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守在四夷

蒙古帝国解体后，明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之所以呈现历史分途，一方面源于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随着蒙古帝国的解体，西欧摆脱了由其带来的巨大威胁，俄罗斯面对的是势力严重削弱的金帐汗国，阿拉伯文明则已实现对蒙古的伊斯兰化，从而皆不再面对完整而强大的蒙古势力。与之不同，明朝仅将蒙古势力驱逐出长城以外，被称为“鞑靼”的北元与东进的瓦剌，一起对明朝构成了严重威胁。不仅如此，西域地区的东察合台汗国，虽然已是伊斯兰文明的组成部分，但对于明朝而言，其仍是蒙古帝国的强大继承者。至于东北亚的女真部族，虽势力分散且弱小，但也是灭亡前一个汉族政权北宋的金朝后裔。因此，在整个北部边疆，明朝都面临着比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更为严峻的军事威胁，这是明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呈现历史分流的客观背景。

但另一方面，其他文明虽然不再受到蒙古势力的威胁，但彼此之间的长期对峙与不断战争，也构成了向外扩张的地缘阻碍。尤其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长期冲突，一直是欧亚大陆史的重要内容。因此，明代中国之所以选择不同的历史道路，还应与其自身有关。地缘政治仅构成了明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历史分途的客观背景，但决定这一历史分途的直接原因是明朝的政权性格。明朝政权性格的形成，源于朱元璋的个人经历及其建立明朝的过程。

元朝之灭亡，与整个蒙古帝国衰亡一样，是在14世纪亚欧大陆范围内自然灾害与民族独立潮流夹击下，逐渐土崩瓦解的。14世纪中期，旱灾与继之而起的腺鼠疫弥漫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不仅在欧洲形成灭绝大部分人口的“黑死病”，而且在中国同样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朱元璋父母便死于瘟疫，年幼而贫困的朱氏兄弟只能借钱将父母草草掩埋。

作为元朝的灭亡者，明朝在元末红巾军起义中异军突起，在并不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取得了最后胜利。红巾军最早在河南起事，在刘福通领导下，河南红巾军一度北伐，进至大都、大同与辽东，俨然对元朝形成包围之势，但最终未能成功。河南红巾军失败后，红巾军开始重点向南方发展，主要有：朱元璋在江淮流域，陈友谅在长江中游，张士诚在长江下游，方国珍在东南沿海，明玉珍在四川盆地。其中方国珍、明玉珍在边缘地带割据一方，并不具有全局意义。主导南方红巾军形势者，便是朱、陈、张三支红巾军力量。

在三支力量中，陈友谅占据长江中游，俯视朱元璋、张士诚，力量最盛，尤其是水军最强大。张士诚占据江南财富之地，又据有南宋旧都，他利用这一地缘形势，笼络士人，复兴文治，俨然以两宋正统继承者自居。与二者相比，朱元璋崛起于淮河流域，此后虽占领南京，但在军力、财富上不可与陈、张相提并论。但朱元璋最终的成功，却正与其出身淮河流域密切相关。

淮河是中国古代南北分界线，长期是南北战争不断上演的核心地区，社会动荡不安。五代十国之割据攻伐，南宋与金朝、蒙元的长期对峙，使淮河流域沦为名副其实的边疆地带，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地区的生存环境。在朱元璋的崛起中，淮河流域提供了两大支持。

一是淮河流域相对于长江流域的战略优势。长江素有“天险”之称，也是中国历史上偏安江南的地方政权赖以生存的天然屏障，但这有一前提条件，即南方政权保有淮河流域。淮河流域是长江流域的大门，这既因为淮河流域地势较高，控制着长江流域的咽喉，也在于淮河流域自然条件与长江流域较为相似，一旦北方政权占据此地，便可掌握与利用当地的水军，长江天堑优势便不复存在。朱元璋凭借淮河流域，便在地理上对处于长江流域的陈友谅、张士诚政权形成战略优势。

二是与陈友谅政权由不同派系构成、内部存在一定矛盾不同，也与张士诚标榜文治不同，朱元璋及其主要追随者，即所谓的“淮西集团”，都出身于淮河以南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不仅较为团结，而且都在长期武装化的社会环境的熏陶下，锻炼出较强的军事能力，并磨炼出边疆地带坚韧、粗鄙、注重实际的风格。正是由于朱氏政权整合度高、内部认同性强，朱元璋才有指挥自如的优势。

朱氏政权崛起于淮河流域，对明朝政权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淮河流域是近世时期落后的农业地带，朱氏家族世代务农，朱元璋出身贫寒，这皆使朱元璋养成了谨慎保守的性格，甚至由于经历坎坷而导致缺乏安全感。在这种区域背景、个人性格影响下，朱元璋在设计国家制度时，努力将国家权力保持在朱氏皇族手中，实行保守内敛的国家政策，以免滋生影响政权安定的因素。

明初拥有当时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明朝驱逐元朝，并在蒙古高原与北元展开多次大规模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举扭转中唐以后汉人武力不竞的历史颓势，其陆军实力毋庸置疑。陆军之外，明朝水军实力也属当时世界最强。与历代中原王朝不同，明朝是唯一崛起于南方、最终统一北方的政权。在南方长期战争中，朱氏政权与其他红巾军政权一样，都在南方湖泊遍布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十分强大的水军。张士诚、方国珍皆走私海盐出身，地盘又在东南沿海，拥有强大的水军，在情理之中。而崛起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水军实力更强。朱氏政权虽然崛起于淮河流域，但能凭借巢湖水军夺取南京，其水军实力自然也不可小视。朱氏政权水军火器配备尤其齐全。在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针对陈友谅船舰巨大、较为笨重的缺点，借助风势，利用火攻，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初群雄事略》载：“戊子，上分舟师为十二屯，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虏阵，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礮雷鍧，波涛起立，飞火照曜，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二三万人，流尸如蚁，弥望无际。”从这里描写的战争场面，足可见鄱阳湖水战之壮观。

鄱阳湖水战后，朱元璋军队缴获了陈友谅水军大量船只、装备，从船舰名称也可以看出其形制巨大。“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这支庞大的水军极大地壮大了明朝水军实力，也成为明朝强盛于周边海洋国家的重要筹码。《明太祖实录》载：“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海，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

但在如此强大的实力基础之上，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却明确宣布“守在四夷”，从而确立了保守与内向的疆域立场。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告诫子孙：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可见，朱元璋虽然拥有强大的水军实力，但从淮河流域农业社会的经验出发，在国家财政上，从南宋、蒙元将农业财政、海外贸易相结合的新制度中退缩回来，并鉴于其他支系红巾军残余、日本浪人在东南沿海可能造成的威胁，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开展海外贸易，实行依靠农业财政，补充国内商税的传统税收政策。在边疆观念上，相对于具有豪放开拓气概的汉唐王朝，明朝也是一个极大的倒退，具体便表现为退出西域。

从14世纪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明朝疆域政策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便选择了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的历史方向。蒙古帝国消亡后，俄罗斯文明将蒙古牧业传统与自身牧业传统相结合，从而大力扩张，推广牧业经济，建立起牧业边疆。伊斯兰文明将蒙古牧业传统、重商传统与自身牧业传统、重商传统结合起来，同样大力扩张，推广牧业、商业经济，建立起商牧边疆。基督教文明利用蒙古帝国西传的中国科技，开始了在全球范围的远洋贸易与海外扩张，建立起商业边疆。而明朝由于崛起于落后的农业地带，对蒙元开创的农业、牧业、商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缺乏兴趣，因此基本仍属农业边疆。明朝受到蒙元时代的正面洗礼最少，反而接受了其“家产制”政治观念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将中国推向保守与内向，在边疆开拓上动力不足，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边疆。

值得反思的是，陈友谅占据长江中游的湖广行省，统治核心为以渔业为生、以白莲教为纽带联合起来的长江渔夫。张士诚、方国珍居于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皆以贩卖私盐为生，活动范围又及于东海，统治核心是以盐业为生的江海盐商。相对于朱氏政权，这三个政权的统治群体与海外贸易具有更多的关联，但却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是自先秦以来，农业文明不断消灭商业文明，再次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这其中蕴含了中国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何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这一时期亚欧大陆其他文明的历史取向主要是外向开拓，与此相反，明朝并未充分利用其雄厚的国家实力与有利的国际条件，顺应民间向外扩张的历史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疆域扩张与文明推广，而是有意不事边疆开拓、压制民间活力。或者说，明朝的历史取向主要是内向收缩的。明朝的这一做法，不仅主动放弃了西域这一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而且未能追随南宋以来民间开拓南洋的步伐，不仅为伊斯兰教扩张提供了地理空间与历史契机，而且在西欧基督教文明开创的世界近代史潮流之初，便体现了强烈的逆向封闭特征，从而逐渐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与西方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对世界近代道路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因而，“长城以内”其实是鲜明而准确概括明朝的历史取向与特征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