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发人深思的社会风俗画卷

——莫泊桑逝世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版《莫泊桑文集》序

张英伦

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在和病魔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搏斗之后，杰出的法国小说家吉·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与世长辞。他久已预感自己余生无多；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他在与友人约瑟-马利亚·德·埃雷迪亚[1]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表示：“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我将在一声霹雳中从这里离去。”[2]莫泊桑逝世时还不满四十三岁。从一八八〇年他以中篇小说《羊脂球》的发表一鸣惊人地跃入文坛，到一八九一年因病重几乎停止写作，旺盛的文学创作活动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的确像是一闪而过的流星。但是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举世瞩目，长留人间。

莫泊桑在世时，作品就已译介至一些欧美国家，他的作品也很早就传播至世界的东方。二十世纪初叶我国就出现了他的小说译品，而且从此长盛不衰。而今，他的所有名篇佳作都有了一种乃至多种中文译本。他的《一生》《漂亮朋友》等长篇小说深受读者的喜爱；而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更是广为人知。莫泊桑生活和创作于十九世纪遥远的法兰西，然而他的作品在我们心目中依然栩栩如生，具有跨越时间和地域的不可磨灭的生命力。我们今天以这部精华荟萃的《莫泊桑文集》纪念他逝世一百二十周年，就是一个新的例证。

一 生平与成就

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吉·德·莫泊桑出生于法国上诺曼底地区塞纳滨海省阿尔克河上图尔维尔镇的米洛美尼尔堡。姓名中的“德”字表明他出身贵族。事实上，他的先祖一直处在平民阶层，直到一七五二年，其中一个叫让-巴蒂斯特的莫泊桑家族成员，幸运地当上洛林大公的御前秘书参事，表现出“智慧”和“忠诚”，才被赐予可以世袭的贵族身份。洛林公国属于德意志帝国版图，不过这贵族身份后来也获得法国王室的承认。让-巴蒂斯特的儿辈和孙辈继承了这贵族身份，也经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磨难。让-巴蒂斯特的长子、长孙以及曾长孙都是税务官员，他的曾长孙就是莫泊桑的祖父于勒·德·莫泊桑。于勒在一八二五年转任鲁昂市国家烟草专卖员，夫妻俩带着女儿路易丝和儿子居斯塔夫定居鲁昂。他们在这里和拥有染织厂、磨坊等多处实业的勒普瓦特万家成了朋友和亲家，路易丝于一八四六年七月嫁给勒普瓦特万家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居斯塔夫在同年十一月娶了勒普瓦特万家的女儿洛尔。居斯塔夫和洛尔就是作家吉·德·莫泊桑的父母。一八五六年，他们又生了次子艾尔维。

居斯塔夫有绘画天赋，但他更喜欢玩乐，不务正业。年轻夫妇靠结婚时双方家长赠予的财产维生，可谓坐吃山空。生计所迫，居斯塔夫于一八五九年在巴黎一家银行找了一个职务，全家迁居巴黎，吉也进入拿破仑国小就读。可是一贯拈花惹草的居斯塔夫毫不收敛，洛尔不得不带着两个儿子在第二年返回诺曼底，在滨海小城埃特尔塔住下，并于同年年底和居斯塔夫分居。

莫泊桑对埃特尔塔并不陌生，童年时他就常来这里度假，后来重病缠身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我是在北方灰白色寒冷的大海的海滩上，在一个小小的渔埠长大的。这小城永远经受着风雨和浪花拍打，永远弥漫着褐色房屋里熏鱼的腥味。”[3]童年时代他就养成对大自然特别是对大海的热爱。重回埃特尔塔的头两年，母亲让他跟当地的本堂神父接受初步的教育。一八六三年，他被送到附近的依弗托市的一所初高中连读的教会学校，成了寄宿生。但是他对宗教课程毫无兴趣，对禁锢个性的严酷的校规更是极其反感，甚至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名为“绿洲”的自由无羁者的“秘密”组织。校方忍无可忍，终于在一八六八年五月把他“还给”了他的母亲。

不过，对莫泊桑自幼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洛尔。她会读希腊文和拉丁文，通晓意大利语和英语。她在文学方面造诣颇深，不但熟知古今名著，而且有相当精审的鉴赏力。她给莫泊桑讲希腊罗马神话故事，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剧片段，早早地就在他的幼小心灵里播下文学的种子。现今发现的莫泊桑的第一首诗是在一八六三年写的；而他最终触恼教会学校当局，就因为他的课本里夹着一首写给表姐的诗，诗中抒发了对“恋人们幸福爱情”的渴慕和对“被深埋在这偏僻修院”的厌恶[4]。

为了完成中学学业，莫泊桑于一八六八年十月入读鲁昂高乃依中学，并于次年七月二十七日毕业会考合格，获得文科业士学衔。他在这期间结识了早逝的舅舅阿尔弗雷德的朋友、在鲁昂市图书馆任职的诗人路易·布耶[5]，经其指点，诗歌创作大有长进。他后来回忆道：“布耶反复对我说，一百句诗，也许还可以少些，足以使一位艺术家一举成名，只要这些诗句无可挑剔，并且具有这位作者——即使他是二流人物——的才华和独创性的精华。他使我懂得，持之以恒的努力，加上对技巧的深入了解，总有一天会使你豁然开朗，在创作欲旺盛和跃跃欲试之际，幸运地遇上一个适合我们各种思想倾向的题材，写出一部短短的、独一无二的，又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完美之作。”[6]

在文学道路上对莫泊桑影响最深远的是福楼拜[7]。福楼拜和居斯塔夫·莫泊桑是鲁昂高乃依中学的校友。不仅如此，福楼拜的母亲和洛尔的母亲是寄宿学校的同学，后来福楼拜和勒普瓦特万两家也成了通家之好；福楼拜和莫泊桑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尤其友情诚笃，甚至视其为兄长和导师，他的长篇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献词就是“纪念吾友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一八六二年十一月福楼拜继《包法利夫人》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萨朗波》出版后，寄给洛尔一本。洛尔在热情洋溢的回信中特意提到：“我的儿子吉也同样兴味盎然。你的描写，通常是那么优美，可有时又是那么恐怖，让他黑色的眼睛频频闪亮。”[8]一八六九年十一月福楼拜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出版，几天后洛尔又在给作者的信中说：“我和吉争着读你的书，他自夸比我先读完。他很喜欢这本书，而且让我告诉你。”[9]

莫泊桑在鲁昂中学读书时就拜访过福楼拜。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在巴黎海军部工作以后，和福楼拜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坚持文学习作，如饥似渴地聆听福楼拜的教诲。福楼拜平时在鲁昂附近的乡间别墅克鲁瓦塞埋头写作，冬季常在巴黎度过。福楼拜在巴黎时，莫泊桑每星期五都去参加他家的聚会，在那里认识了屠格涅夫[10]、左拉[11]、埃德蒙·德·龚古尔[12]、都德[13]等文学前辈；星期日则是师徒二人亲密晤谈。福楼拜在克鲁瓦塞时，莫泊桑就抓紧周末和假期远道奔访，有时甚至在塞纳河上独自划船前往。洛尔告诉福楼拜：“吉非常高兴能够每星期日去你那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受到你那么亲切、那么慈爱的接待。他每次来信都说到这些事。”[14]福楼拜告诉洛尔：“你的儿子有理由喜爱我，因为我对他怀有真正的好感。他有情趣、有学识、很可爱，何况他是你的儿子，我可怜的阿尔弗雷德的外甥。”[15]

福楼拜总是在尊重莫泊桑自身情况的前提下循循善诱。莫泊桑自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福楼拜对洛尔说：“应该鼓励你的儿子对诗歌的兴趣，因为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因为文学能够安慰许多不幸的人，因为也许他真有这方面的天赋。谁知道呢？”[16]福楼拜并非诗人，但是莫泊桑每次把诗作交给他，他都给以细心的品评。

莫泊桑也喜爱写剧本。他在一八七四年就写了一出《往昔的故事》，第二年又创作了韵文剧《一次排练》，交给巴黎的快乐剧院，都未被接纳。倒是他和几个年轻伙伴合作、由他主笔的《在玫瑰叶土耳其楼》，借一个朋友的画室自导自演“成功”。福楼拜不但对剧本提出过修改意见，还拉着屠格涅夫、左拉、埃德蒙·德·龚古尔、都德一起看过他们的演出。

不过，海军部职员莫泊桑厌腻文案工作，而热衷于周末在巴黎西郊的塞纳河上划船，和一些青年男女纵情玩乐，放荡不羁。他的一些诗歌和剧本虽然颇有才气，但大都是他这种生活和情趣的写照。福楼拜欣赏他的创作活力，也不无责怪地称他“淫秽的作者，猥亵的年轻人”，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当心啊！一切都取决于要达到的目的。一个人既已确定了要做个艺术家，就不再有权利像其他人那样生活。”他要莫泊桑像自己一样勤奋工作：“看我，我强迫自己工作……我整天，而且几乎整夜伏在书桌上，相当规律地欣赏黎明升起。”[17]

莫泊桑也很早就开始写小说。一八六八年夏天，他在埃特尔塔海滨认识了英国诗人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文伯恩[18]，受其怪诞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启发，写了短篇小说《剥皮刑犯的手》，于一八七五年年初发表，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令他深受鼓舞。洛尔问福楼拜：“你觉得如何，吉可以离开海军部，专门从事写作了吗？”福楼拜蹙了蹙眉头，对她说：“还不行，千万别欲速不达。”[19]

回忆福楼拜的教诲，莫泊桑写道：“七年里，我写诗，编故事，写中短篇小说，还编了一个拙劣的剧本。这些东西已荡然无存了。老师照例都读了，然后星期天吃饭时，他展开评论，并将两三条原则渐渐地灌输到我的头脑中。这些原则就是他长期以来对我谆谆教诲的概括：‘如果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独创性，首先就应当将它发挥出来；如果他没有，他必须磨砺出一份。’”[20]

从少年时代起，在漫长的时间里，莫泊桑以其天分和努力，在诗歌、戏剧、小说各种体裁上做了大量的探索和磨砺，他的诗歌后来集结为《诗集》（1880），戏剧作品陆续发表的有七部之多，但他最终在小说创作上练就了独特的才能。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他的短篇小说《西蒙的爸爸》发表后，福楼拜兴奋地向友人宣布：“这小伙子确有才华，我可以向您证实这一点。”[21]正如布耶所说，现在缺的只是“幸运地遇上一个适合我们各种思想倾向的题材，写出一部短短的、独一无二的，又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完美之作”[22]的契机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自从在福楼拜家的聚会上认识了左拉，莫泊桑常和几个年轻作家一起参加以左拉为核心的聚会。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左拉力倡自然主义文学，不仅发表了许多旗帜鲜明的自然主义文学论著，而且创作了实践这一文学主张的小说，特别是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酒店》（1876）这部轰动一时的杰作，俨然成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最具活力的推动者。

一八七九年夏季的一天，左拉和五位青年作者相约，以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为背景，各写一个中篇小说，结集为《梅塘夜话》出版。莫泊桑就是这六位作者之一。从一八七九年十月开始，他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地完成了题为《羊脂球》的中篇小说。他动笔之初就告诉福楼拜，自己要写的是战争期间的一群鲁昂人，而其中的一个妓女要比那些所谓上层人士更有民族气节。他在同年十二月二日给福楼拜的信中说：“今后我走在鲁昂大街上，口袋里将不得不揣几把手枪了。”不过身为鲁昂人的福楼拜读到弟子这篇小说的校样时，却激动地说：“我认为《羊脂球》是一个杰作！是的，年轻人！不折不扣，它出自一位大师之手。”[23]他鼓励莫泊桑：“再努力写出一打这样的作品来！”[24]

一八八〇年四月十五日《梅塘夜话》公开发行，立刻震动文坛。它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它进一步确立了左拉作为自然主义文学旗手的地位；但《梅塘夜话》中最令人瞩目的，却是初出茅庐的莫泊桑的《羊脂球》。评论家们肯定它是一部“叙述简介、心理真实的精巧杰作”[25]，惊叹“这样一位风格卓越的散文家该有多大的天才”[26]，并且预言“作者在文学上将前途无量”[27]。

《羊脂球》刚刚问世，福楼拜就在一八八〇年五月八日猝然长逝。但可以告慰恩师的是，莫泊桑这位新一代文学大师继之而起。

莫泊桑和福楼拜两代文豪的师徒关系是世界文学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不过，莫泊桑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受福楼拜影响良深，却又青出于蓝而迥异于蓝。

以《羊脂球》为发端，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如喷薄的山泉，不可遏止。连同他此前的几篇试作，他一生写有中短篇小说近三百一十篇[28]，莫泊桑生前亲手编选的中短篇小说集就有十五部：《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鹬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里特》（1884）、《隆多利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帕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洛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出自他的手笔的举世闻名的中短篇小说珍品，何止一打两打！

与这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交相辉映的，是他所写的六部长篇小说：早已跻身世界长篇小说名著之林的《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以及《温泉》（1887）、《皮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

在从事高强度的小说创作的同时，莫泊桑还写了近二百五十篇题材包罗万象、丰富多样的文章，包括杂文、时评、文论、序文、旅行札记。仅旅行札记就有《在阳光下》（1884）、《在水上》（1888）、《漫游生涯》（1890）；且不说他写给家人，写给福楼拜以及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等各界人士的大量书信。

一八五〇年去世的前辈文豪巴尔扎克曾经自夸：“我只有两种激情：爱情和光荣。”[29]就在这一年降生的莫泊桑，一生也可以归结为两大狂热：女人和写作。由于私生活放纵不羁，他年纪轻轻就染上梅毒。莫泊桑二十六岁时，福楼拜就对友人表达自己的忧虑：“我怕我年轻的弟子患了一种相当严重的心脏病。”[30]莫泊桑二十八岁时就向福楼拜诉说：“我一直在掉头发。这和梅毒毫无关系，而是一种体质上的风湿病，首先攻击我的胃和心脏，然后攻击我的皮肤。”[31]其实梅毒已经在无情地侵害着这个比常人都健壮的划船高手的肌体和神经。他的文学成就，几乎都是在与病魔顽强搏斗中获得的。直到一八九一年，他已经视觉失调，话语紊乱，头痛难当，还须臾不离再也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昂瑞吕斯》的手稿。

莫泊桑的作家生涯虽然短暂，但他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激情燃烧，活力非凡，才华横溢，成就辉煌。

二 中短篇小说

莫泊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首先是由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奠定的。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和评论家法朗士[32]曾长期关注和研究莫泊桑，发表过一系列对其作品的精辟评论。纵观法国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他赋予莫泊桑“短篇小说之王”[33]的美称。屠格涅夫熟悉莫泊桑，并将其作品热情推介到俄罗斯，他称誉莫泊桑是“自托尔斯泰以来最会说故事的人”[34]。

法语中的“短篇小说”（Conte），具有更宽泛的“故事”的含义。它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很发达的文学样式。中世纪，它以叙事小诗的形式存在，经历了从口头到书写的演进，长篇英雄史诗就是以简短的口头故事为基础的。在几个世纪里，宗教和世俗的小故事，在宣道、训育、载史、纪实、活跃精神生活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十二世纪已经有了玛丽·德·法兰西[35]这样以写叙事小诗著称的作者出现。十六世纪女作家玛格丽特·德·纳瓦尔[36]的《七日谈》是较早的散文体短篇集，包括七十二个小故事。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作家伏尔泰写过《天真汉》等中篇小说，狄德罗也写过《这并非一个故事》的故事。

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上半叶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们，不论是长篇小说巨匠还是桂冠诗人，大都涉足过中短篇小说创作，而且出手不凡，多有名篇。例如夏多布里昂的《最后一个阿本赛拉支人的奇遇》、斯丹达尔的《瓦妮娜·瓦尼尼》、巴尔扎克的《苏镇舞会》、雨果的《克洛德·格》、梅里美的《塔曼戈喋血贩奴船》。在莫泊桑的师辈作家中，福楼拜写过《三故事》，左拉写过《给尼侬的故事》，都德写过《星期一故事集》。在莫泊桑的同代作家中，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也多有人在，例如若里斯·卡尔·于斯芒斯[37]、昂利·赛阿尔[38]、莱昂·艾尼克[39]、保尔·阿莱克西[40]、保尔·布尔热[41]。但是，这顶“短篇小说之王”的桂冠，莫泊桑却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产量最丰，因为他的中短篇小说杰作最多，因为和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中短篇小说家相比，“他创造的典型更多样，他表现的题材更丰富”[42]。总之，他的成就和贡献出类拔萃。

和福楼拜、左拉等前辈一样，莫泊桑是自然主义即后期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中的一员，虽然他对流派的标签十分反感。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孔德[43]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强调感觉经验，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认为通过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出哲学定律。受这一哲学思想影响，自然主义文学主张为文学注入科学的精神，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客观描摹。为了写《萌芽》，左拉曾经深入矿井；为了写《布瓦尔和佩库歇》，福楼拜曾经托莫泊桑替他去勘察地理环境。在这一点上莫泊桑可以说是个更彻底的自然主义者。他的作品都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总是从当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他笔下的故事都发生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他描写的是连音容笑貌都十分熟悉的人。正如他说的：“如果我成功地描绘了一个人，那是因为我有过这个人的体验，哪怕只有一分钟。”[44]

莫泊桑在家乡诺曼底生活过将近二十年，他在那里出生，度过童年、少年和一部分青年时光。法国西北部濒临拉芒什海峡的这片肥沃、淳朴而又有些落后的以农牧为主的土地，承载着他最美好的记忆，让他感到亲切，令他梦绕魂牵。十分自然地，多姿多彩的诺曼底故事大量涌现于他的笔端。《一个女佣工的故事》，写一个农庄女佣工和一个男雇工相爱，怀孕后被薄情郎抛弃，经受了百般煎熬，最后到家乡生下私生子，并把他留在那里。谁知农庄主看上她的勤劳节俭，追求她，娶了她，还因为自己不能让她怀孕而满心欢喜地认领了她的私生子。《诺曼底人的恶作剧》，写一个富裕的农庄主是个狂热的猎手，洞房花烛夜被一阵阵枪声引了出去，结果被恶作剧者捆在大树干上直到天明。《小酒桶》，写一个客栈老板为了买老农妇的产业，每月付她一笔钱，直到她终老。可老农妇总是那么硬朗；他便用免费的好酒把她灌成酒鬼，让她早日归天。《老人》，写子女怕耽误农活，急于为一息尚存的老父办丧事。烤苹果被宾客一扫而光，老人才咽气。他们不为丧父悲伤，却为要再做一次烤苹果而心疼。《流浪汉》，写一个木匠在大失业的环境里失去生计，饥寒交迫，四处找工，竟以“既无经济来源也无职业，在大路上流浪和乞讨”的罪名被捕入狱。他求之不得，因为东跑西颠，他已经受够了。《在海上》，写弟弟在哥哥的渔船上做工，被缆绳卡住了胳膊，但哥哥舍不得砍断缆绳，致使弟弟终身独臂。

莫泊桑中学毕业后，于一八六九年十月离开诺曼底到巴黎学习法律，除了普法战争期间入伍，他的余生都在巴黎度过。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八〇年，他先后在海军部和公共教育部做职员，公务员生涯长达八年多。政府部门小职员生活的酸甜苦辣，他有广泛的了解、深切的体验。以小职员生活和际遇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又一重要而精彩的组成部分。《一家人》中的海军部主任科员和他的妻子，误以为昏厥的老母已经死去，出乖露丑，上演了一出抢占遗产的活剧。《伞》里的陆军部主任科员的妻子，费尽心机，让保险公司赔偿烧了一个洞眼的雨伞的“损失”。《骑马》中的海军部科员，难得有了一笔额外工作报酬，破例全家出游，不料租来的坐骑撞倒一位老妇，从此背起供养的重负。《一百万》里的那对循规蹈矩的公务员夫妇，为了能生个孩子，得到姑母的百万遗产，“苦干了半年，累得皮包骨头”也未奏效，最后妻子借友人“帮忙”怀了孕，遗产到手，不亦乐乎。《蒙吉莱大叔》里心地善良的老公务员，一生只出过一次巴黎。因为他曾应邀去住在巴黎郊区的老同事家做客，房子破烂，女主人粗暴，吃的是剩饭，喝的是掺了水的酒，还在他家做了一回辛苦的园丁。他从此对出游想而生畏。

莫泊桑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笔下的巴黎，除了政府部门的小职员，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小步舞》写一对老夫妇，丈夫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妻子曾是舞蹈明星，但岁月无情，而今只能在卢森堡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独自起舞，重温逝去的光景。《伙计，来一杯啤酒！》写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少年时目睹父亲虐待母亲，深受打击，从此厌腻尘世，终日酗酒，无所事事。《衣橱》写一个妓女为生活所迫，把孩子藏在衣橱里，提心吊胆地“接客”。《散步》写一个对生活和爱情有过美好憧憬的公司记账员，在潮湿阴冷的小屋里伏案工作了四十年，只落得清苦和孤寂。一个富人纵情逍遥的傍晚，他独自散步再未归来。第二天人们在树林里发现他的尸体。《获得勋章啦！》写一个巴黎中产者，梦想得到一枚勋章，费尽力气，屡屡落空。最后抓住一位议员和他妻子通奸的把柄，这才如愿以偿。

不管是写诺曼底还是写大都会巴黎，爱情都是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常见的题材。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莫泊桑是卢梭的信徒，崇尚纯真的情爱和自然的情欲，认为女人和爱情对一个男人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作品多角度地描写了性爱和情爱。在任何作家笔下，爱情也未获得过这样变化繁多的展示。

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描写了理想的美好的爱。在《爱情》中，一只野鸭被猎人击落，它的伴侣在空中久久盘旋，不愿离去，直到自己也死在猎人的枪口下。在《马丹姑娘》里，伯努瓦和马丹姑娘是青梅竹马，马丹姑娘嫁给了别人，让他好不伤心。但在马丹姑娘难产的关头，他却毅然给予救助。《归来》里那对劳苦的渔民夫妇和突然再现的前夫，不争不吵，平静地面对这尴尬的局面。《西蒙的爸爸》中的铁匠，不顾世俗偏见娶了曾经失足的好姑娘。

不过，莫泊桑更多的中短篇小说，反映的是在金钱至上和等级分明的现实生活里，爱情和婚姻的扭曲和不幸。《珍珠小姐》中的珍珠小姐是个捡来的弃婴，尽管她招人喜爱，终究出身无名，只能眼看着主人的儿子和门当户对的人家结亲，而自己默默品尝暗恋的苦果。《遗嘱》中的妻子受尽丈夫欺凌，移情于真心爱她的男子。她通过遗嘱痛斥丈夫的无情，并把遗产赠给了和情人生下的儿子。《一个女人的供述》的女主人公坦承常有外遇，因为丈夫对她冷淡又多疑，还把女仆的情人误作她的情人杀死。《修软垫椅的女人》中的女匠人，幼小时就喜爱一个富家子弟，常把积攒的辛苦钱献给他。他长大后另结“良缘”，她也无怨无悔。她死后，那男子嫌恶她的爱，却恬然接受了她的遗赠。《克洛榭特》中的女主人公奥斯坦丝，年轻时和小学教师相爱，在学校顶楼幽会。校长上楼察看，为保护情郎，她奋不顾身跳楼，摔坏了腿。情郎却弃她而去。她从此成为人们口中的“克洛榭特”[45]，孤身至死。

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是莫泊桑亲历过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一八七〇年七月，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鲁昂第二师后勤处。一次去前沿阵地送信，他还险些成了俘虏。法国作家描写这场普法战争的中短篇小说名篇，有都德的《最后一课》、左拉的《磨坊之战》，但最突出的是莫泊桑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一系列力作。

《羊脂球》是这一题材小说的顶峰之作。它写的是普鲁士入侵时期一群人结伴旅行的前前后后。妓女羊脂球拒不委身敌军官。同行的贵族和有钱人，起初和她一样同仇敌忾。但随着旅程一再耽搁，触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恶念便逐渐占了上风，千方百计迫其屈服。《索瓦热大妈》中的大妈和派住她家的敌军士兵原本相安无事。一封通报儿子阵亡的信让她彻底改变，无情地将他们付之一炬。《两个朋友》中的两个垂钓者是最与世无争的人，竟也被普军残杀。《二十九号病床》上的那个姑娘，惨遭普军奸污，染上梅毒。身为法军军官的男友为此背弃了她。但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比他伟大，因为她把梅毒传给了敌人，而无能的法国军队却让敌军长驱直入！《俘虏》里的护林人的女儿，面对敌军小分队，临危不惧，急中生智，将他们引入地窖，然后叫来附近的民兵，把他们全部俘虏。

早在一八七五年十月，莫泊桑初试小说写作，就向母亲报告，他正计划写一系列短篇小说，已经确定了六个题目，总题为《小人物的荣辱》。可以说，他一生创作的绝大部分中短篇小说，都是《小人物的荣辱》的延续。

文学贵在独创。莫泊桑认为：“每个世纪都有它的性格。但从风俗的观点书写的法国史，要比从单个重大事件的角度，根据需要而写的更加有趣。”[46]莫泊桑的独创性首先就在于他坚持从风俗的观点书写历史。他不奢望挥洒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图，而是善用中短篇小说篇幅短小的特点，精雕细琢一幅幅社会的横断画面，汇成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法国社会风貌的广阔画卷。

以他的普法战争题材的小说为例。让人们记起并认识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与其说是左拉正面描绘整场战争的长篇小说《崩溃》，不如说是莫泊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在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中，这场战争尽管只是粗略的背景，但这些战时小插曲，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的动态，更真实地再现了战争期间的法国社会图景，让读者真切地感受了这场战争。

莫泊桑不但是天才的社会风俗画大师，而且是奇幻文学的高手。

法国奇幻文学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萌发和结果，雅克·卡索特[47]的小说《恋爱的魔鬼》流行多年。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英国古堡魔影之类的黑色小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作家霍夫曼[48]的《奇幻故事集》和四十年代美国作家爱伦·坡[49]的《离奇故事集》在法国的译介，都对法国奇幻文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

不少法国大作家写过奇幻作品。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写老画家十年作一画，唯缺一模特。青年画家普桑[50]将心爱女友献上。但画作完成后，观者却只见画上美女的一只脚；老画家羞愧而死。戈蒂埃[51]的《多情的女尸》写一男士白天是乡村神父；晚上是翩翩绅士，和美女恋爱。一天夜间他发现此女吸他的血；经人指点，他找到她的坟墓，只见她肌体鲜嫩，嘴边带着血迹。梅里美的《伊尔的维纳斯》写一男子将娶一女士，婚礼前，为打球方便，随意将给新娘的戒指戴在维纳斯雕像手上，而在婚礼时错把前女友的戒指给了新娘。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陈尸床上，原来是维纳斯雕像曾夜访洞房！

前人极尽奇思幻想之能事，要创新谈何容易。莫泊桑以他对奇幻事物异乎常人的敏感，和他善于把奇幻嵌入现实的独特才能，为奇幻文学别开生面。

斯文伯恩离开埃特尔塔时留给他一个剥了皮的人手标本，他爱如至宝，并由此获得灵感，写出奇幻处女作《剥皮刑犯的手》。这篇小说可谓来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莫泊桑是把它放在自己卧室的桌上做镇纸的。而在小说里它被主人公用作拴门铃的饰物，几乎杀了主人，然后又回到那个罪犯的墓穴。

《谁知道呢？》是莫泊桑的一篇奇幻小说力作。主人公“我”喜爱避世独居，一天晚上外出归来，他发现住房里大大小小的家具鱼贯而出，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将此事告诉医生，医生劝他去旅游散心。他远游数国后返回法国，在鲁昂街头漫步，忽在一古董店发现他失去的家具，即刻报警。疑凶尚未归案，仆人急信告知，所失家具一夜间回归原处。最终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

《奥尔拉》是世界奇幻文学的一朵奇葩。它以日记形式，记叙了“我”与一个不可见的存在苦苦纠缠的过程。“我”感到身旁有个看不见的存在，翻看他的书，喝光他的水和牛奶，吸他的血，控制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为。他不安、焦虑、做出各种尝试，想摆脱它，都徒劳无功。他研究专著、去圣米歇尔山与修道士探讨、苦思冥想，懂得了宇宙由一代代更强者取代而统治的道理，意识到人类的统治结束了。最后他把这看不见的存在关在房里，将整座楼烧毁。然而，这不可见的存在死了吗？他没有死。因为连光线都能透过的身体是不能用杀死常人的方法致死的。那么，“我”只能自杀才得以解脱了。“我”寻求摆脱这更强大的存在的过程，也是他自身趋于疯狂的过程。如果说前人作品中的奇幻是出自作家主动的想象，这里的奇幻则是出自作家身不由己、欲罢不能的幻觉。读者也不禁把这幻觉产生的一切都作为真实加以接受，被卷入这幻觉的过程。这篇充满幻觉的小说中含有颇多关于宇宙演化和人类命运的生动、形象的哲理思考，深邃而又远阔。时至今日，人们不但承认它是“法国文学中最早的科学幻想小说之一”，而且认为“它在很多方面都先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52]在《星际战争》中所做的思考，即人类正面临在智慧和力量上都更高超的造物的挑战”[53]。

莫泊桑的《米斯蒂》《珂珂特小姐》《在河上》《催眠椅》《他？》等奇幻作品，也都独出心裁，各具特色。《奥尔拉》发表后，回应舆论的疑问，莫泊桑曾多方表白“我没有疯”。但他后来确因疯狂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结束了短暂的生命。他的一些奇幻文学作品，奇幻而又真实，疯狂而又清醒，仿佛就是他自身病况的陈述。这是奇幻文学的一个罕见的特例，令人在赞赏之余，不禁扼腕兴叹。

三 长篇小说

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虽然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它的写作却早就开始。莫泊桑在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给母亲洛尔的信中说：他给福楼拜读了自己写的剧本《吕娜伯爵夫人的背叛》和一个长篇小说的提纲，福楼拜对剧本反应平平，相反，对那个长篇小说的提纲却颇为称赞。福楼拜很关心他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这年八月，还写信问他：“你的那个长篇小说的提纲曾让我大为欣赏，不知它进展如何？”[54]不料这部定名为《一生》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却持续了五年多。他从海军部调到了公共教育部，工作繁忙。《羊脂球》一鸣惊人后，他重点转向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生》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需要反复研磨。现存七份手稿表明，《一生》在成书过程中至少七易其稿，堪称莫泊桑的呕心沥血之作。

有一个中国读者还不知道的插曲：碍于好友《帕努奇》杂志社长的情面，莫泊桑容许该刊在一八八二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一期上先行发表了《一生》的一个片段。由于莫泊桑和《吉尔·布拉斯报》签有独家版权合同，《帕努奇》为了使用他的作品，不得不刊登一则声明：“莫泊桑先生因与某报有约在先，不便在其他同类刊物写作和署名，故而在上海一颇具文学性和巴黎风味之杂志发表小说及专栏文章。本刊将随时自中文译载。”[55]当时一些天真的法国读者，还真以为《一生》是以中文首先在上海发表的呢！

《一生》的故事还是发生在莫泊桑熟悉的家乡诺曼底。在修道院过了五年幽闭的生活以后，沃德男爵十七岁的女儿约娜回家，满怀美好的希望，准备尝一尝人生的幸福。她遇见殷勤的青年于连，三个月后便和他结了婚。但她不久就发现丈夫吝啬、自私而又粗暴。尤有甚者，于连奸污女仆罗莎丽，致其生下了私生子。约娜连遭伤害，儿子保尔的诞生给了她慰藉。她全身心地投入母爱，丈夫与邻居福尔维尔伯爵夫人发生奸情也听之任之；后来福尔维尔把这对私通的人推下悬崖摔死，她也无动于衷。保尔十五岁被送往外地上学以后，胡作非为。约娜为他卖掉了家产白杨山庄，还收留了他和一个妓女生下的女孩。

《一生》的时代背景是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酿成约娜个人悲剧的，看似是她人生际遇中的一些偶然因素：嫁了一个荒淫的丈夫，生了一个不肖的儿子。其实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无论是于连的性格和作风的市侩化，还是约娜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理想的破灭，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农村的侵入，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对贵族文化传统的无情冲击这个大环境的曲折反映。

《一生》问世后，在法国受到广泛热烈的好评。保尔·阿莱克西指出：“这是些到处和每天都发生的事，但是这却让你心情激动，因为它富于人情味。每个妇女都会看出自己曾或多或少有过约娜的遭遇，找到自己的感情，特别地感同身受。”[56]

在遥远的俄罗斯，托尔斯泰读了《一生》，深受感动，称赞“这部小说的全部事件和人物写得这样生动，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并进一步指出：“但还不止是这一切都写得生动美妙，而是在这一切之中都有着一个衷心的感人的音调，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受到感动。读者能感觉到作者爱着这个女性，不是爱她的外表，而是爱她的心灵，她的内在美，怜恤她，为她受苦。”[57]

莫泊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漂亮朋友》，从一八八四年八月动笔，五个月后就完稿。

《漂亮朋友》的时代背景比《一生》向后推移了半个世纪，把读者带进了拿破仑三世倒台后，一八七〇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如果说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法国资产阶级还处在同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发展巩固的进取阶段；那么，它现在完全把持了政权，彻底背弃了曾经的理想，到了为追逐私利而肆无忌惮的时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的政治代表基佐[58]曾在议会呼吁：“深明大义，发财致富，改善我们法兰西的道德和物质状况吧！”[59]而今，这句名言被缩减成四个字：“发财致富”。金钱至上的思想普遍扰乱了人的价值观、侵害了社会风气，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贪婪更达到疯狂的程度。当权者和大财阀沆瀣一气，对内压迫和鱼肉民众，对外推行殖民扩张。在他们把持下的报纸，起着混淆视听、兴风作浪的作用。

《羊脂球》发表后，许多报刊请莫泊桑撰稿，他最终成为《高卢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的签约撰稿人。一八八一年，他奉《高卢人报》之托，去北非旅游了两个月，目睹了法国的殖民“业绩”，也感受了阿尔及利亚奥兰省方兴未艾的反殖民起义。归来后，他根据此行见闻写过十多篇报道。一八八二年，保王派总汇证券公司在共和派银行打击下垮台，致使大批中产者破产。专栏作家莫泊桑洞悉黑幕，也曾撰文针砭。《漂亮朋友》就是在这样坚实的生活基础上创作的。

《漂亮朋友》写的是青年野心家杜洛华在短短三年里飞黄腾达的发迹史。他文化平庸，但外表漂亮、野心勃勃。他一无所长，但善于诱惑女人，构筑攀登的阶梯。友人福雷斯蒂埃把他引入报界，他却给他带上绿帽子。福雷斯蒂埃死后，他娶了其妻玛德莱纳，靠她养活，却又故作清高。他平分了玛德莱纳情夫的遗产，又安排捉奸，逼她离婚。他对《法兰西生活报》社长瓦尔特俯首听命，后者任他为总编，他却让瓦尔特夫人做了他的情妇。瓦尔特夫人帮他在交易所赚了大钱，他却觊觎瓦尔特家的巨大财富，诱拐他们的女儿，成了他们的“合法”继承人。他下一步目标是议员和部长的位子，而且谁也不怀疑他无往而不胜。

为了向上爬，杜洛华无所不用其极而又所向披靡，称得上历来文学家笔下最“纯粹”、最“成功”的个人野心家的典型。斯丹达尔《红与黑》中的野心家于连，代表着不甘被埋没的平民知识精英。而杜洛华只代表他自己。正因如此，于连无法融入贵族资产阶级，也不为他们所容，终于人头落地。而杜洛华则甘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博得他们的赏识，前途无量。

不仅如此，莫泊桑又令人信服地表明，杜洛华这个野心家绝非无本之木，是那个掌握了政权、拥有巨额财富、无恶不作的统治集团的“榜样”激化了他的野心，教唆他胆大妄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从杜洛华一八八〇年落魄出场，到他一八八三年野心得逞、登峰造极，《漂亮朋友》写的是鲜活、炽热的现实。小说中《法兰西生活报》的瓦尔特是另一个重要典型。他既是报社老板，又是议员和财阀。他和外交部长狼狈为奸，先利用杜洛华制造舆论，让人以为法国不会出兵摩洛哥，致使摩洛哥借款债券价格猛跌，乘机大量购进。随后，他又推动政府派兵征服摩洛哥，并保证该债券有效，从而大发横财。通过这个章鱼式的人物，小说对当时法国政界、财界和报界的黑幕做了广泛的揭露。

《漂亮朋友》人物多，线索复杂，在反映现实上有很大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莫泊桑驾驭鸿篇巨制的卓越才能。评论家布吕纳迪埃尔[60]说，《漂亮朋友》“是自然主义小说，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小说所能产生的最好成果”。[61]不仅如此，它也是世界文学中一部社会政治小说杰作。

一八八五年七月中旬，《漂亮朋友》初版的发行还在高潮，莫泊桑就动身去法国中央高原南部的温泉胜地沙泰尔吉雍镇，为写作他新的长篇小说《温泉》体验生活，完成构思。一八八六年一月，全书开始在《吉尔·布拉斯报》连载。

《温泉》把弱女子的悲剧和野心青年的钻营相交织，可以说是《一生》和《漂亮朋友》题材的融合。单纯少妇克里斯蒂娜和丈夫昂德马特，随父亲到昂瓦尔温泉站疗养。弟弟贡特朗及其友人保尔接踵而至。昂德马特是犹太资本家，富农奥利奥尔的土地上发现温泉，他抓住机会与之联手，建立了一家温泉站。寂寞的克里斯蒂娜禁不住保尔的诱惑，成了他的情妇。保尔让她怀孕后却抛弃了她，转而追求奥利奥尔的次女。昂德马特为了拴住生意伙伴奥利奥尔，让游手好闲、负债累累的贡特朗娶了他的长女。温泉城三个医生的激烈竞争，昂德马特和奥利奥尔的勾心斗角，金钱利益拨弄人们的情爱，资本主义上层社会可笑可悲的人间丑剧交糅杂错。

莫泊桑的亲密女友德·努依夫人[62]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说，莫泊桑给她读了刚写的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的头几页。同年九月十七日，莫泊桑已经把这部小说全稿交给了奥朗多夫出版社。据德·努依夫人说，莫泊桑写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一件真事：一个朋友从父母的一个熟人那里得到八百万法郎遗产。这朋友的父亲年事已高，但母亲风韵犹存。莫泊桑探寻这笔遗赠的原因，产生了一个想法，决定在此基础上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当然只是一个由头。《皮埃尔和让》仍然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和长期观察的产物。

资本不大的珠宝商洛朗热衷钓鱼，从巴黎退隐到诺曼底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温文的妻子唯有在对两个儿子的挚爱中寻求寄托。母爱不分厚薄，两个儿子却颇有区别：哥哥皮埃尔近三十岁，褐发、瘦弱、暴躁，心高而缺乏毅力，总算成为医学博士。弟弟让小他五岁，金栗色头发、健壮、和善，获得法学博士。母亲常以让为榜样教育哥哥，哥哥自然不悦，两兄弟却也没有纠纷。但父母一位好友去世，将遗产独赠给让；兄弟俩爱上同一个新寡少妇，她却倾心于和善而又陡增富贵的让；皮埃尔看上一处适合开诊所的地点，不知情的让却捷足先登，租下来开律师事务所。屡屡失意，令皮埃尔由嫉妒生出猜疑。他开始探寻，越来越肯定让是母亲和那朋友的私生子，便和弟弟争吵，还迫使母亲承认了往事。最后，豁达的让放弃了在家中应有的那份财产，并帮哥哥在海轮上谋了个医生的职务。折磨别人、自己也受尽痛苦的皮埃尔，终于悔悟。

和莫泊桑以往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一样，《皮埃尔和让》依然是一部充分意义上的社会风俗小说，表现了金钱、亲情、爱情、家庭关系的复杂纠葛。情节围绕着皮埃尔与恶魔的搏斗展开，先是嫉妒弟弟的恶魔，继而是怨恨母亲的恶魔，最后是伤害别人的恶魔。他的良知在一次次搏斗中失败，也一次次经受了后悔的折磨。他的母亲固然痛苦，但最苦的还是他本人。他的心路历程被写得曲折而又细腻，同时又合乎逻辑。皮埃尔犹如一个现代哈姆雷特，尽管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苦涩。这部新作问世后获得一致好评，甚至被一些评论家视为莫泊桑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莫泊桑此后的两部长篇小说《如死一般强》和《我们的心》，是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〇年间，他病情不断加重、四处求医的过程中，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的。场景又回到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题材又集中到爱情生活。

《如死一般强》中的伯爵夫人安妮，丈夫热衷政治，她生活孤寂。在为她画像的过程中，小有成就的画家奥利维埃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安妮也接受了他的爱，成了他的情妇。岁月流逝，安妮的女儿安奈特结束了在乡间由祖母陪伴的少女生活，回到母亲身边。安奈特同画像上的母亲一样美，只是母亲安妮风华不再。奥利维埃在安奈特身上找到了当年的爱人，为之陶醉。不过他明知这是无望的爱。他在车祸中受了致命重伤，并不怨尤，而把这看做命运的安排。小说中的安妮真心地爱奥利维埃。后者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但他追寻的仍旧是昔日的母亲。小说对奥利维埃和安妮之间由于时间推移和人物错位而产生的复杂爱情心理做了精细的描述。

《我们的心》的女主人公，丧偶的米歇尔·德·比尔纳，聪明美丽，因为有过不幸的婚姻，誓不再嫁。她在自家沙龙里接待各界名流，以被他们追慕为乐，但又让他们无法如愿。青年文人安德烈对她一见倾心，每天给她写情书。她终于动心，在一次旅游中委身于他。但米歇尔回巴黎后便和他若即若离。安德烈倍感痛苦，避居枫丹白露附近的蒙蒂尼。在那里，他获得年轻旅店女侍伊萨贝尔的爱。可他却忘不了米歇尔，最后带着伊萨贝尔返回巴黎。伊萨贝尔的纯真的爱，米歇尔的魅力，他兼而享之。似乎只有在这分裂的状态，他才能获得完整的爱情。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尚，不同的恋爱观。对爱情的描写，中世纪强调忠诚，十七世纪强调美德，十八世纪强调理性，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强调激情，而自然主义则强调本能。在《如死一般强》和《我们的心》中，莫泊桑精心勾画了与当时社会和文化氛围相应的爱情观的几种不同类型。

一八九一年是莫泊桑病情急转直下的一年，也是他在文学道路上最后冲刺的一年。他计划再写一部长篇小说，题为《昂瑞吕斯》。小说的开头，又回到《羊脂球》中的那场普法战争。故事仍然围绕着爱情。丈夫参军去打仗，妻子分娩在即。普军占领，妻子惨遭蹂躏，在牛棚里生下残疾的儿子。多年过去，这儿子身残但怀有一颗渴望爱情的心。一个姑娘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爱上她，但她爱的是身体健全英俊的哥哥。这对恋人卿卿我我的场面经常呈现在他眼前，令他痛苦不堪。母亲安慰他，给他读最好的书，让他忘掉这一切。但那姑娘的美妙精灵始终萦绕着他，可望而不可即。读者期待着莫泊桑的新作，深信它会一如既往地成功。可惜《昂瑞吕斯》最初的几章文稿散失，只留下一份提纲。

莫泊桑在长篇小说方面屡试不爽的成就，表明他不但是中短篇小说的大师，同时也是长篇小说的巨匠，他是不折不扣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均达到卓越成就的全才。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写的是农民、小职员、小市民、孤儿、流浪汉、妓女等下层的小人物，而他的长篇小说则主要写的是上层社会：大资产者、贵族、高官、议员、报业巨头、游走于贵妇沙龙的社会名流。《羊脂球》发表的一八八〇年，就好像一个分水岭：此前的诺曼底城乡生活和在巴黎做小公务员的经历，成为他整个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和灵感来源；而一夜成名后的地位改变，让他踏入了上层社会，得以洞察他们的行为于台前幕后，成为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和灵感来源。两段区别鲜明的经历，天造地设般地分别产生出中短篇和长篇两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反映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两种风俗画，互为补充和对照，构成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完整、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风俗画卷。

四 清醒与蔑弃

用生命为我们绘出这幅巨大社会风俗画卷的莫泊桑，是以客观小说家自命的。

一八八七年，完成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以后，因为其篇幅较小，他立即赶写了一篇题为《论小说》的文章，出版时置于该小说之前。《论小说》虽然并无片言涉及《皮埃尔和让》，却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莫泊桑关于客观小说的观念。

作为客观小说家，莫泊桑主张文学的非功利性，认为客观小说的使命就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图像。他明确地指出：“道德，荣誉，信仰，都是维持既定秩序所需要的。可社会秩序和文学毫无关系，作家的主要动机应该是观察和描写人类的激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没有道德说教的任务，也没有痛斥和训诲的任务。一本书有了倾向性就不再是艺术作品。”[63]

但莫泊桑绝非否认文学的作用。相反，他把文学的作用置于很高的地位。谈到客观小说家，他甚至表示：“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在于向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也不求使我们得到愉悦、使我们产生同情心，而在于促使我们思考，让我们了解隐藏在各种事件内部的深刻涵义。”[64]

熟读莫泊桑小说的人都可以见证，在他的小说中，他总是身体力行，坚持实践客观写实的原则，而不表露自己的倾向。

莫泊桑是人类各种嘴脸的高明画家，但他却不动声色。他描写颟顸的农夫、纵酒的海员、狡黠的商人、无良的父亲、性情中的烟花女、残暴的普鲁士军官，但他不流露爱和恨、愤怒和悲悯。《瞎子》中的瞎子很不幸，但作者没有一句怜悯他的话。《流浪汉》中的流浪汉很无辜，但作者没有一句为他抱不平的话。《一个杀害父母的人》中的主人公杀了父母，但作者并没有评论是非。《布瓦泰尔》中的黑姑娘不能被爱人的父母所接受，作者也没有表露自己的感想。《羊脂球》中的各种人物做了充分的表演，作者对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无一词一句的褒贬。

一些作家，包括一些文学大师，甚至是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常以对人物直接的心理描绘来表现其思想和动机，或者以自己的语气作倾向性的介入。而这却是客观小说家莫泊桑严格避免的。他不会像左拉那样，在《陪衬人》里亲自出面，为可怜的陪衬人求情：“太太小姐们，发一点善心吧，不要蹂躏装饰着你们的花边，对这些丑姑娘要温和些，没有她们，你们毫无美貌可言！”《包法利夫人》问世后，人们认为福楼拜在小说里流露了对女主人公太多的同情，于是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65]这句话加在他的头上。但莫泊桑总是和他的人物保持距离，像一个冷眼旁观者，人们很难说约娜或者杜洛华就是莫泊桑。在客观这一点上，莫泊桑是最彻底的自然主义者。

不过，正如莫泊桑所说的，小说家对现实的反映都受其世界观的制约，“地球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真实”[66]。为了知道莫泊桑的小说反映了怎样的真实，他所描写的真实里又隐藏着怎样的内涵，我们需要对作家的世界观有所了解。

一八七八年，福楼拜发现了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67]和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68]。他让莫泊桑替他找这两人的作品和资料，从而也引起莫泊桑对他们的关注。莫泊桑在《梅塘夜话》出版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说：“我觉得叔本华和赫伯特·斯宾塞的许多关于人生的观点，比大名鼎鼎的《悲惨世界》的作者还要正直。”[69]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在一个死人身边》，通过“我”的口，称叔本华为“人世间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梦想破坏者”。

莫泊桑思想的形成当然有他本身的原因，但这两位哲学家，特别是叔本华，对他的思想确有影响。叔本华是悲观主义哲学大师。叔本华对生命脆弱、人生虚无的观点，对莫泊桑人生观的影响尤为明显。叔本华这位梦想破坏者对政治、宗教等的否定，也契合了莫泊桑对第三共和国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无望。

莫泊桑对于人生的看法显然有虚无和悲观的成分。而且随着他的病情的不可逆转地加重，特别弟弟艾尔维早死以后，这种情绪也更加强烈。在给母亲洛尔的信中，给导师福楼拜和一些友人的信中，甚至在一些文章里，他都直言不讳地表达过这种观点：“这世界就像一个沙漠。我甚至不说话，因为没有可以谈点什么的人。”[70]“此时此刻，我尖锐地感到生活的无益，一切努力的徒劳，事物令人厌恶的单调，以及我们所有人都生活于其中的精神的孤独。”[71]

在莫泊桑的巨幅社会风俗画卷的真实里，在他有意识的客观笔墨中，隐藏着的就有他的这一人生观。

短篇小说《孤独》，通篇是“我的朋友”的极端孤独感的倾述：

……自从我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我就好像陷入，每天都更深地陷入一个阴暗的地道，摸不到它的边沿，不知道何处是终点，也许就根本没有尽头！我在里面走，没有一个人和我同行，周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在走同一条黑暗的路。这地道，就是生活。

长篇小说《漂亮朋友》中诗人瓦兰纳对杜洛华的一段话，表达了对生命短暂、许多希望永难实现的悲哀：

生活就像一个山坡，眼望着坡顶往上爬，心里会觉得很高兴，但一旦登上峰顶，马上会发现，下坡路就在眼前，路走完了，死亡也就来了。上坡很慢，但下坡却很快。人在你这样的年纪都是快活的，有很多希望，但这些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到了我的年纪，除了死就再也没有盼头了。

短篇小说《在一个死人身边》里，死去的叔本华躺在那里，这位醒悟了的享乐追求者，推翻了信仰、希望、诗意、幻想，摧毁了雄心，扼杀了爱情，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可是没有多时，他的尸体发臭了、腐烂了，假牙脱落了，笑容消失了。死亡轻而易举地就毁灭了这个伟大的破坏者。人生的最后都是虚无。

就像莫泊桑笔下飘着苹果香味的诺曼底农庄、回荡着划船爱好者笑声的塞纳河，莫泊桑把死亡和孤独也写得那么栩栩如生、精彩感人。这里表达的无疑是对人生悲观的思想情绪。

不过，在莫泊桑的全部文学作品中，这种直白、明显的悲观颓丧的文字并不多见，远不能构成主流。

在莫泊桑的作品中，倒是读到不少描写，说明生活中虽然充满不幸，但是，活着，总有希望。《西蒙的爸爸》中失过足的姑娘是这样，《一个女佣工的故事》里受了骗的女工是这样，《瓦尔特·施纳夫斯的奇遇》中做了俘虏的斯纳夫斯是这样，《田园诗》中的那两个萍水相逢的穷苦人是这样，《拉丁文问题》中苦尽甘来的老教师是这样，《一生》中的约娜也是这样。

《一生》的女主人公约娜是多么地运乖命苦，她的人生是真正不幸的人生，但是她顶住了厄运的一次次重击，总是在快要沉落时攀住新的希望。她有失望但从不绝望，总是在痛定后继续新的生活。她在那个妓女死后，毅然收留了婴儿——她的小孙女，表明了她的勇于承担，也意味着新的生活和新的希望就在前面。

所以莫泊桑在结尾仍要通过女仆罗莎丽之口说出这句名言：

“您瞧，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实际上是莫泊桑借自他的导师福楼拜。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因为前一天收到莫泊桑的信，说他请求从海军部调到公共教育部的事大局已定；又意外地收到一笔稿酬，福楼拜在给爱徒的回信中写道：“早就说今天会是个好日子：一、收到了你的信；二、收到了一点已经不再指望的钱。——事情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坏，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好。”

莫泊桑借用了导师的话，并且刻意改动了顺序，强调生活“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这才是他对人生的真实想法。

莫泊桑的二百多篇直抒己见的各类专栏文章，是他作为文人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也充分表达了他的社会观。他对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频加谴责，揭露“当代商业的原则实为有组织的盗窃”[72]；抨击“庞大的金融企业的领导人，在全法国众目睽睽之下做尽伤天害理的勾当”[73]；认为若要将所有贪赃枉法的权贵绳之以法，“得把全部预算都用来修建监狱”[74]。他甚至疾呼：“九三年实在太温和……既然今天的领导阶级和当年的一样愚蠢，那就应该像当年那样，把它们统统消灭。”[75]他既觉得下层人民“愚昧”、“粗俗”，又对他们的苦难深怀同情。在慨叹上层社会找不到正派人的同时，他在普通大众中看到真正的英雄：“他们还是存在的，而且真正配得起这光荣的称号，只不过他们默默无闻。”[76]

如果说莫泊桑在小说中所表达的对于人生的观点是“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那么，他所表达的对自己生活的那个社会的观点，却是十分悲观的。

莫泊桑的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写的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下层人。莫泊桑全部作品中为数不多的英雄、正直、善良、可敬的人，几乎尽在这个阶层。例如《西蒙的爸爸》中的铁匠、《马丹姑娘》中的伯努瓦、《索瓦热大妈》中的大妈、《俘虏》中的护林人女儿。但是，即便在这个阶层中，莫泊桑描写的，更多的也是些自私、愚昧、狡黠、虚荣的人物。例如《魔鬼》里的庄稼汉和看护妇、《老人》里的那对农民夫妻、《坑》里的两对钓鱼夫妇、《项链》里的罗瓦塞太太、《驴》里的两个无赖、《布瓦泰尔》里固守陈见的老母。在他们背后往往是同样愚顽的群众，例如《瞎子》里以欺凌瞎子为乐和《细绳》里罔顾事实的乡民。

如果说这些小说中的普通人、下层人只是些有缺点的人，那么，《一生》里的于连和《漂亮朋友》里的杜洛华则属于品质恶劣之辈。更坏的是，这两个品质恶劣的人竟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谴责。对于连，社会表示谅解，神父为之辩护，约娜父母也保持沉默。对杜洛华，瓦尔特大加赏识，主教大唱颂歌，奉之为世人的光辉榜样。

在莫泊桑笔下，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家是伪君子。《一生》中政客、财阀、报业巨头三位一体的瓦尔特，是统治集团的化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获得勋章啦！》，堂皇的荣誉勋章背后掩盖的是见不得人的丑行。《一次政变》中的双方，不论是正统派还是共和派，都是投机分子。《一个杀害父母的人》的主人公是激进派，却是个杀人犯。《一家人》中的布罗拥护共产主义，却不想触犯自己的继承权。

在莫泊桑的小说里，宗教也不是好东西。《我的舅舅索斯泰纳》中，我的舅舅是一个“因愚昧无知而变成的自由思想家”，可是“有人笃信宗教也往往是由于同样的缘故”。《泰奥迪尔·萨博的忏悔》中，木匠师傅萨博是个激进派，与神父是死对头。但为了拿到做教堂木椅的活儿，他宁愿改变政治信仰，昄依天主教。

莫泊桑的小说，展现的下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缺乏教养，的确少有幸福的因素；莫泊桑的小说，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的黑暗和上层社会的丑恶，的确少有乐观的气氛。

莫泊桑不但坦承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且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悲观主义辩护。

一八八六年二月四日，剧作家路德维克·阿莱维[77]在法兰西学院接纳他为院士的仪式上发表例行演说，以“幸福的人”自居，在结尾对“厌倦了生活，被有增无减的忧郁折磨、伤感的云雾包围，拒绝任何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年轻人进行了开导。

莫泊桑立即写了一篇长文，发表于二月十日的《费加罗报》，立场鲜明地为悲观主义辩护。在这篇题为《我们的乐观主义者》的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幸福的人”认为“人人都心满意足，事事都尽善尽美”，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们再谈论悲观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为跟第三共和国开的最大玩笑”。他还以反讽的笔调，建议当政者索性立一个禁止悲观的法令，并且代拟了十一个条款：

第一条：严禁所有能读会写的法国人读写任何有关悲观主义的文章；

第二条：严禁真的或者像是不幸、生病、残疾、爱发牢骚，违者处以强迫劳动；

第三条：不论老幼，禁止所有法国人饿死；

第四条：无居所而被迫在长椅上或桥下度过寒夜者，必须从傍晚至凌晨六点唱逗乐和正派的歌，向有家可归者证明自己十分满足；

……

如果说莫泊桑作品中展现的社会现实是阴暗的，那是源于社会现实本身的阴暗，作家只是洞察了这一现实，并做了客观的写照。正如莫泊桑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了解，我痛苦，因为我认识现实太清楚。”[78]

法朗士当时就敏锐地认识到莫泊桑小说流露出的悲观主义的积极思想意义，他在评论《我们的心》时写道：“至少，莫泊桑先生从来没有奉承过我们。他从来都是毫无顾忌地虐待我们的乐观主义，扼杀我们的理想美梦。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从来都是那么坦率，那么正直，怀着一颗那么单纯而又坚定的心，让人对他无可抱怨。”[79]

十九世纪的作家中，对社会现实不满和悲观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和普通人一样，悲观的表现在作家中也因人而异。它在《萌芽》的作者左拉身上化为反抗，让绝望的矿工起来斗争。它在《奔向死亡》的作者埃杜阿尔·罗德[80]身上化为逆来顺受，让主人公在激情和义务面前选择放弃。而在《漂亮朋友》的作者莫泊桑身上化为蔑弃，暴露丑恶而不屑于控诉和挞伐。

莫泊桑清醒地看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不漠视它，更不美化它，而是蔑弃它，将它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是一个振臂高呼的反抗者，对未来也不抱幻想，更不奢望给世人指点迷津。他所做的，就是把自己清醒看到的现实展现给读者，把自己对着丑恶现实的蔑弃传达给读者。

莫泊桑就是这样完成了一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崇高使命。

五 艺术特色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文学大师们各有千秋，各逞其长。

斯丹达尔以自己是“人类灵魂的观察者”[81]为骄傲。对人的内在世界的直接描写是他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握德·雷纳尔夫人手时，如果没有想到这是他的“职责”；看到瓦尔诺之流花天酒地，如果他不从心底发出愤慨的诅咒；在死牢里，如果他不做那些深邃的思考，这个人物的形象会轰然倒塌。为了突出心理描写，斯丹达尔甚至有意识地把外在世界的描写最大限度地削减。

客观小说家莫泊桑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会连篇累牍地解释人物的精神状态，而是去探求这种状态使这个处于某一特定环境中的人必然做出的行动或举止”。他觉得用此种方法写出的作品更真诚可信，“因为在我们周围活动的人，也从不告诉我们支使他们行为的动机”。不仅如此，他认为这样写出的作品也有更好的艺术效果：“按此种方法构思的小说能增加情趣，在叙述时富于动感，还能增添色彩和生活气息。”[82]

放弃了直接的心理描写，客观小说家莫泊桑就等于放弃了艺术表现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要达到他所说的作品的真诚可信和艺术效果，他就必须拥有超强的描写外在世界的功力，来塑造人物、阐释主题。

莫泊桑年轻时就在福楼拜指导下学习观察，假以时日，他练成了一双非常敏锐的眼睛。世界同样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而他往往能够见人所未见。他对事物的观察巨细无遗，尤其注意观察人们不予重视的“细枝末节”。因为往往最细微的东西里包含着最多未被认识的东西；正是细节的不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让人们区别并记住事物。

要善于观察，还要善于表达。“无论你想说明哪件事，只有一个名词能将它表达清楚，只有一个动词能使它活灵活现，只有一个形容词可以将它修饰。”[83]

莫泊桑不但养成了观察事物于毫末的眼力，而且练就了让自己精细观察到的事物跃然于纸上的文笔。

通过对外在事物，特别是对事物细节的精确描写，表现人物、事件、环境，以及由表及里揭示人的内在世界，成为莫泊桑独树一帜的艺术手法。

这一艺术手法在莫泊桑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得到全面、充分的施展，成功、美好的实例俯拾皆是。

莫泊桑擅长通过细节来描绘人物的外貌。以《羊脂球》为例，它对所有出场人物的体貌都做了颇具特征的写照，对羊脂球外形的描摹更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文字。

她身材矮小，浑身圆滚滚的，肥得要流油；手指也肉鼓鼓的，每个关节都像用绳子勒了一圈，犹如一串串短香肠；紧绷的皮肤很光亮，硕大的胸脯隔着衣服高高隆起。……她的脸蛋像鲜红的苹果，又像含苞欲放的芍药；面庞的上部睁着两只顾盼有神的乌黑的眼睛，围着长而密的睫毛，眸子里映着睫毛的倒影；面庞的下部是一张迷人的小嘴儿，滋润得正适合亲吻；嘴里生着两排精致晶莹的牙齿。

从丰满的身体，到肥胖的手、硕大的胸脯，再到面孔；从脸蛋，到眼睛、睫毛、眸子，再到嘴和牙齿，读者不是和羊脂球擦肩而过、匆匆一瞥，而是随着作家的笔触做了一番尽兴的审视，每一个部位都形容得那么真切。人们见过很多肥胖的手指，谁曾联想到一串串短香肠？人们见过很多长而密的睫毛，谁曾注意到它在眸子里的倒映？而这些形容又是那么自然，一个真实的羊脂球的形体就这样出现在读者眼前，深印在读者的脑海。照片也真实，但不会有这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莫泊桑擅长通过人物的一言一行来刻画人物。他笔下的人物，言行都是高度个性化的。仍以《羊脂球》为例。在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里，它表现了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德·勃雷维尔伯爵德高望重，他始终温文尔雅，反对用强硬手段，主张说服羊脂球。他向羊脂球施压时，称呼她“我亲爱的孩子”。而实际上是他主持了对羊脂球的围攻。鸟先生狡猾、猥琐。在第一段旅途，众人饥肠辘辘而又不肯接受羊脂球的食物，是他厚着脸皮打开僵局。羊脂球拒不向敌军官妥协而旅程一再推延时，他“要把这个‘贱货’连手带脚捆起来交给敌人”。羊脂球被迫舍身解围，他指着天花板说低俗的话，做下流的动作。两位慈善修女总是“手拨长串念珠，喃喃有词地念着《天父颂》和《圣母颂》”，但是围攻羊脂球却一扫腼腆，健谈而又激烈，借圣言圣迹感化羊脂球，在她“忿然抵抗的心头撕开一个缺口”，“给他们的阴谋帮了一个大忙”。虽然共和党人科尔纽岱不参与其事，他“仿佛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中，偶尔狠狠揪一下自己的大胡子”，连声斥责他们“卑鄙透顶”，并在第二段旅程中用《马赛曲》搅得他们心绪不宁。但在羊脂球挨饿时，他也置之不顾，径自大嚼他的煮鸡蛋。每个人的言语和行动都与身份、立场、思想、感情有着内在联系。莫泊桑就是用这些恰如其分、不可随意置换的细节，构筑起生动的人物形象。

莫泊桑同样擅长通过细节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在《米隆老爹》里，米隆老爹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这样传达给读者的：

老人挺直他僵硬的腰杆，像一位谦逊的英雄那样交叉起双臂。

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很久。有一个也在上个月失去儿子的上尉，为这个行为高尚的穷苦人辩护。

辩护完毕，上校站起来，走到米隆老爹跟前，压低嗓音说：

“听着，老头儿，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只要……”

可是老汉根本不听，只是对这位战胜国的军官怒目而视。风吹动他脑袋上绒毛般的细发，他突然把带刀伤的瘦脸紧绷起来，露出一个可怕的表情，鼓足一口气，使出全身的力量，朝这个普鲁士人脸上猛啐了一口。

上校气得七窍生烟，刚举起手来，老人又向他脸上啐了一口。

军官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发出命令。

不到一分钟功夫，这个始终镇静自若的老人就被推到墙根枪决了。临死前，他还向惊慌失措地望着他的大儿子让、儿媳妇和两个孙子送去几个微笑。

老汉创造了杀敌的奇迹，替他在拿破仑战争中被德国人杀死的父亲和在这次普法战争中被德国人杀死的小儿子报了仇，“现在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作家对老汉的所想所思未置一词，但透过一连串动作和表情：挺直腰杆、交叉双臂、怒目而视、猛力唾弃，其义无反顾的精神境界不言而喻。向子孙送去最后的微笑这个细节，是完成老汉爱与恨形象的点睛之笔。

莫泊桑以细节取胜的景物描写也堪称一绝。

短篇小说《老人》开头关于农家小院的景物描写充满乡土气息。一对庄稼人为了赶农活，提前给一息尚存的老父办丧事的活剧就要在这里上演。

秋天和煦的阳光越过圩沟边高高的山毛榉树，投射在农家大院。在牛群啃平了的青草下面，被刚下的雨水浸透的泥土软唧唧的，脚一踩就陷下去，还发出扑哧扑哧的水声。硕果累累的苹果树，用掉落的浅绿色的果实点缀着深绿色的草地。

四头小母牛并排拴着，正在吃青草，时不时地朝着农舍哞叫。牛圈前面，一群家禽为粪堆添上活动的色彩，它们刨呀，扒呀，咕嗒咕嗒叫着；两只公鸡不停地打着鸣，为母鸡寻觅着虫子，然后咯咯尖叫着召唤它们过来。

山毛榉、奶牛、苹果树，是诺曼底农村的象征。农舍、牛圈、粪堆、家禽，是农庄常见的场景。雨后泥土的湿软，落地的浅绿色苹果和深绿色草地的色彩对比，家禽在静止粪堆上运动造成的色彩动感，公鸡为母鸡觅食的过程，观察多么敏锐，写得多么细腻！莫泊桑笔下的诺曼底，让人感到亲切，令人向而往之。

《骑马》对巴黎香榭丽舍林荫道周末的热闹景象，虽然文字不多，但气氛浓郁。

宽阔的林荫道上车水马龙。两边的行人道上游人如织，就像从凯旋门到协和广场拉了两条流动的黑色长缎带。阳光普照大地，把车子上的漆、马具上的钢和车门上的把手都映照得铮明闪亮。

一股运动的热望，一种生活的陶醉，似乎在激励着这些人、这些车辆和这些马匹。远处，在一片金色的水雾里，方尖碑高高耸立。

莫泊桑把香榭丽舍林荫道两旁人行道上人头攒动，比喻为“从凯旋门到协和广场拉了两条流动的黑色长缎带”，富于奇想，又那么恰当。通过被阳光照得铮明闪亮的马车上的漆、马具上的钢、车门上的把手、急速滚动的车轮、笼罩方尖碑的金色水雾这些细节，作家把激励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切的“热望”和“陶醉”，烘托得十分浓烈，也给主人公的坐骑失控做了必要的铺垫。

莫泊桑别具慧眼、妙笔生花的细节描写，写人，令读者如睹其面，如闻其声；状景，令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使作品极富可信性和艺术感染力。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青年莫泊桑还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在福楼拜家和屠格涅夫、左拉、埃德蒙·德·龚古尔、都德等文坛前辈的聚会中，就以其幽默让人愉悦。他的这一性格特点也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喜剧性和幽默是莫泊桑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

法兰西民族性格幽默。法国文学的喜剧性有悠久的历史。中世纪法国文学瑰宝《列那狐的故事》就是一部幽默文学杰作，聪明机智的列那狐以戏谑为武器，屡屡战胜象征强权的狮王和霸道的公狼。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笑匠”拉伯雷，在《巨人传》中通过夸张和诙谐的笔调塑造的两巨人，批判经院教育，表达了人文主义理想。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大师莫里哀，以《伪君子》等喜剧作品揭露封建社会的痈疽。十八世纪启蒙时期喜剧家博马舍，其《费加罗的婚礼》被视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警钟。可是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也放逐了喜剧和幽默的精灵。此后的法国文学，有夏多布里昂的悲怆、雨果的激昂、巴尔扎克的深广、缪塞的多情、鲍狄埃的愤怒，但它不再欢笑。莫泊桑把久违的笑声还给了法国文学，因此弥足珍贵。

《大头针》的主人公同时和两位女士谈情，她们用大头针做记号，查明真相，联手惩罚了主人公。《窗子》的主人公接受贵族寡妇的品行考验，搭上了她的女仆，通过她了解主人，但又不慎把主人误作仆人，拍了贵妇的屁股，功败垂成。《莫兰这头猪》里的报刊主编，其好友在火车上向窈窕淑女笨拙地求爱而惹上官司，请他去私下调解，他却勾引上那女子。《博尼法斯老爹揭发的罪案》中的老邮递员给新来的收税官送信，听到他屋里地动山摇、喊声凄惨，以为发生了命案，立即报警。宪兵赶到，却发现人家夫妻在交欢。人们仿佛又读到《十日谈》。对这类表现男欢女爱的搞笑的故事，道学家或许不无微词，觉得旨趣欠高，但风流多情的中世纪骑士的后裔们却发自内心地喜爱。

莫泊桑更多小说作品中的喜剧性和幽默，都具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意义。

《图瓦》中的图瓦老爹，酒量大，心广体胖，整天乐呵呵。干瘦的图瓦大妈看不顺眼，常跟他吵闹。图瓦老爹中风卧床。图瓦大妈听别人一句戏言，便让丈夫用体温孵小鸡，居然成功。她再无怨言。全家乐才是真正的乐。

写得很美的《驴》中，两个泼皮无赖，花五法郎买了一头老驴，穷开心把驴折腾死了，还谎称是一头母鹿，向酒馆老板卖了个高价。泼皮无赖本来就无诚信可言，酒馆老板掉进这个局，是讨便宜的心理作怪。

《花房》中的勒莱布尔太太不开心，总找丈夫的茬儿，又不说为了啥。一天夜间家里闹贼，他们追到花房，发现女仆在跟情人幽会。这桩事激起勒莱布尔先生的“性”趣，妻子乐不可支。夫妻间的性和谐就是这么重要！

《一家人》中的公务员卡拉旺先生不能不说是个孝子，母亲死了，看他哭得多么伤心！他像孩子似的满含眼泪、哭丧着脸去酒馆博取同情，动人而又让人忍俊不能！但他和妻子密切配合，转移老母的“遗产”，孝心还是让位给了私心。

《拉丁文问题》中的“我”，像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跟洗衣女说他的拉丁文老师爱她，又跟拉丁文老师说那个洗衣女爱他，居然弄假成真，撮成了一桩美好姻缘！一个恶作剧似的玩笑，改变了两个苦命人的命运。

莫泊桑的不少悲剧题材的小说里，渗透着喜剧的因素，达到异样的艺术效果。《骑马》的结局，小职员埃克托尔因骑马闯祸，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但是，自从决定出游，孩子就在房里骑木椅，主人公就向家人大谈骑术；出发前，主人公摸摸马脖子，看看马牙口，煞有介事装内行，但一上马就险些摔下来。被撞的老妇养得容光焕发，可医生来检查，她马上呻吟起来，还狡猾地瞟他们。真让人哭笑不得。

莫泊桑小说的喜剧性和幽默令人发笑，但不是笑笑罢了，而是让人在笑声中回味。人们回味到的可能是甜蜜，可能是苦涩，可能是辛辣，也可能是五味杂陈，但总会引向对生活的更深理解。

所以左拉在回忆莫泊桑一生的创作时说：“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小的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醒豁的窗口。读他的作品，人们或是笑或是哭，但都会深思。”[84]

莫泊桑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文学作品表明，他就是那个能用最恰当的名词将事物表达清楚，能用最恰当的动词使它活灵活现，能用最恰当的形容词将它修饰的人。

通过文学造诣深厚的母亲，莫泊桑自幼受到拉丁文学和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的文风熏陶。据好友布尔热回忆，一八七六年三月，他初遇莫泊桑时，莫泊桑正在研究拉伯雷的语言，写一篇题为《拉伯雷作品中的语句结构》的文章。[85]

莫泊桑热爱法语。他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他说：“法语本身就是一泓清水，多少矫揉造作的作家始终未能也永远不能将它搅浑。每一个世纪都有人向这道清澈的水流扔进他们的时髦语汇、自命不凡的体裁和矫揉造作的词句。这些无益的图谋和徒然的努力始终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一语种的本质就是清晰明了、合乎逻辑、刚劲有力。它容不得半点削弱、含糊和曲解。”[86]针对文坛时弊，他反对使用古怪、难懂、芜杂和灰色的词汇，反对滥用抽象的字眼。他还因为抨击所谓“艺术的语言”和埃德蒙·德·龚古尔发生过芥蒂。

明晰，一字一珠、精妙入微、达意传神、入木三分的明晰，这是观察的极致与语言的炉火纯青完美结合才能企及的境界。法朗士高度赞赏莫泊桑的文字语言：“他的遒劲、简洁、自然的语言带着我们衷心喜爱的土地的香味。他拥有法兰西语言的三大优点，首先是明晰，其次是明晰，最后还是明晰。”[87]

谈到莫泊桑文学语言的明晰，左拉衷心赞美：“啊！明晰，多么清澈的美的源泉，我愿看到每一代人都在这清泉中开怀畅饮！”[88]

在莫泊桑的祖国，从初中到大学，莫泊桑的作品一直被列为学习法语的范文。在我国，莫泊桑的作品同样是法语教科书必选的内容。

我常追寻莫泊桑的足迹。在诺曼底，滨海小城埃特尔塔和当年没有太大变化，莫泊桑亲自督建的“吉的小屋”仍在。海滩永远天然地铺着一层卵石，那曾是吉游泳的地方。远处的象鼻山悬崖边，是他救过溺水的斯文伯恩的地方。我曾几度访问他的出生地米洛美尼尔堡，那里吸引着一批批莫泊桑的仰慕者。还有较偏僻的伊莫维尔-格兰维尔的白色古堡，《一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还有《细绳》背景所在地格代维尔，当年镇长的雕像还在，只是集市已经迁到镇外。在鲁昂市的一个街角，我看到路易-布耶的雕像。《谁知道呢？》中写到的罗贝克水街依旧，只是不知道那出卖赃物的古董店何在。而在威尔德莱尔街心公园，矗立着莫泊桑的纪念碑，基座上原本是一尊铜质的莫泊桑半身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毁坏，战后鲁昂人又制作了一尊石雕像，表明对《羊脂球》作者执着的爱。在巴黎，正对协和广场的海军部大厦一间办公室门旁，墙上有一九二三年时任部长亲钉的纪念牌，写着“吉·德·莫泊桑，海军部职员，曾于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八年在此办公”。格勒奈尔街的教育部也有莫泊桑工作的遗址，每逢遗产开放日，参观者络绎不绝。十七区的蒙叟公园是莫泊桑常来的地方，离中央入口不远有一座莫泊桑纪念碑，簇拥着作家半身像的是一个姑娘手执书本掩卷沉思；今人也常在这里驻足观赏。十四区蒙帕尔纳斯公墓里的莫泊桑墓，我曾多次去凭吊，总见墓前摆放着鲜花。这一切说明，莫泊桑依然活在人们心中。

我爱在精神的宇宙中仰望世界文学的苍穹。那里群星万点，大小不一，光泽各异。我却一眼就能辨出莫泊桑这颗饶有特色的星。它由大大小小数百颗珍珠组成。它的表情富于人情味，还经常调皮地眨眨眼睛。它具有法兰西民族特有的风情和内涵，然而它并不神秘和晦涩，容易与我们神交，给我们美的享受，人生的启迪。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注释：

[1] 约瑟-马利亚·德·埃雷迪亚（1842—1905）：法国诗人，原籍古巴。其诗集《战利品》被视为帕尔纳斯派和《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代表作之一。莫泊桑于一八七九年在福楼拜家和他相遇后，成为好友。

[2] 约瑟-马利亚·德·埃雷迪亚一九〇〇年在鲁昂莫泊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

[3] 莫泊桑：《漫游生涯》（1890）。

[4] 莫泊桑：《寄自修院深处的诗》，作于一八六七年十月。

[5] 路易·布耶（1821—1869）：法国浪漫派和帕尔纳斯派诗人。作品有历史长诗《梅拉埃尼斯》（1857），诗集《花彩和环饰》（1859）、《最后的诗篇》（1872）等。

[6] 莫泊桑：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1888）的前言《论小说》。

[7] 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教育》（1843—1845）、《包法利夫人》（1857）、《圣安东尼的诱惑》（1849—1874）、《萨朗波》（1862），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等。

[8] 洛尔·德·莫泊桑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六日给福楼拜的信。

[9] 洛尔·德·莫泊桑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福楼拜的信。

[10]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集《猎人笔记》（1852），长篇小说《罗亭》（1855）、《前夜》（1859）、《父与子》（1861）等。他经常旅居法国，与福楼拜等友情甚笃，也熟悉莫泊桑。

[11] 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作品有小说《苔莱丝·拉甘》（1867），由二十部小说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1871—1893），论文集《我的仇恨》（1866）、《实验小说》（1880）、《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

[12] 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作家。作品有与弟弟于勒合作的小说《勒内·莫普兰》（1864）和《日记》（1851—1896），以及独自创作的小说《少女艾丽萨》（1877）等。

[13] 都德（1840—1897）：法国作家。作品有《小东西》（1868）、《磨坊信札》（1869）、《塔塔兰的塔拉斯贡》（1872）、《星期一故事集》（1873）等。

[14] 洛尔·德·莫泊桑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九日给福楼拜的信。

[15] 福楼拜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给洛尔·德·莫泊桑的信。

[16] 福楼拜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给洛尔·德·莫泊桑的信。

[17] 福楼拜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给莫泊桑的信。

[18]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文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主要作品有诗剧《阿塔兰忒在卡吕冬》（1865）、长诗《日出前的歌》（1871）等。

[19] 隆勃罗梭：《回忆莫泊桑》（1905）。

[20] 莫泊桑：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1888）的前言《论小说》。

[21] 福楼拜：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三日给沙邦吉叶夫人的信。

[22] 见第四页注①。

[23] 福楼拜一八八〇年二月一日给莫泊桑的信。

[24] 福楼拜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给莫泊桑的信。

[25] 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吉尔·布拉斯报》让·里什潘的专栏文章。

[26] 一八八〇年九月五日《快报》弗雷德里克·普莱西斯的专栏文章。

[27] 一八八〇年五月三日《民族报》泰奥菲尔·德·邦维尔的专栏文章。

[28] 关于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总数，各家的认定稍有不同；法国伽里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版《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收有三〇七篇。

[29] 巴尔扎克一八二一年八月给妹妹洛尔·巴尔扎克的信。

[30] 福楼拜一八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给布莱纳夫人的信。

[31] 莫泊桑一八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给福楼拜的信。

[32] 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有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1881）、《苔依丝》（1890）、《企鹅岛》（1908）等以及评论集《文学生活》四集（1889—1892）等。

[33] 法朗士：《我们为什么忧伤？》，载《文学生活》第四集（1892）。

[34] 转引自保尔·布尔热：《吉·德·莫泊桑》，载一八九三年七月《壹周刊》。

[35] 玛丽·德·法兰西（十二世纪）：法国诗人。作品有《叙事小诗集》（1160—1170）等。

[36] 玛格丽特·德·纳瓦尔（1492—1549）：法国作家。作品有《作为黑夜幻觉的对话》（1533）、《七日谈》（1559）等。

[37] 若里斯·卡尔·于斯芒斯（1848—1907）：法国作家。《梅塘夜话》中有他的《背起背包》，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逆流》（1884）等。

[38] 昂利·赛阿尔（1851—1924）：法国作家。《梅塘夜话》中有他的中篇小说《放血》，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美好的一天》（1881）等。

[39] 莱昂·艾尼克（1851—1939）：法国作家。《梅塘夜话》中有他的中篇小说《“大七”事件》。

[40] 保尔·阿莱克西（1847—1901）：法国作家。《梅塘夜话》中有他的中篇小说《战役之后》，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缪尔先生的日记》（1880）、《爱的需要》（1885）等。

[41] 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门徒》（1889）、《世界主义者》（1892），中篇小说《家庭悲剧》（1890）、《深水》（1902）、《两姐妹》（1905）等。曾致力于向欧美介绍莫泊桑的作品。

[42] 法朗士：《莫泊桑和法国历代短篇小说家》，载一八八七年二月十三日《时代报》。

[43] 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实证精神讲演》（1842）、《实证主义历书》（1849）、《实证主义教义》（1852）等。

[44] 转引自保尔·布尔热：《吉·德·莫泊桑》，载一八九三年三月八日《巴黎回声报》。

[45] 克洛榭特（clochette）：法文本意为铃铛，也戏指瘸子。

[46] 莫泊桑：《当代人》，载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四日《吉尔·布拉斯报》。

[47] 雅克·卡索特（1719—1792）：法国作家。作品有《恋爱的魔鬼》（1772）等。

[48]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作品有《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克莱因·泽赫斯》（1819）等。《奇幻故事集》是法文译本名。

[49]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著有大量诗歌、小说和评论，推理小说代表作有《窃信案》、《金甲虫》等。《离奇故事集》是法文译本名。

[50]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代表作有《阿卡迪亚的牧羊人》等。

[51] 戈蒂埃（1811—1872）：法国作家。作品有《莫班小姐》（1835）、《珐琅与雕玉》（1852）等。

[52]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作品有《隐身人》（1897）、《星际战争》（1897）等。

[53] 维基百科法文版：《吉·德·莫泊桑》。

[54] 福楼拜一八七八年八月十五日给莫泊桑的信。

[55] 转引自阿兰·克洛德·吉凯尔：《流星般的莫泊桑》。

[56] 保尔·阿莱克西在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五日《觉醒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

[57] 托尔斯泰：《吉·德·莫泊桑》。

[58]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作品有《法国史概论》（1823）、《论法国的民主》（1849）等。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八年任法国首相。

[59] 基佐一八四三年三月一日在法国议会的答问。

[60] 布吕纳迪埃尔（1849—1906）：法国文学评论家。作品有《法国古典文学史》（1905—1918）《法国文学史读本》（1897）、《自然主义小说》（1883）等。

[61] 布吕纳迪埃尔：《小一辈自然主义者》，载《两个世界杂志》一八八四年第六十四卷。

[62] 德·努依夫人（1854—1915）：莫泊桑的女友。作家。作品有《恋人般的友谊》（1896）等。

[63] 莫泊桑：《勇敢的人》，载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吉尔·布拉斯报》。

[64] 莫泊桑：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1888）的前言《论小说》。

[65]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话据传为作者福楼拜所说，但迄今未证实。还有一幅很流行的漫画以此为题。

[66] 莫泊桑：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1888）的前言《论小说》。

[67]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主张进化论哲学。作品有《社会学原理》（1876—1896）。《伦理学原理》（1879—1892）、《进化论道德基础》（1881）等。

[68] 亚瑟·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对许多文学大师有重要影响。作品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论自然中的意志》（1836）、《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1）等。

[69] 莫泊桑：《〈梅塘夜话〉，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载一八八〇年四月十七日《高卢人报》。

[70] 莫泊桑一八七九年一月十三日给福楼拜的信。

[71] 莫泊桑一八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给卡罗琳娜·科曼维尔的信。

[72] 莫泊桑：《当代人》，载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四日《吉尔·布拉斯报》。

[73] 莫泊桑：《荣誉和金钱》，载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四日《高卢人报》。

[74] 莫泊桑：《荣誉和金钱》，载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四日《高卢人报》。

[75] 莫泊桑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日给福楼拜的信。

[76] 莫泊桑：《现代英雄》，载一八八二年三月一日《高卢人报》。

[77] 路德维克·阿莱维（1834—1908）：法国剧作家。作品有《康斯坦丁神父》（1882）、《卡迪纳尔一家》（1883）等。

[78] 莫泊桑：《在水上》。

[79] 法朗士：《评〈我们的心〉》，载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时代报》。

[80] 埃杜阿尔·罗德（1857—1910）：瑞士文学评论家、记者、作家。

[81] 转引自路易·阿拉贡：《论斯丹达尔的〈红与黑〉》。

[82] 莫泊桑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1888）的前言《论小说》。

[83] 莫泊桑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1888）的前言《论小说》。

[84] 左拉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

[85] 布尔热：《吉·德·莫泊桑》，载一八九七年七月《壹周刊》。

[86] 莫泊桑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1888）的前言《论小说》。

[87] 法朗士：《评论家和小说家》，载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五日《时代报》。

[88] 左拉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