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说唱史诗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虽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但是毕竟含有后人无法抹去的历史真实。“专凭口说传下来的史料，在一切民族的初级阶段多有之。”(27)巫祝以说唱艺术的形式，口口相传民族史料。如果说岩画是巫师作法的产物，史诗则让我们听到了创世纪的苍凉歌声，听到了远古民族英雄的叙事古歌。
“史诗”一词是外来语，最初来自希腊文，原意是“谈话”、“平话”或“故事”。西方史诗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如荷马《伊里亚特》讲述特洛伊战争。(28)中国民族史诗的发掘整理，应该还有艺术研究的视角，需要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史诗以远古时代人类口耳相传的方法记录历史，以传唱为形式，具有艺术史料价值。人类历史的发展经过了“有声无言”和“有言无文”的阶段，人类在使用文字以前，人类口头传唱的能力和记忆力非常强，史诗与神话可以视为代代相传的口述史。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
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紧密地相互结合起来，因为他使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多了，并且使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行程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的解释。(29)
我国对民族史诗的关注与研究萌发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部或一部落也，其部落之长老……纵谈自身或先代们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则蟠镂于听众在脑中，湔拔不去，辗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
声音发展成为语言，劳动创造了语言，在没有文字以前，原始人为了把在自然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保留下来，传至后世，以口相授。古代神话是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不免有夸张的艺术成分，古人将这些传说编成歌谣、口诀，形成押韵的语言，以便于歌唱和流传，艺术便同时产生了。
艺术学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文学有关。鲁迅先生说文学起源于劳动号子，是“哼唷！哼唷派”。人类最早的历史是怎样流传的？远古最早的记事是什么？从少数民族的说唱史考察，是由巫师、师公、毕摩、瞽者、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传唱，或者是人们的口耳相传的传说。在没有史官的文字记载以前，只有民间的口口相授，彼此相告，代代相传，以传授经验与知识。在劳动生活中的呼喊、召唤和交流之中产生了语言，但是各地区的语言又是不同的。这就产生了不同的语种方言、不同曲调的歌谣、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艺术。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人们以歌谣、舞蹈祭祀神灵、祈祷丰收、庆祝胜利、求偶婚配、悼念死者。
音节与语言的产生早于文字的出现，语言与声音是音乐产生的基础，歌谣是简练的便于记忆的艺术形式，口诀、故事可以代代相传。通过“传说”，后人可以得到前人的经验，传说由说唱艺人、瞽师盲人背诵谈唱，他们靠记忆将历史故事广为传唱，形成民族史诗与叙事长诗。上古时期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神农氏”、“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等中国古代神话就是通过传说流传下来的。
史诗可以看作古诗文、叙事长诗，主要长于叙事，描述民族创世纪历史、民族英雄人物，含有大量的历史信息。由于史诗是传唱的活态形式，因此需要寻觅、记录，固化为艺术文献，许多需要整理的叙事长诗保留在说唱艺术家的记忆里，需要发现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主要分布在东北的黑龙江，华北的内蒙古地区，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西南的四川、云南。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以布洛陀为主神的史诗，目前最早的经书抄本是清光绪十八年（1813），又称“布洛陀经诗”，被誉为壮族社会的百科全书，内容以世界创造、英雄征战等为主，产生于早期的鸟图腾崇拜进化为壮族先民的祖先神时期，是壮族先民对远古氏族部落首领的缅怀与颂歌。
现代我国南方史诗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96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与贵州黄平籍苗族人潘寿（秀）山合作，记录了苗族史诗《洪水滔天》、《兄妹结婚》、《开天辟地》中的一些篇章。20世纪20年代，滇东北与黔西北一带，以杨芝为代表的一批苗族知识分子，利用英国传教士创制的苗文搜集记录，记录了大量关于创世、战争、迁徙内容的苗族古歌。1941年，陈国钧《生苗的人祖神话》用汉语翻译了488句黔东南苗族史诗，内容包括“十二个蛋”、“兄弟分居”、“洪水滔天”等。1944年，昆明百门出版社出版了光未然搜集的阿细人（彝族支系）创世史诗《阿细的先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在语言学研究中出现了史诗记录。1949年以来整理出版的著名史诗有藏族《格萨尔》，凡是有藏人的地区，便有《格萨尔》流传。在华北地区的蒙古族和新疆各少数民族发现了英雄史诗群，其中著名的有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是维吾尔族人的祖先，也是哈萨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维吾尔族的英雄史诗《艾米尔古尔乌古里》是一部说唱体史诗，在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卡拉卡勒帕克、塔塔尔人中间均有流传。哈萨克族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在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流传。哈萨克大约有数十部英雄史诗。鄂伦春族有史诗《摩苏昆》，赫哲族有《伊玛堪》，蒙古族《嘎达梅林》英雄史诗文化。1958年至1967年间，出版了彝族史诗《梅葛》、《布伯》。其后“十年动乱”，史诗整理工作停顿。
1983年开始，搜求工作继续，出版了《苗族史诗》。萧家成《勒包斋娃——景颇族创世史诗》一文说，根据民间流传的多种版本，1992年整理出版了景颇族创世史诗《勒包斋娃》。云南傣族史诗有《厘俸》、《粘响》、《相勐》、《兰嘎西贺》等作品，史诗唤起了中央民族学院画家们的创作激情，刘秉江、周菱等画家为史诗出版绘制了插图；刘韶荟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了动画片《火娃》。纳西族有《黑白之战》。
2001年，广西巴马县县志办公室蓝正祥在《布努瑶创世史〈杠葩众〉》一文里说，布努瑶创世史《杠葩众》经历41年寻觅、搜集、录制、翻译资料的过程，由21位有名望的歌手、师公录制翻译而成，草稿重达23公斤，共117000多行，五易其稿，浓缩为三篇128章25000行。拉祜族主要生活于中国云南、泰国、缅甸、老挝等国的山地，属于藏缅语族，有诗歌“古根”叙事传统。2006年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遗产。2007年，贵州台江县台盘乡棉花坪村72岁的王安江被正式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歌的民间艺人名录。苗族的历史都是通过古歌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苗族至今没有统一的文字，珍贵的古歌靠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由于时代的影响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学习苗族古歌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珍贵的古歌随着老歌师的去世而失传。王安江决定将所有的苗族古歌记录、搜集、整理成文字流传下去。他走村串寨，向老歌师学习，口不停唱，手不停记，34年来，以“行乞”的方式辗转流浪，踏遍贵州、云南、广西、湖南4省区20多个县市，收集整理了12部近30万行苗、汉文的古歌资料。古歌是苗族的历史，是艺术的记录，许多老歌师年近古稀，他们肚里的千歌万曲，也许就随着他们生命的停止而消失。(30)为了苗族古歌的资料出版，王安江背着30多斤的书稿，到凯里，到贵阳，甚至愿意到北京，求助出版。2012年媒体发布了贵州麻山深处苗族传唱的英雄史诗《亚鲁王》。
民族史诗研究学科为历史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等学科覆盖，史诗说唱表演、仪式等艺术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史诗的艺术程式特征、演出表述模式、叙事传统、礼仪服饰、法器道具、演唱文本记谱诸方面都需要记录为史诗艺术文献。史诗艺术文献需要确定艺术传承人，进行记录、翻译、录音、录像、整理、出版，进行文献固化的工作。史诗通过歌手的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史诗是民族的记忆，需要艺术文献工作者进行田野调查、记录整理、录音摄像、出版等工作，中国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要重视语言艺术、史诗和叙事长诗的整理工作。
(1) 《胡适文存》第二集，第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242页。
(3) 霍卫、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Essay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Archaeology and Art），第5页。
(4)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 王国维校《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6) 王国维校《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7) 王国维校《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8) 王国维校《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9) 王国维校《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0页。
(10) 尹文《太阳神祭祀与艺术的起源》，《艺术学》第5卷第1辑，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0—71页。
(11) 此说应该是发布时间。1977年，笔者在灌云县写生考察，当地就已经发现了大伊山岩画。
(12) 霍卫、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Essay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Archaeology and Art），第31页。
(13)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1882），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5页。
(1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5)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16)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17) 岑家梧（1912—1966），澄迈（今属海南）人。1932年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和帝国大学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1937年回国，著作有《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中国艺术论集》等。
(18) 闻一多《神话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49—127页。
(19)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0)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21) 闻一多《神话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62页。
(22) 周幼涛《浅谈〈山海经〉中的文化区划》，《文史知识》1994年第12期，第92—94页。
(23) 梁望庭《“12”与壮侗语诸族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24) 史蒂夫·吉尔伯特编著《纹身的历史》，欧阳煜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5) 《十三经·礼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26) 《十三经·春秋左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页。
(27)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28) 德国人谢里曼坚信荷马《伊里亚特》讲述的特洛伊战争是真实的历史，他带着妻子去土耳其发掘，找到了特洛伊城及其黄金珍宝，开启了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510页。
(30) 杨筱堃《为了古歌，行乞流浪》，《环球人物》2007年第25期，《作家文摘》2007年3月16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