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作—生活关系理论化的尝试

在众多探讨工作—生活关系的文献中，有一些进行了构建工作—生活关系理论的尝试。早期的研究者将工作与家庭当作两个分离的领域，并认为这两个领域分别独立运行，互不相干（Parsons et al., 1956）。形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男女性别分工的传统观点：男性作为主要的养家者（male breadwinner）占据工作领域，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负责安排家庭生活领域。尽管有学者将这种工作—家庭分离的观点也归为一种工作—生活关系理论，并称之为“分离理论”（segmentation theory）（O'Driscoll, 1996），但这种“理论”更接近一种基于生活经验的判断，对当前的工作—生活关系研究缺乏理论性的指导作用。

溢出理论（spillover theory）指出，工作和家庭生活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人们在一个领域中的情绪和压力等会被带入另一个领域，并对另一个领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溢出是双向的，如人们会将工作上的压力带到家庭生活中，迁怒于家庭成员；和谐的家庭生活则会使人们在工作中有更高的士气、忠诚度和工作效率。斯特恩斯（1980）指出，这种溢出现象会导致人们“发展出一种相似的工作和非工作生活模式”。不少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Crouter, 1984; Grzywacz et al., 2002）。作为溢出理论的补充，补偿理论（compensation theory）采用了一种相反的视角，认为人们在一个领域中缺乏某些东西，会尽力在另一个领域中寻找补偿。如在家庭生活中缺乏幸福感的人，会倾向于在工作领域追求成就感（Staines, 1980）。这两种理论为我们理解工作—生活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同时相关研究也证明了工作和生活领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克拉克（2000）指出了溢出理论和补偿理论的局限性，认为这两种理论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它们不能充分地解释、预测以及帮助人们解决在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时遇到的问题。他指出这两种理论重视工作和家庭的情绪联系（如满意和挫败感的表达等），却忽视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空间、社会和行为联系。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动性也被忽视了，人们应该有能力对自身所处环境做出反应甚至改造环境。在他看来，工作—生活平衡理论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要素：①能够描述冲突与平衡发生的原因；②能够预测可能导致冲突或平衡的情境或个人特征；③能够提供帮助个人和组织推动工作—生活责任平衡的框架。基于这些认识，他提出了工作—生活关系的“边界理论”。

边界理论主要由领域（domains）、边界（borders）和边界穿越者（border-crossers）三个要素构成。工作和家庭分属于不同的领域（domains）。在目的上，工作领域用来提供生活来源和满足人们成就感，而家庭生活满足人们获得亲密关系的需要和幸福感。因此在不同的领域内，人们要面对不同的规则，以不同的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边界（borders）是领域的分界线，是与各自领域相关的行为开始或终止的地方。边界主要有三种形式：物理边界（physical）、时间边界（temporal）和心理边界（psychological）。边界的渗透性（permeability）、弹性（flexibility）和混合性（blending）的有无共同决定了边界的强弱。如不具有渗透性和弹性，并且不允许人们将工作和生活混合的边界，就是一个“强”边界。所谓的跨界者，是指频繁地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之间转换身份的人。虽然工作和家庭生活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但跨界者会尽量对工作和家庭领域、边界以及工作—家庭的联系进行改造，以达到期望的平衡状态。此外，边界守护者（border-keeper）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边界理论将对界定领域和边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成员称为边界守护者。上司和配偶分别是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边界的主要守护者，他们对跨界者管理工作和家庭生活关系的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基于以上认识，克拉克将工作—生活平衡定义为“在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具有满意感且运作良好，而角色冲突程度最低”的一种状态（见图2-1）。

盖斯特（2002）总结了六种工作—生活关系理论：分离理论、溢出理论、补偿理论、工具理论（instrumental theory）、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和边界理论。除了前文提到的四种理论，他将工具视角和冲突视角也归为两种工作—生活关系理论。所谓的工具理论，是指人们在一个领域的行为，有利于其在另一个领域的成功。如个体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以购买房子或汽车等家用物品，而愿意从事常规工作甚至长时间工作。冲突理论是指当人们面临生活不同方面的高要求时，就会面临一些比较艰难的选择，一些冲突甚至明显超过人们通常能负担的水平。在他看来，前五种理论都是描述性的理论（descriptive theories），缺乏因果关系的分析。边界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作—生活关系提供了更好的解释性框架。随着现代人生活和工作形式的变化（如居家工作增多）和现代科技的发达（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工作与生活领域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对无边界的工作—生活关系的研究可能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边界理论得到了研究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德斯罗切斯和撒根特（2004）对边界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仔细辨析，讨论了边界理论对工作—家庭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政策实践的影响，认为这一理论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导向。兰伯特等（2006）基于对一家生物科技企业雇员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支持性沟通和自治程度与员工工作—家庭平衡和满意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研究为边界理论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本内特（2006）运用边界理论，分析了青年员工危险性饮酒行为（at-risk drinking）的社会风险的产生与后果。国内的研究中，也有以边界理论为理论框架的，如高中华和赵晨（2014）基于边界理论，考察了某大型制造企业员工的角色压力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中的模式，及其在员工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就现有的几种理论化工作—生活关系的尝试来看，除了边界理论，被研究者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理论模型还不多。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作—生活关系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相对来说理论化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基于实用性的考虑，用人单位和个体更感兴趣的是工作—生活冲突的原因和后果，因为这些研究对于组织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和政策都有非常具体的指导意义，可以带来直接效果。因此在实证主义研究传统非常深厚的西方学术界，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探讨工作—生活平衡/冲突的前因后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