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诚之德终生难忘
——忆余恕诚先生

崔际银^[1]

我认识余恕诚先生，最早是从其著述开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大学毕业留校之后，被分配到古代文学教研室，担任唐宋文学教学工作。当时拜读了余先生《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等论文，深为其视角独到、意旨鲜明、语词精当、文风简朴诸特征而感动。后来陆续看到余先生与刘学锴先生合作之《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李商隐》（中华书局1980年版）、《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诸作，方知余、刘二位先生乃是李商隐研究的著名专家。1997年出版的《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我当时是一口气读完的，此著堪称余先生研究唐诗的代表作，体现了作者的研究高度与文风德范，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后，我的研究转向唐宋八大家及诗与唐人小说之关系方面，但对余先生的学术成就十分敬佩、对其研究成果亦充满关注。但限于种种条件，未曾有过与余先生直接交往的奢望。

2004年11月，我到广州华南师大参加“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与我的挚友、吉林大学沈文凡教授相见。沈兄告我：余先生得知拙著《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有意了解相关情况。我十分诧异而激动，便由沈兄处求得余先生的联系方式（沈是余先生的入室高足），由粤返回之后，当即给余先生寄去一本《诗与唐人小说》。余先生很快给我来信，在对我奉赠拙著表示感谢的同时，谈及他正在进行的“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课题（当时已获批为国家社科项目），涉及唐代诗歌与小说关系问题，并且非常客气地写道：“诗与小说关系，我无论如何走不出您的圈子，所以很想与您合作，补足课题中的这一块。”得到自己久已仰慕的学术前辈、著名专家邀请，参加相关研究，我当然非常乐意！不过，转而又想，若我贸然答应而届时达不到要求，岂不是对不起余先生？于是，我给余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可否让我对课题的基本情况作一大致了解，然后衡量自己可否胜任所托之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会尽力奉献薄力。大约过了一个月（2005年1月中旬），收到了余先生的回信。信中首先对回信稍晚表示歉意（当时正在编写教材《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专著《20世纪中国诗学研究》），随信寄来了“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有关的资料。信中还告诉我：4月初，将在安徽师大召开“第二届中国韵文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情况允许，可前去参加。我想，参加这个会议，可以与余先生见面，也好详细谈一谈我们的计划。此时，我已能够和余先生用电话联系（当时已可以发送电子邮件，但余先生不会使用电脑），便提出要去参会。余先生很快亲自填写了一份邀请函，寄给了我。

2005年4月2日，是“韵文学会研讨会”报到的日子。当天傍晚，我到达会议代表入住的铁山宾馆，负责接待的老师告诉我：余先生一直询问我是否到了。我赶紧请他带我去见余先生。这是我和余先生的初次会面：他穿着非常朴素，腰稍微有些弯（后来知道他的腰不好），他的手温暖绵软，讲话声调不高而充满真诚与关爱，正是我心目中那位和蔼可亲的前辈长者！随后几天，余先生虽然忙于会务，但我们还找时间作了认真的长谈。几经考虑，感到最好的方式是我到安徽师大，随余先生从事博士后的学习研究，以便更为集中和直接地得到先生的指导、尽可能多地完成研究任务。能够跟随余先生进一步深造，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这需要所在学校的领导批准。我对此虽也有所顾虑，但总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离开芜湖与余先生道别时，我手里拿着他刚刚赠我的修订版《唐诗风貌》，向他作出了回去说服领导、办妥手续，及早前来就学的承诺。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工作单位（当时我的人事关系还在河北省的一所高校），当即找到有关领导，提出入站进行博士后研究的请求，但被领导一口回绝。接着我又经过与余先生商议，退而求其次：以半脱产的形式（主要利用寒暑假时间）完成博士后的研究，仍然得不到批准。后来又经过多次努力，丝毫没有希望。就这样，拖了大概有两个月。我知道，余先生那边是不能久等的，只好将情况如实告诉了余先生。余先生得知实情，决定采取其他方式补救，以确保研究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面对极为颓丧的我，余先生在信中还用不少篇幅安慰我、希望我继续关注他的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又感到耽搁了余先生不少时间和精力、很对不起他。此后，也不好意思再主动与他联系了。不过，心里也放不下对他的感激与惦念，时常向他的弟子、同事了解他的研究及身体等情况。

2006年10月13日，我到安徽马鞍山参加“马鞍山建市五十周年暨李白诗歌节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只有二十位左右的学者出席，余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我近两年之后，再次与他相见。由于此次研讨会属于“马鞍山建市五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马鞍山市政府也很重视。在“建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我们以贵宾的身份，被安排在主席台右侧贵宾席就座。余先生和我都坐在第三排，中间隔着三个位子。在庆祝大会开始之前，余先生走到我的座位前，手里拿着印有“庆祝大会贵宾席人员名单”的一张纸，指着他写在上面的一段话：“明刊《五朝小说》、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向我询问与之相关的情况。限于当时的场景，我只是作了简单的解释。为确保可靠，我请他等我回去查找资料再行相告。回到天津之后，我核对了有关资料，又专门请教了我的恩师、南开大学的李剑国先生，然后打电话给余先生，详细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通过这件事，我切实感受到余先生深入求实的研究态度、不耻下问的精神风范。

2008年10月下旬，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安徽师大文学院主持召开，我有幸受邀参加。到达芜湖之后，我就向时任文学院院长的胡传志教授问起余先生的近况，会议期间也见到了余先生。他还如同以前一样，热情地与我交谈；我向他问起“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的情况，他说项目已经通过验收，书稿还要进一步修改再行出版。得知这样的消息，我既为余先生感到高兴，同时自己也好像解除了压力。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始终感到对余先生有所愧疚。2012年5月，我收到了余先生寄来的《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一书。手捧这部沉甸甸的著作，看着扉页上余先生写给我的赠言，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能够有幸和余先生结识，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这部著作，我本来应当为这部著作尽一份心力，可惜自己没有这样的福分。余先生在多年之后还记得我、赠书于我，是对我真诚的关心、安慰与鼓励。

《论语》有言：“仁者寿”。在我的心目中，以余先生的宽仁厚德，应当生年满百为是。因此，当今年9月初得知余先生仙逝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很长一段时间心绪思维处于散乱之状。经过自我调整梳理，最近似乎对人生、对余先生，有了新的理解：一生纵然满百，肉体不免毁灭；若欲求得长生，必须有所成“立”。如我等从学之人，当以“立言”为人生之目标。当然，如欲真正使“言”得“立”，应当发为“正言”。言正源自心正，心正源自仁德。只有“立德”，方可“立言”“立功”（文人的“立言”便是“立功”）。余先生正是以其高尚的品德格范，成就了其著述等身之“言”；为安徽师范大学、为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所谓的“文如其人”，在余先生身上得以彰显；同时，“名（名字）如其人”，在余先生身上也得到印证。“恕”与“诚”，正是余先生自我修养、为人处世的具体体现，也是成就其一生业绩的根本所在。

余先生的“道德”与“文章”，俱臻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境界。余先生精纯质正的文章，为天下学人所共知；而余先生至仁至诚的道德，即使与之交往无多如我者，尚且颇承惠济，想必熟识余先生的诸多先辈同仁，感受更加深切吧！

附：

痛悼余恕诚先生

时当秋分日，芜湖传讣闻。

皖师余先生，驾鹤归西昆。

学者聆确讯，莫不起悲音。

海内齐痛悼，此情自有因。

治学五十载，着力探诗真。

概述唐诗貌，理路多创新。

精研玉溪生，业绩率群伦。

关联诗文体，视域大延伸。

行文尚质朴，论证颇妥稳。

杜绝浮华语，惜墨逾于金。

著述均厚重，言行同其文。

望之即亲切，就近益暖温。

为师重感化，授业倡勤谨。

教诲无倦怠，督责不呵嗔。

处事依忠恕，待人最诚恳。

巨细无遗忘，彰显挚爱心。

年宦少与长，一视而同仁。

有缘相谋面，尽享春风熏。

道德并文章，士子双翼轮；

生前获尊敬，逝后仍荣身。

先生皆臻至，吾辈实敬钦。

命途如此渡，无愧一世人！

2014年11月20日

[1] 崔际银（1957— ），河北正定人，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