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空间：店铺与地摊

在传统中国城市，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交通，但人们也普遍将其用为自由市场和休闲空间。至少早在宋代，中国城市的商业活动就已非常活跃，例如13世纪的杭州不仅商铺辐辏，而且“饭馆、旅店、酒肆、茶房以及歌女表演场等数目繁多”。(23)在近代，街道的这种商业功能更为明显，从沿海到内陆都是如此。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为繁荣的城市，(24)街头是除了店铺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而且商业的发展促生了丰富的街头商业文化。

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头月市，成为重要的街头商业和庆祝活动，人们可以在一年内参加12个月市(25)。尽管我们对月市的起源并不清楚，但这种街头市场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里对此便有生动的描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岁华纪丽谱》里还提到“蚕市”“乐市”“花市”等。清末文人庆余便写有《成都月市竹枝词二十四首》（每个月市两首），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每月一次的盛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商业文化。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述的：“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26)在这些月市中，花市最为热闹，当春天来临，花会会址青羊宫游人如织，一首竹枝词称：“青羊宫里仲春时，赶会人多密似蚁。”沿着锦江河，行人、马车、轿子络绎不绝，数百花店设摊卖各种奇花异草。成都人喜爱花草，花会来临时，“青羊小市卖花天，何惜缠腰十万钱”。花会特别吸引着妇女，这样的日子对她们来说犹如节日，一首竹枝词中的妇女便“一夜闺中嘱夫婿，明朝多买并头莲”。花会实际上成为一个商品交易会，那里“货积如山色色宜”。(27)

除了这些特殊的集市之外，成都居民把街头变成了日常的市场。商人、小贩没有任何限制地在街头出售商品。一些街道变成了专门化的市场，如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据一个西方人观察，“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有的街由木工、靴铺、皮毛铺、刺绣、旧货、丝绸、洋货等分别充斥”。(28)许多由此而得来的街名沿用至今，如盐市口、珠宝街、鹅市巷、棉花街、骡马市等。大多数流动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他们的货摊可分为行摊、坐摊和地摊。(29)当夜晚来临，交通不再拥挤之时，一些街道又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30)夜市以东大街为中心，到20世纪初甚至扩展到走马街、青石桥以及东御街。商贩们在那里出售百货，顾客行人摩肩接踵。毫无疑问，夜市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以前商铺都在夜幕降临前打烊，在夜市的带动下，许多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不过，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奸商”借光线昏暗以假货蒙骗顾客，另外像偷盗、剪辫、抓帽子的事件也时有发生。(31)

街头不仅作为市场，实际上也成了工匠手工场。无论是在街角还是街沿，工匠们都可以制造产品就地出售。繁华商业区后面的居住区，成了产品的生产地。来访的西方人发现，小街小巷总是民居和作坊间杂，而且“每一居所总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卖”。像暑袜街和红布街等街道的名字，也反映出那里生产产品的种类。一首关于红布街的竹枝词吟道：“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外国人也注意到丝织是成都的“大工业”，有着“成百的织布机”。纱帽街既售卖又制作帽子，帽店和作坊密集。(32)在这些作坊里：

妇女纺棉纱或丝线，或刺绣、编织、缝纫，或做玩具、焚香、纸花以及上坟的纸钱。男人则编凉席，做木盆、桶、篮子、鸡毛掸子，或织布、织毯、绣轴、绣幌子，或做铁、铜、银的物件和饰品，或与女人同做手工。小孩从八岁甚至小到六岁便成为帮手，他们纺纱、清理鸡毛、磨光木头、混合香料，以及做其他无需技术的工作。这些家庭作坊的产品在其拥有的小店出卖或由其家庭成员沿街兜售。(33)

虽然19世纪末，西方商品已渗入中国，但土产仍在地方市场居主要地位，“商铺中橱窗展示的多是中国产品”。而且，成都的各种商业组织和服务机构诸如汇兑、钱庄等业务都由“中国人控制”。(34)

随着街头和公共空间使用的扩张，商业文化也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商业文化反映在商店的匾额、装饰、商品陈列、店铺与顾客关系、财神崇拜、工匠工作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商业语言中。(35)成都商业区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19世纪末，一个法国人写到他十分吃惊地看到成都街道“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数月以来，觉目中所见，不似一丛乱草，尚有成都规模者，此为第一”。(36)几乎在同时，伊莎贝拉·伯德也描述了成都的街道和商铺：“这座城市有着宽阔的路面、整齐的街道，各街成直角相交，店面看起来比中国其他地区美观，特别是摆放着精细的金银制品的珠宝店和存列闪光蜀锦的绸缎店。”(37)商业文化经常反映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和社会传统。几乎每家商店都供奉财神，每天早晚店员都要敬拜。这些店铺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正如爱尔勒斯特· H．威尔逊描写的：“漫步成都街头，人们从各行业可领会到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商店的“金光漆亮招牌竖挂着，上面的大字书法显示店名和经营范围”。(38)

东大街是成都最重要的商业区，许多外国旅行者都记录了它的繁盛。如一个日本人赞扬道，东大街“肆店宏敞，高轩绮窗。檐头悬各种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炫目……商店的样式与北京相似，然这里更为洁净”(39)。1892年，一个西方人从东门进入成都，后来他写道：“沿东大街而行，从发光的油漆柜台和绚丽的商品陈列，看到了繁荣和祥和，并逐渐意识到在这个西部城市居然有着一条如此干净、宽阔和如此面貌的街道。在沿长江上溯漫长的旅途中，有此发现使我感慨万千。”(40)20多年后的东大街繁荣依旧，另一个日本人又给予了几乎相同的描述，但这条大街有了许多“现代”因素。他从东门入城，看到街上竖有写着“向右手走”的交通牌，有身着制服的人指挥交通。(41)

各种资料显示，20世纪以前，地方官员很少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例如，有集市的时候，小贩们就会聚集在街头招揽顾客，这些小贩给集市带来了活力。由于街头远离官府的控制，这给予人们分享这一空间的机会，居民们尽其所能地使用街头。结果商人和小贩总是为使用街头的空间而争斗，店铺以其招牌、幌子、货摊、桌椅等把它们的“势力范围”伸展进入街道，那些“大而怪”的招牌和幌子跨越街道两边，重重叠叠，以致人们难以辨认上面的字迹。(42)这种场面亦成为城市景观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显示了商业竞争的激烈。不过，成都商人仍然保持着相互协作的传统，如夏天各商铺都统一行动，搭凉棚以避酷暑，一首竹枝词记载了这种活动：“万商云集市廛中，金碧辉煌户户同。春暮日长天渐热，凑钱齐搭过街篷。”(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