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柱告诉我他的《孔子与朽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要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雅意要我写篇序文，我很乐意写几句话。
铁柱是我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师弟。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导师，但同属中国哲学专业。读书期间我们交往并不多，虽然我年级比他高，但也有时会在一起上课。所以关于那时的记忆，似乎只有课间偶尔的几次谈论。双方初次比较深入的交流，反倒是在美国。
2004年8月，我结束了夏威夷大学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任期，转赴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人的途中，在加州曾有十天左右的旅游。学者的旅游往往也不能与学术绝缘，途经伯克利（Berkeley）时，我顺便参观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东亚系。当时铁柱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他不仅带我参观了东亚系的图书馆，还特意陪我去拜访了在中国商周史尤其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声誉卓著的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教授。当时与吉德炜教授的具体谈话内容不能全幅记忆，但他向我回忆起与老一辈中国学人的交往，仍言犹在耳，历历在目。铁柱中间虽然外出了一下，但基本全程陪同。2017年4月，我应齐思敏（Mark A.Csikszentmihalyi）教授之邀，赴伯克利担任“斯坦福-伯克利古代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生论坛”（Stanford-Berkeley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in Premodern Chinese Humanities）的首位主题发言人，其间听闻吉德炜教授刚刚在3月份去世，不胜唏嘘之余，也再次想起了十多年前铁柱陪我与吉德炜教授见面的情景。
正是由于我与铁柱比较深入的交流以及对他比较深刻的印象始于那一次我们在伯克利的相见，在决定接受他的邀请写这篇序文时，我的思绪自然一下子就首先回到了2004年我们在伯克利小聚的时光。而当我浏览了铁柱的这部书稿之后，我也清楚地意识到，铁柱迄今为止在学术研究上所接受的最重要的训练与影响，恐怕也正是来自他在伯克利东亚系5年博士生的求学生涯。虽然铁柱在北大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训练已经给他奠定了稳固的学术基础，但他在伯克利东亚系所接受的严格的博士训练，无疑给他的思考和写作打下了更深的烙印。北大与伯克利两方面学术传统的影响，在铁柱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书稿中，可以说都有着清晰的反映。
以美国为代表，西方人文学术的分科往往壁垒森严，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等专业经常是泾渭分明，而“中国哲学”在美国的高校中又可以在不同的学科中来研究，但更多的是在历史系、宗教系、东亚系，哲学系反而人数最少。如此一来，同样是我们“中国哲学”专业的同行，在美国分别属于不同学科的那些美国学者，却各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彼此基本上少有交集。以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为例，我可以和宗教系治儒学的美国学者有较为深入的交流，也可以和历史系、哲学系治儒学的美国学者同样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他们彼此之间，却常常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学术场景之中。这一点正是学科壁垒过于森严的一个反映。当然，现代学术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分工与专业的精神。目前学科壁垒的森严，显然正是这一精神的自然结果。但无论是儒学、道家还是佛教，中国哲学传统恰恰又很难被单一地划归为文、史、哲、宗教等人文学科的任何其中之一。比如《庄子》这一文本，在文、史、哲等不同的视角之下，都可以被解读。也正因如此，在现代学术的眼光之下，中国历史上那些智者，才会被戴上了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那么多不同的帽子。高度专业化的长处，是可以使研究对象在某一视角的观察和方法的运用之下不断趋于精深；而如果不能充分体悟不同学科及其视角都是“开显”和“遮蔽”同时并存，而是唯我独尊，不能充分肯定自身专业和学科之外其他专业和学科的长处，就不免于“盲人摸象”了。
东亚系在美国高校的建制中属于“区域研究”，虽然从哲学系、历史系、宗教系等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似乎存在着专业性不强的问题，但它也恰好因此避免了单一学科未必适用于研究中国传统中儒、释、道等诸家思想的问题。正因如此，铁柱在伯克利东亚系的学术训练，恐怕恰好使他无形中避免了在美国研究中国传统陷入某种单一视角的局限。铁柱在本书通篇都用“中国思想”而非“中国哲学”，我想也许正是他具备高度自觉，不愿落入“哲学”这一种学科视角限制的反映。同样，本书的文献取材在《论语》《孟子》《中庸》《老子》《庄子》等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经典文本之外，还有诸如《笑林广记》《水浒传》《醒世恒言》和《子夜》等古今不少文学作品，这也正是作者在东亚系所受的训练能够不为“哲学”或“思想史”之类单一学科与专业所限的反映。而他在诠释中国思想时常常能够鞭辟入里，恐怕又与他在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训练密不可分。这一点又恰好避免了单纯东亚系的训练所可能产生的浮泛的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伯克利5年博士生涯对于铁柱治学的影响或许更为重大，也是由阅读本书得来的一个印象。本书特意采取“问题研究”而非“人物研究”的路径，恐怕正是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对于作者发生影响的一个反映。对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问题研究而非人物研究的路径，铁柱在本书开头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我无须在此重复。当然，对于任何一种方法来说，都没有绝对的“利”或“弊”，都是“开显”与“遮蔽”一时并起。我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博士论文时常常说，问题研究和人物研究作为两种不同的路径，并不能一刀两断、截然分开。我们研究任何一个构成学术研究对象的人物，尤其是思想家，除非单纯的生平传记，总是由于该人物的思想与精神世界所触及的各种问题值得探讨，而成为值得后来人研究的对象。而历史上各种问题的呈现以及对那些问题探讨的不断发展，也都离不开曾经为那些问题殚精竭虑的一个个思想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铁柱虽然自觉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重要思想人物，仍然构成本书内容的主体。换言之，该书所着重探讨的八个问题：“为什么要‘学’”“怎样才是有仁有义”“人性和礼法”“天理和人欲”“道和逍遥”“谁都可以爱”“大家都需要守信用吗”“忠孝之间”，如本书副标题所示，显然也恰恰是中国传统中那些思想家所曾经思考的问题，并非铁柱自己的“凿空自创”。
当然，铁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虽然可以说都是“古已有之”的，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和探讨，除了不同程度上呈现以往那些中国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之外，铁柱不可避免甚至是非常自觉地也带入了他自己的观点。本书副标题中所谓的“现代诠释”，我想无疑正是铁柱自己在反复咀嚼前人对那些问题的种种思考之后而“自出机杼”的反映。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的今日，人类思想史上恐怕很难再有前人从未提出和思考过的那些根本问题了。即便是历史上以往从未出现的科学技术所连带而出的一些问题，如人工智能等，所涉及的问题就其根本与核心而言，恐怕也很难是“前不见古人”的全新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推陈出新”，与其说是能够不断提出前所未有的议题，不如说是在日新月异的时空境遇下，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对那些人类思想与精神世界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的不断追问以及尝试作出新的解答。我相信铁柱在本书中对于他所特意选择的八个问题的探讨，也正是他自己在这一方向上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另外我想说的是，本书虽然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其取材的范围和论述的主体，但作者也不时援引西方的一些素材作为分析与论证的资源，不仅有古典的文学作品如《伊索寓言》，还有19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本名Marie-Henri Beyle，1783—1842）的《红与黑》、俄国诗人普希金（Aleksandr S.Pushkin，1799—1837）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甚至20世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的《魔山》和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的《美国的悲剧》等。这一点，不论是铁柱的有意而为还是自然运用，我想都反映了在现代从事中国人文学研究所必须自觉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无论在文献还是在理论上，西方的人文学术对于现代中国人文学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参照与借鉴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我长期以来的思考和主张见于21世纪初我发表的几篇论文之中（如《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两文，收入我的《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就此而言，至少就本书所呈现的论证与叙述来看，我相信铁柱与我的看法应该也是“所异不胜其同”的。
2004年那次伯克利见面之后，虽然彼此有过一些邮件的往复，但很长时间我和铁柱都没有再见面。直到2016年铁柱来杭州省亲（那时我才想起铁柱原来是杭州人），我们才久别重逢。在浙大紫金港的畅谈颇为尽兴，更让我内心喜悦的是，岁月悠悠，多年不见，我感觉无论人生阅历还是读书思考，铁柱在不少方面都已经显露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中正平和”的气象。对于海外留学生涯而言，无论长短，无疑都是一种身心的磨炼。在这种磨炼之下，不乏在心智和精神上变得极端、偏颇甚至扭曲之人。一些原本志在“西天取经”之士，无论取到与否或取到多少，从最初去国之前的“妄自菲薄”一转而为归国之后的“妄自尊大”，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极端保守形象示人者，恐怕都是未能经受得住异域的身心磨炼而在种种挫折感之下心理扭曲所产生的人格。铁柱留美多年而未至于此，实在是让我衷心为之感到庆幸的。我想，这大概既是铁柱先天禀赋的一种福报，更是他能够发乎真诚而始终力求平心静气地读书、思考并切实生活的结果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形式上来看，铁柱的这本书或许并不符合狭义学术著作的成规，而是运用深入浅出的日常话语，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具体经验来进行论证与叙述的。但是，在这种形式之外，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本书的所有论证和叙述，毫无疑问是建立在作者长期以来不断读书思考的学术积累之上的。正是作者在北大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受的严格专业训练，使得本书虽然特意不取狭义学术著作的形式和风格，但无论在“论”（arguments）还是“证”（evidences）的方面，都获得了学术上的保证。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日益获得社会大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追求。但是，由于国人早已生活在一个“反传统的传统”（tradition of anti-tradition）之中。真正在全球多元文明的整体格局中了解并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在目前作为当务之急的“重建斯文”的过程中，专业的学术研究自不必言，即便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深入浅出之作，也只有以专业的学术为基础，才会真正对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做出切实而健全的贡献。所谓有“正见”而后有“正行”。真正卓有成效的文化建设，必须依靠那些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业学者，而不是那些托名“文化学者”其实毫无严格专业训练的沽名渔利之徒。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铁柱将来贡献更多像本书这样有益社会的著作，也希望像本书这样基于学术而生动活泼、适合更多读者阅读的著作越来越多。
彭国翔
201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