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涨未必船高

尽管美国一直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不平等（或者至少是当前这种高度的不平等）却是个新话题。大约30年前，收入者中最上层的1%群体只得到了全国收入的12%。虽然这种程度的不平等也不应该被接受，但是从那以后，贫富收入差距变得愈发惊人，以至于到2007年，最上层1%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达到了130万美元，而最底层20%群体的平均税后收入却只有17 800美元。最上层1%群体一周的收入都比最底层1/5群体全年的收入多出40%，最上层0.1%群体一天半的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底层90%群体一年的收入，最富有的20%群体的税后总收入超过最底层80%群体的总收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的30年里，美国整体一起增长——每个社会群体的收入都增长了，特别是底层群体的收入比上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更快。美国为生存而战给予了国民一种新的团结感，并促成了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等一系列有助于这个国家更为紧密团结的政策。

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分化的国家：上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最快，但底层群体的收入实际上在下降。这并非一种持续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底层和中层群体曾一度收入很好。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2000年左右开始，不平等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加剧了。

上一次达到我们今日所见的令人震惊程度的不平等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当时的不稳定和最近的不稳定都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对此我将会在第4章加以解释。

解释不平等的这些起起落落的格局将是第2章和第3章的话题。此刻，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出，1950～1970年期间不平等的显著减少部分是由于市场的发展，但更多地要归功于政府的政策，比如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广大退伍军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二战”期间制定的高累进税制度。然而在“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之后的年代里，市场收入的差距变大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期间政府为克服市场中存在的不平等而设计的各项举措都取消了，对上层群体的税收降低了，社会福利计划也削减了。

市场力量（也就是供求定律）当然不可避免地在决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时起着一定作用。但是同样的力量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发挥着作用。甚至在标志着21世纪头10年的那种不平等爆发之前，美国就已经有了比几乎欧洲所有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更高的不平等水平和更少的收入流动性。

不平等的趋势是可以被逆转的。其他几个国家已成功了。巴西一直是世界上存在最高程度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巴西意识到了不平等会造成社会和政治分裂，并危害长期经济增长。于是整个社会达成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必须要采取一定的行动。在卡多索总统的领导下，国民教育经费大规模增长，包括对穷人的教育经费。在卢拉总统的领导下，大笔的福利支出用以减少饥饿和贫困。不平等减少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社会变得更稳定了。尽管巴西仍然比美国有更多的不平等，但是当巴西相当成功地致力于改善穷人的困境并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允许不平等和贫困进一步加剧。

更糟糕的是，美国的政府政策对于不平等的产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我们要逆转不平等的趋势，我们就必须取消那些使美国变成了经济上最为分化的发达国家的政策。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减少那些本身由市场力量造成的不平等。

针对当前这种程度的不平等，有些辩护者声称，虽然这种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采取任何做法都会代价过大。他们认为，要让资本主义创造奇迹，高度不平等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的必要特征。毕竟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应该也必须受到奖励。某些不平等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某些人愿意比其他人干得更卖力、工作时间更长，对这些人的辛苦付出，任何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都必须奖励他们。但是本书将告诉读者，今日美国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实际上既削弱了增长也破坏了效率。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市场扭曲造成的，即市场提供的激励不是引向创造新财富而是引向攫取别人的财富。因此，另一种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当不平等程度较低，以及各阶层一起增长时，我们的增长就更为强劲，这不但发生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在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过。

涓滴经济学

不平等的辩护者（有很多这样的人）提出相反的论调，他们认为给上层群体更多的钱会有益于每一个人，部分原因是那样做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被称为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想法，这种想法由来已久并且一直遭到怀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高度的不平等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大多数美国人实际上发现自己的收入下降或者停滞不前了。近年美国所经历的恰好是涓滴经济学的反面：聚集到上层群体的财富是以牺牲中下层群体为代价的。

我们用分饼为例来思考这一切。假设这张饼被平分，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到同样大小的一块，因此最上层的1%群体也仅得到这张饼的1%。但实际上，他们得到了非常大的一块，差不多是整张饼的1/5，那也就意味着其他每个人得到的那一块变小了。

现在，那些信奉涓滴经济学的人把这称为妒忌政治学。他们强调，人应该关注的不是所得那块饼的相对大小而是绝对大小。给富人更多的钱会使整张饼变大，因此即便中下层群体得到的那份饼相对较小，但其实也是变大了的。我希望真有那么回事，但其实不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当不平等加剧时，经济增长放缓了——大多数美国人所得到的那块饼也缩小了。

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年轻人（年龄在25～34岁）现在的生活变得更艰难了；那些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看到自己的实际收入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4多。即便是那些有着本科或者更高学历的人其家庭收入状况也不好——他们的中位数收入（经通胀调整后）从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1/10。中位数收入是指在一系列收入数据中，以中间一点的收入为标记，左侧的一半收入数据小于它，右侧的一半收入数据大于它。

稍后我们将证明：既然自上而下的涓滴经济学不起作用，那么自下而上的涓滴经济学也许有效果——通过给予中下层群体更多财富，包括上层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可能受益。

美国不平等的概况

关于美国的简单情况是这样的：富人变得更富有，富人中的最富群体更是如此；穷人不但变得更穷，而且数量也更多；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他们的收入不是停滞就是下降，他们与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在增大。

家庭收入差异与工资差异及财产和资本收入差异都有关系——而后两种差异中的不平等都在增加。就像随着总体不平等一直在增加，工资的不平等也一直在增加一样。比如在过去30年里，低工资人群（底层的90%群体）的工资只涨了大约15%，而1%的上层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差不多150%，0.1%的最上层群体的工资涨了300%还要多。

同时，财富的变化更为惊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的25年里，尽管每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但是富人变得富有的速度更快。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中底层群体的财富大多体现在他们的住房价值上，属于幻影财富（phantom wealth），因为房价充满泡沫。尽管在危机当中人人都有损失，但是上层群体迅速地恢复了，而中底层群体却没有。即便当大衰退造成股价下跌，富人损失了一定财富后，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上层群体拥有的财富仍然是普通家庭的225倍，几乎比1962年或1983年的比率翻了一番。

鉴于财富的不平等，上层群体攫取了资本收入中最大的一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大约有57%的资本收入为1%上层群体所获得。同样不足为奇的是，1%上层群体得到了1979年以来资本收入增长部分中更大的一份，大约有7/8，而95%底层群体仅得到了增长部分的不足3%。

这些数据虽然令人警醒，却不足以充分展现当前存在的财富差异。为了对美国的不平等现状有一个更强有力的解读，让我们看一下沃尔顿家族的情况：沃尔玛帝国的6位继承人控制着697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美国社会整个底层30%群体的财富。这些数字也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吃惊，仅仅是因为底层群体的财富如此之少。

两极分化

美国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没有人想把自己看成是特权阶层，也没有人想把自己的家庭纳入贫困一族。但是近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了，相对于社会底层那些需要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会上层那些需要更强技能的工作，那些曾属于中产阶级的“好工作”似乎正逐渐消失。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劳动力的“两极分化”（polarization）。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一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以及该采取什么措施。

好工作的消亡发生在过去的25年里，这类工作的工资随之下降，上层群体与中层群体的工资差距也随之加大。劳动力的两极分化意味着，一方面更多的钱流向了上层，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滑落到了底层。

[1] 数据来自1983年。见前面第2条注释中提到的皮凯蒂和赛斯的文章。从长期估计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在1986年之前，相对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使得高收入的个人得以在企业内部隐蔽他们的收入，因为只要钱还留在企业内部，就可以延迟支付高昂的个人所得税。到了1986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根据个人自己纳税申报单反映出来的更高的收入。尽管这解释了1986年前后申报收入增加中的一大部分，但是从这一时期再往后看（从1988年开始）很明显收入份额中的绝大多数增长都跑到了上层群体那里。参见Jon Bakija，et al，“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Evidence from U.S.Tax Return Data”；Roger Gordon和Joel Slemrod，“Are‘Real’Responses to Taxes Simply Income Shifting between Corporate and Personal Tax Bases?”，Does Atlas Shrug?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axing the Rich，ed.Joel Slemro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Joel Slemrod，“High Income Families and the Tax Changes of the 1980s：The Anatomy of Behavioral Response”，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Household Taxation，ed.Martin Feldstein and James Poterb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很重要的是需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1%（或者0.1%）上层群体的构成正发生着变化。并不是那1%上层群体的收入在2002年时比在2007年平均高出了65%。有一定的人员流动性——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稍后讨论的，这种流动性远远小于人们广泛认为的。统计数字表明，上层群体在最近这些年比以往10年甚至25年前攫取了国家经济收益中更大的一部分。

[2] 社会中底层人群眼看着自己的收入在21世纪下降，且贫富之间的差距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不断加大。1979～2007年，最高1%收入者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75%，而第21%～80%的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还不到40%。对于最底层的20%的收入者，其收入增长只有18%。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经过转移支付和联邦税之后成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的家庭收入份额从1979年的43%增加到了2007年的53%”（对于收入最高的1%上层群体，这种增长变化是从8%～17%），然而其他4/5群体的税后和转移收入份额都下降了2～3个百分点。参见CBO，“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根据皮凯蒂和赛斯的“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及其网站上更新的相关数据，在2010年，当将资本收益算在内时，成为最高1%收入者的门槛收入是352 055美元。而要成为最高的0.1%收入者，门槛收入是1 492 175美元（这方面的数据自2010年后没再更新）。与此相反，根据第7条注释中提到的表H-9，2010年家庭的中位数收入是49 455美元（以2010年的美元计算）。虽然不同的研究使用了稍微不同的计算方法来估算上层1%群体的截止点，但整体情况基本一致。

[3] 假设1年工作2000小时，那么每年130万美元的收入可以转化为大约每小时650美元的收入，或者是最低工资的80多倍。这些数据来自CBO，Average Federal Tax Rates in 2007（http://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cbofiles/ftpdocs/115xx/doc11554/averagefederaltaxrates2007.pdf，2012年2月29日），见表1。再说一遍，虽然不同来源的数据提供了略微不同的数字，但是整体情况基本一致。根据皮凯蒂和赛斯的“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那“1%上层群体”（那些在2010年收入超过352 055美元的人）在2007年包括已实现的资本收益的平均收入是140万美元（2010年下降至100万美元）。

[4] 参见CBO，Average Federal Tax Rates in 2007。表1报告了最上层的1/5人群的平均税后收入是198 300美元，而另外4/5人群的平均税后收入总和是：（77 700+55 300+38 000+17 700）美元=188 700（美元）。

[5] 贫困减少了40%。根据国家贫困标准，贫困百分数从2003年的将近36%减少到了2009年的21%。同时减少的还有那10%上层群体的收入份额，从2001年的46.7%降到2009年的42.5%。参见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brazil_statistics.html#0；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lacext/brazilextn/0，menuPK：322367~pagePK：141132~piPK：141109~theSitePK：322341，00.html；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6] 2004～2010年，巴西经济平均每年以4.4%的比率增长。如果不包括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巴西经济增长率将近5.3%了，远远高于1985～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参见World Bank 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page=2（访问于2012年3月5日）。

[7] 过去30年（1981～2011年）的经济增长没有之前30年的那么强劲（两者的平均年增长率之比为2.8%：3.6%）。参见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rate（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GDPC1/downloaddata?cid=106）。

[8] 1992～2000年，最底层的1/5群体的收入增长率是2.6%，除了不如最上层的1/5群体的增长率（3.5%），比其他3/5群体增长得都快。参见U.S.Census Bureau，引用电子Alan B.Krueger，“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2012年1月12日。

[9] 再分配一直存在，但几乎都是从社会中底层转移到最上层，即1%上层群体。这是中底层群体的收入持续下降而最上层群体收入持续上升的一种直接结果。参见CBO，“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10] 参见Krueger，“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

[11] 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Fast Facts”，“What is the average income for young adults?”，http://nces.ed.gov/fastfacts/display.asp?id=77。

[12] 基于房主至少25岁并且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家庭的中位数收入。参见Census Household Income Historical Table H-13，“Table H-13.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Householder—Households with Householder 25 Years Old and Over by Median and Mean Income：1991 to 2010”（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household/，2012年3月1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在同一时期的收入一直没有变化，并且今天是男性收入的2/3。参见U.S.Census Bureau，Historical Income Table P-16，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people/。

[13]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最上层的1/5群体的收入增长份额中几乎有2/3实际上是进了最顶层的0.1%群体的口袋里……这些人的实际收入从1979～2005年增长了400%多。”参见“Oligarchy，American Style”，《纽约时报》，2011年11月4日，http://www.nytimes.com/2011/11/04/opinion/oligarchy-american-style.html（2012年3月1日）。根据前面第2条注释中引用的皮凯蒂和赛斯的数据，“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以及赛斯的网站，在1979年，最顶层的0.1%群体的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3.44%，但是到了2005年，这一百分比翻了2倍还多，达到了10.98%。Bakija等人在“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报告说，1981～2006年，最顶层的0.1%群体的税前收入份额从2.2%增加到了8%。其他数据系列给了略微不同的数字，但都证实了最顶层0.1%的群体收入份额的巨大增长。

[14] 家庭收入包括工资和资本收益，还有我们将在本章稍后讨论的第3个决定因素——政府既可以增大收入（通过转移支付项目）也可以缩小收入（通过税收）。正如我们在下面强调的，政府项目已变得不那么公平了——向上层群体要的少了，给底层群体的也少了。

[15] 更准确地说，1979～2006年，1%上层群体的工资增长了144%，而最顶层的0.1%群体的工资增加了324%。1%上层群体得到的是90%底层群体的20倍还多。参见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和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8/2009（Ithaca，NY：ILR Press，an imprint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表3.10，Mishel and Biven，“Occupy Wall Streeters Are Right”。

[16] 当时这一比率就已经很大了——分别是125：1和131：1。参见Mishel和Bivens的“Occupy Wall Streeters Are Right”。并根据Edward Wolff对美联储监察组未发表的分析报告——消费者财务调查的分析；参见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劳动与就业研究所经济学家Sylvia Allegretto，“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s Wealth，2011：Through Volatility and Turmoil the Gap Widens”，EPI Briefing Paper 292（Washington，D.C.：EPI，2010）。

[17] 参见Mishel和Biven的“Occupy Wall Streeters Are Right”，基于CBO第8页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数据比起只关注工资和收益不平等的数据反映出更多的不平等。

[18] 1979～2007年。参见Mishel和Biven的“Occupy Wall Streeters Are Right”第9页对于CBO收集的关于有效联邦税收的EPI数据分析。

[19] 参见“Six Wal-Mart Heirs Are Wealthier Than U.S.Entire Bottom 30%”，Los Angeles Times，2011年12月9日，引用了UC-Berkeley的经济学家Sylvia Allegretto的分析（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money_co/2011/12/six-walmart-heirs-wealthier-than-bottom-30-percent.html，2011年1月25日）。

[20] 哈佛大学的Larry Katz在与人合写的几篇文章中推广了这一术语。参见David H.Autor，Lawrence F.Katz和Melissa S.Kearney，“The Polariz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no.2（2006年5月）：189–94；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F.Katz，“Long-Run Changes in the Wage Structure：Narrowing，Widening，Polarizing”，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ic Activity 2（2007年）：135–64。Autor，Katz和Kearney等人引用了Maarten Goos和Alan Manning的“Lousy and Lovely Jobs：The Rising Polarization of Work in Britain”，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Discussion Papers：No.DP0604，2003，将其视为“polarization”这一术语的最初来源。

[21] 可以用数字来表达这一点：上层群体（即人口中最上层的5%）与中层群体的收入比率增加了，而中层群体与下层群体（即人口中最底层的20%）的收入比率却没有变化。无论皮凯蒂和赛斯，“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还是U.S.Census Historical Tables（H-9 and H-1）的数据都表明，在1980年，最上层的那5%的家庭收入与家庭的中位数收入的比率是2.6，而家庭的中位数收入与最底层的那20%家庭收入的比率是2.4。而到了2010年，前一种比率变成了3.0，后一种比率仍然是2.4。

[22] 中产阶级被掏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收入接近中产阶级的群体的数量自1970年以来从50%降到了42%。参见Krueger，“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引用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的统计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