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细节，还是“碎片化”？
日常的研究取向，注重细节的描述，的确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离破碎而难以自拔的困境中。近年来，这也引起了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细碎化的担忧。最近十来年，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对此我觉得，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还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座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例如《茶馆》的第一卷就是靠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支撑的：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同时，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因此若要避免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对大问题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对个案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
其实，碎片化的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过去西方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 冯· 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然后又是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8)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题目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但这些研究也最容易被诟病为“碎片化”。(9)
但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它仍然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家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犹如司马迁所说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怀有指点江山的抱负，结果使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地总结成了几朵金花、几次战争、几次革命高潮，等等，众多的学者拥挤在若干所谓“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
最近三四十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影响，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这种倾向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开始对“碎片化”进行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过去中国传统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学者只关心历史重大事件、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等方面，对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缺乏兴趣，或者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我认为，其实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即从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而史家对什么叫“研究价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经常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没有价值？主张眼光向下、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当然会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日常生活关系普罗大众。而钟情于国家叙事的史家，则把着眼点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上，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自然不在他们的法眼之下。
现在我们讨论“碎片化”，是因为一些学者认为这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任何课题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意义的理解却截然不同。不少批评“碎片化”的学者认为意义一定在于能说明一个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理解。但难道我们不认为，一个小课题的研究，如果促进了我们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微小方面的理解，也是一种贡献吗？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我觉得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个小问题。
其实，我们所说的“碎片化”，是针对整体化而言的，如果我们不使用“碎片化”这个词，而用“局部研究”来代替，或许我们就会觉得“碎片化”并非总是消极的了。任何一种“化”，都存在消极的因素，关键是消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 对“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存在偏差甚至谬误。因此，我更倾向对整体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旗帜下，存在大量空洞化的重复研究，其内容不过是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有些学者认为史学“碎片化”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问题小，而在于“以小见小”。诚然，一些研究不能把其课题放到更大的问题上去讨论，但并不是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我们喜欢用“开拓性”这个词来说明研究价值，其实一般来讲，研究“碎片”比研究整体更容易创新。所以，与其要求没有多少经验、没有能力去把握整体、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甚至没有出茅庐的研究生）去思考大问题，还不如鼓励他们去研究“碎片”，他们的论文哪怕有一丁点儿新意，有一丁点儿独到的发现，也比那些大而不当、雄心勃勃，但没有任何独创的所谓研究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能支撑的范围之内。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被归入所谓“碎片化”的研究，也并非全然是简单的描述，而是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历史的意义，虽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种种毛病，但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学术研究和写作能力的制约。我们应该理解，课题本身经常决定了研究者最后所能回答的问题，一些史家致力于一些政治性课题（如战争、政府、政党、思想等）的研究，我们当然期待他们的成果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变迁等大问题做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课题，如物质文化的研究，我们的读者却不必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如果这类小课题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或现实的重大问题，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这不总是我们应该期望的目标。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里有整体？没有零件，哪里有机器？当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学者批评“碎片化”的初衷，他们担心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迷失在细节之中，特别使他们诟病的是，这些年轻学者不能把小问题提高到解释大问题的程度或从更宏大的理论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我认为，批评“碎片化”的学者，对史学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满足对“碎片”（局部）的认识，似乎任何研究课题都要提供对国计民生等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义。
上面提及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尽管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但只要零件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会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所以，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做出了贡献。以考古学研究的碎片为例，如果在地下发现了一块古代瓷瓶的碎片，一名学者对这块碎片进行考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碎片研究。我们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对象，不也犹如考古学中对碎片的研究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我们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们就会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正如研究整体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事无巨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被装在水箱里运到市场，而到了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从中又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10)这种对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关于欧美历史的研究中，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面临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较之现有欧美历史，中国历史研究这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因此，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碎片化”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再来纠正也不迟。
说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史景迁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等，把各种零散的资料、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理论分析，没有学术回顾，没有主要论点，不过建构了一个个的历史叙事。(11)另外，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非常烦琐，但人类学并没有碎片化的担忧。人类学在中国是新学科，没有中国历史学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壮志，而是热衷于研究小问题，并不认为宏大问题就优于微观研究。
碎片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由于方法论、史学观等的不同，我们的历史认识和眼光都有相当的局限，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还不能认识到那些碎片的意义，但是，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的变化，我们可能会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中却蕴含了非常有意义的玄机，犹如拼图一样，如果碎片缺失，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而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当我们了解越来越多的碎片，我们也就在日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
总而言之，这里我想指出四点：一是“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二是整体化和“碎片化”是共存的；三是“碎片”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做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不过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忽视整体研究，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研究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和历史重大问题认识的学者抱着极大的敬意。其实我理解，大多数担心“碎片化”的学者并非反对研究小问题，而是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小问题上，应该把这些小问题同我们想探索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希望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挤在不多的重大题目的狭窄道路上的局面。相较之下，研究“碎片”撞车的机会少。而且，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我们所写的历史也不过是提供了一块历史的碎片，最多是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
(1)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two vols,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yril Edwin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2)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5页。
(3) 还包括像孟德斯鸠、密尔等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a civilization without a history）意思是指中国总是王朝兴替，周而复始，没有进步。他这里所称的“历史”是指历史的“发展”，而非我们一般理解的“过去的事”。
(4) 该书1909—1910年由成都通俗报社印，共8卷，1987年由巴蜀书社重印，分为上下两册。
(5) Di Wang, “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 Modern China, vol. 24, no. 1, 1998, pp. 34–72.
(6)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2006—2007年度我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做研究员时，著名宏观历史学家大卫· 克里斯蒂安也在那里做研究员，我们这两个走极端的历史学家，似乎还很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起交流。他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是我所见到的最宏观的历史，从宇宙、时间和空间的起源写起，然后到生命和生物圈，之后才是人类的进化、农业的起源、城市、国家与文明，这部600多页的巨著，以预测未来结束。（见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大小历史都是可以对话的。其实我们关注很多共同的问题，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人们在茶馆中所谈论的主题——大至宇宙，小至虫豸，都是历史学可能涉及的对象。
(8)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Balit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9) 在我们看来，许多稀奇古怪的题目也登上了严肃历史研究的殿堂。例如关于厕所和粪便的专著就为数不少，以下只是几例：Julie L. Horan, The Porcelain Go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 Secaucus: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6; Wallace Reyburn, Flushed with Pride: The Story of Thomas Crapper, Worcestershire: Polperro Heritage Press, 1969; Penny Colman, Toilets, Bathtubs, Sinks, and Sewers: A History of the Bathroom, New York: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People, 1994;Nelson Yomtov and Barbara Penner, The Grimy, Gross Unusual History of the Toilet, Mankato: Capstone Press, 2011; Dominique Laporte, History of Shit, trans.Rodolphe el-Khoury and Nadia Benabi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Dave Praeger, Poop Culture: How America Is Shaped by Its Grossest National Product,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7。
(10)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vol. I, trans. Miriam Koch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 430.
(11)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