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不合理的社会（1）

有关乌托邦，即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一个理想国度的谈话，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记录和转述。

战无不胜享有盛名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作为一个才德兼备的模范君王，近来和尊贵的卡斯提尔国王查理殿下[1]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争论[2]。为了就这些外交纠纷进行商议并取得和解，国王派遣我去法兰德斯。而新近被陛下任命为案卷法官的卡斯伯特则随我同行。卡斯伯特的高升让很多朋友都为他感到高兴。对于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这次晋升是理所当然的，他正直的性格以及渊博的学识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根本无须得到我的赞扬，如果一定要我赞扬他的话，这就好比让我打着灯去照耀太阳一样滑稽可笑。

按照安排，卡斯提尔王国委派的谈判人员在布鲁日接待了我们，卡斯提尔王国的谈判人员中以布鲁日市的市长为组长。虽然这是一位严肃而值得尊敬的人物，但占据谈判主导地位的却是加塞尔城的教会长——坦西斯，他口才出众且精通律法，这样的外交场合正是他大展身手的绝佳舞台。经过了一两次会议，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他们向我们暂时告别，到布鲁塞尔听取查理殿下的意见。

我也因为某些事情去了安特卫普。在安特卫普停留的这段时间，经常有访客前来拜访，有一位名为彼得·贾尔斯的访客是最受我欢迎的。彼得出生在安特卫普当地，颇有地位，但他应该担任更高的职位，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他更有学识、有教养的年轻人。彼得极有道德和修养，对所有的人都热情和尊重，对朋友则非常坦率和谦逊，可以说，彼得就是“完美朋友”的代名词：他极为谦逊，真诚质朴而又不失明智谨慎。他妙语连珠，和彼得交流谈话的过程总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这种愉悦甚至让我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要知道，我已经离开伦敦四个多月了，在这期间我对妻子和儿女的想念是如此地令人煎熬，但彼得的出现缓解了我的痛苦。

一天，我去圣母院做礼拜，这是城里最美丽也是最拥挤的教堂。做完礼拜后，我准备回到住所，却在路上偶遇彼得和一位外地人在交谈。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面孔黝黑，胡子很长，一件长斗篷随意地披在肩头，这样的样貌和装束，让我判断出他是一位老船长。彼得看见我后，赶紧来打招呼，我正准备回礼，却被彼得拉到了一边，他指着那位老人对我说：“你看见他了吗？我正准备带他去见你。”

“非常欢迎他的拜访，但你要知道这都是因为你。”我这样说道。

“不，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自己，你要知道，除了他以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对陌生的国家和人民有这样的认知，而我认为这一切正是你最感兴趣的题材。”

“啊，那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一艘海船的船长喽？”

“可你错了，”他说，“他的航行并不像巴利纽拉斯[3]那样普通平庸，而是像奥德修斯[4]，或者说更像柏拉图[5]。这位葡萄牙人拉斐尔·希德拉斯，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更精通希腊文。由于他对希腊文化有精深研究，所以他在哲学方面造诣颇深。他觉得在哲学这门学问中，拉丁文中只有塞涅卡[6]和西塞罗[7]的某些论文，还有些价值。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把祖辈们的遗产留给了兄弟们，想自己一个人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去看看，于是就加入了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哥利·维斯普奇的船队，他参加了普奇四次航行中的后三次航行，始终跟随着维斯普奇。这四次航行，人们都已经通过阅读知道了。但最后一次航行，他并没有同维斯普奇一起回来，他好不容易得到许可，成为最后一次航行中留在终点新卡斯提尔的二十四人之一。他如愿以偿留了下来，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他热爱自由且喜欢到处游荡，比起平淡的生活，他更喜欢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经常用的两句口头禅是：‘死后没棺材，苍天当被盖’以及‘通往天堂的路，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距离’。如果不是上帝保佑的话，他的这种生活态度肯定会让他吃够苦头的。可是，从维斯普奇离开后，他和要塞的五个同伴航行周游了多个国家。一个意外把他带到了锡兰，又辗转到了卡利卡特，在这里他遇到了几艘葡萄牙的海船，于是他又搭上了船，回到了祖国。”

彼得说完以后，我非常感激彼得，他花费了如此大的力气，就是希望我和那位谈谈，希望他的谈话能让我高兴。于是，我转向拉斐尔，和他互相致敬，说了陌生人初识后惯用的客套话，然后我们一起来到我的住所，我们坐在花园中的长凳上，开始交谈。

拉斐尔描述说，自从维斯普奇离开后，他和留在要塞的同伴们，因为经常和当地人见面，对他们很客气，逐渐得到了当地人的好感和友谊，渐渐放下了戒心。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当地一位首领的赏识。由于这位首领的慷慨和豪爽，他和他的五个同伴都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用品以及充足的旅费，首领还给他们配备了向导。路程上一部分是从水路乘木筏，一部分则是陆路乘车。他们被引到了当地其他部族领袖那里，同时他们还带着帮助他们的那位首领的介绍信，所以一路上得到了很多的关照。拉斐尔说，他们游历了很久，到了很多城镇以及各种经济繁荣、制度优越的国家。

拉斐尔说，诚然，在赤道的南方以及赤道附近远至太阳运行所能抵达的地方，虽然有热浪蒸腾的沙漠，干旱的土地，一切都死气沉沉，所有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都是栖息着危险毒蛇和野兽以及野蛮人的不毛之地。可是，稍微向前行进一段距离，风物就逐渐宜人了。气候不那么炎热，到处长满青草，就连动物的性情也更温驯一些。最后，他们进入繁荣的城镇，在这些城镇之间，以及辽远的国度，经常有着各种各样的贸易。

拉斐尔说，当时他们有访问许多国家的机会，任何已知和成熟航线中的船只都欢迎他和他的同伴搭乘。最初他们的旅行途中看到的都是当地的平底船，船上的帆是用纸草或是柳枝编成，偶尔也有用皮革做成的船帆。之后的旅程中，他们又遇到拥有尖龙骨和帆布的船，其实际行驶性能已经和我们的船只相差无几。

他们的水手善于使自己适应海洋上的气候，由于拉斐尔教他们指南针的使用方法，由此得到了他们莫大的信任和好感。他们以前对于指南针是完全无知的，出海航行，他们只能接受海洋的摆布，经常因为航向的问题而犹豫不决，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航海，只能在夏季出航。现在，他们学会了指南针，在冬季也一样可以出航，但这就好比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这样的盲目自信反而容易招来危险。这样，本来以为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的东西，由于轻率武断的态度，反而有可能招来更大的危险。

拉斐尔谈到的每一个地方，内容很多，也不符合本书的主题，我们也许会在另外的场合讲述他的故事。对任何读者有益的东西，首先是那些文明中人类文明共处的基石——法律条文，这是拉斐尔所意识到的。而这样的题材也是我最热衷的话题。我和彼得热情地向他提问，他也同样乐于谈论。被市井小民所津津乐道的外海奇闻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没有继续询问怪兽的事，像西拉、塞利诺和雷斯特里戈尼人以及相关的可怕生物都是很常见的。无论哪里都有饿狼和恶狗，但是，治理有方的国家和民众却不是随处可见的。

的确，拉斐尔提到了这些新发现的国家有许多看似匪夷所思的风俗，也详细举出一些实例，我们的国家、城市和人民甚至是不同民族和种族都可以借鉴，以此来改正错误。我已经说过，这些事例我们必须留到另外的场合去讲述。现在我只想讲一下他说到的关于乌托邦的风土人情，但首先，要讲一下使他提到这个国家的谈话。

拉斐尔很有智慧地谈论两个半球的缺点并比较了两个半球各自明智的措施，他发现两个半球的缺点倒是都不少。他回忆起每一个他仅到过一次的国家的风俗习惯时，都像在那里居住了一辈子。彼得惊叹道：

“啊，敬爱的拉斐尔，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依附一个国王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国王不欢迎你。你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既能使他拥有愉悦的心情，又能为他树立个人道德的榜样，还能为他治国施政提出中肯的建议。这样的话，不但有利于你自己，而且也有利于你全部亲友的提拔。”

“说到我的亲友，”拉斐尔回答说，“我并不为他们操心，因为我想我已经很好地尽到了对他们的义务。每个人都是爱财的，他们往往就算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财产。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财产分给亲友们了。我想我的亲友应该满足于我的慷慨给予，而不应该再期待或者要求我为了他们而去臣奉国王。”

“说得好！”彼得赞扬道，“但我是说要你侍奉国王，而不是臣奉。”

“这两个词只有一个音节之差。”拉斐尔说。

“但是我坚信，”彼得继续说道，“无论你如何称呼这种生活，它都是一种能对别人有好处的手段，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全国的公民而言，并且能让你更加显贵。”

“我一定要，”拉斐尔辩驳道，“用我十分嫌恶的手段使自己更加显达吗？实际上，我想很少有王公贵族像我现在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而且，攀龙附凤的人多得是，权贵身边少了一两个我这样的人也没什么损失。”

“嘿，”我说道，“很显然，敬爱的拉斐尔，你不是仰慕权势和金钱的人。不容置疑，我对你这种高尚之人无比崇敬，如同我对十分有地位的大人物充满崇敬之意一样。但是我认为，只有把你的聪慧勤奋用于造福群众，才能配得上你的高风亮节以及极富哲理的气概，即使这会使你失去一些东西。并且要想成功做到这一点，你就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国王的臣子，奉劝他采用（我坚信你有这样的能力）诚信光荣的治国方针。国王就像永不枯竭的泉眼，源源不断地涌出造福或者祸害全国群众的水。尽管你没有丰富的侍奉国王的经验，但是你学识渊博；或者尽管你没有渊博的学识，但你有丰富的处理事务的经验，你就会是国王的议事会上的一个能臣。”

“亲爱的莫尔，”拉斐尔说道，“你有两个错误：其一，对我而言；其二，就事情本身。我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优秀。即使我那样优秀，我也无法在打乱我自己的安宁生活的同时造福公众。首先，几乎所有国王都热衷于追求武力，而我不懂武力，也不想懂。相比诚信光荣地和平治国，他们更热衷于用尽一切办法争取新的土地，而不是好好治理已有的王国。”

“其次，朝廷贵臣都有智慧、有才能，不需要别人的意见；或者自以为是，不屑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原本，认为自己的想法最为高明是人之常情，就像乌鸦和猴子都对自己的幼崽格外宠爱。但是，他们对国王面前的红人的谬论，却阿谀奉承，妄图通过谄媚来得到器重。”

“在这些妒忌别人并且过分看重自己的人之中，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就显得好像在智力方面有所欠缺，从此以后就会被看作傻瓜，除非他对其他人的看法吹毛求疵。当所有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时，他们最后的对策是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的祖先喜欢这样的事情，但愿我们能比得上他们。’之后，他们似乎觉得这一明智的言论结束了所有问题，然后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们的意思是，好像我们在任何方面有比之前的时代更明智的举措都将是不幸的。然而，我们并不在意过去的时代有什么好的想法。相反，如果我们的祖先有任何不明智的方针，就都将成为我们手中的把柄。我在很多地方见到过这种骄傲、荒谬且固执的偏见，尤其是在英国。”

“你去过英国？”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在西区人民起义被镇压[8]后不久，我曾在英国住过几个月。那次起义惨败，杀戮惨重。我很感激尊敬的约翰·莫顿先生，他是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国宰相。彼得（我专门告诉你，因为莫尔很了解大主教[9]），这位大主教足智多谋、德高望重。他中等身材，完全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看起来令人尊敬却又不会让人恐惧。他谈吐得体、举止端庄。对于前来拜访且有所求之人，他有时会用犀利的语言来考验他们，观察对方的胆量见识和遇事的冷静程度，但他完全是出于好意。只要不过于冒失，无畏无惧的态度他是欣赏的；因为这和他的性情近似，而且适合公职的工作。他文采斐然，法律知识广博，理解力极强，记忆力极佳。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更为他超群的天赋增光添彩。”

“我住在英国的时候，英王非常信赖他，并且政府机构主要由他主持。不出所料，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学校毕业进入朝廷，此后一直处理重大事务，历经命运浮沉，在惊涛骇浪中练就了他的深谋远虑，这种特质一旦拥有了就不会失去。”

“有一天，我和他一同进餐，桌上有一个精通英国法律但未担任官职的人，抓住机会把话题转向了英国对盗窃犯罪的严厉执法状况，据他说，有时一次送上绞刑架的盗窃犯就有二十人之多。他还说他无法想象怎么会这样：漏网的人极少而全国的盗窃犯罪仍然盛行。这时候，我大胆地当着红衣主教的面畅所欲言，说道：

‘你不需要惊讶，因为这种惩罚盗窃犯的方式本来就不公正，对社会公众也没有好处。对于盗窃罪，这个处罚过于严厉，可是又不能制止盗窃的发生。单纯地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不应当被处以死刑。无论多么严厉的惩治措施，都无法阻止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去偷盗。在这件事情上，英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就像不教而诛的教书匠，他们宁愿去惩罚学生而不是教育学生。与其对盗窃犯施加酷刑，不如为他们提供谋生之道，使所有人都远离因走投无路而去盗窃并因此被处死的命运。’”

“‘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这种情况并为此采取了措施’，这个人说，‘我们有手工业，还有农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些工作谋生而不去为非作歹。’”

‘这不符合你们的需求’，我反驳道，‘暂且不提对外征战和国内战争，就说在最近和康沃尔人的战争以及不久前的英法战争中受伤致残回家的人们，他们为国家和国王效力，最终落得四肢不全的下场。这些人因为残疾而无法从事自己原本的工作，又因为年龄限制而不能学习新的知识。暂且不讨论这一部分人，战争毕竟是偶尔才发生，让我们先来看看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吧！’

‘你们中间有一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依靠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佃农养活，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去剥削佃农（的确，这是他们对钱财斤斤计较的唯一例证，因为在其他时候他们都奢靡无度、挥金如土）。这些贵族还养着许多无所事事的随从，这些人身无长技，没有任何谋生的手艺。但是只要主人去世或者他们生病，这些人就马上会被赶走，因为主人养懒人却不养病人。而后世的继承人往往不能将偌大的家族维系在一起。’

“‘现在，这些被赶走的人越来越饿，越来越想去偷窃。他们还能做什么？风餐露宿的生活使他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长此以往，积贫积弱，没有任何绅士愿意雇用他们，原有的农户也对他们望而却步。农户深深地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懒散闲适，习惯了和周围的人相互吹捧、不思进取，他们就不会为了微薄的报酬和果腹的食物而去劳动，去老老实实地为他们这些农民干活。’”

“那个精通英国法律的人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的人。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人才是军队的中流砥柱，他们比手工业者和农民更有高贵的荣誉感。’”

“‘你还不如说’，我回答道，‘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珍惜小偷，因为他们之中有你需要的人。如果我们养活这些人，盗窃犯就绝不会绝迹。而且，盗窃犯从军也不是不活跃的，当兵的去盗窃的也不少。二者互通，如此巧妙。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在你们国家很严重，但倒也不是你们国家特有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有。’”

“‘法国的情况更糟糕，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一个国家这样的状态可以被称为和平），整个国家也到处都是士兵。而他们得到报酬的原因，和你为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随从辩护的理由是一样的，这是那些假冒政治家的格言：为了公共安全，预先备好经验丰富的士兵是必要的。他们认为没有经验的人是不可靠的，并且他们有时会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以便于在真枪实弹中训练他们的士兵，或者，像赛勒斯特[10]所说的那样，为了避免他们的双手因为太长时间不用而变得笨拙。但是吃了大亏后，法国人已经意识到喂养这些野兽是多么危险。罗马、迦太基、叙利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城市的命运都是被那些常备军倾覆甚至彻底摧毁的，这些历史教训应该使他们更加明智。’”

“‘这种军队没有维持的价值，从他们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没有经验的人对战也不一定能够获胜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关于这一点，我不多说，以免你们觉得我在奉承英国人。不管怎样，只要没有肢体上的残疾或者因极度贫困、难以饱腹而精神萎靡，城里的技工和乡下的乡巴佬都不害怕和无所事事的绅士的随从们打架。因此你不必害怕那些体格健壮的男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被贵族宠溺），他们现在因为享受安逸懒散的生活而变得虚弱，以致不适合战斗了。但是，只要不断进行体力劳动，坚持锻炼，努力做工养活自己，就不需要担心无法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总之，为了应对战争而养活一大批无所事事的闲人是不合理的，他们在和平时期引起的骚乱比在战争时期的贡献更值得关注。你们更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情况而不是战争，你们不想要战争，就一定不会有战争。但是我不认为盗窃率上升的原因仅有这一个。而且，另一个原因对英国而言更为奇特。’”

“‘那是什么？’”红衣主教问道。

“‘牧场的增多，’我说，‘绵羊本来是温驯的，所欲无多，现在却变得凶狠贪婪，甚至要把人吃掉，还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镇。无论在哪里，只要是能出产更柔软、更细腻的羊毛的地方，就有不满足于他们原有农场收益租金的贵族和乡绅，以及那些神职人员和住持们。他们不仅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而且过着安逸的生活，却还觉得不够，还坚决要造成更严重的危害。他们阻止农业发展，摧毁房屋和城市，仅仅保留教堂以及圈地养羊。仿佛森林和公园占用的土地太少，这些家伙让最适宜居住的地方都变成了荒僻之地。因为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想要圈划数千英亩的土地，佃户就被用诡计或者暴力掠夺了所有的财产，还有的佃户在遭受不公平对待之后被迫变卖一切。这些悲惨的人们，无论男人女人、已婚未婚、年轻年老都要带着他们一贫如洗的家庭离开家乡，不知道去往何处。并且他们必须卖掉所有家当，这些东西本来就没什么价值，着急出手就更得不到几个钱。他们很快用完这点儿钱后，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去盗窃而被处以绞刑（上帝知道这多么公正！）或者去乞讨？如果他们去乞讨，他们将因为流浪被关进监狱，其实他们乐意工作，却找不到愿意雇他们的人。没有可耕种的土地的时候，就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了。原本需要一众人耕种的土地现在用于养羊，一群羊只需要一个牧羊人照看就足够了。’”

“‘这也导致了很多地区谷物价格上涨。羊毛价格昂贵，穷人一向买不起它，也出现了滞销；牧场扩大之后，羊群里爆发了一场瘟疫，大量的羊因此死去，但作为对贪婪的惩罚，似乎把罪加在羊的主人身上更加合理。’”

“‘但是即使羊的数量增加了这么多，它的价格也不太可能下跌。因为，这虽然不能被称为垄断行业，由于从业者不止一人，但也是寡头经营，并且寡头们如此富有，所以他们不着急卖，直到价格足够高他们才会出售。’”

“‘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种类的牲畜也很贵，因为许多村庄被摧毁了，农村劳动力被忽视，没有人将饲养牲畜看作自己的事情。富人不像养羊那样养牛，但他们低价买入精瘦的小牛，在牧场上养肥后以高价卖出。依我看来，这种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绝不止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那些。他们高价出售牲畜，因此，如果他们采购的速度比饲养的速度快，那么牛的存栏量必然会减少，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极度稀缺。’”

“‘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岛屿，将因为少数人贪得无厌而遭受更多痛苦。除此之外，谷物价格上涨使所有人都尽可能减少自己仆人的数量，而那些被解雇的人除了乞讨和抢劫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而且相比乞讨，有胆量的人更倾向于抢劫。’”

“‘一边穷困潦倒，一边渴望奢靡。衣着华丽，纵情享乐，不仅存在于贵族家庭，而且在商人，甚至农民本身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有。赌场妓院以及那些臭名昭著的客栈酒馆，再加上骰子、纸牌这样的游戏，还有双陆、玩球、套环游戏等，那些人很快就会花光所有财产从而走上抢劫之路。驱逐这些灾祸吧。命令那些破坏村庄的人进行重建或者把土地转交给愿意进行建设的人。抑制富人独占和垄断市场。少养一些无所事事的懒人。振兴农业，规范羊毛的生产，让那些因为贫穷而被迫盗窃的人和现在还在流浪或者担任无用仆人最终也会成为盗贼的人得到工作。如果不采取措施来对付这些罪恶，而一味吹嘘对盗窃行为的严厉惩罚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它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正义的，但实际上既不公正也没有效果。因为如果你们的公民受到不良教育，从小就行为腐化，然后因为他们最初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犯下罪行而惩罚他们，那么除了先让他们成为盗贼然后再惩罚他们以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当我在发表意见的时候，那个精通英国法律的人就在准备答复，并且决定依照辩论的常用规则，复述我说过的话，而不是回答问题，仿佛在证明自己的记忆力。”

“‘你说得很好，作为一个外地人，’他说，‘你听说了很多我们的事情，但其中有很多是你没有仔细考虑过的，那我就把所有的一切讲给你听。我首先把你说到的部分一五一十地列出来，然后告诉你，你对我们的事情了解得多么少以至于误导了你。最后，我将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要从我答应过的地方开始说起，一共四件事情。’”

“‘且慢，’红衣主教说，‘这将花费太长时间。不如将你的答复留到明天我们见面时阐述，如果你和拉斐尔都方便明天见面的话，我计划这样安排。’”

“‘但是，拉斐尔，’他对我说，‘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偷盗不应该判死刑，或者你会提出其他对社会更有好处的惩罚措施。因为，既然死亡都不能阻止偷盗，如果盗窃犯可以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制止坏人呢？相反，他们还会把减轻刑罚看作鼓励而让他们犯下更多罪行。’”

“我回答道：‘在我看来，为了一点儿钱就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很不公正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生命同价。’如果说，‘那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我会说，极端的正义意味着极端的伤害，我们不应该赞成那些认为轻微罪行也要处以极刑的可怕法律，也不应该同意将所有罪行等量齐观的斯多亚学派。好像杀人和偷钱没有什么区别似的。如果我们公正地审视这两件事情，就会发现二者完全没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