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序
宋神宗御制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紬石室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暇,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其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朕知道,君子多熟悉前人之行、往昔之事,以此来蓄养品德,所以能够刚健坚实,光辉日新。《尚书》也说:“作为君王,应该广采众学,时刻有所建树。”《诗经》《尚书》《春秋》,都是说明得失的规律,存守王道的正统,给后代以借鉴和训诫的著作。

汉代司马迁缀集皇家石室和金柜里的典籍,根据左氏《国语》,推及《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博采经籍,摭取传纪,网罗天下轶事旧闻,纵横驰骋于上下数千年间,开篇记载黄帝轩辕氏,至于西汉发现麒麟而止,创作纪、表、世家、书、传形式,使后世述史者都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由于他判断是非不与圣人相悖,褒贬十分得当,才被称为优秀史家的人才。

父皇英宗,留神典籍,日理万机之时,也未尝辍止读书。曾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列历代君王大臣的事迹,让他在皇家秘阁翻阅文献档册,供给史官、笔纸,修撰起自周威烈王、讫于五代的历史。司马光的意见认为:周朝积弱,王室衰微,礼乐仪制和军事征讨都由诸侯恣意自为;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齐国、楚国、秦国、晋国于是强大;但到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还要假托尊崇周王为辞以收服天下心;直至周威烈王任命臣子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时,周朝虽尚未灭亡,但王室制度已丧失殆尽!这也是古人著书时开篇立意的宗旨。书中记载圣明君主、贤良大臣,切磋治国之道,议论中的精辟语句,道德、刑法双管齐下的良善制度,上天与人世相处的关系,吉凶、善恶现象的根源,作威作福兴盛衰弱的原因,规划利害的效果,优秀将领的战略,廉谨官员的治策,以邪正为标准进行判断,从郅治与怠忽中抓住要旨,直至词语渊博厚实的文体,哲理深刻的含义,实可称完备无缺。全书共记载十六个朝代,辑成二百九十四卷,放置于室中而尽知古今之道统,内容广博而得其要点,简明而又周详于事件,也可称为历代典制法规的总汇,档册文牍的全书。

荀况曾说过:“若想观察圣人的形迹,便要寻其出类拔萃者,后代贤王即为其例。”像汉朝的文帝、宣帝,唐朝的太宗,正属孔子所说“我无可非议”者。其余太平治世享有盛名的君王,或有忧国忧民仁爱之心,或有忠贞利民的教诲,或知人善任,勤俭谨慎,也各得到圣贤的一方面,如孟轲所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二三事而已”。至于荒淫覆亡者,可使我们见到前车之鉴;乱臣贼子,则引起我们严寒将至的警惕。《诗经》说:“商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灭亡。”所以赐此书名为《资治通鉴》,以表明朕之心志。


治平四年十月初次开设御前讲经,奉圣旨讲读《资治通鉴》。是月九日,臣司马光开始进读,皇帝面赐御制序,命臣待书成之日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