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前期蒙古势力进入河套

朱元璋去世后，他所汲汲建立的朱氏皇族“家天下”格局，立刻遭到分封制度的反噬。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持续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将北部边疆大量军队卷入其中，尤其是漠南军队中的北平行都司、东胜八卫，在战争结束后，并未被遣还原地，而是安置于北京南部，以控制华北平原。由此，漠南防线从大宁、开平、东胜三足鼎立格局，一转而为开平突出于外、宣府撑持于内的大马群山纵向防御体系。

永乐时期，朱棣虽然“五征三犁”，在战役层面打击了鞑靼、瓦剌，但由于“靖难”武将组成的“靖难勋贵”的军事能力远远不如洪武朝“开国功臣”，朱棣只能采取依托地形，实行近边防御的策略，并未固定控制漠南草原，甚至在永乐末年放弃了处于阴山之脊的兴和卫，进一步削弱了开平卫的支撑力量。

仁宣时期，为解决永乐时期外拓政策导致的财政危机，明朝开始采取疆域收缩政策，不仅从中南半岛的交阯撤兵，而且内徙开平卫至大马群山南部的独石。从此明朝的阴山防线仅存宣府镇，明初朱元璋建设的漠南防线就此崩溃。虽然开平卫内徙有气候变冷、财政危机等多方面因素，但这一因素在永乐时期同样存在。仁宣时期儒学思想的回潮与文官群体地位的上升，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文化氛围，并在疆域收缩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成历史事件者，仍是人事、政策因素，而不是地理环境。

伴随明朝防线的内徙，宣德时期，蒙古势力开始南下漠南草原，将阴山边疆转换为自由出入明朝近边地带的“阴山走廊”，并开始进入河套。正统以后，兀良哈三卫开始大规模出入河套，明中后期河套危机逐渐开启。

河套在秦汉时期称“河南地”，是黄河中游从宁夏到山西的河段所呈现的“几”字形区域。明代人觉得看上去像个套子，故改称为“河套”。

河套原本是个极热闹的所在。秦汉、隋唐都建都关中，西北边疆是其北部边疆经营的重心。而作为京师屏障的河套，更是军事经营的重中之重。而匈奴、突厥等北方民族南下进攻关中，也以河套作为战略跳板。但伴随着中唐以后中国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河套的战略地位不复往昔。尤其是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之时死亡，这一地区的党项族群遭到蒙古势力大肆屠杀。传说成吉思汗葬地也在河套，为保持这一地区的宁静，蒙元帝国并未在此大规模设置机构。因此，蒙元时期河套一改数千年不断的农牧开发与战争拉锯，进入了一段平静时期。

明初先后定都南京、北京，皆远离河套，对于河套的经营，延续了蒙元时期的历史脉络，并未措意，基本是空置其地，仅在其北面设置东胜诸卫，守卫此地。

伴随东胜诸卫的内徙，河套呈现在蒙古部落视野之下。正统以后，蒙古骑兵屡次从河套长驱直入，向东越过黄河，进攻山西地区；向西跨越贺兰山，进攻宁夏、甘肃；向南进攻陕北地区，从而在西北边疆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突破了明朝的整体防线，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对此，明朝势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堵住这个缺口。正统时期，宁夏镇副总兵黄鉴提出依托黄河天险，沿黄河以内，修筑营堡、墩台，形成“几”字形的防御线。即东南从偏头关开始，向西沿河套北部的黄河段走向，西南到宁夏镇黑山觜马营一线，长700余里的空间内，修筑13座营堡、73座墩台。由于这道防线沿黄河分布，可称为“黄河防线”。

黄河防线虽未恢复洪武时期东胜攻防格局，更与秦汉、隋唐阴山经营的宏图伟略难以相比，但至少通过依托黄河天险，将河套纳入到本方控制范围之内，从而将蒙古势力阻止在河套之外，弥补西北边疆的大缺口，如果得以实行，将会极大地改变明朝、蒙古双方在西北边疆的战略态势。

不过明朝并未接纳这一建议，原因是“议者以为地平漫难处”，即认为缺乏修筑长城设施的险要地形。河套从南向北，地形呈现了四种变化。最南部是毛乌素沙地，大部分是沙漠，但也有其他生态景观，比如湖泊、滩地、草地等。再往北是鄂尔多斯高原，崎岖不平。再向北是库布齐沙漠。最北端靠近黄河的是河套平原，地形平坦，适宜耕种。明人认为黄河防线途经地“平漫”，非常符合河套平原的地理特征。

但这一理由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因为明朝最终选择修筑长城设施的河套南缘，很多地段也是平原。长城设施作为防御性建筑，适宜在地形险要之处修筑，从而发挥易守难攻的防御效果。但绵长的北部边疆，不可能处处都有山险，而且平原之处更易受到大规模攻击，更应该修筑长城。事实上，中国古代长城有许多段都修筑在平原之上，肩负着抵御北方民族大规模进攻的重要职责。

那么，明朝否决黄河防线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应是因为黄河防线对防御能力、后勤供应要求都非常高，明朝没有足够大的决心去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七百余里防线，需要数万人的军队才足以防御，明朝一时难以征发如此众多的士兵。即使拥有如此规模的军队，如何进行战时支援与后勤供应，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由于黄河防线处于黄河以里，大同镇、山西省、宁夏镇都与其隔河而望，无法直接应援与供应后勤。而与陕北虽然有陆地相通，但中间经过漫漫黄沙的毛乌素沙地、崎岖不平的鄂尔多斯高原、沙化更为严重的库布齐沙漠，无论行军作战还是运输粮饷，都存在较大难度。

而在河套平原进行军屯，在和平条件下并非不可以，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说的便是后套，即河套平原。今天包头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便证明了在这里推广大规模农业经济是完全可行的。但问题是，正统以后，河套经常面临蒙古骑兵的冲击，明朝鉴于蒙古部众攻击的目的在于抢掠，为此在陕北采取了坚壁清野的办法，一旦有袭击信号，便命令边地民众迅速藏入附近堡垒、山林之中，寄希望于蒙古部众抢不到人口、物资，从此减少进攻。如果建立黄河防线，把大量粮食、人口摆在黄河岸边，在大规模军队未能集结于此的情况下，等于自己送粮入虎口。虽然可以在军队集结之后再实行军屯，但从作物生长期来看，无疑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庞大军队的后勤供应，对于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的西北地区而言，已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因此，明朝最终选择了在更为靠里的榆林修筑长城设施。

但明朝将河套放弃给蒙古，不仅使后者进入了明朝西北防线以内，而且使河套草原成了蒙古部落在冬季躲避严寒的栖身之地。那么，明朝为何还坚持将防线定位在榆林呢？这应该就是因为黄河防线难度较大，明朝选择了退而求其次。至于由此而引起的战略被动，则未被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