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当代现实解读——兼论两次金融危机的特点和根源及中国成功应对的经验

胡莉娅 谢元态

摘要：本文运用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首先对西方作现实解读：在普遍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对当代两次经济危机的特点和根源作典型分析，虽然其特点不同，但实质都是生产相对过剩，根源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次，对我国现实解读：分析我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重点分析我国两次成功应对外部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宏观调控方式。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认识潜在经济危机和应对现实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武器，对于当今虚拟资本过度扩张条件下的经济危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同时强调我国治理体系和金融系统应对金融危机具有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

关键词：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金融危机 虚拟资本 信用制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以两大部类学说为前提理论，重点研究社会总资本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之间供求的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具体而言是研究两大部类同时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即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问题。能够满足实现条件，实际上就符合计划经济的基本要求；不能够满足实现条件即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如果生产相对过剩，实质上就是陷入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隔几年来一次的客观必然性。

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信用经济高度发达、金融资产高度虚拟化的今天，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否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对西方现实尤其是对两次金融危机进行理论解读，是检验其理论生命力的需要；对中国现实尤其是成功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总结，是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需要。

一、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西方现实解读

（一）普遍性分析：以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关于经济运行主要阐述的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既要保证第Ⅰ部类产品总供给与需求平衡，即Ⅰ（c+v+m）＝Ⅰ（c+Δc）+Ⅱ（c+Δc），又要保证第Ⅱ部类产品总供给与需求平衡即Ⅱ（c+v+m）＝+Ⅰ（v+Δv+m /n）+Ⅱ（v+Δv+m /n），而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检验条件是要实现Ⅰ（v+m）＝Ⅱ（c）。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揭示的，就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性而言，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存在，就始终无法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始终无法消除。

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根深蒂固，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造成金融寡头和国际垄断财团的大量出现。尽管二战后许多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深度结合，但并没有改变私有制基础的根本性质，私人资本企业内部的严密组织性与全社会而言的无组织性必然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工业快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促进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和技术飞速进步的同时，必然要求全社会分工的高度专业化和全社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分工的高度专业化可以实现，而全社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却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高度专业化又必然导致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这就使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从高度发达的流通领域和信用制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流通领域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地加速资本周转，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流通领域过于“高速”容易造成生产与需求信息脱节，生产者由于无法准确接收到需求信号与市场均衡价格，流通领域的繁荣假象将误导生产商，进一步造成生产领域的虚假繁荣。由扭曲的市场信号引起的泡沫终将会破灭，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于是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过度“发达”的信用制度必然会衍生大量脱离现实经济的虚拟资本。由信用所衍生的股票、债券、期货及CDO等，其交易数量主要取决于需求者对虚拟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对于虚拟资本是否具备稳定收益的信心。而信心作为主观预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由虚拟资本所带来的货币金额远超于实体经济交易所产生的金额。在货币乘数的催化下，由虚拟与实际经济差距导致的市场泡沫迅速扩大，泡沫破灭的那一刻便是危机爆发的时刻。

在《资本论》出版后的100多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以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通论》为标志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斯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等，似乎都能够解释短期内的经济运行，也尝试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但是，后续爆发的几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表明，按照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要么使资本主义经济长期陷入“滞涨”而不能自拔，要么使宏观经济陷入混乱无序。尽管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抵制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但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抢购《资本论》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各流派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资本主义危机，只有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去寻找答案。

（二）典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两次经济危机的特点和根源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特点和根源

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始于泰国。泰铢短期内的急剧贬值，通过国际商品、金融与外汇市场影响着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和其他的资产价值。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危机的孕育过程，在这一阶段，泰国经济快速发展，泰铢汇率被人为地高估，泰国央行不是通过压低汇率而是以入市干预的方式硬性维持固定汇率，导致国际投机资本有机可乘；第二阶段为危机爆发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前期固定汇率的维持导致泰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减少，最终由于国内外汇储备不足，迫使外汇汇率由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泰铢突然间贬值，经济逐渐紊乱，国内投资者信心逐渐崩溃；第三阶段为危机深化阶段，由于泰铢的贬值，一方面金融市场国际投机者开始抛售泰铢导致投资者的恐慌，金融市场逐渐萎靡导致整个市场经济的衰弱，正如邓小平所说“金融是经济的中枢”，金融市场的衰败导致商品市场需求减少，生产过剩。从上述阶段可以看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以下两大特点：

特点一：以经济结构失衡为基础。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国内经济结构就存在着问题。首先，进出口贸易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从进出口贸易差来看，泰国在进出口贸易中主要以进口为主，国际市场开放以后，国际资本不断涌入泰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国内出口增长受阻，贸易逆差不断加大，表1为1990—1999年泰国的进出口额、贸易差额、经常项目余额和外汇储备。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期，泰国一直维持着贸易逆差的状态。其中以1992年为转折点，此后的贸易差额不断加大，尤其是1995年和1996年，贸易逆差均高达140亿美元以上。贸易逆差的加大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但也会导致国内经济过热。从经常项目余额与外汇储备来看，至1997年，泰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均为负数，虽然外汇储备1993—1996年一直维持上升的趋势，但贸易差额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一直上升，1996年占比接近50%。外汇储备量需以防范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外汇风险为度，而泰国1996年外汇储备与贸易差额之间存在结构严重的不匹配——外汇储备数量已经不足以防范投机资本带来的外汇风险，因而为后来的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

其次，虚拟资本规模结构与实际资本发展的脱节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基础。金融市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债。从国债规模来看：泰国国债规模与债务结构的不合理也预示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危机是市场调节的一种方式，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债券会隐蔽生产过剩的事实，这一点在偿债率指标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目前，偿债率是国际上公认判定国债规模的指标，指标警戒线为20%。而泰国国债的偿债率从1995年的11.6%上升为1998的19.2%，无限逼近警戒线。这一现象表明，泰国当时金融市场上的国债规模过大，虚拟资本规模和结构都与实际资本发展严重脱节，这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现实基础。

特点二：以金融政策失误为诱因。泰国金融政策失误主要表现在外汇汇率制度调整与金融监管不当。泰国外汇汇率长期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即使国内经济不断发展导致泰铢存在着升值的趋势，但泰国央行仍然以强行入市干预的方式维持汇率的稳定。但是由于泰国外汇储备的严重不足，直到1997年7月2日，才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表2为1990—1999年泰国货币量与汇率。

从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开始泰国国内的货币量快速上涨，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货币量的上涨表明实体经济发展也只是表面繁荣。但是从外汇汇率来看，从1990年一直到1996年与美元的汇率都维持在25～26∶1，这一现象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投机资本。

从金融监管角度来看，早在危机爆发之前，泰国相关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市场泡沫化的现象缺乏足够的重视，过早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对于潜在的信用风险的防范措施不足，最终必然会导致国内的经济紊乱。

东南亚危机的根源：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影响下，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货币、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商品等实业资产社会流通量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导致泡沫化经济不断深化。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痼疾的存在并不可调和，最终必然爆发金融危机——通过强制性机制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2．美国次贷危机的特点和根源

美国“次贷危机”是继大萧条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21世纪初期，美国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导致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此外，国际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同时也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转移至其他国家的金融行业。到2008年美国“两房”宣布破产，终于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大规模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冲击着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综观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具有以下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特点一：银行信用过度扩张刺激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而引发危机。银行信用主要体现在借贷资本。受“9·11”等事件的影响，美国为了避免经济衰退，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降息13次，大量资金流入，投资银行与金融衍生品的介入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加剧了由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信用风险。2004年美联储开始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两年内17次调高利率将虚拟资本隐藏的风险暴露出来，大量金融机构倒闭，直到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彻底击垮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信心。

表3为2001—2008年美国第一季度活期贷款利率。

从美国活期贷款利率的变化来看，2007年前呈现两阶段大幅度变化。其中，2001—2004年利率呈现下降的趋势，2004—2007年利率逐年上升。前期不断下降的利率预示着银行信用不断地扩张，大量的资本转移至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行业与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市场迅速发展；后期由于经济过热，利率的急速上升，部分无法偿还房贷的用户开始抛售房产，市场恐慌，最终以房地产信用为基础的债券无法流通，危机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特点二：虚拟资本严重泡沫化加剧风险而助推经济危机爆发。关于虚拟资本的定义，马克思以汇票来探讨虚拟资本，将其喻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制品”；李晓西指出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下，由信用制度与货币资本化所导致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凭证。本文所分析的虚拟资本主要是股票市场，与其他虚拟资本的性质相同，建立在信用制度之上的股票的价格会随着利率的波动发生变化，虚拟资产泡沫的加剧，会进一步导致股票价值与价格之间的背离，王宇伟在对次贷危机进行分析时，指出虚拟资产的泡沫会助推经济危机的爆发。

表4为2001—2008年美国虚拟资本数量状况。

从资本形成总额来看，2008年以前美国虚拟资本的增长分为三个阶段：2001—2003年增长较为缓慢，2003—2006年高速增长，2006—2007年增长极缓，资本总额的变化表明从2003年开始大量的国际资本转投美国市场。从股票交易来看，2002—2003年，股票的交易明显放缓，但在2003年以后股票交易急速发展，2007年股票交易周转率与股票交易额创下了七年的新高，股票价格与市场利率存在着直接的关系，2004年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调高利率。从股票交易率来看，2004后股票交易并没有下降，相反由于资本总额的增加仍延续高速增长的趋势。直到2008年资本总额减少，股票交易增长表明市场对于股票的需求急剧下降，虚拟市场的泡沫已经破灭。

次贷危机的根源：

关于美国2008年危机爆发与传导机制，刘克崮通过创建金融衍生产品的示意图，分析衍生产品是如何不断地脱离房地产的价值，扩大与传递投资风险，从而形成大规模的危机，最终指出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级贷款市场。但这一分析并未揭示次贷危机的根源。

我们看到，在房地产实业生产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银行信用的盲目扩张导致次级贷款的产生，意在提高消费者对房地产的需求；虚拟资本的介入促使衍生品的形成，旨在转移房地产信贷行业的信用风险。但正是这两个特点，最终导致房地产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虚拟资本泡沫不断加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次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在于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房地产次级贷款的泡沫化，即房地产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在不考虑消费者还贷能力的情况下，银行与资本家不断扩大贷款范围，扩大房地产行业的生产，最终导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爆发。次贷危机爆发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一度陷入萎靡状态，金融危机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科学论断，这让人们将目光转向《资本论》，致使欧洲书市《资本论》被抢购一空。可见，与东南亚危机相同，次贷危机的根源同样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银行业与房地产资本家无限扩张的“发财欲”的贪婪本性与消费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尖锐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爆发。

二、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中国现实解读

以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解读新中国70年的宏观经济运行，可以大体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不同的阶段。1949—1978年为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78年至今为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两个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具有不同的特点。以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解读两个不同阶段的供求平衡与宏观调控，具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求平衡与宏观调控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求平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政治局面并未稳定。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别无选择地学习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关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不同的学者看法各异。董辅礽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管理方法基本搬用的是苏联模式；保罗·格雷戈里则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模式的修改版本；陈甬军指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源于内在经济发展的要求即工业化发展，因此“一五”计划结束以后，计划经济体制成了当时的法定经济体制。赵凌云指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集政治、国家、社会与经济于一体的广义经济体制。这一阶段主要以资源为对象，政府作为决策者通过实行国家财政收支、公粮供给、财政税收、人员编制、商品贸易、银行发行权的“六个统一”，以安排生产内容与数量，并制定经济发展总体目标与政策。可见，这个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计划性特点，不管是工农业产品供求，还是财政收支，都能保持基本平衡。计划经济阶段政府部门会采取税收的方式以调整工农业产品与公私营企业经济状况；同时通过控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以调控物价，缓解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由于供需数量人为决定，因此，该阶段不存在由产品过剩而造成的危机。

2．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

从宏观调控的视角看，虽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借鉴苏联模式，但我国汲取了苏联的教训而更为成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走了一段弯路，前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严格的供给制而导致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后来不得不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恢复城乡个体经济。我国借鉴苏联模式时，汲取了苏联的教训，通过“三大改造”来恢复国民经济，并同时成功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正式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全面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苏联模式比较类似，在宏观调控上呈现出以下两大特征：

首先，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总特征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产品供求主要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调控，大部分工农产品价格统一由政府依据国民经济发展所设定的宏观目标来决定。只有极少部分的农产品在完成统购统销任务后，才允许农民进行自由买卖。在这一阶段，政府部门采取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的方式调整工农业产品与公私营企业经济状况；同时由银行控制货币、贷款等行政措施，控制物资和市场价格，以缓解当时遇到的通货膨胀问题。虽然当时也存在经济结构上供需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但就全国宏观而言，由于各种经济要素的供需都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在整个计划经济阶段都确保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顺利平稳运行和全社会工农业总产品供求的基本平衡，因此不存在由产品相对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其次，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突出特征是，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学习苏联采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部门的价值往工业部门转移。“剪刀差”方式实际上是部门利润的宏观分配方式，以牺牲广大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工业部门的发展和积累。实践证明，在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剪刀差”的宏观分配方式都是成功的。通过“剪刀差”的宏观分配方式，虽然暂时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但是快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无论从宏观经济发展还是政治与国防需要来看，对于新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和急迫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供求平衡与宏观调控

1．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转型阶段的供求平衡与宏观调控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休克疗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40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①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期间，是改革目标的不断探索过程。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重点是农村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开始城市改革攻坚战，但理论上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曾使改革一度陷入停滞状态。在这14年左右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并行，许多工农产品的价格也实行“双轨制”，即计划价格与市场定价同时并存。“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双轨制”保证了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种大宗产品供求的基本平衡，从而保证了社会再生产的有序运行。②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此后的改革目标指向一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供求平衡与宏观调控

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支柱后，开始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的社会再生产的供求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都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原则来进行的。

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供求平衡。从商品市场角度来看，以1990—1992年粮食收购市场和居民消费等市场的全面放开为标志，表明了市场在供求调节中已经起到了主导地位的作用。从要素市场来看，政府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地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各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助推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大大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土地制度的改革”，有效地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从债券市场来看，政府监管机制的完善改善了股票、债券与期货等市场的投资环境，有效地推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从外汇市场来看，央行充足的外汇储备有效地防范信用带来的外汇风险，完善了国内对外贸易环境。

表5为1978—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外汇储备。

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宏观调控。从表5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消费品零售额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15年的消费品零售额约为1978年的200倍，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量来看，我国已经告别了经济短缺的时代。国际市场的开放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国际市场的外部冲击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措施需要不断加强。外汇储备量充裕程度是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重要实力和能力。我国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33303.62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强大能够有效地防范国际投机资本所带来的外汇风险。

另一方面，在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多数产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但由于我国事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及其产品，仍然由特大型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左右和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特别是我国对全社会再生产的“五年规划”指导和引导着所有部门、行业及企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就全社会而言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而是以计划和市场两只手共同调节着总供给与总需求，维持了总量和结构的基本平衡；就政府的宏观调控而言并没有削弱，而是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相互配合，共同调控着宏观经济运行。从具体的调控手段看，与各国一样的共同点是，都是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都是以达到最终的四个基本目标。而与各国宏观调控的不同点是，我国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它统领财政、金融、投资等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我国运用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及其配合越来越娴熟和科学，所以不但能够维持社会总产品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基本平衡，而且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外界的国际市场波动和特大金融危机的冲击。

（三）中国两次宏观经济调控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

我国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来自外部的东南亚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两次冲击。虽然两次金融危机在时间与原因上存在着差异，对于我国的影响大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从源于泰国的东南亚危机来看，由于我国1995年才开始金融改革，当时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放开，因此泰铢贬值对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从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来看，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与黄金直接挂钩的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地位远超泰铢，对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但是，面对凶猛而来的两次金融危机，我国全党全民万众一心，都采取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多管齐下的综合施策，努力维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综合我国两次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以下成功经验：

1．强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就国家财政能力而言，我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就实施的财政政策而言，两次危机前后国家财政支出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均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优化经济结构，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

面对1996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国家财政能力已经足够强大（见表6）。经过1993年税制大改革，我国的财政能力快速增强，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由957.51亿元上升至1994年的2906.50亿元。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表明中央统筹全国经济，应对外来危机能力的增强。从财政收入看，1995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仅为6242.2亿元；1997年达到8651.14亿元，相比1995年增长38.59%。国家雄厚的财政储备是应对东南亚危机的重要保护屏障。

面对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我国财政收入由2007年的51321.78亿元上升至2010年的83101.51亿元。我国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上升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后备力量。从财政支出看，2008年我国国家财政支出为62592.66亿元，相比2007的49781.35亿元净增12811.31亿元，此后每年都实现了大幅度上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支出的增加有效地推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见表7）。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面对两次外来危机，均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收支措施可分为以下阶段：1997年财政收入方面，在税收的基础上，以连续五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方式，增加稳定收入的筹集资金来源；在支出方面，主要用于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1998年的改变主要在于财政收入方面，开始针对外贸企业与外资企业，采取减税等方式，促进外资流入，推进外商投资；1999—2003年延续1998年的方式，但由于经济逐渐稳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2003年经济稳定后，积极的财政政策才慢慢淡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初期，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方面，2008年开始实现了企业所得税内外统一；在财政支出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有效地改善了民生建设。2008年11月我国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政府部门开始采取中央与地方发行长期债券的方式扩大财政收入来源，通过对企业采取减税的方式提振企业信心，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式，增加消费者需求。

2．充裕的金融资本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金融资本主要包括用于防范外汇风险的外汇储备、储蓄总额、货币量等。随着我国市场监管规制逐渐完善，财政、金融与外汇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此外，我国面对两次外部的金融危机均采取了加大外汇储备量的手段。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已经储备了非常充裕的金融资本。1995年我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1996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放开，这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外汇储备增长348.61亿美元，创下此前五年内新高；此后仍维持每年增长的趋势。国内储蓄状况方面，1997年我国储蓄量为46280亿元，相比上年增长20.15%。从货币量来看，2000年我国M2货币量由1996年的76095.3亿元，上升至134610.3亿元，增长近一倍。1993—2000年我国金融行业情况如表8所示。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实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贷款利率与准备金率等，1999年再次下调；直到金融危机风暴基本过去，2000年才逐渐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15282.49亿美元，是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7—2010年连续四年以每年40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增长。每年以4000亿元规模增长的年末储蓄总额表明国内居民投资能力的增强。2009年货币增长量超出2008年年货币增长量59334.01亿元，M2货币量的高速增长表明金融实力的加强。雄厚的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有效地抵御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2007—2010年我国金融行业情况如表9所示。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我国货币政策分为三个阶段。随着国际市场逐渐开放后，存款准备金率也逐渐成为应对外来危机的重要手段。第一阶段，200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通货膨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我国存款准备金率1月为9.5%，12月上升至14.5%。第二阶段，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延续到2010年，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再贴现率与准备金率等。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再贴现率为1.25%，创下十年内最低，2009年货币量增长量为131058.40亿元，创下十年内最高；与财政政策不同，再贴现率与准备金率在货币乘数作用下，不断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最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第三阶段，2011年后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面临外来危机时，我国主要采取以扩大内需与民生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手段。

（四）中央统一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以特大型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银行制度

相较于西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更为值得总结的是在政府和金融系统上，存在其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

政府方面的优势在于中央统一领导的治理体系和举国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面对外来危机时，具备雄厚财政实力的中国，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以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前提，举国同心携手共渡难关。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汹涌蔓延，我国迅速采取了四万亿元投资的举措，主要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拉动了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地调动了各地方部门参与经济建设，超历史的特大规模投资，激发了国内的有效需求，从而有效抵御了来自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

金融系统的优势在于以特大型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银行制度，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以私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面对外来危机时，我国国有银行能够快速地贯彻实施国家与央行所下达的指令，有效地抑制了危机的扩散。国有银行充裕的资金储备与强大的抵御能力，提高了其自身对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协助中央政策的实施，快速走出了外来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加强了国人对国内金融机构的高度自信心。《资本论》信用理论对于解释当今的债券市场及其风险性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温家宝所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我国亿万民众应付金融危机的信心，来自党和政府坚强有力的领导，来自国家雄厚财政实力的坚强后盾的底气，来自对国有特大型银行抵御金融危机的金融实力的高度信任。

综上所述，在虚拟资本过度扩张的当代，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认识潜在的经济危机和应对现实的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武器，对于各种类型的经济危机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宏观经济运行及调控具有显而易见的绝对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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