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和泪的来由
要搞清楚李白的酒和李商隐的泪从何而来，就要从俩人不同的经历和人格理想中去寻找踪迹。
还是先说李白。李白六十一年的人生可谓丰富多彩，跌宕传奇。但决定他命运的也就两个大事件。
李白一生中的第一个大事件，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离开故乡古蜀国，第一次出游。
二十五岁的他一入江湖，便踌躇满志，身披道袍、纵剑红尘。出三峡、游东南，寻师访友，一路积攒人脉；饮斗酒、吟醉诗，结交权贵，向着大唐长安这个政治权力中心靠近。
这是他早就立下的人生理想，为此，在青少年时代，他便在家乡饱读诗书、访仙问道，做好了勇闯仕途、建功立业的各种准备。
然而，岁月蹉跎，他漫游了十七年，除了喝掉了成吨的好酒，写出了一批好诗，其他则一事无成。直到四十二岁时结识玉真公主，找到了帮他出头的重量级人物，才迎来命运的第一缕曙光，才步入他觊觎已久的政坛。
玉真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李旦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她因为和李白同为道教中人，又极为欣赏他的才华，所以不断向哥哥举荐，终于在公元742年，让李白见到了唐玄宗，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御用文人。
一开始，李白误以为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激动地高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现实却是，并没有谁愿意和他探讨什么国家大事，更没有人邀请他治国参政，他的任务仅仅是奉旨写诗，干些侍奉皇帝、讨好贵妃的勾当。
依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这种被当作皇家花瓶的角色，当然很不爽了。于是他借酒佯狂“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牢骚满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而唐玄宗也看出了他不是池中物，于是也顺水推舟，适时赐他重返江湖，委婉地把他赶出了朝廷。
就这样，李白第一次涉足政坛不到三年，便被打回原形，再入江湖到处漫游去了。
李白给人的印象是：不是在喝酒，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将进酒，杯莫停”嘛。但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天，这个醉醺醺的大咖，却狼狈不堪地走在了逃亡的路上：冒着初春的苦雨凄风，跋涉在他曾经感慨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崎岖山谷间。这是他二十五岁出川后第一次返乡，却不是衣锦返乡，而是作为过客，他的目的地是遥远的贵州夜郎，他是要去那里终身流放的。
四年前，大唐爆发了“安史之乱”。暴乱发生后，隐居在庐山的李白雄心再起，加入了永王李璘割据在长江流域的叛军，并在永王发动叛乱后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颂扬诗。谁知叛乱第二年即被朝廷剿灭，叛军全军覆没。站错队的李白随即被捕入狱，后被判处终身流放。
当心如死灰的李白逃亡到白帝城的时候，又突然接到了被朝廷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过后，这个五十八岁的老人随即决定乘舟东下江陵，返回长安，并即兴写下平生最后一首杰作《下江陵》：
这便是李白一生中的第二个大事件。此后，他便进入了郁郁寡欢的人生暮年，曾经“斗酒诗百篇”的诗人虽然一如既往地狂饮渴醉，但诗神似乎已抛他而去了。
三年后，只剩“酒中仙”李白，醉死于安徽当涂。据当地人的浪漫传说，“他是在大醉后，扑入长江中捞月亮而溺亡的”。真可谓死得其所，与月亮与酒“同销万古愁”了。
那么，李商隐呢？
与来自天上“酒中仙”的李白不同，李商隐则是一根生长在泥土中的苦瓜。
李商隐出生于公元813年，八岁时，身为县令的父亲就染病而亡。家庭的变故和晚唐动荡的时代，决定了他坎坷不幸的命运。他的一生中也有一个大事件，那就是卷入了“牛李党争”，成为无可奈何的牺牲品。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在晚唐宦官专政时期，朝廷的官员大多依附宦官，并分为两派，一派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一派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这次派系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直到唐宣宗时期结束，历时四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朋党之争。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文人要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只有两个途径：科举和幕府。前者是进入官场的凭证，后者则可以通过有实力的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曾有过科举和作为幕僚的经历。
在“牛党”、“李党”交替专权期间，家道中落的李商隐虽然考中进士，但一直找不到涉足政坛的机会。所以他被卷入“牛李党争”，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对李商隐如何卷人党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简单地说，李商隐早年受到牛党大V令狐楚的赏识，曾在他的节度使幕府中做事，并且因为他的资助才考上了进士。但是令狐楚死后，在令狐府中已无前途的李商隐又转投到了李党大V王茂元的门下。与令狐楚一样，身为河阳节度使的王茂元也很欣赏李商隐的才华。待他投靠到自己的门下后，不仅提拔他做了掌书记，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从此，牛党的人就把李商隐恨得要命，认为他忘恩负义，没有操行。甚至一贯客观公正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指出：“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不过，也有许多现代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李商隐先后投奔令狐与王氏门下，并不是对党争感兴趣，而是为实现人生抱负作出的功利选择。
遗憾的是，即便是作出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选择，李商隐的命运也没有被改写，终其一生，他都只能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郁郁而不得志，真是“太难了”。
一个不幸的人，命运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人生中途不得不作出抉择时，能及时发现自己真正的使命。通过“牛李党争”，李商隐明白了，自己面临着这样的赌博：不是在政坛的搏击中被无情地扼杀，就是在诗歌的长河中留下永远的回声。于是，他在迷惘至极时，听从了诗神的召唤。
因此，李商隐一生真正出彩的只有他那扑朔迷离的爱情，和他写给爱情的朦胧诗。就像李白“不是在喝酒，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一样，李商隐给人的印象“不是在恋爱，就是在去谈恋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