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命与努力

梁启超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知命与努力”,知命同努力这两件事,骤看似乎不易合并在一处,《列子·力命》篇中曾经说明力与命不能相容,我从前做的诗也有“百年力与命相持”之句,都是把知命同努力分开,而且以为两者不能并存,可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现在便要研究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欧洲演说中国文化,狠攻击知命之说,以为知命是一种懒惰哲学,这种主张,能养成懒惰根性。这话若不错,那么,我们这个懒惰人族,将来除了自然淘汰之一途外,真没有别条路可走了。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呢?现在还当讨论。

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意思是说:凡人非有知命的功夫不能做君子。君子二字在儒家的意义常是代表高尚人格的。可以知道儒家的意见,是以知命为养成高尚人格的重要条件。其他“五十而知命”等类的话很多,知命一事在儒家可谓重视极了。再来返观儒家以外的各家的态度怎样呢?墨家树起反对之帜,矫正儒家,所攻击的,大半是儒家所重视的。所以墨家自然不相信命,《墨子·非命》篇中便极端否认知命,在现在讲,可算“打倒知命”了。列子的意见,更可从《力命》篇中看出,他假设两人对话,一名力,一名命,争论结果,偏重于命。列子是代表道家的,可见道家的主张,是根本将命抬到最高的地位,而将力压服在下面,和墨家重力黜命的宗旨恰恰相反。可是儒家就不然,一面讲命,一面亦讲力,知命和努力,是同在一样的重要的地位,即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一句论,为君子便是努力,但却以知命为必要条件,可知在儒家的眼光中两者毫无轩轾了。

命字到底怎么解呢?《论语》中的话很简单,未曾把定义揭出来。我们只好在儒家后辈的书籍中寻解说,《孟子》《荀子》,《礼记》,这三种都是后来儒家的重要的书。《孟子》说:“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谓并不靠我们力量去促成,而它自己当然来的,便是命。《荀子》说:“节遇谓之命。”节是时节,意谓在某一时节偶然遇着的,便是命。《礼记》说:“分于道之谓命。”这一条戴东原解释得最详,他以为道是全体的统一的,在那全体的里面,分一部分出来,部分对于全体,自然要受其支配,那叫作“分限”,便是命。综合这几条,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行为,受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支配,偶然间遇着一个机会,或者被限制着只许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这便是命。命的观念,大概如此。

分限——命——的观念既明,究竟有多少种类,经过详密的分析,大约有下列四种:(一)自然界给予的分限:这类分限,极为明显易知,如现在天暖,需服薄衣,转眼秋冬来了,又要需用厚衣,这便是一种自然界的分限。用外国语解释,便是自然界对于人类行为,给的一个order,只能在范围内活动,想超过是不能的。人类常常自夸,人力万能征服了自然界,但是到底征服了多少,还是个问题,譬如前时旧金山和日本的地震,人类几十年努力经营的结果,只消自然界几秒钟的破坏,便消灭无余,人类到底征服了自然界多少呢?近几天,天文家又传说彗星将与地球接近,星尾若扫到地面,便要发生危险,此事固未实现,然假设彗星尾与地面接触了,那变化又何堪设想,彼时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又如何呢?这样便证明自然界的力量,委实比我们人类大得多,人类不得不在它给予的分限中讨生活的。(二)社会给予的分限:凡是一个社会,必有它的时间的遗传和空间的环境,这两样都能给予人们以重(变)〔要〕的分限。无论如何强有力的人,在一个历时很久的社会中,总不能使那若干年遗传的结果消灭,并且自身反要受它的影响。即如我中华民国,挂上民治招牌已十六年了,实际上种种举动,所以名实不副者,实在是完全受了数千年历史(情)〔惰,下同〕所支配,不可自拔。社会如此,个人亦如此,一人如此,众人亦如此,不独为世所诟病的军阀官僚,难免此情力之支配,乃至现代蓬勃之青年,是否果能推翻情力,不受其支配,仔细思之,当然不敢自信。吾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不为情力所干涉者,实不多见的。至于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现在中国经济状况,日趋贫乏,几乎有全国国民皆有无食之苦的景况,若想用人的力量去改这种不幸的情形,不是这一端改好,那一端又发生毛病;便是那一端改好,这一端又现出流弊。环境的势力,好似一条长链,互相牵掣,吾人的生活,便是在这全国环境互相牵掣的势力支配的底下决定,人为的改造,是不能实现的。小而言之,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凡一个学校,它有学风,某一个在这学校里念书的学生,当然受学风的影响和支配,想跳出学风以外,是不容易的。而这个学校的学风,又不是单独成立的,(及)〔又〕与其他学校,发生连带关系,譬如在北京某一学校,它的学风,不能不受全北京学校的学风的影响和支配,而不能脱离,就是这样。全北京的学风,影响到某一校;一校的学风,又影响到某一人,关系是如此密切而复杂,所以社会在空间上给予人们的分限,是不可避免,而不易改造的。(三)个人固有的分限:在个人自身的性质、能力、身体、人格、经济,诸方面,常有许多不由自主的状态,这便是个人固有的分限。这些分限,有的是先天带来的,有的是受了社会的影响自然形成的,然而其为分限则一。譬如有些人身体好,有些人身体坏,身体好的人每天做十多点钟的功课,不觉疲倦,身体弱的人每天只用功几点钟,便非常困乏,再不停止,甚至患病,像这种差别,是没有法子去平均和补救的。讲其原因,自然是归咎于父母的身体不强壮,才遗传这般的体质。这不独个人为然,即以民族而言,华人同欧美比较,相去实在很远,这都是以前的祖先遗留的结果,不是一时的现象,然而既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再想齐驱并驾,实无方法可施。既曰实行卫生,或可稍图改善,然一样的运动,一样的营养,而强者自强,弱者自弱,想立刻平等,是不可能的。才能经济诸端,尤其易见,有聪明有天才的人,一目十行,倚马万言,资质愚笨的人,自然赶他不上;有遗产的子弟,可以安富尊荣,卒业游学,家境困苦的人,自然千辛万苦,往往学业不完,这种分限,凡为人类,怎能逃脱。身体才能,固然不能变易,即如物质方面之经济力,似乎可以转换,然而要将一个穷学生于顷刻中化为富豪,亦是不能实现的事。物质的限制尚且如此之难去,何论其他,个人分限,诚不可轻视的了。(四)对手方给予的分限:凡人固然自己要活动,然而同时别人也要活动,彼此原都是一样的。加之人的活动方面,对自然常少,而对于他人的常多,所以人们活动是最易和他人发生关系的,既然如此,人们活动的时候,那对手方对于自己的活动也很有影响,这影响就是分限了。人们对他人发生活动,他人为应付起见,发出相当的活动来对抗。于是自己起了所谓反应,反应也有顺的,也有逆的,遇见顺的,尚不要紧,遇见逆的,则自己的活动将受其限制,而不能为所欲为,于是便构成了对手方的分限。这可以拿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做个比方,施者虽极力求其领会,然受者仍有活动的余地,若起了逆的反应,这个教育的方法,便要失败的。此犹言团体行为也,个人对个人也是如此,朋友、夫妇间的关系,何莫不然,无论如何任性的人,他的行为总难免反〔受〕其妻之若干分限,妻之方面亦同,人生最亲爱者,莫如夫妇,而对手方犹不能不有分限,遑论其他。犹之下棋,我走一着,人亦走一着,设禁止人之移棋,任我独下,自属全胜,无如事实不许,禁止他人,既难做到,而人之一着,常常与我以危险,制我之死命,于是不得不放弃预定计划,与之极力周旋,以求最后之胜利。此即对手分限之说,乃人人相互间,双方行为接触所起之反应了。

此四种分限——再加分析,容或更有——既经明了,只受一种之限制时,已足发生困难,使数十年之工作,一旦毁坏,然人生厄运,不止如是,实际上,吾人日常生活,几无不备受四种分限之包围和压迫。因此,假使有一不知命的人,不承认分限,甚至不知分限,或不注意分限,以为无论何事,我要如何便如何,可以达到目的。此种人勇气虽然很大,动辄行其开步走的主义,一往直前,可是,设使前边有一堵墙,拦住去路,人告诉他前面有墙,墙是走不过去的,而他悍然不顾,以为没有墙,我不信墙的限制,仍然前行。有时前面本是无墙,侥幸得以穿过,然已是可一不可再的成功,今既有墙,若是墙能任意穿行,自然很好,但墙实在是不能通过的东西,于是结果,他碰了墙,碰得头破脑裂,不得不回来,回来改变方向,仍是照这样碰墙,碰了几回之后,一经躺下,比任何软弱人还软弱,再无复起的希望。因他努力自信,总想超过他的希望,不想结果失望,自然一蹶不振,这种人的勇气,不能永久保持,一遇阻碍,必生厌倦,所以不知命——不信分限,专恃莽气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儒家知命的话,在《论语》中有很重要的一句,便是批评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一句。可见知其可为而为之——不知或不信分限,不是勇气;必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算勇气。明知山上有金矿动手去掘的人,那不算有勇;要明知不可为,而知道应该去做的人,才算伟大。这句话很可以表现孔子的全部人格,也可以作为知命与努力的注脚,“知其不可为”便是知命,“而为之”便是努力,孔子的伟大和勇气,在此可以完全看出了。我们的科学家,或是梦想他的能力可以征服自然界,能够制止地震,固不算真科学家;或是因为知遇地震无法防止,便不讲预防之法,听其自然,也非真科学家。我们的真科学家,必具有下列的精神,便是明知地震是无法控制的,也不做谬妄的大言,但也不流于消极,仍然尽心竭力去研究预防的方法,能够预防多少,便是多少,不因不能控制而自馁,也不因稍一预防而自夸,这种科学家才是真科学家,如我们所需要的。他们的预料,本来只在某一限度,限度之上就应当无效或失败,但他们知道应该做这种工作,仍是勤勉地去做着,尝试复尝试,不妨其多,结果如是〔失败〕,原不出其所料,万无失望的打击,幸而一二分的成功,于是他们便喜出望外了。知命之道,如此而已。

这种一二分的成功,为何可喜呢?因为世界的成功,都是比较的,无止境的。中国爱国的人,都想把国家弄得像欧美日本一样富强,好似欧(洲)〔美〕日本便是国家的极轨一样,谁知欧美日本,也不见得便算成功,国中正有无穷的纷扰哩!犹如(庄)〔列〕子所语的愚公移山,他虽不能一手把很高的山移完,可是他的子孙能够继续着去工作,他及身虽只能见到移去一尺二尺,也是够愉快,比起来未见分毫的移动,强得多了。成功犹如万万里的长道,一人的生命能力,万不能走完,然而走到中途,也胜于终身不走的哩!所以知命者,明知成功之不可必,了解分限之不可逃,在分限圈制前提之下去努力,才是真能努力的人啊!

我们为何需要真正的努力,因为只有真正的努力,才可不厌不倦。人何以有厌倦,多因不知分限,希望过大,动遭失败,所以如此。知命的人,便无此弊。孔门学问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居之无倦”“请益又〔曰〕无倦”,“自强不息”“不怨天不尤人”诸端。所谓不厌、不倦、不息、不怨、不尤,都是不以前途阻碍而退馁,是消极的知命。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都是以稍有成功而自娱,是积极的努力。所以我们不只要排除尊己黜人的妄诞,也宜蠲去美人恨己的忧伤,因这两者都于事实是无益的。我人徒见美国工人生活舒适,比中国资产阶级甚或过之,于是自怨自艾,于己之地位运动宁复有济。犹之豫湘人民,因罹兵灾,遽羡妒他省人民,又岂于事实有补。总之,生此环境,丁此时期,唯有勤勉乃身,委曲求全,其他夸诞怨艾之念,均不可存的。

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功夫,实在是知命和努力的一个大榜样。儒家弟子,受其感化的,代不乏人,如汉之诸葛亮,固知辅蜀讨曹之无功,然而仍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职志者,深明“汉贼不两立,皇室不偏安”之义,晓得应该如此做去,故不得不做,此由知命而进于努力者也。又如近代之胡林翼、曾国藩,固曾勋业彪炳,而读其遗书,则立言无不以安命为本,因二公饱经事故,阅历有得,故谆谆以安命为言,此由努力而进于知命者也。凡人能具此二者,则做事时较有把握,较能持久。其知命也,非为懒惰而知命,实因镇定而知命;其努力也,非为侥幸而努力,实为牺牲而努力。既为牺牲而努力,做事自然勇气百倍,既无厌倦,又有快乐了。所以我们要学孔子的发愤忘食,便是学他的努力;要学孔子的乐以忘忧,便是学他的知命。知命和努力,原来是不可分离,互相为用的,再没有不相容的疑惑了。知命与努力,这便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民族一大特色,向来伟大人物,无不如此。诸君持身涉世,如能领悟此一语的意义,做到此一层功夫,可以终身受用不尽!

(原载于1927年5月29日《国闻周报》第4卷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