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 序

再版的这部书，今天已经发表七年了。毋庸讳言，它并没有得到现在被真正公认为促使政治经济学有重大进展的学者们的称许；不过，他们在攻击我这部书时笔下留情，我不能不表示感激。我没有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这一点我并不惊奇；因为我对于公认为定论的原理表示怀疑；我推翻了一种科学，它好像是以其单纯、以其法则的明确和整然的推理而成为人类智慧最宝贵的创造物；最后，我攻击了一种在哲学中正如在宗教中同样有害的正统学。同时，我还有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我脱离了政见相同的朋友；我指出他们提出新措施的危险性；我阐明了他们长期以来被当作时弊加以攻击的许多制度却得到了良好的结果；最后，我再一次请求社会力量的干涉，以便使财富的进步正常化，而不使政治经济学遵循一个最简单的、在表面上好像最自由的所谓“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laisser faire et laisser passer）的方针。

我并没有任何不满的地方；我在等待着，因为真理比学说更有力量。如果我搞错了，今后的事实一定会证明这一点；如果与此相反，我不但发现了新原理，而且依我看来，它们正开始受到重视，事实也一定会马上出来支持，到那时候，我虽然尊重科学家们的权威，也要像伽利略一样大胆地说：“它明明在动呀（Eppur si muove）。”

七年的时光过去了，我觉得事实已经为我打了一次胜仗。它们比我本人更有力地证明：我所脱离的那些学者是追求虚假的繁荣；他们的学说不管应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不过，那些学说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说那些学说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么它也同样使穷者更加贫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商业界相继出现完全出人意外的危机；工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使那些创造这种财富的工业家解除空前未有的苦痛；事实既不符合一般的期待，也未证实智者的预言，尽管政治经济学的学徒绝对遵循师傅的教诲，他们也不得不另外寻求一些新的解释，因为实际情况跟他们认为确定不移的定理相距太远了。

在这些解释中，我以前所作的解释跟事情的结果完全符合一致。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我这本书竟大为畅销，而且有人要求我准备再版。我是在英国完成这项任务的。英国曾经诞生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学至今还受到极热烈的欢迎。我们看到某些国务大臣在理财学说方面本来已经是老手，可是仍然还到一位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那里去学习；我们听到他们在议会里经常引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英国长期以来倡导普遍竞争（或者说是为了不断生产而做的努力）和不断降低价格的学说，但是我反对它，觉得它有害无益，因为这种学说虽然使英国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它有两次使工业家们陷入可怕的灾难之中。就因为财富发生这样的混乱，我才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我的理论，把它跟事实作一下对比。

我对英国的研究，使我更肯定了我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在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似乎有极丰富的经验可供世界其他各国参考的国家里，我看到生产增加了，可是享受的收入却减少了。全国民众也像哲学家们一样，似乎忘记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我在所有各阶级里寻找这种幸福，可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不错，英国贵族阶级上层的富裕豪华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然而，他们也完全没有享受依靠其他阶级所取得的财富；他们缺乏保障，在每一个家庭中，贫乏比富裕更为明显。如果我走进这些富丽堂皇、犹如帝王之家的宅第，我常听到那些宅第的主人说，假使取消了他们对本国同胞出售小麦的专利权，他们的财产就会化为乌有，因为他们的遍布各郡的土地， 再也不能补偿耕作的费用。我看到这些家长都有一大群孩子，其他任何地方的贵族阶级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人有十个、十二个，甚至有时更多一些的孩子；但是，所有的非长子和所有的女儿都是长子的虚荣的牺牲品；他们所分得的资本还比不上长兄一年的地租；他们不得不独身度过晚年，而且他们晚年的那种寄人篱下的苦处是他们对自己早年豪华的高昂代价。

在这种有爵位和没有爵位的贵族下面，我看到商人是一种特殊的等级；他们的企业遍及全球；他们的代理人冒着南北极的严寒和赤道的酷热到处奔走，而老板们却聚集在交易所里，任意挥霍百万资财。同时，在伦敦的所有街道上，在英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上，各商店所陈列的商品足供全世界来消费。但是，这些财富是否保证了英国这个商业国家本来应该保证的那种幸福呢？没有。任何国家的破产现象也没有像英国那样严重。在任何地方，这些足能当做一项公债、足以维持一个帝国和一个共和国的大量财富也没有比在英国消灭得更加迅速的。人人都抱怨买卖太少，不容易做，利钱很薄。在相距只有几年的期间，就发生两次可怕的危机，它使一部分银行家垮台，使英国的全部工厂都受到灾难；同时，另一个危机摧毁了农场主，从而打击到零售商身上。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商业尽管范围极广，却不能容纳谋取职业的青年人；哪里都没有空额，不论社会地位高低，绝大多数人都找不到工作，不能获得工资。

这种国家财富，从物质进步来看确实令人惊奇，但是，它到底能不能给穷人带来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英国人民当前的温饱和未来的保证全都被剥夺了。农村里再也没有农夫了；他们被迫把位置让给短工；城市里几乎完全没有手工艺者或独立的小工厂主，只剩下大工厂主了。产业职工（我们且用一个由于这种学说而流行的名词）不知道什么叫做保持地位；他只赚工资，同时，由于这项工资不能平均地满足他各个季节的需要，差不多每年都难免要向穷人们请求施舍。

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认为把它拥有的全部金钱都卖掉，不用硬币，完全用纸币进行流通是比较经济的。这样，它便自愿地消除了货币最大的优点——价格的稳定性；好像某种流行病一样，银行家不断破产，因此，外省的银行券持有人每天都有被殃及的危险；如果外敌入侵或者发生革命，国立银行的信用动摇，整个国家的公私财产就要处于混乱状态。英国认为放弃需要劳力较多的作物更为经济，于是使久居家园的耕作者有一半失掉了工作；英国认为用蒸汽机代替手工业者更为经济，于是就频频地解雇城市工人；手工织工让位给power looms（用蒸汽开动的机器），以致他们现在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英国认为把所有工人的工资都降低到只能勉强糊口的程度更为经济，工人完全变成了无产者，他们每个人都养活一大家子人，这样就陷入了无以复加的苦难状态；英国认为只给爱尔兰人吃马铃薯、让他们穿破烂衣服更为经济，可是现在，每艘packet-boat（邮船）都给它运来大批的爱尔兰人，他们的劳动力比英国人价钱便宜，因而把英国人从各个行业挤了出去。大家请看，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

英国的例子格外令人瞩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毫无疑问，一个外国人到了英国，见到贵族阶级的傲慢不逊的神气，见到他们力图积累财富的情况，一定会大吃一惊。不过，在任何别的国家里，国内各阶级的独立自主都没有英国这样充分的保障，穷人除了令人诧异的谦逊而外，灵魂深处都保持着更高的自尊心。在任何别的国家里，各阶级都没有像英国这样信任法律和尊重法治的；在其他任何国家里，也不像英国那样具有普遍的同情心，一旦遇到灾难，有钱人便纷纷出来救济灾民；在其他任何国家里，舆论都不像英国那样有力；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阁也不像英国那样开明，那样坚决谋求公共福利，那样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既然有这样多的条件，这样多的优点，那么，能够对人类社会没有用处吗？是的，如果不幸走错了方向，就不会有用处。英国所以比其他各国更文明，更自由，更强大，只不过是因为它更早达到了一种谬说所导致的目标。如果英国下定决心，那么，它的生命力以及它那些政治家的天才，会帮助它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容易回到正路上来的；但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包含着偏见，他们的人民有自己的一套习惯，现在呢，处在灾难之中的英国人，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止灾难日趋严重的措施。

在这部再度问世的著作中，我要阐明的是：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我们必须使财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间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没有特大的天灾人祸，他们不会为生活所苦。我认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资本之间以及同消费它的人口之间都必须成相等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在这些比例关系之中，每一个都有可能单独遭到破坏，例如收入往往不按照资本的比例增长；即使收入不增长，人口也可能增加；数目虽然众多但是比较贫困的人口，可能要求极少的消费；最后，再生产也可能按照投入的资本的比例，而不按照需要它的人口比例进行；但是，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

我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就是根据这种比例关系写成的；我所以跟当今那些大吹大擂的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麦卡洛克等人的经济学的哲学家大不相同，就是因为我认为这种比例关系非常重要。在我看来，这般人经常忽视在他们的定理的相互关系上的一切障碍，由于他们不分析那些需要动脑筋加以分析的问题，他们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的确，当代的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承认：公共财产既然是私人财产的总和，那就应该采取每个私人所使用的方法来培植它，增多它，分配和消耗它。谁都十分清楚，在私人财产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就是收入；而且应该量入为出，否则就会亏本。但是，正如公共财产一样，在某一个人是资本，在另一个人就成为收入，因而很难确定哪一项是资本，哪一项是收入，结果，他们采取最简便的方法，干脆把后者一笔勾销了。

萨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由于未能确定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得出这样的学说，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无限的力量，或者至少是除了生产的界限以外没有其他的界限，其实，它受收入的限制。他们说，任何生产出来的财富都会有消费者，他们鼓励生产者造成大批商品积压，现在这种积压正使文明世界遭受灾难，但是，他们应该预先告诉生产者，叫生产者只应该指望有收入的消费者。马尔萨斯先生也忽略了这一点，他虽然指出人口无限制增加的危险性，却只是根据土地所能产生的食粮数量提出一个限度，然而，土地生产的食粮还能长期以极大的速度增加；如果他考虑到收入的时候，马上就会看出是由于劳动人民的人口和劳动人民的收入不平衡才产生了种种苦难。麦卡洛克先生在一篇为了向人民说明工资问题而写的短文中，曾经肯定地说：穷人的工资，必须符合人口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可是，工资是所需要的劳动量的结果，如果消费与收入成正比，工资也应该与消费成正比。在同一篇短文里，他号召穷人使家族人口的增加与国家资本的增长协调起来，不过穷人对于国家资本的数量不可能形成一个概念，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可是，他又指出：任何人只要一结婚，组织一个家庭，那就必须量入为出，因此，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所有的人都量入为出，国家就万事大吉了。

因此，我现在怀着很大的信心来再版我这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个书名有些含糊，人们可能认为它只不过是一部新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手册。可是我却怀着更大的希望；我相信我给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因为我确定了全民的收入，和研究了这种收入的分配；收入既然给国家带来莫大的幸福，那么通过研究收入就能够最好地达到这门科学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些同样新的原理，虽然应用不太普遍，却也是从上述的原理派生出来的。我指出：农夫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所占比例越大，领土财富就生产得越多；维护旧家庭祖遗财产的法律是这些家庭破产的根源；现代经济学家作为计算依据的那些互相竞争的工厂之间利润的平衡，不破坏固定资本，不使一个倒闭的工厂中的就业工人死亡是永远得不到的；虽然机器的发明增加了人的力量，应该为人类造福，但是，由于我们对机器所产生的利润分配得不合理，它们竟变成了穷人的灾难；一个国家的金属货币，在开支公帑方面最为方便，在表示国富方面最为合理；公共基金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是对于劳动和工厂所能产生的收入的投资；人口的天然限制一向受有产者尊重，受无产者唾弃。但愿读者不要指责我想使政治经济学倒退；恰恰相反，这是大踏步向前进，我要把它带到一个新的领域。因此，我坚决要求，我要求大家面对这些至今还使我们很多弟兄遭受极大痛苦的灾难来同意我的意见，因为旧的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防新的灾难。

拙著《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版所受到的批评，对于我并非没有好处；我差不多把这部著作完全改写了；我总是极力把那些晦涩的地方说得明白易懂。我特别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通过英国所遭受的危机，根据全世界各种工业之间的联系，来说明我们目前的灾难的原因；我也指明，如果我们继续奉行它所遵循的原则，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会是怎样的；但是，也有些地方，我觉得批评家们说得很正确，我尊重他们的意见，加以删改。不过，我认为必须反对一般的、往往是轻率的、往往是错误的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明眼人应该认识那些不应有的灾难全是人为的，而被害者还是人。他对于灾难不应漠然视之，置之不理，而不想补救的办法；这些补救办法有的会伤害读者的感情，有的会触动读者的偏见；它们有的可能多余，有的可能无用。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一些错误，不过，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学的错误，不如说是行政方面的错误。作者或读者在方法的采用方面可能见解不同，这是因为本书没有把作为这种应用基础的一切情况都列举出来。原理的联系同样不会由于故意制造矛盾，或进行恶意讽刺的某些言论而动摇。如果这些原理是真正的东西，如果它是新的，如果它有生命力，即使包含一些真的或假的错误，也会把社会科学向前推进一步，社会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类的幸福。

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部分问题是悬而未决的，这些问题必定和现时有所联系，一定是根据最近的情况而产生的，而且这种笔战也要随着这些情况的变化或发展而有所不同。这一类著作的每次再版，应该把它刷新一番；我们不可能像大部头的历史著作所作的那样，向旧版的购买者提供一个说明上述各种变化的补遗，对于大部头著作来说，不但便于这样做，而且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部著作的后面，把我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两篇研究报告加进去，作为本书的一部分，它们是对政治经济学某些重要问题的详细论述，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和前辈们的见解有所不同。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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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伽利略被迫在罗马教皇前签字承认地球不动时所说的一句名言。——译者

[2] 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谈过莎瑟兰伯爵夫人的土地，她有四十万公顷土地。一般要以一个英国领主的收入有一千英镑计算，她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就是两千；但是，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等地方，同样的收入要有双倍的土地。领地财产在最近年代的大量增加足以证明地主人数的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