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到货币在产业资本流通中所起的作用上来。因此，我们的考察不是指向具有技术奇迹的资本主义工厂，而必须转向单调的、始终如一的市场过程。在那里，按照形式上总是一样的方式，由货币变为商品和由商品变为货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途径，探索那种作为资本主义信用最终取得对社会进程的统治的力量，如何由流通本身中成长起来的秘密。只有这种希望，才能鼓舞读者稍微耐心地通过下面一章所遇到的困境。

在流通中，如果价格总额始终是固定的，从而商品数量和价格不变，而每种商品都是按自己的价值进行交换，那货币就成为多余的了。在一个没有调节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方式内部，这样一个条件是不能满足的。另一方面，对社会生产的自觉调节，将使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现象即两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货币，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对由社会生产的社会产品所发的凭证并不是货币，正像戏票不是戏院雅座的优待券一样。相反地，只有商品生产的特性，才使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从而作为流通手段，成为必然的。

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那么，所有支付在一定时刻完全抵消的情况便纯属偶然，在现实生活中绝不会出现。这里，货币独立地结束了商品换位的过程。支付中所接收的货币何时又变为商品，即最初的商品价值何时最终地为其他商品所代替，是随心所欲的。这里，在G—W—G过程中存在的联系被切断了。为了满足根本不一定是另一个商品的买者的商品的卖者，货币在这里必定要出现。

这种流通过程的中断，在简单商品流通领域内还表现为偶然的和任意的，但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范围内便成为必然的了。对资本流通的考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价值通过它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变成资本。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这一过程的前提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以及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存在。雇佣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者阶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其中一部分给资本家补偿他为购买劳动力所垫付的那部分资本（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可变部分），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因为在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被转移到产品上去，所以资本家为生产所垫付的价值便增加了，成了产生价值的价值，表现为资本。

任何产业资本都要经历循环过程，但在这方面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的形式转化。因为过程的内容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即资本的增殖。这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双重的职能：它像在任何社会形式中一样，是提供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但它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增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一过程作了详细分析。我们研究的联系仅仅要求深入探讨价值的形式转化，而不是价值的产生。但是，形式转化并不涉及价值量。价值量的增加毋宁说是构成增殖过程的内容。如果说价值量的变化属于生产过程，那么，形式的变化却属于流通过程。但是，价值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只能采取两种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资本的循环过程，那么，任何资本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都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它作为应执行资本职能的货币，转变为一定种类的商品（W）、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接着是生产过程（P…）。这一过程不包括价值的形式变化。价值仍然是商品。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第一，商品的使用价值被改变（这一般不涉及价值）；第二，劳动力通过执行自己的职能使价值增加，价值增大了。作为在其价值上增添了剩余价值的商品（W¹），商品离开了生产场所，以便取得商品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的形式变化，转变为货币（G¹）。

因此，资本的循环过程分为两个属于流通的阶段G—W和W¹—G¹以及一个生产的阶段。资本在流通中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生产中表现为生产资本。经历所有这些形式的资本是产业资本。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不称为独立的资本种类，而仅仅称为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

因此，产生了如下的公式：G—W—P…W¹—G¹。

任何新出现的资本都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人们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资本。货币之所以是资本，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转变为生产资本的因素。资本最初仅仅是货币，因此只能执行货币职能，仅仅是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可以包含信用关系。G—W，即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分为两部分：G—Pm和G—A。因为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所以，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使他能够不断地进行为维持自身所需的各种购买。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和雇佣工人相对立。因此，信用在这里没有起任何作用。

在G—Pm过程中，情况就不同了。信用在这里可以起较大的作用。被购买的生产资料用于增殖的目的。对资本家来说，为生产资料所支付的货币仅仅是预付的，其任务是在流通期间过后归还于他，如若过程正常，则加多地归还于他。既然资本家仅仅预付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又归还于他，所以货币也可以预付即贷给资本家自身。生产信用的一般前提是：货币仅仅贷给只以货币必须重新归还自己（始终以过程正常为前提）的方式支出货币的人。同时，信用也是建立在为购买先要预付货币的商品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信用。信用来自商品流通本身，来自货币由流通手段转化为支付手段。相反地，我们这里还没有考察由资本家的职能分为单纯的货币占有者和企业家中产生的信用。如果货币由货币资本家或借贷资本家贷给企业家，那么，这不过是货币的转移。预付货币量还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但是，在我们现在考察的情况下，这就可能发生了。生产资料的卖者把商品贷给企业家，为此获得支付约定，例如票据。然后，在期满之日，这个企业资本家也许能够通过他所预付的资本由流通过程中回流过来而进行支付。就这种情况来说，他的货币资本总额可以小于在其他情况下所必需的数额，信用扩大了他的资本的潜力。

但是，信用的事实并没有使下述情况发生变化：为了能够购买商品，资本必须具有货币形式。就支付互相抵消的意义上，信用只是减少了一般为交换所必要的金属货币的量。但是，这种量并不是货币在交易中所具有的资本性质通过某种方式来决定的，而仅仅是依从于由商品流通的性质中产生的规律。如果所有其他情况相同，必须预付的货币量便决定于必须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资本预付的增加，只不过意味着适用于生产资本的商品（Pm+A）的购买的增加，从而意味着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量的增加。

在这种增加中，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在起作用。随着繁荣时期积累的急剧增长，对一定商品的需求，从而商品的价格，也都增长了。价格总额的提高必然使货币增加。另一方面，信用也同时增加了，因为这是一个景气时期，此时货币回流有规则地进行，资本增值过程显得有保证，因而提供信用的意向和可能性也增长了。这里，信用可以超越金属货币的基础而急剧膨胀。

这当然只适用于G—Pm过程，而不适用于G—A过程。相反地，随着可变资本的增加，用于购买和进入流通的追加货币也以同样的程度增加。很明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用信用的范围经常地绝对扩大，相对扩大则更大。因为，随着向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发展，G—Pm的交易比起G—A经常增长，因而信用的范围比起现金的范围也经常扩大。

一般来说，从循环过程的考察中还没有产生出对信用作用的任何新规定。当我们考察周转时间对货币资本量的影响时，情况就变了。因为事实将会表明：在循环过程中，一定货币量周期地被游离出来。但是，因为闲置的货币不能产生利润，于是便产生出尽可能地阻止这种闲置的努力，这是一个只有通过执行一种新的职能的信用才能解决的任务。现在，我们的研究必须转向信用关系产生的这一新的原因上来。

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

因此，在我们的公式中，为完成G—G¹过程每一次所必要的时间，形成周转时间。流通时间等于 和W¹—G¹的交易所必要的时间。而生产时间等于资本作为生产资本（P）依从增殖过程的时间。

假定某资本的周转的时间为9周，其中生产时间为6周，流通时间为3周，为进行生产，每周需要1 000马克资本。如果要使第6周末尾，即生产时间末尾，生产不致中断3周，那么，资本家必须为流通持续的3周预付一笔新的资本3 000马克（第二资本）以使生产继续进行。因为这个资本在这3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因此，流通过程使追加资本成为必要。这一追加资本同总资本的比例，就好像流通时间同全部周转时间的比例一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是3∶9，或追加资本等于整个资本的三分之一。

因此，为了不致使生产停顿3周，资本家必须掌握9 000马克而不是6 000马克。但是，这一追加的3 000马克，只是在流通时间开始时即在第7周才执行职能的，因此，在前6周便处于闲置状态。这3 000马克的游离和闲置不断地反复进行。在第一个劳动期间转变为商品资本的6 000马克，在第9周末被出卖。现在，资本家手上便有了6 000马克。但是，第二个劳动期间从第7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过去一半时间。在这一段时间，追加的3 000马克资本执行了职能。因此，到劳动期间结束时，只需要3 000马克。最初6 000马克中的3 000马克又被游离出来。这样的过程总是反复进行。

因此，为了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使它不致因资本流通而遭到中断，一笔追加资本就是必要的了；而且还得是货币资本，因为它执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这一追加资本本身并不连续不断地产生剩余价值，即是说，并不一般地执行资本的职能，而是通过循环机制本身不断地在一定时间内游离出来，以便在其他时间内能够发挥作用。

仅仅这3 000马克，不一定是在一定时刻内闲置的货币资本的总额。假定我们的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使用首先为生产所需要的6 000马克：他用一半购买生产资料，另一半支付工资。但他每周都要向工人支付工资。于是，到第6周结束前，在为此所必需的3 000马克中，每周减少500马克的那一部分便常常被闲置起来了。这样的情况同样是可能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例如煤，也不是一开始就买进整个生产期间所使用的数量，而只是在生产期内逐步买进必要的部分（相反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市场状况或供货习惯强制买进比一个生产期间所需更多的生产资料。于是，便产生了把更多货币资本转变为商品资本的必要性）。

因此，由于货币在 过程中不是立即转变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使撇开追加的资本Ⅱ不论，也会产生闲置的货币资本。货币的一部分完成G—W行为，而另一部分则固守货币状态，以便在一个由过程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时间内，服务于同时或依次进行的G—W行为。它们只是暂时地脱离流通，为的是在一定时间上发挥作用，执行自己的职能。所以，这种贮藏是货币执行它的货币资本职能的一种状态。之所以作为货币资本，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暂时休闲的货币本身是货币资本G（它的价值等于循环由以出发的生产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切从流通退出的货币，都是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的贮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G—W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状态在这里是由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状态。但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

货币资本闲置的第三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来自资本由增殖过程中回流的方式，而且这里又可以列举产生闲置的货币资本的两个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从其周转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分为两个部分。这种资本的一部分在每个个别的周转期间被完全消费掉，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例如，在一个纺纱厂中，每月生产1万磅棉纱，月底被出卖。在这个月期间，棉花、润滑油、照明瓦斯、煤和劳动力的相应价值被消费掉，它们的价值在产品出卖时补偿给资本家。在一个周转期间被补偿的这部分资本是流动资本。另一方面，为生产所必需的建筑物、机器等等，即使在这一周转期结束之后，则还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在它们的价值中，只等于一个周转期间内平均损耗的一部分被转移了。假定它们的价值是10万马克，它们发挥作用的长度平均为100个月，那么，通过出卖棉纱来补偿建筑物和机器，就会每月平均流回1 000马克。在一系列周转期间执行职能的那部分资本，形成固定资本。

因此，货币作为其固定资本的补偿，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向纺纱厂所有者。他必须以货币形式掌握它们，直到100个月之后达到用来购买机器等等所必要的10万马克为止。因此，这里还是形成了货币贮藏。它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贮存。”

同时我们看到，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从流通中抽走，作为损耗了的固定资本价值的补偿。这里，货币形式是根本的。固定资本价值只能以货币来补偿。因为固定资本本身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而不需要以实物来补偿。因此，固定资本再生产的一定方式，使货币成为必要的。这里，只有通过一般货币，才有可能使固定资本的价值流通同它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技术职能相分离和独立化。

因此，固定资本回流的方式造成货币资本的周期性的贮藏，从而也造成周期性的闲置。

作为货币资本游离的最终原因，我们还必须考察资本主义积累的方式。如要剩余价值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论将它用于扩大旧的企业或是建立新的企业，都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这个量的规模依赖于企业既定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随着每次循环的结束，都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被实现，而且首先以货币形式被实现。通常，在被实现的剩余价值总额达到足以转变为生产资本的规模之前，这样的循环必须进行许多次。因此，各个资本家经常不断地贮藏他们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定货币额，直到最后这些货币额达到足以进行生产性使用为止。我们这里涉及的是闲置的货币资本，它由增殖过程中产生，在能够达到生产性使用之前，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

在简单商品流通内部贮藏就可以发生，但需在W—G—W过程中不进行第二部分G—W，即是说，商品卖者不再购买，而是把货币贮藏起来。但是，这样的情况表现为完全偶然的和任意的。而在资本流通中，这样的贮藏便具有由过程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必然性。同简单商品流通的区别还在于，不是凝固为贮藏状态的单纯流通手段被游离，而是货币资本，即过去曾是增殖过程的一个阶段而现在必然力求重新达到增殖过程、重新成为货币资本的货币被游离，因此，它便对货币市场施加压力。

于是，资本流通机制本身便产生了这样的必然性：货币资本在或大或小的规模上以及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闲置起来。但是，这就意味着，它在这一时间内不能产生利润，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死罪。而资本犯下这种罪恶的大小，也像大多数罪恶一样，依赖于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察的客观因素。

闲置资本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流通时间内，为使生产过程继续不断地进行，需要有周期性闲置的追加货币资本。如果在我们头一个例子中，流通时间现在从3周缩短到2周，那么，1 000马克就成为多余的了，会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沉淀下来。它作为被沉淀下来的货币资本进入货币市场，成为这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这多余的1 000马克，以前只有一部分，即用于支付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以货币形式存在，而500马克则被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从而以商品形式存在。现在，它们完全地以货币形式由这一资本的循环过程中沉淀下来。

“因此，现在就有1 000马克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1 000马克以前就周期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生产资本的形式，但是，这种潜在状态本身是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条件，因为它是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了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1 000马克了，因此它就形成新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因此，这里表明，在货币储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只有通过缩短资本周转时间，才能造成货币资本供应的增加。因为货币通过它以前作为资本的职能而适合于重新成为资本。

相反地，如果流通时间再延长2周，那么，追加资本就需要2 000马克，这2000马克必须从货币市场上取出，以便进入生产资本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始终包括流通时间在内）。1 000马克逐渐由货币形式转变为劳动力，另1 000马克也许立即转变为生产资料。因此，周转的延长造成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

影响周转期本身的最重要的因素如下：“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的产品所必要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性质，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

这里有两种倾向。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劳动期间，单件商品更迅速地被制造出来，从而更迅速地离开工厂来到市场上。此外，说到不同的产品，那么，在较大的公司里也是这样做的，产品比以前制造得更多，从而较大的资本周转更快。技术进步缩短了劳动期间，因而加速了流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周转。但是，这种进步同时意味着固定资本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周转期间更长，包括一系列流动资本的周转。固定资本的这种增加比流动资本的增加进展更快。因此，总资本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放慢了自己的周转。撇开信用不论，那么，周转的变慢便是货币资本预付增加（其中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可以支配——被游离出来）的另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通常投入市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习惯本身也以生产规模作为基础，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才具有偶然性。”即使在这里，一般说来，数量增加，资本预付也随之而增加。但是，应该注意，由于技术的进步，较大的数量可以有较低的价格，因而也可能只需要较小的预付。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在价格降低时，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抢在前面。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看作是真正的物质基础。”

因为利润是在生产中产生的，流通只不过是实现了它，于是便产生了把所有资本尽可能地转变为生产资本的经常的努力。由此产生了两种倾向：第一，由于信用货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费用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第二，由于商业技术的发展，由于产品尽可能迅速地出售，流通时间本身被缩短了。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形成一种对立的倾向。这种对立倾向的影响，由于交通运输关系的发展而趋缓解。

我们最后还要强调指出，对剩余价值转化为积累，进而转化为资本的速度来说，资本周转时间的长度是决定性因素。周转时间越短，剩余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实现也就越快，就越是能够更迅速地转化为资本。

资本有机构成，特别是固定资本部分同流动资本部分的比例，缩短流通时间的商业技术的发展，沿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但在寻求越来越远的市场中又促进一种相反倾向的交通手段的发展，由于周期性的行情波动而造成的回流速度的差异，以及最后生产积累的快慢，总之，所有以前曾经提到的这些因素，都对闲置资本量和闲置时间的长短发生影响。

此外，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如果原料价格下跌，那么，我们例子中的资本家，为了使生产在同样规模上继续进行，每周需要预付的就不是1 000马克，而是只有比如说900马克。因此，参加他的资本的整个周转期间的，就不是9 000马克，而是只有8 100马克，而900马克被游离了。“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9 000马克资本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规模继续进行，这一部分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而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下跌不是由于偶然情况（特大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而是由于提供原料的部门的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那么，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加，成为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可供支配的资本的一个绝对的追加，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相反地，原料价格的提高要求追加货币资本，从而造成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

十分清楚，对于由经济周期造成的周期性波动时期的货币市场的发展来说，上面所考察的因素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在繁荣期开始阶段，价格低廉，回流还比较快，流通时间短。在高度繁荣时期，价格提高，流通时间延长。为满足流通的需要而强烈要求信用。同时，由于生产的扩大，对资本信用的要求也增长了。流通时间的延长和价格的提高，使追加资本成为必要的。追加资本必须从货币市场上取得，可支配的借贷资本量便减小了。

一般说来，随着向更高有机构成的发展，资本周转时间延长了。不仅被使用的资本量增长了，而且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时间也延长了，预付资本回归到其出发点的时间也随之延长了。例如，资本家必须预付1万马克，如果它的周转时间为10周。如果他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必须预付6万马克，周转时间现在为30周，那就必须从货币市场上取走6万马克。这样，6倍的资本必须以3倍长的时间进行预付。

资本周转时间越长，从市场取得的商品等价物（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又以商品形式回到市场上的时间也就越长。对市场上取得的商品，只能提供给货币。

货币在这里不是转瞬即逝的形式，而是对从市场上取得的商品的持续的价值形态。货币的价值对商品是独立的。在这里，商品价值必须绝对地为货币所代替，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才能实行为其他商品所代替。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而且必然会不断发生严重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贷来补偿。——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

这里，周转的差别成为干扰再生产比例的一个因素，从而（像后面还要指出的）成为危机的一个因素。

因此，作为上面研究的结果，我们得出：第一，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闲置起来。第二，这一闲置的货币资本的量变化很大，所有这些变化都必然对货币市场、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发生影响。

但是，资本闲置是与以生产利润为目的的资本职能相矛盾的。因此，便产生了把这种闲置压缩到最低限度的努力。这一任务形成了信用的一个新的职能。

闲置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转化

信用能够执行这种职能的方式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货币资本周期性地从资本的循环过程中游离出来。但是，这种由个人资本循环中沉淀下来的货币资本，如果通过信用提供给另一个资本家，那么，这一货币资本便可以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中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于是，资本的周期性游离便成了信用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因此，一切导致资本闲置的原因，现在都同样成了信用关系产生的原因；一切影响闲置资本量的因素，现在都决定信用的膨胀和收缩。

例如，如果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出现间歇，循环过程中断，以致资本固定为货币资本，那么，这里便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它现在通过信用被提供给其他资本家。这是在非连续性生产过程条件下的情况。这种生产过程依赖于季节，这或者是由于自然条件（农业、捕鱼、制糖等等）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传统习惯造成的，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情况下就是如此。但是，货币资本的任何游离都意味着这一货币资本通过信用的中介用于把它游离出来的个人资本之外的其他生产目的可能性。

相反地，如果循环在没有货币资本游离出来的其他阶段上被中断，那么，为了维持过程的连续进行，这时倒是需要必须同样地保持货币形式的准备金，或者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利用信用。

因此，一方面，循环过程的性质产生了提供资本信用的可能性。由于货币总是需要流通费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力量而又不同样地增加货币资本的趋势，所以这种信用便成为必然性。

另一方面，流通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干扰，W—G或G—W过程的任何延长，都使追加资本即准备资本成为必要的，以维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我们已经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caeteris paribus），货币量取决于进行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

因此，如果循环过程中发生价值变化，那么，货币资本量便受到影响。如果价格提高，追加的货币资本被束缚起来；如果价格下跌，货币资本就被游离出来。“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但是，建立在货币资本游离基础上的信用，与在简单商品流通基础上仅仅由货币职能的变化产生的支付信用，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一点还需要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