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长城的问号

在世界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明朝为何做出这种内向、保守的选择？修长城又对中国、世界历史进程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显然是理解世界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之一。每当人们站在高耸巍峨、延入天际的长城之上，由衷地感叹古人伟大的同时，往往也会随之产生疑问：“为什么修长城？长城有用吗？修长城是功还是过？”其实，类似的疑问，古人在修筑长城时也曾有所感发，甚至开展激烈讨论。

河北迁西县榆木岭长城（1）

（2010年摄）

河北迁西县榆木岭明长城（2）

（2010年摄）

修长城在中国古代是大事件，因为长城不仅事关边防成败，还同样关系国家兴衰。中国古代政权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不仅财政收入有限，不得不实行“量入为出”的紧缩财政政策，而且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古代政权对征发劳役一向十分慎重。中国古代政权提倡“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根源便在于农业经济的脆弱。而修筑长城，不仅工程量大，而且需要征发民力，从根本上对中国古代政权的基本国策构成了挑战。因此，中国古代政权在修筑长城时，都要在军事收益与经济支出之间，或者说在边防与内政之间，进行充分斟酌与权衡，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

这一现象在明代成化时期修筑榆林长城时，表现得十分明显。正统以后，蒙古势力开始进入河套地区，直插明朝西北内地，造成西北边疆处于动荡、纷扰的困境。围绕如何解决河套问题，明朝大体形成了两派：一派以主持军务的兵部及武将为代表，主张扭转不断退缩的边疆态势，主动出击，收复河套，时人称之为“搜套”。另一派以主管全国财政的户部、肩负西北社会安定的巡抚为代表，主张延续明前中期的边疆内缩政策，放弃对河套的控制权，在河套南缘修筑边墙，从而保障陕北地区的经济生产与社会稳定。围绕“搜套”和筑边，成化朝野一时掀起了巨大的政治争论。而最终的结果是，在“搜套”取得一定战果，蒙古势力暂时退出河套后，在西北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压力下，明廷在榆林大规模修筑边墙，构建了榆林长城防御体系，从而延续了明前中期以来的边疆内缩趋势。

榆林长城的修筑，不仅是明代边疆内缩潮流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对后世起到了很强的示范意义，引领了明中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边疆进一步内缩的历史潮流，是“明长城时代”的关键点。在明朝步步退缩的地缘格局下，蒙古、女真逐渐获得越来越广阔的生存空间，相对明朝的战略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双方在长城沿线开始了持久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长城边疆长期处于战争频仍、财政危机的社会形势之下，民众也逐渐被吸纳进入与军事相关的社会组织，甚至进入军队之中，长城边疆地带从而逐渐形成高风险的“军事化”社会。明末长城内外、一东一西，分别由军民组成的陕北军事化社会，与由女真、汉人组成的辽东混合族群社会，成为长城边疆的边际群体，内外夹击，共同撼动了明朝的帝国秩序。

历史就是这样的充满吊诡，在阿拉伯人控制东方海路的情况下，西欧开始寻找新的航路，最终因祸得福，突破历史的枷锁，闯出了全新的历史天地。而明朝在蒙古的压力下，逐渐习惯了在长城阴影下因循维持。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与西方选择了不同的历史方向。世界文明的曙光最终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升起。贫弱的西欧凭借几条小船开辟了历史的未来，而强大的中国却在蜿蜒长城的“溺爱”下逐渐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