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结绳书契
原始社会的先民最早使用的工具应该有竹、木、棉、麻、藤、柳、草等易于加工的材料和石器。但是这些物品容易腐烂，缺少实物遗存。仅仅在印纹陶上发现有编织痕，是编织文明的印记，在石器时代，以石器为最坚硬的劳动工具，可以砍凿树木，可以切割藤柳、竹木。藤、木、棉、麻、柳、草等自然材料便于编织，可用于造房屋避寒、织衣服护体。印纹陶上可以看到古代编织文明的发达。但是，竹、木、棉、麻、藤、草、柳等材料易于碳化腐烂，存世实物稀少。编织物的印痕，在印纹陶上留下的编织纹，如麻布纹、草席纹、绳纹等，是编织艺术的实物文献。
在人类发展史中，竹、木、棉、麻、藤、柳、草是最便于先民获取和加工的材料，从印纹陶器上的麻布纹、草席纹、编织纹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编织工艺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在石器时代，应该还有木器时代，或者是编织时代。草、木、藤、麻、柳编织物易于腐烂，无法保留下来，我们只能在陶器上看到编织物的印痕与造型，难以发现实物遗存。编织工艺对人类的智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印文陶上的麻布文、编织图形的几何纹，说明当时编织文的使用非常广泛，陶器上的编织纹样具有重要的艺术史料价值。编织艺术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表现了人类手的灵巧和大脑智慧的发达。编织是有组织的加工艺术，可以编织衣服御寒，可以编织草席坐卧，可以编织篱笆墙，可以编织草绳作为工具。编织由捻绳纺线到织布，发展到缝纫、编织衣服、手工编织毛线，钩花工艺、纺织工艺的水平愈来愈高。艺术品编织有竹编、草编、麻编、藤编、柳条编等，可以编成非常丰富美丽的图案纹样。编织是一种艺术，应该在艺术文献的关注之中。中国少数民族的编织工艺非常丰富，有织毯、织锦、编首饰、编发饰、编劳动工具篓筐、盘编纽扣等。结绳是用绳打成结子来帮助记忆，是古代许多民族都利用过的一种记事方法。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都有这样的风俗习惯。编织成文、编织纹饰与记事行政有关。《庄子》曰：
轩辕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汉代郑玄《周易注》曰：
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汉代司马迁《史记·补三皇本纪》说太昊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上古太昊伏羲氏开始造书契是后人的文字记载。郑樵《通志》卷一说：
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中则观万物之宜，始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3)
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说：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绳之大小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古代众文献都说有结绳记事，直至现代，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使用，如独龙族远行以结绳记日，所谓“痴思长绳系日”，在绳子上打结数日子。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一根，以为凭证。我国云南、西藏和台湾的高山族还有结绳记事的方式存在。
结绳为网，编织为衣，结绳表现了人类的高度智慧，结绳的方法非常丰富，在工业、农业、渔业、狩猎、纺织、编织、运输、舞台装置等行业中，有丰富的结绳方法。结绳是人类早期的一种生存艺术，在现代也是欣赏艺术。现代的中国结，作为一种艺术装饰品，表达中国文化艺术的情结。结绳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渔猎时代，结绳就是古代先民的重要生存技巧。结绳为网，可以捕鱼、捕鸟、捕捉野兽。绳索的制作原料非常丰富，藤本植物、禾麦秸秆、灯芯草、树皮、棕榈以及动物的毛发都可以制成绳索，用动物腿部的筋腱可以捆绑箭头、长矛。绳索的制作方法可以利用植物纤维分股通过环绕或者打辫编成绳索，每一股的粗细均匀，在受力以后才不会断，才会更加经久耐用。
结绳为扣，可以捕猎。在狩猎时代打结与解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捕猎技巧。链接绳索的方法有平结、反手结、反手环结、8字形结、8字环结、单编结、双编结、捕鱼人结、双层捕鱼人结、带状结。还有绳索环的制作，有单套环、活动的单套环、三重单套环、环中环等。索结有丁香结、圆木结、小锚结、索针结等。由于人类长期的捕猎生活，以至于狼看到人类在墙上画的圆圈，就以为是捕捉动物的圈套而不敢进村。
结网通常是沿着网线的交叉处打结或者一排排地编织网点。网的作用很广泛，捕鱼、捕鸟、捕捉野生动物、编吊床、编织衣服都与结网有关。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彩陶纹样上，可以看到网纹图案，由编织绳索到打结艺术，从打结艺术到编织艺术，结绳记事是古代先民记事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艺术文献的形式，是文字产生以前的文明形态，已经不是粗鲁无纹的时代，结绳记事表现了人类的智慧。
刻木的行为称为契。书契记事比结绳记事更为进步。所谓刻契，是在木片、骨片、玉片上刻上符号以记事。《易·系辞下》：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4)
书契是在结绳记事以后，上古人们用来加强记忆、作为信物证据的一种方法。书契就是刻契，在木片、骨片、玉片上刻符号以记事对证，具有契约的作用。古时双方订约时，在木片上面刻划记号，然后一破为二，双方各执一块，以便于投合相对，这是一种符契。人们也在木块上刻记号记录所发生的事情。我国的古书上有关于书契的记载，西汉学者孔安国《尚书序》说：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汉代刘熙《释名·释书契》曰：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甘肃西宁仰韶文化遗址发现许多长方形的骨板，其上有两种计数方法：一种是刻齿方法，在骨板边上刻上若干缺齿；另一种是记数叉，可以考察文字计数的源头。
《隋书·突阙传》说突阙人：“无文字，刻木记契。”《旧唐书·南蛮传》说南蛮：“俗无文字，刻木记契。”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使用书契的情况。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这种方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佤族的一根传世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深浅表示事情的大小。据说每年在吃新米的时候，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所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契刻同结绳一样，留下的只是代表一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的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所以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
贵州博物馆藏有“苗族婚姻记事符木”，以苗族传统的记事方式，保存着苗族婚姻习俗的第一手资料，比汉文献有关的记载更为翔实具体。苗族昔日无文字，记事以“刻木”为之。(5)现代的契约是上古书契的延续。今天的骑缝章也有契刻的含义。结绳记事和契刻与计数、记事、记时间、记年月有关。于省吾先生《岁时起源初考》说：
原始人的岁时观念，仅仅知道周而复始的岁度或某些自然季节，当时还没有历法的知识，不过是按照当时所处环境的某种或某些循环不已的现象为岁、时的大致识别而已。这样的事实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是时常见到的。
以庄稼成熟为一年，以花开花落为一年，以草青草黄为一年，以月圆月缺为一月。以此为据，结绳记事，刻契记年。《台湾府志·凤山县二》：番民“岁时以藜米熟为一年，月圆为一月”。《台湾府志番俗通考》：“番无年岁，不辫四时，以刺铜花开为一度。”《隋书列传·第四十六》：琉球“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枯荣以为年岁”。赫哲族人以食松花江上的巴哈鱼一次为一年计数，此鱼每一年由海入江一次，以此方法记录年岁。古代生男为弄璋之喜，生女孩为弄瓦。璋是一种刻有锯齿状的玉器装饰品，与契有关，是权力与信用的象征物；瓦是指纺轮，即女子纺纱、捻线的工具。
在太平洋的彼岸，印加文明没有文字，但有一种极其复杂的被称为“基普”的结绳记事系统，印第安人的祖先大约在距今1.6万—1.5万年之后不长的时间段内，分三批穿越白令海峡。语言学家格林伯格（Joseph Harold Greenberg）将美洲土著语言分为纳得内语、因纽特·阿留申语和美洲印第安语三组，而陶器、种植农业是定居村落的技术与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