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微观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

从望远镜到显微镜

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和写作主要集中在微观历史，但是我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研究，是从宏观开始的，有点像用一架望远镜来观察这个巨大的区域。我于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一书，受到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研究的极大启发，没有把研究局限在四川省，而把整个长江上游区域作为对象，便是其影响的结果。《跨出》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是C. E. 布莱克（Cyril Edwin Black）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使我获益匪浅。(1)在年鉴学派影响下，《跨出》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下。

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跨出》“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看作是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跨出》是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演化”。(2)

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3)然而在《跨出》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中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中，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我在进行《跨出》的这项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该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向现代演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的评价；换句话说，《跨出》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该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 “话语”（discourse）。例如在讨论民风民俗一节时，所使用的“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把大众宗教都简单地归于“迷信”等，都是当时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做认真辨析。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研究风格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照《跨出》，从《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两卷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可以看到我的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极大转变。如果说《跨出》是以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变化的话，那么后三本著作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跨出》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之上。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民众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民众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如果说《跨出》注重“变化”，那么对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虽然也讨论变化，但是更强调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持续性”（continuity）。因此我的研究范围也大大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城市，从社会的各方面聚焦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从200多年漫长的清代限定到20世纪前后60年（街头文化）和20世纪（茶馆）的历史。

研究街头文化和茶馆的课题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论文之前，系里要求每个博士生必须提交一篇在原始资料基础上写成的研究论文，并在系里举办的讨论会上宣读和答辩。在选题的时候，一开始我打算写晚清成都的改良人物傅崇矩，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来观察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通过他的眼睛来看晚清的城市社会。在晚清，精英人物大部分关注的都是很大的问题，如国家政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弊病问题、专制问题，还有关于西学东渐和西方影响的问题。傅崇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非常关注下层民众的问题。他做了一个详细的社会调查，编成了八卷本的《成都通览》(4)，包罗万象，犹如晚清成都的百科全书。他还创办白话文报纸，这些都反映了地方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处社会的观察。深入这个题目后，我发现需要收集的资料涉及很广，我把触角延伸到档案、游记、日记、报刊以及文学资料，包括诗歌和小说，其中有不少描述了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包括商业、娱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我决定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观察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虽然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把研究限定在成都这个比较具体的区域上。

《街头文化》的英文题目“Street Culture”的形成则带有某种偶然性。在我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5)可以说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尽管当时对“urban culture”（城市文化）、“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 “mass culture”（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庶民文化）等概念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记得1995年在草拟论文提纲时，我的最初题目是“Popular Culture on the Street”，直译便是“街头上的大众文化”。但在论证这个题目时，有时为方便起见，行文中也用“street culture”。不想我的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审读这份报告时，对“street culture”这一组合十分欣赏，建议以此作为题目，以更简洁醒目。因此，这组合虽然是我偶然中所造，却是罗威廉教授帮我提炼而成的。

把研究的着眼点聚焦在街头文化，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仍缺乏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加深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街头文化》完成后，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完成关于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两卷本专著上。茶馆的课题是街头文化研究的一个逻辑发展。从1995年着手写作《街头文化》一书起，我便竭力发掘关于地方文化的细节资料，然而困难重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成都市档案馆翻检出关于成都社会的各种珍贵档案资料时，我才真正有了进入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的可能。当我在成都市档案馆阅读那些卷帙浩繁的案卷时，一份又一份有关日常生活的资料浮出水面，当时激动又兴奋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好在那个时候档案查阅相对开放，允许复印。那些档案的复印件，我在回美国的路上一直随身携带，甚至不放心托运，须臾不敢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有任何闪失。

回到美国，我仔细通读这些档案资料，成都微观世界的秘密在我脑海徐徐展开：我看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剧烈的政治动荡，在经历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进行的，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这些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实际上，从经济上讲，茶馆是一个市场；从政治上讲，则是地方政治的大舞台，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和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

在《街头文化》中，我对茶馆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不少问题，其后我关于茶馆的专著则把许多已经提出的问题深入化、具体化和微观化了。这个课题使我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从整个成都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缩小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并由此去观察那个大世界的变迁。空间范围的限定，使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项关于茶馆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微观历史”虽然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外，还因为对于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教会、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档案记录。虽然我并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使我能够进入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我在《茶馆》的第一卷中强调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所谓的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怎样影响到地方文化；二是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和反抗国家文化的渗透和主宰。实际上，我是在考察两者是怎样互动的。读者不难看到，我对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无限的扩张是持批评态度的，这当然也反映了我的史学观——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观察问题，同情下层弱势群体的遭遇。在此，值得强调的是，我并不同意有些论者所言，认为我在该书中忽视了现代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相反，我从未否认这一角色。但我关心的问题是，在推进现代化的无数措施中，普通民众究竟得到了多大好处，又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当然，我关于微观史的实践，不仅限于城市日常生活，同时还关注乡村，特别是关注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我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这本微观史的著作中，通过这个在四川地区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观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探索其发生、发展的秘密。袍哥作为一个反清的政治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斗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这个组织既垄断了许多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又为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所以大量民众加入其中，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当代社会之中，同时也是我研究的重点。这个课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理解秘密社会的长远影响。揭露一个秘密社会内部的秘密，揭示一个地区在一个长时期的社会控制，揭开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重的群体的秘密生活，对我们认识过去中国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均有所裨益。

我对袍哥的研究涉及过去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所缺乏的问题，考察了这个组织与民众的关系、组织的性质、语言、仪式、兄弟情谊、帮规、社会网络、分层和分野、组织结构、暴力、社区影响和控制力，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以及与社会各阶层、政府、军队、政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等。关于仪式，这一研究并不把袍哥当作一种民间宗教，我认为袍哥的各种仪式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崇拜，倒不如说是身份认同——作为兄弟会结盟的组织，这种仪式对于相互认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以袍哥的语言为例，秘密语言具有各种功能，如保护组织内部的秘密，提供一种表达手段，以达到特殊的目的，并在限定的集团内稳定成员，控制信息流动以及交换。袍哥隐语的发展基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其组织的反应机制，二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政治卷入。秘语与暗号为袍哥创造了一种身份认同，为其成员与他人之间建构了一条分界线，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袍哥隐语成为四川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展，其秘密语言也逐渐影响到地方社会。通过他们的隐语及暗号，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四川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追溯这个社会集团怎样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在民众中建构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次文化。

过去的研究虽然也重视社会控制，但是主要局限在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几乎没有关注到秘密社会组织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对袍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以其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例：在四川，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为“吃讲茶”，这样茶馆就成了一个解决纠纷之地。袍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这样的活动也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更愿意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一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有人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民众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

中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社会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向其发起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袍哥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便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都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类活动在1949年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才随着袍哥的毁灭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