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表过，书接前文。且说魏文帝天使至于北海，见到管宁，颁赐征召赦文，任为太中大夫。管宁坚辞不受，并致书文帝及华歆谢绝。文帝恼怒，欲问罪管宁，华歆极力谏阻，这才作罢。书中暗表，那华歆虽然功名之心极重，但历来为官倒是清廉，每将个人禄米及皇帝赏赐都赈济亲戚友人，家中没有百斤之钱，更无十斗以上存粮。朝廷每将罚没为奴少女赏赐大臣，惟华歆不留，而是将其择婿嫁人。曹丕常为此赞叹不已，并下诏书道：“华司徒乃国之长者，其所作为，暗合天地之道，深得民众之心。今众官皆丰盛佳肴，惟其简蔬佐饭，甚不计较。”即特以己衣赏赐华歆，并为其妻子家人制衣而赐，华歆不得不受。
管宁不肯出仕，国内儒士皆为仿效，独善己身，不肯应朝廷招引贤士之征。由是三府官员不喜儒生，共同联名上奏文帝：“进行取仕应以品德为准推举孝廉，不需以儒家经典为考。”华歆则谏道：“自丧乱以来，六经无人再读，道德亦随之沦丧。当务之急宜提倡儒学，推崇以仁为本之王道。选官标准决定国运盛衰，今只举孝廉不考六经，臣恐读书之风从此衰亡。如有特别优长而六经短缺者，可殊加任用。所虑者无此特殊人才，何虑有而不选？”文帝曹丕即从其谏，于是复立太学于洛阳，置《春秋》、《谷梁》博士，制五经课试之法。
三府官员乃奉天子之诏，制定五经课试之法，颁行天下。规定满二年考试可通一经者，可称儒家弟子；弟子满二年再试，能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满三年再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弟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年再试，可通四经者擢其高弟为郎中；郎中满二年再试，能通五经者擢其高弟随才叙用。凡至弟子以上，不通一经者均需随后辈复试，复试不通，则予以罢黜。经试诏令颁行期年，则魏国儒学之风大盛，人才济济，聚于朝野。魏黄初五年十二月，文帝曹丕复又下诏，除郊社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外，其余不在朝廷祀典之列。若朝中百官及士大夫敢在家中及封国设立非祀之祭，听信巫祝之言者，皆以执左首论罪。
魏文帝亲征东吴败归之后，魏、蜀、吴三国之间兵戈不兴，各自休养生息，暗蓄国力，以待时变。蜀建兴二年，后主刘禅赐军师中郎将、丞相诸葛亮领益州牧。孔明欲征聘杜微为主簿，杜微以耳聋为借口固辞。孔明遂在府中召见杜微，见其果然耳聋，便于座上笔谈，极力相劝入仕，杜微但请以德行辅政，不责以军国大事。孔明于是拜杜微为谏议大夫，以从其志。杜微字国辅，梓潼涪城人，少受学于广汉任安，在蜀中颇负盛名，孔明故征聘之。此时乃是吴国黄武二年，吴王孙权以金印紫绶赐安国将军朱治，徙封故鄣，镇抚山越之民。经岁余，朱治因病还归吴郡而卒，寿终七十八岁。黄武三年，天竺僧维祗难和竺将炎携《昙钵偈经》胡文本至武昌，译为汉文。译后，由吴国博士支谦修订补增并作序。支谦认为竺将炎虽善天竺语，但未备晓汉语，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义出道家，近于质直，故说其词不雅。而维祗难则引用佛、老子、孔子之语辩解，称“今传胡义，实宜经达”。
魏黄初年间，河西鲜卑族逐渐强盛，轲比能、弥加、素利等割地统御，各有分界。因恨当年夏侯渊平灭河西诸羌，此时不愿归服魏帝统辖，各部酋长乃相与集会，共同约誓，皆不得卖马与魏国，以免使其增益骑兵。轲比能诱杀鲜卑大人步度根中兄扶罗韩，吞并扶罗韩部众，由此与步度根结怨。步度根部众稍弱，以其众万余退保太原、雁门郡，并遣使献马于曹魏求和，其后与轲比能互相攻击。鲜卑东部大人素利亦违前盟，卖马千匹与魏国，被轲比能攻击。素利求救于魏主，曹丕便令护乌桓校尉田豫，率轻骑乘虚袭击轲比能军之后。轲比能使别小帅琐奴拒战，被田豫破之。轲比能由是对魏国不满，屡发兵袭扰幽、并二州。
黄初五年，魏尚书仆射杜畿受天子诏制作御楼船，试船时遇风沉没，被溺水而死，年六十二岁。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建安年间被荀彧荐于曹操，为司空司直，迁护羌校尉，使持节，领西平太守，平定冀州后又拜为河东太守。曹操与韩遂、马超战于潼关之时，军粮大部仰仗河东郡提供，战后尚余二十余万斛。征汉中张鲁之时，杜畿又使五千人运粮，故曹操谓河东为“股肱之都，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魏国初建，便以杜畿为尚书，甚见重用。曹丕即位后进封丰乐亭侯，守司隶校尉，尚书仆射。杜畿卒后，曹丕为之流泪，追赠太仆，谥曰戴侯。因为杜畿治丧之事，魏帝忽由河东想起汉中，于是下旨，令新城太守孟达进京来见。孟达奉诏，便至洛阳面圣述职，并备咨询蜀国军政。因久闻孟达文武双全，颇有才名，魏帝曹丕尝问左右：“孟达何许人也？”左右皆受孟达之贿，于是奏曰：“文武双全，且有乐毅之量。”曹丕大喜，即将上庸三郡合成新城郡，让孟达做新城太守，掌管魏蜀吴三国交界重地。孟达弃蜀降魏之后，与曹魏宗室夏侯尚、名臣桓阶关系交厚，便为朝中靠山。
孟达奉诏入都，多带重金，暗地给散朝中重臣，使其在天子面前为己美言。由此君臣相会，曹丕厚待孟达，十分亲热，以致赐其与己同车而出，为文武朝臣侧目。侧目而视为何？因皆不耻其为人也。天下士宦皆知，孟达两度叛国背主，其父又有交结宦官家风，故此侧目鄙视。孟达本人且喜玩弄权术，但易为人识破，故司马懿、刘晔等大臣皆颇有差评，谓之佞幸之臣，单凭借曹丕宠幸立足于朝。刘晔并且直说与宾客：“此人日后必复为叛！”后为魏帝闻之，心中不乐。君臣同车而行之际，曹丕就问孟达平定益州两川之策，孟达奏道：“蜀汉两个托孤大臣，李严乃臣之莫逆，孔明亦为某之挚友。若他日孔明侵魏，必诱臣降。臣即可将计就计，佯为内应，令孔明兵出上庸，某暗伏甲兵擒之。孔明遭擒，则蜀国灭矣。”
曹丕哈哈大笑，连称妙计。不料却被随行车后之司马懿悉数听去，半字不落。孟达在洛阳停留十余日，辞别魏帝回至新城。曹丕又思伐吴，即诏令司马懿镇守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司马懿见魏帝忽然如此重用，怕内中有甚玄机，便力辞不受。曹丕说道：“朕夜以继日处理国家大事，无须臾片刻休息之时。今册封于卿，非是加以优荣，而是要卿为朕分忧也。”司马懿拜谢，领五千兵到许昌上任去了。
且说吴蜀重修旧好，互通信使，往来不绝于途。吴国通蜀使者张温荐引暨艳字子休，与己同郡人氏，奏请为选部尚书，吴王孙权从之。暨艳生性狷历，好为清议，见当时郎署混浊淆杂，所用多非其人，便着手进行臧否区别，使贤愚异贯、善恶异流。于是弹射百僚，核奏三署，大多贬高就下，降损数等。百官经考核鉴别后，能保持原职等级者，竟不到十分之一。若发现贪鄙污卑者，皆使为军吏，置于营府处之。暨艳为显其诡谲才能，多扬人暗昧之失，作风之私。同郡陆逊、陆瑁及侍御史朱据善言劝止，暨艳皆不听。于是满朝大臣积怨至深，争言暨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不由公理。至九月，暨艳、徐彪皆获罪赐死，因张温为推荐者，又素与艳、彪意见相同，遂牵连坐罪。可叹一时名臣，因交友不慎，晚节不保。
黄武二年四月，东吴大都督陆逊和丞相孙邵率群臣上表，劝吴王即皇帝大位。孙权怕引起蜀相孔明反感，致使孙刘联盟再度破裂，即再三谦让，未曾答应。但此时孙权心中已有称帝之意，只待时机成熟。吴蜀联盟即复，凡两国关系处理，孙权都令陆逊与诸葛亮通信自为，绝不干涉。为互通国书方便，孙权甚至复刻吴王玺一方，置于陆逊住所，以备随时取用，不必另行上奏。孙权每次与刘禅、诸葛亮来往书信，或两国互通文书，也先付陆逊查看，凡有不妥之处，即行修改后直接发出。君臣间相互信任如此，可谓自古罕见。
陆逊因驻守之地缺粮，即上表吴王孙权，欲效当年魏公曹操屯田之策，令诸将各家属子女于屯营之地烧荒，广开农田，以备军用。孙权当即下诏回复道：“我江南乃是鱼米之邦，土肥水丰，贤卿此计甚好！自即日起，凡孤父子及宗侄等辈，亦各自领受一份农田，以孤驾车之八牛分拉四犁，耕作可也。虽不比上古圣贤所作，亦可享与众卿同等劳作之乐。”十月，陆逊又上表，劝吴王孙权广施恩德、减轻刑罚，宽田赋征收，停止户税收稽。孙权览奏即准，叹道：“方信世间之事，果有英雄所见略同者。孤亦正思此事，未及于行，伯言奏章已至，且无一字不与孤意相符，喜忧与共，思虑实同。真奇缘哉！”即命主管官吏撰写法令，派郎中褚逢送予陆逊和诸葛瑾过目，让其增削修改，即刻颁布全国各州郡县官，令其执行。
蜀建兴三年，益州诸郡大收，由此国强兵壮，粮足库丰，百姓乐业。这一日丞相孔明正坐府中理事，忽接云贵永昌郡飞马来报：“前有建宁太守雍闿造反，杀死益州太守正昂；朝廷当时因逢先帝新丧，未及发兵平叛，遂重派太守上任，署理建宁政事。雍闿不思悔过报本，反而得寸进尺，以为蜀主年幼可欺，便又擒继任太守张裔，遣送于东吴主孙权。可恨吴主，又受其俘，鼓励其叛反蜀汉。雍闿由是自封为王，率军北攻我新道县城。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太守高定受了雍闿蛊惑，与之俱反。因三郡之兵颇多南人，于是又勾结南王孟获，使其来援，同反朝廷。若不征伐，恐其坐大也。”孔明闻报，尚不十分准信，因发丞相符节至白帝城，令李严细查雍闿反状；再遣越嶲刺史龚禄，急引本部兵马到南中边界安上县，与城中守兵积极防备；又令蜀郡太常颀行，直接兼道南行至牂柯郡署，查清反叛事件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