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危险的“人心”和幽微的“道心”耗尽了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激情和生命！关于前者，我们比较容易领会，不必多说。为什么“道心”也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道心者，天理也”。中国儒家所讲的那一套“存天理，去人欲”的老传统，不就是用抽象的、永恒的“道心”压制具体人的活生生的激情与生命吗？但是明清之际就有一批学者如王夫之、颜元、戴震等起而反对绝情去欲，要求从空洞虚静的道学中解放出来；而早在唐代，柳宗元已经“一心直遂”地自谓“年少气锐，不识危微”。他不仅不顾人心之危殆，而且公然蔑视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心”，难怪他在改革派失败之后被目为“众党人中”之“罪状最甚”者！但是，蔑视“道心”的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形象？“道心”为什么能使激情受阻，生命停滞？柳宗元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还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回答。“年少气锐”四个字也许算是对蔑视“道心”的人的一点具体描绘吧，但太笼统、太简单了。我的桌上正好摆着一本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和作家加缪的作品《西西弗的神话》，对我颇有启发。
加缪在这本随笔中，反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那一套强调形而上的本体的哲学思想，认为那些寄希望于玄远的“永恒”，放弃“此岸”的今天而专注于“彼岸”的明天的人是最不自由的人，这种人“为自己竖起了束缚自己的栅栏”，成了“适应”某种玄远目标的“奴隶”。自由的人应该放弃“永恒”，“肯定今天”，把握每一个当前的瞬间，对现实的生活用肯定的词“是”来回答，对非现实的永恒用否定的词“不”来回答。而现实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今天，总是“悲剧性的”，总是有无穷的邪恶降临在我们头上，就像大山上的巨石一样不间断地向我们滚来，一个敢于面对现实、对今天说“是”的人就要敢于对这样的现实进行永不停息的反抗，而西西弗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形象。西西弗受诸神的惩罚，把巨石推上山顶，石头不断地重新从山上滚下，他又不断地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西西弗不以抽象的、渺茫的永恒为目标，只是一心一意地、脚踏实地地“历尽当前的苦难”，但“苦难也造成了他的胜利”，“充实了他的生活与心灵”，他以“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的心”，“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成了“他自己生活的主人”，他是真正自由的人，真正懂得“生活的荣耀”的人，也是真正幸福的人。加缪认为西西弗的形象表达了“现代人的气质”和“现代人的意识”——这是一种“面对今天”、“敢于反抗”、“经常不断更新的、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意识”。
显然，我们不能把加缪所谓用“是”来回答今天的思想理解为我们平常所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前者因热爱生活而要求付出惨痛的代价；后者则是逃避现实，屈从命运。只有前者才当得起“现代意识”的称号，而后者只能是时代的弃儿。
不断滚向西西弗身上的巨石究竟是指些什么内容呢？归结起来不外还是两条：一是指“世俗”，一是指“永恒”，前者类似我们所说的“人心惟危”，后者类似我们所说的“道心惟微”。加缪作为一个西方现代哲学家，不仅反对前者，而且着重反对后者，这是因为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永恒本质的本体论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不打破这种旧传统就不能抒发人的激情，不能伸展人的主体性，也就创造不出“永远更新”、“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西西弗的意识和形象，就像在我们中国，不打破那种用永恒的天理或道心去压制活生生的人欲的旧传统，就不能使思想得到解放，意识得到更新一样。用抽象的永恒的东西窒息具体的生命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个通病。柳宗元蔑视“道心”和加缪不相信“永恒”，都是对这种通病的一大打击，两人的思想实有相通之处。当然，柳宗元的思想属于中国古代的意识，与西方现代意识大不相同，但中国古人的思想未尝不可以闪现西方现代意识的星光。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加缪的熊熊烈火来点燃我们民族早有的这点火种呢？让我们做一个“敢于反抗”、“永不停歇”、“永远更新”，对今天总是用“是”来回答的现代人吧。
载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