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帝国

崛起于蛮荒之地

从玄鸟部落到“西陲大夫”，从诸侯霸主到“天下共主”，秦人自东西迁，立足关中后又转而自西东进，直至策马中原，独步天下。随着历史时空的演进，他们逐步纵横在历史的中心舞台，日渐走进我们的视野，其身影也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

● 玄鸟图腾

秦人从哪里来？究竟源自何方？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把视线投向远古，秦人的身影却是那样的模糊。亦如夏商周三代，秦的起源只能从远古传说追溯起。

秦，嬴姓，秦氏。嬴秦族群是众多嬴姓族群的一支，嬴姓族群声称其始祖是“帝颛顼之苗裔”，同出于黄帝一脉。几乎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嬴姓族群也有一个英雄始祖的神奇传说。据《史记·秦本纪》载，颛顼孙女名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之子大费（即伯翳，一说伯益）曾经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又曾为帝舜主管畜禽，因而被帝舜“赐姓嬴氏”。这是见于史籍的秦人祖先嬴姓及古代东方其他嬴姓的由来。

如果大费就是学者们认定的伯益，那么可以说嬴姓始祖在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历史巨变中错失了一次重要的机遇。相传颛顼之孙禹临死前按禅让惯习，将王位传给伯益，可惜被禹的儿子启所篡夺。伯益子孙沦为夏朝臣属，“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这些嬴姓子孙按照各自封邑采用不同的姓氏。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有徐氏、剡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等等。

类似的始祖“感生”说广见于众多中外传说，多不可信，但是一些学者依据考古成果，透析出《史记》所载传说中的确含有历史成分。祝中熹（甘肃考古所考古部主任）所著《早期秦史》利用考古资料初步解决了秦早期历史中诸如族源、西迁等众多史界难题。学界研究嬴秦早期历史多集中于族源问题。一说认为秦人西来，远在陇西，出自戎族，此说以王国维、蒙文通为代表；一说认为秦人东来，系殷商之后或东夷一支，此说以卫聚贤、徐旭生、黄文弼为代表。西来说和东来说各执己见，应和者都不少。祝中熹则认为嬴秦文化与先周文化最为接近，而决不与羌、戎文化同宗。他比照各部族图腾考古成果，认为嬴秦族群实际上是崇鸟部族少昊与崇日部族颛顼融合而成的阳鸟部族所派生的一支，既可说是少昊之后，也可说是颛顼之后。

秦人从海东走来，也从西原走来。秦人自东向西的大迁徙，祝中熹认为很大程度上源自阳鸟部族崇日、逐日的传统。秦先人可能囿于当时的条件，或许认为今青海湖一带就是最西的地方，因而，他们西迁的脚步也就止于此。

● 披荆斩棘

大费有二子：长子大廉和次子若木。夏商之际，若木的玄孙费昌“去夏归商，为汤御”，帮助商汤在鸣条之战中大败夏桀。也许因为出自相同的玄鸟崇拜，自此以后秦人世世佐商，受到商王的重用与礼遇。商王太戊时期，大廉玄孙中衍还与商族联姻，秦人也因此得到更大发展。按照《史记》的说法，“嬴姓多显，遂为诸侯”。中衍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陲”，拱卫商室。商朝末年，暴纣无道，诸侯反叛，周人勃兴，虽如此，秦人仍誓死效力殷商。中潏之子名叫蜚廉，蜚廉之子名叫恶来，相传“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忠心侍奉纣王。武王伐纣，恶来战死，蜚廉殉商，颇为悲壮。

西周建立，殷人部属包括秦人先祖，都变成了周王朝的氏族奴隶。一部分嬴姓氏族被迁往周朝西部边陲。蜚廉另有一子叫恶来革，其子名叫女防，是秦人的直系祖先。蜚廉的四世孙造父，因善于御车而颇得周穆王宠幸，曾为穆天子驾车西巡，尔后又日驰千里迅速东归，及时平定周室徐偃王之乱。本支嬴姓族人“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赐赵姓”。因此，秦、赵共祖，同出自嬴姓蜚廉一脉，同因“造父之宠”而得姓。

女防三世孙非子居于犬丘（今甘肃东南与陕西西南交界处），因擅长饲养牲畜，被犬丘之民推荐给周孝王，孝王召他主持“汧渭之会”（汧水和渭水交汇处，今陕西宝鸡一带）的马政。孝王赏识他的才干，“分土为附庸”，令其“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从此，历史上才正式有了“秦”的名称，嬴姓秦氏一族由此而形成。“汧渭之会”也就成了嬴秦族属的政治发祥地。秦地肥沃，宜于农耕，秦人在那里安居乐业，很快就发展强大起来。因长期与西戎杂处，秦人常与西戎通婚且多能和睦相处，但也时有冲突和战争发生。

非子玄孙秦仲之时，周厉王昏庸无道，内部国人暴动，外部西戎叛周。留居犬丘的秦人大骆一族被西戎所灭。周厉王死后，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大夫虽比不上卿和诸侯，但比起附庸还是强得多。秦仲受爵，“有国有家”，更是励精图治，率部族与西戎厮杀20余年，最终血染疆场。秦仲有5子，长子庄公继立。庄公兄弟5人凭借宣王拨调给他们的7000士卒，大败西戎，夺回犬丘故地。宣王将包括大骆犬丘之地的大片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封庄公为“西陲大夫”，这可是好几代人浴血奋战换来的可贵封赏啊！庄公死后，襄公代立。秦襄公一方面将其妹缪嬴嫁给西戎丰王为妻，另一方面迁都汧邑，并节节东进。秦地位迅速上升，引起东方诸侯的关注。

学界有三种观点，分别以嬴秦为附庸、秦仲任大夫、襄公列诸侯，作为秦国的起点，都有其道理。这些历史事件共同为周秦之变揭开了序幕。历经千载，秦人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身影也日渐清楚起来。他们在这以后的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名垂史册。

● 奋发崛起

或许是机缘巧合，嬴秦创始之期恰恰是西周衰亡之际。西周末年，王道衰微，内忧外患频仍，终被犬戎所灭。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困守一隅，天子权威一落千丈。与此相应，社会正进入大分裂、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的权力不断下移，礼乐征伐再也不是从天子出，而是逐渐蜕变为从诸侯出，从世卿出，甚至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周朝衰落为嬴秦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周王室在“政由方伯”的春秋之时遭遇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尴尬，进而在“蚕食鲸吞”的战国之际为强秦所灭。

秦人或许从善御的祖先那里受到启迪，他们更加娴熟地驾御时局，操控政治。两周变局之际，秦襄公应对得体，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周幽王重用奸佞，荒淫无道，宠幸褒姒，废长立庶，烽火戏诸侯，千金博一笑，终于酿成败国灭身之祸。幽王再燃狼烟时，诸侯多不理会，秦襄公却起而勤王，率兵救周，捍卫王室，拥立废太子宜臼（即周平王），后又亲率大兵护送平王东迁，功勋卓著。平王封襄公位列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封爵赐土，嬴秦不仅斩获重要的政治名分资源，还奠定了“王业之基”，并且承继华夏政治、经济、文化遗产，打着天子封赐、“尊王攘夷”的旗号合法吞疆并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角逐中长居要角。

立国之初，秦便东越陇阪，沿渭水而下迅速东进。秦襄公为了稳固岐西之地，“伐戎而至岐”，揭开东进序幕。由于长年征战劳累，秦襄公出师未捷身先死，怀着满腹遗憾长眠岐山。直到公元前763年，秦文公才完全占领岐山。他把岐东之地献给周天子，埋头经营岐西，收编西周遗民，发展农耕，逐步在关中西部站稳了脚跟。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秦国横扫三戎，荡平关内诸侯，直至饮马黄河。秦国政治中心也先后6次东徙，由西陲故地到“汧渭之会”，每次迁都既是扩张果实，也是着眼于再次东扩的起点。“秦中自古帝王州”，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形势险峻，人文荟萃。当然，“八百里秦川”卒成“帝王之基”不只因为其坐享这些天时地利，更在于华夏先民及嬴秦数代的谋划经略。

周失其鹿，群雄竞逐。秦穆公任贤使能，重用蹇叔，巧收百里奚和由余，在他们的谋断辅佐下，制定并执行交晋与服晋、和戎与制戎的方略。秦坐拥关中，东向结成“秦晋之好”，进而四服强晋，西向讨伐戎狄，“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不仅使其跻身五霸之列，更实现了秦人驱逐、降服戎狄的梦想。穆公时代虽繁盛不已，但仍抱残守缺。他一世英明，临死时竟以包括贵族子弟在内的177人殉葬，引发国人对奴隶旧制的抵制和不满。此后秦国长期停滞，失去东征锋芒，甚至被强晋阻拒函谷关外，勉强维持大国地位。

● 策马中原

秦国虽自襄公起就位列诸侯，但因立国较晚，僻处关中，杂居戎狄，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习俗等方面都落后于东方各国，屡屡遭受东方诸侯歧视，“夷狄遇之”，不与会盟。正当春秋战国之交东方各国忙于变法图强之际，秦国内部政局动荡，国君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落后必然招致挨打，秦国被率先变法的强魏夺走河西之地。秦人痛定思痛，决心变法图强。

在各国变法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在秦献公初步改良的基础上，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在政治上，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清明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在经济上，奖励耕织，重本抑末，统一度量衡，以法令的形式确认土地私有，扶植小农经济。在军事上，实行“军功爵”制，打压世袭贵族，扶植新兴军功地主，极大提高了秦军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在法律上，编制户口，加强刑罚，赏罚分明。商鞅变法的成功，为秦国打下了富强之基。后来商鞅虽遭车裂之刑而死于法，但秦法未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各国变法都遇到旧贵族强烈抵制而不同程度地遭到失败。楚国曾经在过去数百年里一直问鼎中原，最终因改革失败而国运不昌。楚悼王曾任用吴起变法，但他去世不久，贵族即发动政变，吴起躲藏在楚悼王尸体旁避难都不得逃脱。按楚国的规定，凡是以兵器伤害王尸的人，都要处以灭族的刑罚。可是贵族们仍将躲在楚悼王尸体旁的吴起乱箭射死。由于各国变法不很彻底，综合国力对比朝着有利于秦国的方向倾斜，关东六国有识之士无不争相效秦。

秦自商鞅变法图强以来，就逐渐形成“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不断发动兼并战争，蚕食东方六国。秦军主要把矛头对准两个方向：东方三晋之地及西南的蜀汉和楚地。在三晋方向，秦军挥师关外，直逼中原：公元前330年和公元前328年，秦两度攻魏，魏国先后献河西地及上郡15县；公元前307年，秦攻占韩宜阳，秦国领土扩展到中原；公元前289年，秦再度攻魏，取61城。在西南方向，秦先夺取巴蜀，尔后进逼楚汉。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此战可以称得上是以秦国运相赌，很好地收到秦将司马错所预见到的功效：“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果然，在此以后，秦军取得对楚的一系列关键胜利，为日后称雄六国、兼并天下打下坚实基础：公元前312年，秦攻占楚汉中地600里，置汉中郡；公元前298年，秦攻楚，取16城；公元前278年，秦取楚都郢，置南郡；公元前277年，秦取楚巫、江南，置黔中郡；公元前272年，秦置南阳郡。

在战国称“王”称“帝”风潮中，强秦也不甘落后。秦惠文王继魏、齐之后称王，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国君。他没有听取苏秦巧舌如簧的连横计，审慎地作出缓称帝的英明决断。但是不断攻取楚、魏、韩而羽翼丰满的秦昭王却并不满足于称“王”，公元前288年，他自称“西帝”，遣使遥尊齐湣王为“东帝”。狡猾的齐湣王背盟约，会诸侯，逼迫秦取消了帝号。强秦迅速组织五国攻齐，燕国上将军乐毅几乎灭齐，齐从此一蹶不振。秦在取得长平之战的关键性胜利以后，虽也曾吃过败仗，但兼并扩张态势丝毫未减。公元前256年，秦灭周，取九鼎。此后，山东列国争先“朝”秦，昭王俨然“天下共主”。他留给子孙的是日益明朗的天下局势。

秦国的发迹史恰好与周王朝更替史相始终。春秋战国之变，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更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历经此变，秦汉与商周的差异昭如日月。嬴秦家族立家立国，称王称霸，变法改制的历史恰好与这千年之变局相呼应、相始终。在旷日持久的兼国并土、称霸图王的历史过程中，秦国是笑到最后者。放眼世界，秦国还共同开辟了欧亚大陆帝制时代。正如张分田在其《秦始皇传》一书中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一部秦国史就是一部春秋战国史，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帝制发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