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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6·4”指示一再强调团结：不勉强，要瞻前顾后，照顾四面八方，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一部分人之所以比较勉强、顾虑多，内心的矛盾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不愿离开交大；二是不愿长期离开上海。既然迁校是为了爱护交大，是要交大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是为迁校而迁校，因此，杨秀峰部长及彭康校长他们吸收一些老教师的合理意见，同时向交大党内外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酝酿出了一个新的迁校方案，即交大分设于上海、西安两地，而且统一领导，师资设备互相调剂。这个方案，对原定的全部西迁的计划做了必要的调整，经请示总理同意，很快为大家所接受。它最大的优点是既解决了部分人内心的矛盾，有利于团结，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同时又照顾了上海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也解决了交大的发展问题。是年7月，交大召开校委会扩大会议——吸收西安校委会人员参加，由彭康校长将上述迁校新方案提交会议讨论，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顺利通过。

发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的交大迁校风波，至此平息。

但事情还没有完。

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交大分设于上海、西安两地只能是权宜之计。事实就是，一套班子，两处学校，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在历史上一共并存了大约两年时间，从1957年到1959年。这期间发生的一件重大事情就是，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交通大学的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均被列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这个时候，一所大学分设在南北两地的弊端却越来越明显。到了1959年6月，教育部给国务院专门报告说，1957年的时候，根据上海、西安两地的需要，决定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类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留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班底，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作为交通大学的上海部分。到1959年，两部分的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而且管理上有诸多不便。因此，拟将两个部分分别独立，建成两所学校。上海部分改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

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

这就是前后历时近五年，从1955年到1959年，交通大学西迁这一历史事件的大体脉络，也是后来由于这一事件而诞生了一东一西两所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原因和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