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蒋哲伦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对文学选本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大意是说，选本实乃选者借古人的文章寄寓自己的见解，读者习焉不察，每每会给选者的手眼所拘限。但他同时又指出：“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集外集·选本》）确乎如此，我们常看到，一个好的选本不仅能为所选时代的文学创作保留其精华，而且透过选者的手眼，可以窥见它被后人接受时的文化氛围与审美心态，如果选家能附上有关资料及评点，随着历史的延续，它的价值将愈益增大。《花庵词选》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多方面功能的文学选本，所以在古今众多的唐宋词总集里尤值得我们关注。

《花庵词选》的编选者黄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南宋建安（今属福建建瓯）人，一说建阳人（今福建建阳，与建瓯同属福建南平市）。生卒年不详。据其吟友冯取洽所作《沁园春·中和节日为黄玉林寿》词“百年大齐，洽则平分”二句，知道他至少活到五十岁以上；而黄昇自序写于“淳祐己酉”，即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据此推断，他大约生存并活动于南宋中后期的宁宗、理宗二朝。黄昇为人淡泊名利，绝意仕进，友人胡德方谓其“蚤弃科举，雅意读书，间从吟咏自适”，被目为“泉石清士”（《绝妙词选序》）。他早年曾受知于泉州知州游九功，游氏《答黄叔旸诗》也赞其“独行固不移，尤在审去取”。后与魏庆之过从甚密，曾为魏氏《诗人玉屑》题序。黄昇亦善填词，存有《散花庵词》一卷，收入《百家词》（明吴讷编）、《宋六十名家词》（明毛晋编）和《四库全书》。又撰有《中兴诗话补遗》（亦称《玉林诗话》）和《中兴词话补遗》，原著已佚，魏庆之《诗人玉屑》并加收辑。除此之外，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选《花庵词选》一书了。书中附有其个人的评语，后被《草堂诗余》所征引，称《玉林词话》。

《花庵词选》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共十卷，选唐五代北宋时期134家词517首；后一部分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亦十卷，选宋室南渡以后88家，末附黄昇本人词，共760首。这两部分在南宋以至明代的刻本中大都是分别成书、各自刊行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合二而一，明毛晋《词苑英华》将二书合刻时称“《花庵绝妙词选》二十卷”，清修《四库全书》著录时，题“《花庵词选》二十卷”，承袭以至今天。

《花庵词选》是一部收罗宏富且编排有序的词选，它全面展示了从唐到宋直至此书编定之时文人词发展的几百年历程。所以，读者必须结合文学史上有关词的发展历史、各种风格流派及其演变的情况，来阅读、理解和品赏这些作品。书中所列作家绝大多数用姓字标目，这可能会增加读者的困难，好在姓字下面都注了作者之名，便于查检，如：“欧阳永叔，名修”、“晏同叔，名殊”等等。至于《花庵词选》的总体价值，我们应该从词学研究的角度来认识，而这个问题还得从编选者的意图说起。先看黄昇自序中的一段话：

长短句始于唐，盛于宋。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吁，亦备矣。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暇日裒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

这段话表述了几层意思：一是黄昇以前词的选本最重要的有《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三种（后一种今佚），他们分别代表唐人（包括五代）词、北宋词和唐宋词合编的总汇，尤以《复雅歌词》采录较为齐备，但年限只及于北宋末叶。二是南渡以来词人辈出，词作极盛，仅黄氏搜采所得就有数百家之多，再从中选出佳妙，以成此编。三是选词数量虽有限制，但所选对象却已包罗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等各种风格，足以体现南宋一代之概貌。综合这几层意思，黄氏的用心自不难窥见。《四库全书总目》云：“观昇自序，其意盖欲以继赵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之后，故搜罗颇广。”恰切地指明其承继前辈以续选一代词自命的用意所在。我们知道，选本的价值不光在于能保存所选的资料，更主要的是，通过代表作的指认，能引导人们去把握一时代的文学精神及其基本走向。陈维崧谓“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词选序》），其意虽重在词学与经学、史学相贯通，但也有“选词即所以存词之史”的意味在。黄氏此选既然旨在展示一代词风，那么“选词存史”必然成为他的指导思想。毛晋《花庵词选跋》说本书“盖可作词史云”，近人龙榆生亦称道“颇具文学史性质”（《选词标准论》）。这些都表明了《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是我们评价此书时所必须牢牢掌握的。

《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从各方面都有所反映。首先，在选词范围上，本书收罗宏富，别择精当，确能显现一代词林的风范，诚如胡德方《绝妙词选序》所言，“玉林此选，博观约取……使人得一编则可以尽见词家之奇”。上文已经介绍，此书前后两部分共选唐宋二代223家（包括黄氏本人）词1 277首，数量相当可观，较之于《花间集》仅录18家词和《乐府雅词》收辑34家词作，应该说有了明显的拓展。时代分布上，选唐五代词26家104首，北宋词108家413首，南宋词89家760首，体现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安排也还大体均匀。所以明人茹天成《重刻绝妙词选引》誉为“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收载的并不限于当世的大家名篇，对于存量极少以及不为人关注的作者及其佳作亦不忽略。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录有贾子明《木兰花令》一首，题下附记云：“平生惟赋此一词，极有风味。”《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选入吴彦高《春从天上来》、《青衫湿》二首，篇末缀语曰：“右二曲皆精妙凄婉，惜无人拈出，今录入选，必有能知其味者。”两宋女性词人有集传世者不多，幸有“闺秀”一卷录存10家29首，于此可见选家博采旁搜的功力。然而，编者并不贪多务得，而能点面结合，力求精当。从序言我们知道《复雅歌词》所采集的唐五代北宋词已达4300余首之多，而《花庵》的这部分选仅517首，可见编选者自具只眼和慎于取舍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赞其“精于持择”，“去取亦特为谨严，非《草堂诗余》之类参杂俗格者可比”，《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去取精审，在曾慥之上”，所论甚为允当。

其次，《花庵词选》的词学宗旨，反映了当时重豪放、尚清雅的潮流。综观现存唐宋人所编唐宋词的选本，似可大致分别为雅俗两类。最早的《云谣集杂曲子》所收都是唐代民间流行的曲辞，其合俗的性质自不待言。后起的《花间》、《尊前》、《金奁》诸集虽由文人编集，仍是为妓乐传唱而设，其不脱俗也很自然。直至南宋庆元年间问世的《草堂诗余》，也还属于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类编，应歌而设、取便于歌者的根本性质并未改变。这种合俗倾向的长期持续，是与词这一文体原本出自曲子以及词以合乐的传统有关。然而，自从文人学士染指作词之后，其走向雅化的趋势便不可避免。特别是北宋中叶苏轼开了“以诗为词”的风气后，合乐与否虽有争议，但雅化的趋势却无法阻挡。至南宋，崇雅更演化为词坛的主流风尚。在这种形势下，后出的许多选本如《乐府雅词》、《复雅歌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均以“雅”为标榜。平心而论，雅词或俗词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必故为高下轩轾，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诗体，词的脱俗入雅在当时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若一味株守词以应歌的传统来编选词集，不免会舍弃相当一部分雅化的好作品，而且词体演进的轨迹也会变得不甚分明。《花庵》所选大致上偏重于雅歌词，而又有其自身的特色。一是他虽然尚雅，却并不一概排斥侧艳或近俗之作，不像曾慥编《乐府雅词》明确标榜“涉谐谑则去之”，称欧阳修名下的“艳曲”，皆属伪托，“今悉删除”，这就显得有头巾气了。而黄昇却在自序中表示对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的“佳作”并加收录，所以不仅选入欧阳修的“艳曲”，还载录不少《花间》诸人以及柳永、周邦彦等人的艳情词作，态度要开放得多。再一点是同属尚雅，而各家取向仍有歧异。如赵闻礼选编《阳春白雪》，正集八卷皆为婉约词，另立外集一卷收豪放词，其宗尚婉约派的倾向十分鲜明。周密选《绝妙好词》似亦偏向婉约，如吴文英词录有16首之多，是周密自选词（22首）以外最多的一家；他如史达祖10首、王沂孙10首，亦皆属婉约派代表词人，而豪放派大家辛弃疾仅录3首，轻重之意显然。相比之下，《花庵词选》的趣尚明显不同，选词最多的四家为辛弃疾（42首）、刘克庄（42首）、姜夔（34首）和苏轼（31首），其中辛、刘、苏皆以豪放著称，而姜夔的清空作风也绝不近于软媚，其余如张元幹、张孝祥、陆游、刘过诸人的豪放词作在集子里均占有一定比重。另一方面，选者也并非一味豪放，像录词24首的卢祖皋，就因其“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浙人皆唱之”而受青睐；一些婉约派代表作家如秦观（16首）、柳永（11首）、周邦彦（17首）、史达祖（17首），乃至康与之（23首）等，都有相当数量的词作阑入，对苏、辛之类大家还能体现其多样化的风格侧面。这样一来，以豪放清雅为主流、多种风格并行发展的词史结构便大致建立起来了，它不仅体现着南宋中叶词坛上对词的演化的一种审美期待，从把握整个唐宋词史的发展轨迹来说，也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或许是《花庵词选》在“选词存史”上所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第三，《花庵词选》的编排体例也有助于显示其“词史”的眼光。我们说过，词的选本有不同的功能，这不单反映在选词上，同样也反映在编集上。最早的《云谣集杂曲子》是作为唱曲子的底本而流传的，它按曲调分编，正是为了便于传唱。其后如《金奁集》、《梅苑》以至《阳春白雪》诸选，都还保留着这一按调分编、应乐传唱的传统。与此同时，为适应词体创作的文人化，词集的功能及其编排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一种常见的形态是以人立目，便于突出作者的地位，《花间集》开其端，所谓“诗客曲子词”即以词人为词作的主体，《尊前集》即遵此体例。另一种形态是按类分编，如《梅苑》所选皆为咏梅之词，属专题选本；《草堂诗余》按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十一大类分编（每个大类再分若干小类），成一大型综合类选。类选的好处是将同类题材的作品放在一起，便于习作者观摩效法，对于文人之间常有的同题唱和活动而言，类选亦不失为引领入境的有效法门。词集编排由分调改为分类，正显示出词的功能由应歌转向了应社，以类相从的体例原是文人交游、结社以唱酬的产物。说到《花庵词选》，它也是以人立目的，但跟一般以人立目的选本略有不同，便是有一条明确的时代发展线索贯串其间。前面十卷里，第一卷标“唐词”，第二卷以下均标“宋词”，除卷九“禅林”、卷十“闺秀”为循惯例外，二至八卷所录北宋词人大体按年代先后编列（卷二首列大文豪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之作，或出于压卷之需）。后面十卷录入的南宋词人大略也依此顺序，这显然跟编选者的“选词以存史”的意图分不开。对照现存其他唐宋人选本，如《花间》与《尊前》只录唐五代人词，《乐府雅词》限于北宋，《绝妙好词》仅及南宋，时代跨度都比不上《花庵词选》。且《花间》选词范围局限于西蜀一隅，《尊前》的编次略有错乱，《乐府雅词》虽以三十四家立目，而前面杂以转踏、大曲等不同体式，后附拾遗作品达170余首，又不按作者排列，明显缺乏严密的“史”的意识。据此而言，以时代为经，以作者为纬，由选词以展现词史的基本轮廓，这正是后人称道《花庵》一书“可作词史”和“颇具文学史性质”的缘由，我们不应忽略。

末了，还要说一说选本中附有的传记资料及词人词作品评注。在我国传统中，诗文总集附以传文及评语发源较早，汉人《诗》说、六臣注《文选》即其滥觞，唐人选唐诗数种实开其范例。词集而缀以考评的，可能以南宋初年的《复雅歌词》为肇始。此书今已不传，零星资料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所辑得，从其体例上看，明显的特征是选词加以简要评注，用来介绍写作背景并诠解词意。《花庵词选》成书稍晚于《复雅歌词》，却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附有选家考评文字的词选，其开创意义仍不容低估。这类考评文字约200多条，在书中的分布，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缀于所选词人名下，内容包括小传及评语，间附资料考订，这类情况最为普遍；二是缀于篇题之下，多属对所选篇章的评论，时亦涉及本事（有关故事）和作者风格，总体数量不多；第三种情形是附在词中或篇末，虽仅偶见，文字亦有长有短，而所谈常涉精妙，看来是选家选读时的兴到之语，留以飨诸同好。考评文字的作用亦可大致分别为两个方面：一是提供历史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于“每人名之下各注字号里贯，每篇题之下亦间附评语，俱足以资考核”，又如毛晋《花庵词选跋》以为“《草堂》刻本多误字及失名者，赖此可证；所选或一首，或数十首，多寡不伦，每一家缀数语记其始末，诠次微寓轩轾，盖可作词史云”。这还只是从大处立说，若更从细微处探究，则如“唐词”部分选录李白《清平乐令·翰林应制》二首，于篇题下注云：“按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这条注文不仅表明黄昇本人对世传李白应制词四首的真伪鉴别，还帮助我们了解到唐人（实为五代时人）吕鹏编有《遏云集》，但此书早已失传，史志书目均未著录的事实。此外，还有一些亡佚已久的宋词别集也赖《花庵词选》传知后人，有助于搜遗辑佚、考证源流，如徐幹臣有“《青山乐府》一卷”、僧仲殊“有词七卷，沈注为序”、吴淑姬“有词五卷，名《阳春白雪》”（以上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曾谹父“有词一卷，谢景思为序”、吴子和“有词五卷，郑国辅序之”、李居厚“有乐府一卷”、刘叔拟词有“吉州刊本”和“家藏善本”，刘叔安“有《随如百咏》刊于三山”、宋谦父“其词集名《渔樵笛谱》”（以上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诸如此类，尚有待人们去细心发掘并加利用。不过黄氏缀语的主要价值还在他的评语，其特点是擅长从大处着眼，话语不多，颇能切中肯綮。如卷一“唐词”下有总评曰：“凡看唐人词曲，当看其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用“语简意深”四个字便概括出词在唐五代初起时的独特风貌，对把握词的演进规律很有参考作用。又如卷一李珣《巫山一段云》题下评曰：“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这里所涉及的词的体制变化，对了解词由曲子词演变为纯文学的过程颇为重要。不光如此，在品评具体的作家作品时，黄氏也常显示出较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如评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评温庭筠：“词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评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评苏轼借引晁补之语：“东坡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南宋词人中评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评张孝祥引汤衡序：“笔酣兴健，顷刻即成，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评姜夔：“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这些评语虽多就单个作家作品立论，而眼光四射，映照其前后左右，“评”而兼具“史”的性能，当是“选词存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黄氏之评也还有很细到的，如析周邦彦《瑞龙吟·春词》云：“此词自‘章台路’至‘归来旧处’是第一段，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语’是第二段，此谓之‘双拽头’，属正平调。自‘前度刘郎’以下即犯大石，系第三段，至‘归骑晚’以下四句再归正平。今诸本皆于‘吟笺赋笔’处分段者，非也。”这对读词辨解音律、体制与篇章结构的关系，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又如评周氏《花犯》一词曰：“此只咏梅花，而纡徐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于此词亦云。”其揭示词作构思之精巧，亦富于启发性。

以上我们从选、编、考、评诸方面考察了《花庵词选》一书的编纂特色和学术价值，由此不难明了其历史地位。在现存宋人的各种词选中，此书和周密的《绝妙好词》最受后人重视，亦互有短长。而清焦循《雕菰楼词话》则以为：“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圆腻而已。黄玉林《花庵绝妙词选》不名一家，其中如刘克庄诸作，磊落抑塞，真气百倍，非白石、玉田辈所能到，可见南宋人词不尽草窗一派也。”所论不为无见。至于拿本书与《草堂诗余》、《乐府雅词》诸选相比较而推重本书的，前引《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已述。另外，书中的考评文字在后世多有单独流传者，今本《草堂诗余》里便收录了《花庵词选》的一部分评语；清朱彝尊选编《词综》，亦常引黄氏之说。而像“百代词曲之祖”之类提法为后人辗转引用，几已成为词史中的定论，也绝非个别现象。至于因考证之需而取资于本书，实例更多。总之，作为历史上素有定评而至今仍未失却其意义的一部早期词选传本，此书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

《花庵词选》有多种版本存世。以《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单独刊行者，今尚存宋淳祐九年（1249）刘诚甫原刊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另有武进陶氏涉园影宋刻本、无锡孙氏小渌天藏明翻宋刻本和数种明刻本行世。以《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刊行者，宋刻已佚，现存最早为明万历四年（1576）舒伯明翻宋刻本，藏上海图书馆。更有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而仅三卷，据考为十卷本的初选本，有清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藏国家图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蟫影庐曾加影印。而将上述两个本子合刊，题《花庵绝妙词选》二十卷的，最早有明毛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同为二十卷合刊、改题《花庵词选》的，有《四库全书》本。又，《四部丛刊初编》本总名《花庵词选》，但系两种明翻宋刻本（舒伯明刻本和无锡孙氏藏本）影印合成。目前的通行本有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雪玲、周晓薇校点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唐宋人选唐宋词》邓子勉校点本。

2007年7月4日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