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仁政

在一个以征伐为贤的时代里，孟子倡导他理想中的仁政。在孟子看来，仁政的基础在于人的内在本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

也就是说，仁政不是一时历史情势的需要，而是人的本质倾向的具体体现。当然，正如人的善的本质倾向不能自发地实现一样，仁政也需要仁君的自主努力才能推行。

在孟子看来，任何国家都要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区分。针对陈相“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的政治主张，孟子在通过一系列的引导性提问，使陈相不得不得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结论后，接着指出：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

此处的“劳心者”和“劳力者”不能等同为我们今天常说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这一章接下来的论述中，孟子用了五个“忧”字，为“劳心”和“劳力”赋予了明确的内涵。“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在于所忧对象的不同：“劳心者”忧的是民，“劳力者”忧的是“百亩之不易”，也就是个人的产业。“劳心者治人”强调的是：只有忧民者才有资格成为统治百姓的人。至于除了自己的产业别的都不关心的人，无论产业有多大，从根本上讲都是“劳力者”。

在提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概念及区别外，孟子还为传统的士与民的区别赋予了更明确的内涵：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3]

能始终保持其心志、不因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人，才是道义的担纲者。至于大多数普通人，则只能在有“恒产”的情况下，持守其“恒心”。孟子以更高的道德期许要求士阶层，对普通民众则持宽厚的态度。如果统治者不能给一般百姓稳定的物质生活，也就没理由要求他们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对因生活无着而“陷于罪”的人课以刑罚，等于有意布置罗网来残害百姓。

仁君治国，要把百姓的生活安顿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教化来引导。让广大民众饿着肚子讲道德，本身就是极不道德的：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4]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子对孔子的继承。孔子论治国，也是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为次第的。

孟子关于仁政，有很多细致的构想。其中既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动人理想，也有对“率兽食人”“以邻为壑”的暴政的深刻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并不认为仁政就要一味地减轻赋税：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5]

任何国家都有其运行的成本：社会的、文化的、行政和法律的。税赋高于恰当的标准，就是暴政；低于恰当的标准，则为“貉政”，即蛮荒的治理。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孟子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慨叹：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6]

“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这一曲折的表达，透露出孟子的复杂心境。孟子的时代，距离孔子不过百有余岁。“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命运，似乎出现了某种波动。孟子似乎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忧思浸漫于字里行间：自己身上承载着的先圣之道，不会就此湮没了吧。后来的历史不幸印证了孟子的忧虑。儒家思想的精义在孟子以后，被渐渐沉埋在故纸的埃尘中，等待“千四百年后”的重新唤起。

[1]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37页。

[2] 《孟子·滕文公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58页。

[3] 《孟子·梁惠王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11页。

[4] 同上。

[5] 《孟子·告子下》，《四书章句集注》，第346页。

[6] 《孟子·尽心下》，《四书章句集注》，第376—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