丽远吞山光，排闼（推门）平挹江瀬，回环四时风景，岂非一时之杰构，称阖郡之伟观乎？”这是历史记载碧春楼最后一次重建，不幸11年后再次毁于大火。

1999年衢州人再次重建碧春楼，那么这座城楼对于水亭门街区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古时城楼居中，北面有下营街尽头的铁塔，南向有小西门之铜塔，而它的后面有衢州最古老的天王塔。三塔左后右呼应，以彼为中。《衢县志》卷七：“铁塔，在城西北角。明万历年间县尹刘有源建。《西安怀旧录》卷一载龚大钦诗云：“拔地呵千灵，去天疑咫尺。令当摩其颠，遍将星斗摘。”可想见凌云的高度。“铜塔，在城西南角云观亭故址间，与西北角铁塔对峙”；“因用铜铸成，与砖石塔相比，娇小玲珑，在阳光下，金光夺目”；“城上铁塔镇瀫江之下流，而铜塔则镇瀫江之上流也。江常两港来舟，远望见之，高耸凌霄，气象雄丽。夕阳闪耀时，尤觉金光夺目。”（《衢县志》卷七）此等景观，让人倍感气势宏伟，油生敬畏。

而天王塔矗立衢州府城中，“建于南北朝梁天监年间，砖石结构，六面七级”，立水亭门之后方。江念泮的《城西晚眺》〔23〕写道：

午余消冻半晴天，寒鹊声声到耳边。

塔顶团成千点雪天王塔，笔尖冲破万家烟文笔峰。

隔堤杨柳青还小，照水梅花淡欲仙。

啸咏不知将近晚，夕阳红过数峰巅。

诗中描绘的被残雪覆盖的天王塔，是衢州地标性建筑，衢人以见之为见到故乡。天王塔与铁塔、铜塔遥相呼应，呈三角鼎立之势，在空间上撑起稳住了水亭街区。对于三塔景观，《衢州掌故》作如下描述：三塔都排列在城西部同一轴线上，背靠峥嵘山，面对衢江水，从衢江彼岸遥望，塔一高两低，外绕城墙，宛若一座硕大的笔架。〔24〕“衢之有塔始于梁代之天王。其时崇信佛说，用以礼佛。往后或以镇水口，或以关文风。”（《衢县志》卷一）“文风”为“文德教化之风”。唐代王勃《上武侍极启》：“攀翰苑而思齐，傃文风而立至。”遵守文风才可有成，或立一人，一家，一乡，乃至一国。巧合的是，铁塔旧时在文昌阁附近，今新华小学旁，铜塔在今鹿鸣学校西南角城墙遗址处，由须弥座和十一节八面塔身构成。建造年代为明万历年间，由县尹刘有源主持建造，太平天国时守城清军拆除充军费。衢州“笔架”式的三塔或许透露着衢人对“文风”的关怀！

碧春楼处于三塔环绕之中，三塔则中间高两头低，又在江流之衬托之中。“中”乃古人理解为政的重要出发点。《左传·文公元年》：“举正于中，民则不惑。”集两者之意，意为人位于天地之中，摆正在天地之间的位置，明确人于天地间的位置，才能“不惑”。《说文》：“中，和也”。《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周易·干卦》：“保合太和。”由此，“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又关乎一地之太平协和。可见，“中”自古以来在哲学上、风水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衢州汪筱联先生对于衢州古城作以下叙述：“衢州古城从选址定向到总体规划设计，乃至建筑的每个细节，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建筑与自然、人与建筑之间处在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充满浓厚的民族风格。都是风水文化与建筑有机结合的杰作。”衢州古人看碧春楼、铁塔、铜塔、天王塔之时，是否也带着“天人合一”的关照呢？

古人曾担忧后人看那壮美的碧春楼，而不能领悟其更深的内涵。于是清代那位知县大人徐懋简为此特别立碑告知后人，不要只看城楼表象，而应别有所知：

夫负笈者，当知所以培植之。荷锄而过者，当知所以慰劳之。帆樯之相接也，知何以保护之。衡宇之相望也，知何以辑绥之。酣舞而来者，吾知其乐也。疾蹙而告者，吾知其忧也。知其所当知，即所谓知西安县事者也。不知所当知，是别有所知者在也。后之登斯楼者，其知之否耶？

对徐懋简来说，作为执掌西安县事的人，登楼当知百姓之喜怒哀乐，那么后人有登斯楼者，重读此文，可否领会登楼之别有所知：知天、知地、知衢州。

（陈艳、吴宗杰、关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