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庞大的农业人口、总体落后的农业经济和农村面貌是长期以来的基本状况。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一直是政界、学界、商界等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

从历史维度看，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形态，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在史学家那里，一方面试图通过研究过往，以古鉴今；另一方面也有着自身的学术关怀，即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弄清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其内在逻辑，进而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也是史家的终极追求。

中国地域之广，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历史进程，无论在信息流相对滞后的前近代社会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均是如此。归根结底，巨大的区域地理和人文环境差异是导致这一现象最基本的原因。所以，中国历史的书写就不可能只有一个时间维度，而应尊重不同区域具有个性的历史时间。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兴起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较好地弥补了以往宏大叙事的不足，它以更加细致入微的视角观察区域的差异性，进而把握区域发展的内在脉络，以期实现重写通史的学术追求。

那么，区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立？或者说，如何进行区域的划分？这是区域社会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区域体系理论”，他指出应该把中国空间层次的结构看成是一个“由经济中心地区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处在不同程度上的最高层。这个层级向下则延伸到农村的集镇。集市体系以这些集镇为中心，一般包括十五至二十个村庄，组成了构筑经济层级的基本单位……通过复杂的互相叠盖的网络，每一层次的社会经济体系又上连于更高层次的体系。”1意即：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所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这一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影响深远。台湾学者林美容则提出祭祀圈与信仰圈这两个概念，来说明两种宗教组织的形态，并以此来理解台湾传统的社会组织。祭祀圈是一种地方性的民间宗教组织，居民以居住关系有义务参与地方性的共同祭祀；信仰圈是以对某一神明或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区域性的信徒或村庄所形成的志愿性组织。无论祭祀圈或信仰圈都可以说是一种空间现象，都是以村庄为最小单位所构成的地缘组织，祭祀圈的范围较明确，信仰圈的范围较模糊。祭祀群最小可至角落或部落，最大可至乡镇范围；信仰圈则一般超过乡镇范围。她认为“不论祭祀圈或信仰圈，都是代表汉人以神明信仰来结合人群的方式，也就是借宗教的形式来形成地缘性的社会组织。民间的活力和组织力必须借着宗教的形式才能在空间上展示出来”2。行龙提出的“水利社会”概念，则是从日常生产、生活的层面为切入点，来探寻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他指出，缺水是山西区域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当然，其中又有相对的丰水区和少水区），水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也因此，乡村社会中形成了一套与水相关的规范、习俗、信仰和权力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3。

可见，无论从消费的、精神的还是生产的角度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都是抓住了能够代表区域特质的线索，比起以往单单以行政区划作为区域界限的研究更接近社会生活的原态，也使我们能够更加生动地理解区域人群的生活。

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灌溉农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长期的水利开发，在一定范围内围绕水的利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水利社区。4它自身有着较为稳定的权力、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渐进、或激进地变迁与转型。我们将龙子祠泉域为核心的水利灌区作为本书的研究区域，正是基于其在空间上的相对一致性和独立性。

这一区域自唐代伊始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开发，至宋代就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灌溉规模和水利秩序，绵延千余年，时至今日，水利仍在延续。因此，我们希望将其放在长时段的视域中进行一项“水利社会史”的考察，并将时间下限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期，更为全面地展现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水利社会史的学术视野下，诸如以下问题一个个地接踵而至：对泉水的开发始于何时？谁主导了水利开发？国家有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其作用又有多大？水利开发是在怎么样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如何克服不利的环境因素？由水利管理产生的管理组织在乡村社会的作用如何？这股涌流不息的泉水到底在其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一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怎样的特点？千余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如何来解释这种变革？又有哪些不变的要素？何以不变？等等。我们希望本书以“水”作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进而使其具有超越本问题和本区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