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语缀研究概述

语缀（clitic），又译作“附缀”“附加语”“附着词”“附着成分”“词组尾”等，是句法意义下的概念，指具有独立词的句法特点，而语音上需要依附于另一个词或短语的黏着句法成分。它作用于短语或句子层面，并非词内语素。另一种与之相关且更为人所熟知的成分是词缀（affix）。它是形态意义下的概念，指以屈折和派生等手段参与形态变化或构词的黏着成分。前者有如英语I'm here中的'm，John and Michael’s house中的’s，汉语的句末语气词，焦点标记“是”等。后者则有英语的复数后缀-s，汉语中构成名词的“性”、构成动词的“化”、构成形容词的“气”等（参看Huang，1985；刘丹青，2008；徐杰，2012；董思聪，2013）。

语缀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语言中的现象。作为西方语言学研究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在数十年的研究中，境外学界几乎从语言学的每一个角度对语缀进行了丰富多样的阐释：由音系学上的细致描写到形态学上的详尽分析，从缜密的句法学讨论到透辟的话语分析、会话研究；不仅有涉及众多语言的共时剖析，还有理清来龙去脉的历时探究。与西方语缀研究的一片繁荣景象相反，汉语语缀研究领域显得略为冷清，研究著作相对匮乏，近些年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经有学者开始了对汉语语缀的研究，如Huang（1985，1987，1988/1991）关于共同语和台湾闽南语中语缀的探讨。然而由于种种因素，汉语中的语缀现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一现状给进行透彻合理的汉语分析造成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困难，并且不利于跨语言、跨方言的语言共性研究。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是一种缺乏语缀的语言。相反，有学者（如徐杰，2012）甚至认为汉语的语缀比较丰富，而这一点正是攸关汉语语法系统全局的关键之一。这也契合库藏类型学的理念，即库藏显赫性能造成语言间的形-义复杂关系，这是人类语言类型差异的重要肇因（刘丹青，2011）。也就是说，相对于英语等其他语言，汉语语缀库藏可能较为显赫。

语缀自身的属性特点导致它涉及语音、词法、句法等多个层面复杂的交互作用，这表明语缀研究无论是在理论问题探索，还是在语言事实挖掘方面，均是矿藏丰富、极具价值。西方的语缀研究虽然经历了几十年全面、深入的讨论，至今仍能不断产出颇具新意的学术成果。由此看来，汉语语缀问题的研究大有可为，其在理论问题和语言事实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空白亟待填补，而已有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厘清。本书将在挖掘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冀为汉语语缀研究搭建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提供一些可行的研究方法。我们的研究将尽可能忠于西方理论对语缀的原初界定，在此“大同”之中探求汉语语缀的“小异”，继而尝试通过汉语的“小异”去修订、调整“大同”。下面分别对西方学界和国内学界的语缀研究进行简单梳理。

1.2.1　西方学界的语缀研究

西方的语缀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Wackernagel（1892）提出了著名的Wackernagel’s Law，认为印欧语言的语缀倾向于出现在句子的第二位置（second position），即第一个独立的词之后^[1]。如例（1）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所示，只要语缀je在第二位置，其余词的语序十分自由，如果不在第二位置则句子不合法。这一语缀分布情况见于世界许多语言，如普什图语、他加禄语、瓦勒皮里语、卢伊塞诺语、梵语等（Halpern，1995：14）。

（1）a．Čovek je voleo Mariju.

人.主格_助动词_爱过_玛丽.宾格

这个人爱过玛丽。

b．Čovek je Mariju voleo.

c．Voleo je MarijuČovek.

d．Voleo jeČovek Mariju.

e．Mariju jeČovek voleo.

d．Mariju je voleoČovek.

（Halpern，1995）

在此之后的百余年中，特别是近几十年，不同理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语缀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Spencer and Luís（2012）作为首部关于语缀问题的导论性著作，对语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景式概述，兼顾音系学、形态学和句法学等多个层面的研究。该书以过百种语言的材料描写了大量语缀系统，系统总结了语缀的性质、用法、类型等问题，并对理论方法多样的已有语缀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评介。作者指出语缀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属性与表现，是由于它位于音系、形态、句法等语法主要构成模块的交接层面，且涉及语法化演变的诸多阶段。从功能来说，语缀可以表示时体态、性数格、领属、人称、有生性、有定性等性质，还可以充当传信标记和语气标记，有时其作用类似连词、介词、副词，甚至能用作话语标记。该书推陈出新，在引介各种理论方法最新成果的同时，运用典型类型学（Canonical Typology）这一新兴理论对语缀相关问题加以重新审视，为未来的语缀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2]

西方语缀研究的文献数量庞大，涉及问题复杂多样，且Spencer and Luís（2012）已经做了非常出色的综述评介，因此我们不拟对其进行面面俱到的、穷尽式的总结归纳，而只求在清晰呈现基本问题研究面貌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研究对象与目标来整理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以生成语法学派的研究为主，对一些和本书内容相关的重要文献进行梳理。其中某些研究文献还会在之后的相应章节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1.2.1.1　语缀的基础性研究

语缀的很多基础性概念、标准，主要是在Zwicky等人的数种关于语缀的著作中得到了合理的讨论和确定，其中很多成果对现今的语缀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诸多结论亦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Zwicky（1977）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语缀的共时来源，即哪些成分能做语缀，以及语缀出现的条件限制；第二，语缀与宿主（host）^[3]的关系，包括哪些成分可做宿主，语缀的附着是前附、后附还是中附；第三，语缀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缀连用的环境以及其相互间的顺序；第四，语缀的语音特点，包括语缀与相应的非语缀成分之间的语音关系，以及语缀与宿主发生语音融合时有何特点。作者区分了三类不同的语缀：特殊语缀（special clitic）、简单语缀（simple clitic）和黏着词（bound word）。特殊语缀指的是作为重读自由形式变体的非重读黏着形式。它们与重读自由形式有着相同的认知意义，音系组成相似，而且有着特殊的句法表现。比如法语中，分别对应重读自由形式moi和lui的语缀me“我.宾格”和le“他.宾格”，不能负载重音，而且只能出现在动词之前，这与法语陈述句的SVO语序并不一致。简单语缀指的是由非重读时的自由语素经语音弱化变成的语音上依附于相邻词的形式，其出现常与语体相关，比如英语I’d object中的’d就是would的弱化形式。黏着词指具有相当的句法自由度的非重读黏着语素，它们常在语义上跟一个结构相关，而在语音上只附于该结构的一个词，且通常处在该词的边缘位置，甚至位于屈折词缀之外，比如英语the woman I interviewed’s arguments中的所有格语素’s。

Jeffers and Zwicky（1980）主要针对当时学界流行的关于语缀的一些历时方面的观点、假设进行了讨论分析，以求补充、完善相关理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代词在充当语缀的成分中是否有特殊的地位；自由语素演变成语缀时是否语义较弱；语缀是否会演变成独立词；语缀的形成过程中是否会失去重音；派生词缀是否和屈折词缀一样可由语缀变来；多个语缀是挨个融进宿主还是以混合词（portmanteau）的形式压缩在一起；语缀易位、形成中语缀等问题的重要性；中语缀的其他形成方式；共时语缀顺序是否代表早期句法顺序；探讨第二位置为何在各语言中存在差异的必要性；语缀与类型学的关系，语缀的产生与重音类型、地域差别的关系。

Zwicky and Pullum（1983）以英语n’t为例，讨论了区分语缀和词缀的标准，分别为：语缀对宿主的选择限制小于词缀对词根、词干的选择限制；相比于语缀和宿主的搭配，词缀与词根、词干的搭配常出现无理据的空缺（arbitrary gap）；词缀经常有特殊的形态音位现象；词缀更会造成特殊的语义内容；句法规则能影响附有词缀的成分，却不能影响附有语缀的成分；附有语缀的成分可以再附加语缀，但不能再附加词缀。其中最后两个标准均与所有句法操作必须发生在语缀附着之前这一假设有关。作者还指出特殊语缀很像屈折成分，涉及屈折范畴标记的分派。

Zwicky（1985）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测试手段来区分语缀和词，其基本准则是语缀和独立词相比具有词缀的一些性质，词和语缀相比具有短语的一些性质。测试包括：音系测试，如连读音变、韵律、音段特征等方面的表现；重音测试，语缀常不能负载重音；利用语缀和屈折词缀相似处的测试，包括黏着性、终止扩展性、与其结合成分的性质、语序的固定度、分布环境、内部构成的复杂性等；句法测试，［词+词］的组成部分可以发生删除、替换、移位，而［词+语缀］的组成部分不可以；接口（interface）假设测试，即语缀附着发生在句法之后；如无明显证据则分析为词或词缀，因为语缀更有标记。作者反对滥用“助词”（particle），认为语缀、词缀是无范畴的（acategorial），但词必须归属于一个具体的句法范畴。

1.2.1.2　生成语法学派的语缀研究

生成语法学派对语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属于特殊语缀的罗曼语代词语缀（pronominal clitic）。这些语缀形式上类似独立词，但跟与之相应的非语缀代词有着不同的句法分布。以解释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为目标的生成语法必须为语缀的独特分布提供合理的说明。相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两派，即移位说和基础生成（base-generation）说。

移位说认为代词语缀和独立代词一样，生成于通常的论元位置，然后移位并附着于动词。持此观点的研究主要有Kayne（1969，1975，1991，1994，2000）、Perlmutter（1970）、Aoun（1981）、Hurtado（1984）、Uriagereka（1995）等等。其中，Kayne（1975）认为法语的代词语缀嫁接（adjoin）在动词上，Kayne（1991）则修正为语缀嫁接在一个功能范畴上，而动词会移位至该功能范畴。Uriagereka（1995）将语缀看作涉及特指（specific）、有指（referential）的限定词。

基础生成说则认为代词语缀直接生成在附着于动词或屈折成分的位置，也即语缀在表层结构里的位置。持该看法的学者主要依靠的论据便是“语缀同现”（clitic doubling）现象，即语缀与相应的独立成分同时使用，如例（2）西班牙语中的语缀nos和相应的nosotros，语缀le和相应的la niña均同时出现在句中。独立的词或短语占据了论元位置，与移位分析发生冲突。用基础生成的观点研究语缀的著作有Strozer（1976）、Rivas（1977）、Jaeggli（1982）、Borer（1984）、Bouchard（1984）、Burzio（1986）、Roberge（1990）等等。

（2）a．Nos esperaban solo a nosotros.

我们.宾格_三人称复数-等_只_介词_我们.宾格

他们只在等我们。

b．Le ofrecí ayuda a la niña.

她.与格_一人称单数-提供_帮助_介词_这个_女孩

我给这个女孩提供帮助。

（Suñer，1988：394）

Sportiche（1996）在分析了移位说和基础生成说各自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来分析代词语缀问题。他指出语缀的句法分析聚焦于论元位置的性质及其与语缀的关系，移位说认为论元位置是语缀移位后留下的语迹（trace），基础生成说则认为它是与语缀有关联的空语类pro或PRO。他认为两派研究各有优劣，移位说能解释语缀和论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局部限制（locality constraint）等典型的移位相关现象，基础生成说则可以很好地分析“语缀同现”等现象。而作者认为，所有语缀总是基础生成于零投射（zero projection）位置，作为短语的中心语；此外，语缀结构仍会涉及移位，但并非Kayne等人认为的语缀发生的中心语移位（head movement），而是论元位置上的成分所发生的非论元移位（A’-movement）。为满足文中提出的语缀准则（Clitic Criterion）——在逻辑式（Logical Form/LF）中每个语缀必须和一个具有特定特征的短语发生标志语-中心语关系（specifier-head relationship），反之亦然——在论元位置上的成分（显性或隐性）必须移位（显性或隐性）至以语缀为中心语的短语标志语位置，使特征得以允准（license）。罗曼语言中，与格语缀涉及一致关系（agreement）特征的允准，宾格语缀涉及特指（specificity）特征的允准。

此外，Shlonsky（1994）认为闪族语的代词语缀生成于一致关系短语的中心语Agr中，而词汇性的中心语移位至最近的Agr，形成语缀附着。Cardinaletti and Starke（1999）认为语缀具有句法缺陷，因此在句法中必须移至功能性的中心语以弥补其内在缺陷，而其韵律上的缺陷只是深层句法缺陷的反映。Nash and Rouveret（1999）和Rouveret（1999）认为语缀在词汇域无法被核查（check）的特征必须在功能域得以核查，因此需移至最近的功能性中心语，其中动词有区别性的人称屈折（distinctive person inflection）会引发语缀前附（proclisis），如意大利语的定式动词；无区别性的人称屈折引发语缀后附（enclisis），如闪族语的动词或意大利语的非定式动词。Tsakali and Wexler（2004）在Sportiche（1996）结论的基础上，利用单一核查限制（Unique Checking Constraint/UCC）来解释儿童法语、意大利语存在语缀省略而希腊语、西班牙语不存在的现象，指出这是因为二者的一致关系Agr-O具有不同的特征。

1.2.1.3　境外学界关于汉语语缀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黄居仁等学者便开始关注汉语的语缀现象。Huang（1985），Shiu（1989）和Shiu and Huang（1989）均指出“吗”等语气词的性质为句子语缀。Huang（1987）细致分析了汉语共同语中的各种“de”（的/地/得），并集中讨论了名词短语中“的”的形态-句法特征，从而依此将其判定为一个标示名词短语中心语的语缀。此外，Gao et al．（1993）认为“V起来”中的“来”为语缀。Huang and Chang（1994）提出应该在词缀、语缀和词的层级中再添加一个语法单位，语缀化的词（cliticized word），比如汉语共同语的“不到”既有语缀的性质也有词的性质，应该归入一个单独的类别。除了共同语，汉语方言中的语缀现象也得到了考察。Huang（1988/1991）提出汉语或汉藏语中发生语缀附着的无标记位置应为句末，但台湾闽南话中用于构造疑问句的“敢”却是一个位于第二位置的语缀。这一现象与朱德熙（1985）中所论及的吴方言、西南官话、下江官话中存在的VP前加“疑问副词”构造问句的情况类似。

此外，Chiu（1995）、Ernst（1995）、Liu（1998）也讨论了汉语中涉及语缀的问题。Chiu（1995）认为汉语的“所”是语缀，它不是复杂成分、不能被修饰、不能负载重音。以“所”为中心语投射出SuoP，而SuoP涉及移位，因为它能体现岛限制（Island Constraints）。汉语的宾格由SuoP的中心语Suo通过标志语-中心语一致而授予SuoP的标志语位置。仅当有成分经过SuoP的标志语时，Suo才会实现为语音形式“所”。作者认为“所”也具备特指特征。关于“所”的语缀分析还有Ting（2003，2005，2006，2008，2010）和Ou（2004，2007）等。

Ernst（1995）认为汉语“不”是前附语缀，其出现需要无界的体环境（unbounded aspectual situations）。作者指出动词前、后的方式表达式^[4]分别是AP+de和de+AP的形式，二者都在动词前生成。语缀de必须附着于动词，因此de+AP必须后置，但移位后在“不”与动词之间留下的语迹会阻碍语缀“不”附着于动词，可能导致句子不合法，如例（3）。

（3）*他不 t 讲得（很）清楚。

将“不”分析为语缀，还因为“不”后接降调时其声调会由降调变为升调，这一非能产的变调应与语缀身份有关；“不”可以和其他助动词合音成“别”（不+要）、“甭”（不+用）等形式；除回答问句外，“不”无法单说。“不”通常位于动词短语或助动词短语（如果有）的标志语位置。

Liu（1998）认为汉语里的“上”“里”等方位词既不是名词，也不是后置词，而是一种语缀（作者译为“词组尾”）。方位词以它们前面的名词短语为作用域，并向左后附于名词短语。作者认为这样的分析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方位词不能独自出现，而且也能解释为什么它的表现和名词及后置词都不一样。作者指出，方位词实际上不具有句法地位，不属任何句法范畴，对方位词更合理的分析方法是从形态学上将其处理成短语词缀。

此外，Feng（1996）和Aldridge（2010a，2010b，2011）利用语缀理论分析了上古汉语宾语前置的现象。Hong（1999）以及Lin and Zhang（2006）也借助语缀理论分析了普通话第三人称代词的相关用法。Yu（1996，2000）则将“自”和“自我”分析为反身语缀。Simpson（2001，2002）还讨论了作为语缀的限定词“的”。

1.2.1.4　其他语缀研究

Klavans（1982，1985）提出可以用一套由三个二元参数构成的分类系统来描写语缀：第一个参数（P1）是首/尾（Initial/Final），指的是语缀附着（cliticization）在其作用域中发生的位置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结构或词；第二个参数（P2）是前/后（Before/After），指的是语缀位于P1所确定位置的前面还是后面；第三个参数（P3）是前语缀/后语缀（Proclitic/Enclitic），指的是语音连挨（phonological liaison）发生的位置，即语缀在语音上是向后附着还是向前附着。这样一来，三个参数便可提供八种可能的语缀，而Klavans也为每一种语缀举出了语言实例。

Anderson（1992，1993）认为（特殊）语缀是短语词缀（phrasal affix），拼读出短语的特征，并认为语缀的作用域、所附成分的位置以及附着的方式都在词库中有明确规定。语缀和词缀的放置可以用同一套原则来解释。Anderson（1992：218）认为存在两类语缀，一类语法性更强，如代词、时态标记、限定词；一类涉及意义的修饰或者短语的话语功能。这与形态分为屈折、派生的传统分类平行，而且在附着顺序上也是类似派生的一类在先，类似屈折的在后。这都说明将语缀分析成短语词缀的合理性。

Miller（1992）和Miller and Sag（1997）认为（特殊）语缀是词汇词缀（lexical affix），而非在词汇后、在句法后才附着的语缀。它们拼读（spell out）出词汇中心语的一致关系特征。所谓的后附语缀、前附语缀实为词缀中的后缀和前缀，而这是词缀的内在属性。

Zribi-Hertz and Diagne（2002）放弃对语缀的纯句法研究方法，分离开语缀的句法属性和形态音位属性，采用句法-音系接口的方式，以模块（modular）的框架来分析沃洛夫语的相关情况。作者认为沃洛夫语的人称、方位语缀在音系、句法、形态上的属性各自独立，语缀在语法表现的任何层面都无法自成一类，而句法-音系接口研究能将它们在各个层面上的独立属性组合在一起。语缀只具有共同的音系属性，但仍不是音系上的独立类。

1.2.2　国内学界的语缀研究

国内语缀的研究成果主要于近些年出现，多位学者分别或详或简地讨论了汉语语缀的性质、个案及其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

石毓智（2003）认为在汉语动补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实词会发生语法化而成为语缀（作者称附着成分）。他提到，语缀是介于实词和形态标记之间的一种语言形式。与形态标记相比，它还保留了较强的词汇性质，与动词的搭配也没有那么自由，但是不能独立应用。其语音形式已经弱化，不再能负载一个重音，必须依靠于一个语音重音才能出现。现代汉语的语缀是一个封闭的类，成员主要来自形容词、动词，功能与体标记相近，表示动作行为发展的状况，如一些高频率的结果补语、量词、结构助词等。

于红举（2004）将语缀（作者称附着词）看作词的一个类别，并将其定义为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得有另外一个词作为依靠，同时一般又不能在它及依靠词之间加上任何东西的词。作者将汉语里的量词与助词“了”“过”“着”看作语缀，并主要考察了它们所依靠的词的情况。在对语缀的判定上作者着墨较少，而似乎主要依据的是考察对象是否需要一个依靠词。

吴福祥（2005b）从“原型范畴”的观点出发，认为词汇范畴与语法范畴之间、典型的语法范畴（强制性范畴）与非典型的语法范畴（非强制性范畴）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边界。因此词汇范畴、非强制性语法范畴和强制性语法范畴可以看成一个连续统。汉语的“了”“着”等体范畴不具备使用的强制性、标记的黏着性和语法的规定性，不是强制性语法范畴；同时，它们表达关系概念、为语法语素、可选性低，因此是一种语法化程度较低的非强制性语法范畴——语缀（作者称为附着词）。他指出，语缀是一种语法行为介于语法词和词缀之间的语素形式。典型的语缀具有完整的音系形式但不能重读，它必须出现在句子里的特定位置，在句法上和音系上依附于其宿主。

刘丹青（2008）指出语缀（作者称附缀）是失去语音独立性、必须依附于一个独立的词，但句法上仍有词的地位（而非词内语素）的词，并简述了语缀与词缀、语缀与独立词的界限标准，提出“句法从严、语音从宽”的认定原则。作者列举了可做语缀的语法成分，并分析了可能是语缀的个别汉语例子，如用作回指性宾语的“它”、古汉语虚化的“之”、关中话的否定词、苏州话发问词“阿”、北京话表示“在、到”义的轻声de等。作者还谈及语缀的位置及相互间的语序。

张谊生（2010a）认为介词“于”在演变为类词缀的过程中，性质实际上为语缀（作者称附缀）。这一语缀在句法结构和韵律构造上存在附着方向和构造层次的错位。“于”从介词发生语缀化变为词缀，继而发生零形化而脱落，从而导致原形容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作者指出，汉语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成分，所以虚词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不能进入词内就只能成为零形式。张谊生（2013）讨论了涉及介词的语缀，以及语缀与语缀叠加使用的情况。另外，张谊生（2014，2017，2018）等文章还利用语缀理论分析了数种现代汉语的个案：“所”在历时演变中由结构助词转化为后语缀，“有所”的“所”已经完成了从前加到后附的跨层转化重组；“有加”分别可以充当短语、动词与准后语缀，且其语缀化渐趋成熟；表程度的“X得慌”都已固化为构式，其中的“得慌”已经并且正在向后语缀转化。

左思民（2010）不同意吴福祥（2005b）将“了、着”概括为语缀的做法，认为这样反而模糊了其个性。作者在列举了多部词典及文献对语缀的释义、分析之后，认为如果不考虑语音上的附着性，从其语法表现看，语缀理应划归于词。

张惠英（2011）认为语缀是出现于句子或语流中的缀音，区别于词汇、构词平面上的词缀。有的语缀是词缀超出词汇平面进入句子语流，起构句的作用；有的语缀只出现于句子语流中名词之前。文章分析了湖北大冶话、湖南娄底话、广西阳朔葡萄平声话、青海西宁话、仡佬话的例子，以及语缀的来源问题。

白鸽等（2012）在介绍语缀（作者称附缀）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北京话代词“人”的语缀化现象及其在其他汉语方言中的平行表现。作者指出，语缀化本质上是一种句法-语音现象，指一个词在特定的句法语义条件下（如高频、虚化），主要因韵律驱动而发生句法和语音的某种不同步，从而表现出不同于“正常的”词却类似词缀的某些特征的过程。文章还谈及汉语动词之后的“在”和“到”、动补助词“得”、疑问句末的“不/吗”、四字格中的“所”以及整类语气词的语缀特征。

徐杰（2012）将语缀看作攸关汉语语法系统全局的关键之一，认为“语缀多，词缀少”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特点从不同角度解释着汉语语法的诸多关键特点。正是由于汉语的语缀比较丰富，所以在表达疑问范畴和焦点范畴时，具有更多的句法选项。语缀和词缀的共性主要在于其黏着性，亦即非自由性；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被黏附的对象性质不同：词缀黏附于词根，语缀则黏附于短语或句子。因此词缀标明词类，语缀标明句类。杨炎华（2013b，2015a）进一步阐发了徐杰（2012）的观点，并指出汉语以“词缀少、语缀多”为核心特征的语法特点在根本上是由汉语语素的语音特点决定的。此外，杨炎华（2015b）还区分了现代汉语的两个语缀“们”，其中一个是复数标记，一个是集合标记。

张斌（2013）（包括张斌，2012；张斌、张谊生，2012）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语缀（作者称附缀）理论，以功能主义的“动态语法观”为指导，把语缀看作语法化环节中的一个动态的、不固定的中间状态，也即一个语缀化的过程。作者的目的在于排除印欧语系语言类型所表现的语缀化特征，只取本质概念以及理论框架，从而构建汉语言特有的语缀化理论系统。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语缀定义为一种以词内成分或零形式为演化终点的语法化形式，身份一般介于词与词缀之间，虽具有词的性质，但不具有词汇意义，句法和语音上均失去独立性，必须依附相邻的成分，有时改变所依附词的语法类别。作者认为语缀集合中成员之间很难表现出统一且典型的特征，因此并不需要纠结于建立一个完备且齐整的语缀分类系统。在对语缀的鉴别上作者采取刘丹青（2008）所提出的“句法从严、语音从宽”原则。该文考察了汉语语缀“说”“是”“个”“以”“着”“们”“的话”及方位词，并主要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一些语缀的演变情况。

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涉及语缀个案。石毓智、徐杰（2001）认为先秦汉语中焦点化的受事代词为语缀，且遵循Wackernagel’s Law，位于句子的第二位置——动词之前和主语之后；刘丹青（2003）多处用到语缀理论来分析介词问题；陈芷（2009）在比较汉语和西班牙语语缀的基础上，试图完善西语人士对汉语语缀的习得；王芳、刘丹青（2011）认为河南光山方言的“的”为后附语缀；陈宗利（2012）认为汉语的“所”是一个复指的语缀；方清明（2014）认为台湾“国语”中“跟……讲说”中的“说”为语缀性成分；齐冲（2014）证明了“者”在现代汉语中为语缀（作者称附着形式），并指出其历时演变机制为逆形态化，即由词缀变来；时兵（2014）认为构式“NP施事+于+V”中“于”字在殷商以后发生虚化，可重新分析为动词语缀（作者称附缀）；宗守云（2014）推断晋语“往回V”是“往回里V”脱落语缀（作者称附缀）“里”形成的；杨锡彭（2015）认为“V·de+方所宾语”和“V+在/到+方所宾语”中的“de/在/到”均为语缀（作者称“克立”）；熊仲儒、郭立萍（2016）认为“所”具有的语缀（作者称附缀）特征会逼迫它移到语缀范畴所投射的语缀短语的指示语位置；郭安、邢欣（2016）指出结构助词“的”有后附名词标记的缀化功能；叶狂、潘海华（2016）认为现代汉语动词前的“给”是一个典范语缀（作者称附缀），为谓语动词所带宾语的离位前置标记；张晶（2018）论及“毕竟是”“简直是”“尤其是”“特别是”中“是”所存在的语缀化（作者称附缀）历程。

此外，冯利（1994），程丽霞（2003），吴福祥（2003，2005a），董秀芳（2004a），沈家煊（2004），唐正大（2008），刘红妮（2009），张有军（2009），苏政杰（2010），张征、杨成虎（2010），于芹、刘杰（2010），范宁（2012）在谈论语言演变问题时触及语缀；周韧（2006，2010），李兵（2006），熊仲儒（2008），李凤杰（2011），庄会彬、刘振前（2012），庄会彬（2015）在进行韵律音系学分析时论及作为韵律单位的黏附组（clitic group）。

还有一些研究著作论及语缀现象，但是作者均未辨析出它们的语缀性质，未将其看作一类独立的语法成分加以分析讨论。在本书的个案研究部分会谈到这些语言现象，此处不赘。

[1] 实际上，第二位置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含义，可以是在句中第一个非语缀结构之后，可以是在第一个重读词之后，甚至是在句首动词的重读元音之后（参看Zwicky，1977：19-20）。

[2] 该书的详细评介可参看董思聪、张磊（2016）。

[3] 宿主指的是语缀所附着的独立词或短语。

[4] 作者认为汉语语法学界常用的“补语”实际上和方式状语为同一类成分。参见Ernst（1995：666注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