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新华

相比于藏书家、出版家的身份，毛晋作为诗人，名声显然要小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诗歌创作确实不是他的“主业”；另一方面，他藏书和出版的成就实在突出，诗名难免为那两方面的盛名所掩。

毛晋有漫长的学诗、作诗经历。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他有一段自述：“余自丁巳岁，治诗叔子魏师之门，得尚友诸君子，辄以诗篇见赠，或遥寄邮筒，或分题即席，不揣矢和，迄今癸未，纸墨遂多……”（《和友人诗》卷首）顾梦麟《〈和友人诗卷〉序》也引毛晋语：“且吾所与游，由丁巳迄癸未。”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十九岁的毛晋入魏冲门下，这是他学诗的起点。不过，崇祯十六年癸未并非毛晋诗歌创作的终点。癸未只是毛晋为《和友人诗》作题识的年份，此后毛晋并没有停下他的创作步伐。毛晋卒于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七月二十七日。就在这个月，毛晋还作了《秋月次韵酬牧云上人》。因此，可以说，他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达四十余年之久。

而且，毛晋的诗也确实有相当水准。陈瑚说：“子晋之诗，体备众妙，美非一伦。”（《〈和今人诗卷〉序》）金俊明说：“今读斯编，何其幽异古隽，苍翠欲滴，奇芬扑人也。剔抉隐翳，似稗官史流；考验时物，似老农月令；康乐之奥博，多形于山水；靖节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其信然欤？”（《野外诗卷》序）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毛晋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卷二十二“毛晋”条说：“隐君问业于愚山（按，应为“虞山”，指钱谦益。《诗话》最早为嘉庆扶荔山房刻本，疑因乾隆列钱氏为“贰臣”，禁毁其著作，涉违碍而改）及魏孝廉叔子，性好储藏秘册。中年自群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公诸海内，其有功于艺苑甚巨。韵语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大约和平之音，无镂肝肾之苦。《过徐元叹落木庵》云：‘十年离旧榻，贺九又重登。山翠连村合，花香绕屋凝。寻僧过略彴，呼酒洗瘿藤。重觅题诗处，苔封厚几层。’《移竹编篱》云：‘活竹移来带野泥，安排疏影与檐齐。归鸦顿失常栖处，稚子难寻旧钓堤。晓露润生根畔草，晚风吹断隔邻鸡。老僧相伴逢迎少，话到斜扉落日低。’”方外挚友释通门也说“放怀读君诗，烂熳抒天机”（《隐湖倡和诗》卷下《琴川回棹潜在特来追访余之所至翁亦至焉入破山抵云半居直达郡之西华皆先后不数日而余又过石湖滨西资精舍松陵之折芦庵所谓池上也翁谓余踪迹杳不可即叠韵相寄余读之喟然有答》）。真率自然的“和平之音”，是毛晋诗风的典型特征。陈瑚在《〈和今人诗卷〉序》中概括了明代诗风的衍变历程：“其初风气深厚，作者大都含醇而酌雅；其继则文明开，英华襮，浸淫至七子之季，而浮靡极矣！一变而巧凿，再变而瘠微。风雅之道日杂，而一代之气运遂相与为终始。”毛晋的诗一改明诗的积弊，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气象。他的四十多首《田园杂兴》最能代表其风格。

朱彝尊说毛晋诗“大约和平之音”在总体上是对的。不过，如果因此认为毛晋的诗只有“和平之音”那就错了。正如鲁迅论陶渊明所言，陶诗并非“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昆承湖（隐湖）边的汲古阁一带，常被毛晋的朋友们描绘成一个桃花源般的世界，但生当明清之交那样一个乱世，毛晋不能无视人间悲苦和国家兴亡，他笔下的许多诗作抒发的是忧愤抑塞之气。

《和古人诗》中的《鸣雁行》是乐府旧题，最早的鲍照诗，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八《杂曲歌辞》，后李白也有拟作。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引胡震亨语曰：“鲍照本辞，叹雁之辛苦霜雪，太白更叹其遭弹射，似为己之逢难寓感，观湘、吴一语可见。”毛晋此诗，在叹雁遭弹射之余，结尾忽然翻出新意，叹流民之苦难：“流民如鸟知多少，犹恐流民不如鸟！”《和今人诗》中的《卖儿行次王敬夫韵》让人联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诗的最后发出了愤怒的呼号：“君不见豪门金高状日骄，豢养僮仆多腾骁。鲜衣索钱嗔怪生，谁识他人母子情！岂知仁暴各弄态，贫富何曾有定形。呜呼！安得重逢粒米狼戾之阳春，不见泣涕涟涟卖子人！”与此相似的还有如《和友人诗》中的《再叠前韵代述农家苦》：“村村芒种雨萧萧，不尽催科不尽徭。野哭哀边谈政虎，心寒笑里伏人猫。乌犍卖去驱儿种，青草锄来带土烧。莫道忍饥偏习懒，及辰布谷已成苗。”这种对“不尽催科”、如虎苛政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如此强烈、直接的控诉，在当时的诗中是难得见到的。毛晋屡试不第，他的一生也有种种不如意，但他并不顾影自怜，其诗集中的悲苦之音，几乎都为他人的苦难而发，表现出强烈的悲悯情怀。

明清易代，对毛晋而言，是天崩地裂的大事。《野外诗·题崇祯历（泪书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下）》真实地记录了事发两个多月后，毛晋获知皇帝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的噩耗时所受到的震动。给毛晋带来更多痛苦的是次年南明政权的崩溃和江南的沦陷。他的《和友人诗·途遇一僧见示江上纪事三绝句次韵口号》热情讴歌江阴人民“一寸心坚抵万师，孤城三月未曾移”的英雄壮举；《和友人诗·和卞枫溪元韵》表达了对“完发见收，絷狱不食死”的节士的敬仰；《野外诗·旧时》其五咏满人颁“易服令”后汉人改易服饰之事，满纸沧桑之感、故国之思。毛晋的诗歌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情怀。徐鼐《小腆纪传》把毛晋的小传安排在卷五十八列传第五十一“逸民”中，是有眼光的。《野外诗·仲木来居池上寄之》其一：“向日登临稀俗客，今朝谈笑有遗民。”他的交游圈中有大量的明遗民，他向许多明遗民伸出过援手。他的立场清晰而又一贯。无疑，毛晋是一个爱国者，尽管以他的个性，不会成为陈子龙式的烈士，但他有自己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搜访、收藏、刻印古籍，传承、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帮助那些不事新朝、生活困顿的人，等等。这是我们读其诗的时候应该了解的。

毛晋一生刻书无数，但他自己的著作大多没有刊行。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二“毛晋撰述未刊”条说：“常熟毛潜在晋，席屡世余业，藏书甚富，校书甚精，刊书又最宏。前人遗业，赖其搜罗校刊，永传于世，不可胜计。不朽之业，即在于是，故汲古阁之名，照耀海内，垂数百年，实为目录学中一大家。声木谨案：《小石山房丛书》中有《汲古阁校刊书目》一卷、《补遗》一卷、《刻板存亡考》一卷。其中汲古阁主人自撰而自刊者，仅有《香国》二卷、《隐湖题跋》二卷。尚有《明四秀集》□卷、《明诗纪事》□卷、《明方舆胜览录》□卷、《明词苑英华》□卷、《海虞古文苑》□卷、《海虞今文苑》□卷、《虞乡杂记》□卷、《昔友诗存》□卷、《救荒四说》□卷、《隐湖小识》□卷、《隐湖唱和诗》□卷、《永思录》□卷、《宗谱》□卷、《先贤隐湖遗稿》□卷，共十四种，未刊。以汲古阁刊书之精且富，自撰之书，何难刊刻，其未刊者，仍有如此之多，犹见笃实之遗。以视后世卤莽灭裂，以撰述刊行，自矜学问者，其用心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矣。”（《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刘氏说毛晋著作仅有《香国》和《题跋》曾经自刊，并不准确，毛晋生前即已刊刻的至少尚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与“明四秀集”中的《明僧弘秀集》。另外，刘氏开列的未刊书目中的“《宗谱》□卷、《先贤隐湖遗稿》□卷”断句有误。这份书目来自《小石山房丛书》本《汲古阁校刊书目补遗》后的附录，原书并无某卷字样。《宗谱先贤》为一书，而《隐湖遗稿》就是我们笺校的《汲古阁集》（以下如非必要，概称“汲古阁集”）。

世传《汲古阁家塾藏板目》（常熟图书馆藏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抄本）也有一份“未刻书目”，内容与《汲古阁校刊书目补遗》所列略同，《隐湖遗稿》后有小字注：“已刻，即毛子晋诗集。”其下列“和古”“和今”“和友”“野外”，显然就是本书四个部分的简称。未刻书后注“已刻”，让《汲古阁集》究竟有没有刻过这一事，变得扑朔迷离。

一般认为，毛晋生前没有刻过自己的诗集。清代常熟文献学家王振声受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秉渊和瞿秉清兄弟之邀校订《汲古阁集》时，作了一篇跋，说：“《汲古阁家塾藏板目》载《隐湖遗稿》四种，曰《和古》《和今》《和友》《野外》，注云‘已刻’，而印本顾未之见。”他的表述比较严谨，并没有断言未刻，只是说没有见到过传世刻本。后来的学者比王振声大胆得多。叶树声《试论汲古阁对祖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说：“毛晋这些诗，在其生前只有稿本，尚未刊刻。”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说“至咸丰六年始为付刻”，意思显然是过去从未刊刻。

但《汲古阁家塾藏板目》并非一部可以被无视的无关紧要的目录。沈津《毛晋稿本〈汲古阁集〉》提及毛晋的《汲古阁家塾藏板目》时，把它的著作权归给毛晋。如果真是毛晋所编，那还有谁比他更清楚哪些书刻过，哪些书没有刻过呢？当然，沈津先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汲古阁家塾藏板目》经部有“许氏说文十五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及，毛晋欲刻未果，最终由幼子毛扆刻成，已在毛晋卒后五十来年（见潘天祯《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2期）。因此，《汲古阁家塾藏板目》应该不是（至少不全是）出自毛晋本人之手。以前也有学者据子部《山居小玩十种》的第十种《香国》条后注“先大父潜在公”、集部《隐湖题跋》条后注“先大父潜在公著”，认定编者为毛晋的某个孙子，这也不可靠。《汲古阁家塾藏板目》附录“未刻书目”各书，肯定是编写者确实认为未刻才会列入。因此，在书名后注“已刻”的应该不是编写者，起码不是编写者在编目时就加注的。“未刻书目”所列各书中，除《隐湖遗稿》外，书名后注“已刻”二字的另有《隐湖倡和诗》。《隐湖倡和诗》是毛晋身后他的儿子毛褒等在康熙二年左右所刻。由此我推测，《汲古阁家塾藏板目》编写于《隐湖倡和诗》付梓之前。当时，书尚未刊刻，故列入未刻书目。后来书已刻成，才有人在书名后加注了“已刻”二字。因而，《汲古阁家塾藏板目》的编者很可能为毛褒等。《香国》《隐湖题跋》后的注既称毛晋为“先大父”，无疑出自毛晋孙辈。《隐湖倡和诗》《隐湖遗稿》书名后的注也可能为同一人所加。

那么，《隐湖遗稿》会不会像《隐湖倡和诗》那样，也是毛晋卒后由诸子刻成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只是尚未见到明确的文献依据。而毛晋生前很可能刻过自己的诗，却有一条重要线索。陆世仪《桴亭先生诗集》卷四《过毛子晋湖庄流连浃日复赠予和古人诗一册中有过李氏园和杜少陵游何将军山林五首即用其韵以咏湖庄诸胜》，总题下分《载德堂》《汲古阁》《宝晋斋》《此静坐》《宝月堂》五题，均为五律。此题往前推两首为《今岁庚寅值予四十吴敬修以诗见赠依韵奉答》，后一首为《温如先生七十诸同人咸往觞祝欢声浃日先生赋七言一章依韵奉和》。温如先生是陈瑚父陈朝典，陈朝典七十岁生日在顺治七年庚寅（1650）秋，陆氏获赠诗集必定在这一年。当然，陆世仪没有明言诗集是不是刻本，但可以肯定，毛晋决不会把《和古人诗》的稿本赠人。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抄本和刻本了。顾梦麟《〈和友人诗卷〉序》写到毛晋等人的诗社活动：“朝拈一题，夕而累幅；夕脱一稿，朝而授梓。”陈瑚《〈隐湖倡和诗选〉序》也说：“仿古人月泉吟社、玉山草堂之遗风，酒酣耳热，分韵赋诗。家有剞劂良匠，朝落纸而夕上版矣。”以汲古阁的刻书能力，很难想象，毛晋会请人抄成若干册《和古人诗》分赠朋友。我认为，毛晋赠给陆世仪的，就是刻本。由陆诗还可以推测，当时刻成的只有《和古人诗》，如果四种都已付梓，毛晋仅以一种相赠是不近情理的。不过，我们现在所见的《和古人诗》中有部分诗作于顺治七年之后，如《和白香山我年五十七》，这可能是后来整理《隐湖遗稿》准备全部付刻时增入的。

王应奎的《海虞诗苑》是清代前期常熟诗歌一部重要而且权威的选本。卷二收录毛晋诗两题七首，即《游绮山》和《樵人十咏杂和皮陆韵（十首之六）》。跟《汲古阁集》比对，每一首都有异文。其中，《游绮山》有七个字不同，《樵人十咏杂和皮陆韵》连诗题都不一样，《汲古阁集》作“追和皮陆樵人十咏题退山采樵图”，六首中文字差异最大的《樵斧》，全诗四十字中，竟有二十二个字不同。这表明王应奎所见不是今天传世的《汲古阁集》。他见到的是不是刻本呢？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个事实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

瞿氏铁琴铜剑楼咸丰刻本到底是否存在，同样扑朔迷离。

丁祖荫1916年刻印《虞山丛刻》本毛氏诗四种，他在最后一种《野外诗》卷末作了一篇跋，说：“是帙向藏吾乡罟里瞿氏，文村居士更定为《汲古阁集》，厘成四卷，怂恿镜之、濬之兄弟梓行之，适以庚申之乱未果。”显然，他是主张此本没有梓行的。但更多的人意见相反。

在《徐兆玮日记》出版之前，我所见的资料中最早明确提出有咸丰刻本的是叶树声《试论汲古阁对祖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毛晋这些诗，在其生前只有稿本，尚未刊刻，此稿本于清道光间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瞿氏念及凤苞一生刊布遗书，校雠精核，厥功甚伟，而其著作流传不多，其诗更不为人知晓，为使其流传后世，于咸丰十年（1860）雕付刻印，取名为《汲古阁集》，仅刷样本数部，不慎于火，板片尽毁。之后常熟丁祖荫又重刊印，收入《虞山丛刻》。”（《江苏图书馆工作》1985年第3期）后来，沈津《毛晋稿本〈汲古阁集〉》也说：“此稿本清道光间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由于瞿氏念及毛晋一生校雠，刊布遗书，厥功甚伟，而其著作流传不多，诗更不为人所知晓，为了不使毛晋自著湮没无闻，故延请乡贤王振声（文村）为之勘校，将卷端原题《和古人诗卷》改题为《汲古阁集》，并于咸丰十年（1860）据毛氏稿本刻板印行。板成，即刷印数部样本，然不慎于火，板片全毁。后来常熟丁祖荫设法借得此稿重新为之刊印，收入《虞山丛刻》。今藏常熟市图书馆，为瞿凤起先生所捐赠。”（《书城挹翠录》第339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他们都说刻于咸丰十年。黄国光《铁琴铜剑楼简谱》（《四川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1期）说刻于咸丰九年秋。曹培根《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第五章第三节《瞿秉渊、秉清整理藏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又见第292页）。与黄说相同。刊印时间还有第三种说法。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毛子晋诗文集”条：“此集五册，至咸丰六年始为付刻，首都图书馆藏。该馆又藏《虞山丛刻》，其后铅印，辑入所著《野外诗》一卷及《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又有《汲古阁集》四卷，稿本，王振声校并跋，常熟市图书馆藏。”（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28页）

叶、沈、黄、曹诸人的主要依据似乎都是王振声跋：“《汲古阁家塾藏板目》载《隐湖遗稿》四种，曰《和古》《和今》《和友》《野外》，注云‘已刻’，而印本顾未之见。恬裕斋旧藏钞本，盖犹出于毛氏。今秋镜之、濬之昆仲检阅乡先生著述，慨念毛氏刊布遗书，厥功甚伟，而所自著乃将烟没。因属校而锓诸梓，改题曰‘汲古阁集’者，以其名之著焉耳。咸丰己未中秋望后，文村王振声校毕，识于铁琴铜剑楼。”只是有人把作跋时间视为刻印时间，有人可能考虑到作跋与刻成时间应有一定距离，定在次年。但细读王跋，我们实在无法找到确曾刻成的证据来，它只能证明瞿氏兄弟确有刻印打算。光凭王跋，既不能证明其有，也不能证明其无。

柯愈春先生的咸丰六年说不知何据（疑是笔误）。他的那条提要曾让我兴奋不已，以为首都图书馆确实收藏了一个我前所未知的毛诗版本。从“此集五册”来看，很可能就是铁琴铜剑楼刻本，因为铁琴铜剑楼旧藏的《汲古阁集》正是分订五册的。但我又疑惑，《汲古阁集》只收诗，不收文，此本却称为“毛子晋诗文集”，这“文”又是什么内容？2016年国庆长假期间，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栾伟平博士在微信中交流时说到这个疑问。栾博士主动提出，长假后去一次首都图书馆。她言而有信，长假一结束，就专程赶去查阅。结果证明，所谓“毛子晋诗文集”是首都图书馆著录不当所致，它实际上就是《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接下来说到的《虞山丛刻》本。所谓五册，是《和古》《和今》合一册，《和友》一册，《野外》一册，《题跋》一册，《以介编》一册。

《徐兆玮日记》记录了有关《隐湖遗稿》的零星史料。1937年，苏州筹办“苏州文献展览会”，征集展品，铁琴铜剑楼准备送一批珍藏参展。当时筹办方要求送展者要先提供展品的提要。这年1月25日徐氏收到瞿凤起22日来信，请徐氏修改参展各件的提要。26日，徐氏复信，说：“尊藏提要惟《隐湖遗稿》稍有未妥，已签注矣。”从后面通信可知，徐氏所谓“未妥”指提要中用“先君”二字。2月2日，徐氏收到瞿凤起1月30日来信：“文献会提要，《隐湖遗稿》一则系家严语气，此书曩年先祖曾以付梓，故云，与毛斧季无涉，未知外人读之，能醒目否？兹再抄附，还请斟酌示下。”“家严语气”指提要中的“先君”是用瞿良士称瞿秉清的口吻。可能上下文中涉及毛扆，徐氏担心，外人读起来，会误以为“先君”是毛扆称毛晋，所以前面的复信认为用得不妥。2月4日徐氏复信：“《隐湖遗稿》提要中‘先君’二字旋思根本系代馆方撰述，终觉欠妥，故仍删去，易以‘瞿氏’二字。”（《徐兆玮日记》第4029—4034页，黄山书社2013年）尽管今日我们无从见到提要的定稿，但这些零星材料足以表明，瞿氏后人认为瞿秉渊、瞿秉清兄弟是刻过《汲古阁集》的。那么，他们也是根据王振声跋推断的呢，还是确有旁的可靠证据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丁祖荫《虞山丛刻》本的底本就是向瞿氏借来的清稿本。按常情，丁氏不大可能没有就这些问题与瞿氏交流过想法，他为什么在跋中认定瞿氏兄弟的计划“以庚申之乱未果”呢？

总括起来说，毛晋的诗，在他生前，至少有刊行打算（从各集诸家序可见），可能有部分刊行。咸丰间，瞿秉渊、瞿秉清兄弟请王振声校订，毛晋诗是否真正刻成，尚待考证。现存最早的版本，是经王振声校订的铁琴铜剑楼藏汲古阁清稿本，今藏常熟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刻本是1916年的丁祖荫《虞山丛刻》本（所据底本即清稿本），此本是毛晋诗的通行本。

我们这次笺校的底本就是清稿本。赵万里撰《和古人诗》提要是这样描述清稿本的：“原本蜡纸精缮，款式仿元刊《中州集》，与子晋所刊钱牧斋《列朝诗集》相同。版心下方有‘汲古阁’三字，前后无毛氏图记，盖写样付梓人而未果者也。”赵氏为毛晋诗撰有三篇提要，缺《和友人诗》。不知何故，《和古人诗》提要用的是汲古阁清稿本，其他两种用的是《虞山丛刻》本。赵先生说“前后无毛氏图记”是不对的。沈津《毛晋稿本〈汲古阁集〉》描述更为细致：“稿本前有周荣起题词、徐遵汤序。计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野外诗》四卷。每卷前分别又有陈瑚、金俊明等人序。……此本用黑格纸，十行十九字，版心下印有‘汲古阁’三字，当为毛晋家中抄书用纸。卷一第一页作者下钤有‘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朱文小方印。全书行式井然，字体工整秀丽，缮写精良，凡遇有错字皆用白粉涂去重写，可证确为毛晋待刻的誊清稿本。”沈先生把徐遵汤序看成全书序可能不够准确。《汲古阁集》除了《和友人诗》有毛晋自序外，一共有五位友人的序（题词）。陈瑚《和今人诗》序、顾梦麟《和友人诗》序、金俊明《野外诗》序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和古人诗》前的周荣起《题词》和徐遵汤《叙》。结合后三种一卷一友人序的体例和《题词》《叙》的内容，我认为，周氏《题词》是《汲古阁集》的总序。徐氏《叙》是《和古人诗》的序。更重要的是，沈先生把清稿本视为毛晋稿本的说法，恐怕不可靠。

在《汲古阁集》收录的全部毛晋诗歌中，写作时间与毛晋去世时间最接近的是上文已提到过的《秋月次韵酬牧云上人》。这首诗，三浦理一郎《毛晋交游研究》认为隶于顺治十年秋，《隐湖倡和诗》认为隶于顺治六年，都是错误的。诗的第一联后毛晋自注云：“师至湖上，余适往娄江会葬麟士。”顾麟士（顾梦麟）是什么时候安葬的呢？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二《顾麟士先生墓志铭》讲得非常清楚：“生于万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于顺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于吴塘之原。”顾梦麟卒年顺治癸巳是顺治十年，按照中国古代习惯算法，“又七年”为顺治十六年，这是顾梦麟的安葬时间（三浦理一郎大概先查到顾梦麟的卒年，再根据毛晋诗题中的“秋月”和诗注，就贸然把毛诗的创作时间定为顺治十年秋，如果他见到墓志铭，知道顾氏卒于顺治十年冬，当断不致犯如此明显的错误）。我们知道，毛晋卒于顺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诗题中既有“秋月”，则此诗必定作于七月。在毛晋抱病（六月曾大病一场）去太仓会葬时，牧云上人到汲古阁拜访毛晋，不值，留诗书怀。毛晋回到汲古阁后，看到牧云诗，次韵酬之。不久，即病发去世。这首诗的创作与毛晋去世在同一月。作诗之后到去世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其间毛晋亲手整理自己毕生创作，或者“倩人录副”，可能性都不大。清代避御讳是从康熙开始的（参见陈垣《史讳举例》第八十二“清讳例”。当然，康熙时期远没有后来严格），清稿本中“玄”字、“烨”字都还没有避讳，所以我推测《隐湖遗稿》是毛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们在居丧期间整理父亲遗著以备刊行时（毛褒等整理毛晋遗著事见《隐湖倡和诗》毛褒跋。另，《汲古阁家塾藏板目》中《隐湖遗稿》后注的“已刻”是否与刊行遗著有关，待考）留下的本子，因此他们才会拟定这样一个总题，毛晋本人从来没有取过总题，他也不会称自己的诗集为“遗稿”。我的假设要是成立，《和古人诗》如果确实像陆世仪诗题显示的那样已在顺治七年庚寅秋之前刊印，那么现在看到的本子中多出《和白香山我年五十七》之类庚寅年后的诗，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清稿本中存在着假如毛晋亲自整理不应出现的问题。

比如，按照体例，《和古人诗》中的“古人”，都是明代以前的人物。《和今人诗》中的“今人”，是生活在毛晋之前的与其没有交往的明代人物。《和友人诗》中的“友人”则是与毛晋有交往的人物。《和友人诗》中收录黄淳耀的《九日登虞山遇雨宿兴福禅院》与毛晋和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和今人诗》中收录《夜落金钱花次黄陶庵韵》《秋葵次黄陶庵韵》就不应该了。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黄淳耀都应入“友人”之列。这么编排，是自乱体例，无法解释。

又如，《和今人诗》收录的《过友人郊园次李梦卢韵》。李梦卢，是“李梦虞”之讹。汲古阁刻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二“李太仆舜臣”条：“舜臣字懋钦，一字梦虞，乐安人。”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八《大中大夫太仆寺卿愚谷李公合葬墓志铭》：“愚谷，名舜臣，字懋钦，一字梦虞，号愚谷。”《（民国）续修广饶县志》卷十九同。《列朝诗集》丁集卷二就收录了毛晋所和的李氏《过友人郊园》，不可能如此巧合明代还有一个叫李梦卢的写过同题同韵诗。显然，“虞”与“卢”的繁体“盧”字形相近致误。这是抄写者不慎留下的错误。《和友人诗·襄阳岘山登顶取道甘泉寺作》原唱作者写成“景陵谭元春”。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谭元春是有名的文学流派竟陵派的代表人物。竟陵是今湖北天门的古称。《（乾隆）天门县志》卷一《沿革》：“天门，古竟陵地。”“景陵”，应为“竟陵”之讹。

《和友人诗·丙申人日雪中访毛子晋》以冯班诗为原唱，毛晋诗为和诗。这组诗亦见《隐湖倡和诗》卷下，但毛晋诗为原唱，题作《人日雪中定远见访志喜》，冯班《次韵奉酬》为和诗。冯班《钝吟集》卷下收录《丙申人日过隐湖和确庵韵》，作于同日；其后是《又和子晋韵奉酬》，可证毛晋诗确为原唱。《汲古阁集》次序误倒。类似的还有如《和友人诗·寒食放生次石林韵》和诗在前，原唱在后；《载德堂暴画同观累日尤爱巨然萧翼赚兰亭图赋赠》仅录杨补诗不录毛晋诗（依《和友人诗》体例，应或他人原唱、毛晋和诗并录，或仅录毛晋和诗），凡此种种，都是不合体例的。再加上四种集子每一种内其他编次无序（例如既不以诗体为序，也不以写作先后为序）的现象，我疑心这个本子甚至不是定本。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看上去更像是毛晋笔下的错误。

《和古人诗·忍笑次韩致光韵》题中的致光，是唐代著名诗人韩偓的字。但韩偓字又写成“致尧”。《全唐诗》卷六百八十：“韩偓，字致光（一作尧），京兆万年人。”《忍笑》，见韩偓《香奁集》（汲古阁有刻本）卷三。韩偓之字在《忍笑次韩致光韵》中作“致光”，但同样收录在《和古人诗》中的《五君咏次颜特进韵》，毛晋自序时却作“致尧”。这不是毛晋的笔误。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七十一集部“韩内翰别集”条引毛晋手跋：“据列传云，偓，字致光，京兆万年人。计有功云：字致尧，今曰致光，误矣。胡仔云致元。未知孰是。”可见，毛晋本人知道两种写法（如果加上胡仔的说法，就有三种）中只有一个是对的，但不能确定是哪个。按，刘向《列仙传》卷上：“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古人名与字义多相关，偓佺以松子遗尧，此为韩偓名字出处，则以“尧”为是。

《和今人诗·老马次康涵武韵》，这个康涵武是谁呢？遍查各种资料，没有见到明代诗人中有姓康字（或号）涵武的。《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一“康修撰海”条：“海字德涵，武功人。”显然，这是毛晋漏读了“德”字导致的错误。

《野外诗·五贶诗·重荣茉莉》：“同来异国悉邪茗。”毛晋自注：“悉邪茗，西域香草，与茉莉同时移植海南，香色俱不变。”悉邪茗，当为“邪悉茗”之讹。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耶”与“邪”古通。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二：“《南方草木状》之邪悉茗，今广州之素馨花也。”邪悉茗，是拉丁文名Jasminum grandiflorum的音译。这一个错误，不会是抄写者造成的。因为“邪”是平声字，符合格律要求；如果毛晋手稿作“邪悉茗”，“悉”是入声字，属仄声，那就不合诗律了。

以上这类问题，王振声没有校出，丁祖荫的《虞山丛刻》本也一仍其旧。今天整理毛晋的诗歌，似乎不应满足于根据底本一字不差地录入文字再加个断句，或者仅仅吸收一点前人（王、丁）的校勘成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笺校的功能之一。有的直接修改（如“景陵”改为“竟陵”），在笺或校记中说明依据，有的保留原文（如康涵武）而指出问题所在。

笺的部分更重要的功能是对诗（尤其是诗题）中涉及的人物、地点、事件以及能确定的写作时间作说明。由于《汲古阁集》的前三种实际都是唱和诗，《和友人诗》大多原唱、和诗一起收录，但《和古人诗》与《和今人诗》只有毛晋和诗。凡是只有毛晋和诗的，我尽可能找到原唱，指出是某书某首。这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事。毛晋题目里原唱的诗题常常经过概括，与原唱的完整诗题有文字出入。有时一个诗人的诗集中有多首同题诗，需要一一分辨。所幸绝大多数原唱的出处找到了。考虑到篇幅，原唱一般不录。读者如要深究，按图索骥，并非难事。遗憾的是，有少量原唱（如《老马次康涵武韵》中的《老马》）没有找到出处。读者可能注意到，《和古人诗》的乐府诗部分，笺中较多引用了《乐府诗集》，而《和今人诗》更是大量引用了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的内容。这是因为，在笺校过程中我悟出，毛晋那些诗歌的创作或许跟汲古阁校刊《乐府诗集》《列朝诗集》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极有可能，他在校刊两部总集的时候（也可能在刊成之后），相关的诗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冲动，让他写下了那些诗歌。假如我的推测不错，两书的相关内容当然是创作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本学者三浦理一郎的《毛晋交游研究》以《隐湖倡和诗》为基础，研究毛晋的交游，具有创辟之功。但他的书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例如《和友人诗·九日登虞山遇雨宿兴福禅院》中关于黄淳耀原唱写作时间，《毛晋交游研究》推究其隶于崇祯十二年（1639）。据陈树惪原辑、宋道南重订《陶庵先生年谱》，崇祯十二年，钱谦益因程嘉燧荐，拟聘黄淳耀为塾师，但当年黄氏并未到常熟。黄氏“馆虞山”在崇祯十三年。因此，本组倡和诗的写作时间我以为当隶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的重阳。

《野外诗·久滞白门不果鹤林之游》，亦见《隐湖倡和诗》卷下，释通门原唱题作《中秋后迟潜在过鹤林》，毛晋和诗题作《久滞白门不果鹤林之游次韵奉酬》。《毛晋交游研究》第四章：“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十五日以后不久，毛晋访鹤林寺，通门作诗以赠，毛晋和之。”此说不妥。通门诗题中的“迟”是等待之义。毛晋诗题明言“不果”，表明他没有践约赴鹤林，而是在南京收到通门寄示的原唱，然后作和诗寄赠。《隐湖倡和诗》此诗后为范又蠡《丁酉秋客白门晤子晋赋赠》及毛晋和诗，也是毛晋仍在南京的旁证。

《野外诗·梦父师持坐石图索题时南来法师在坐说诗偶及天界灵山二老梦中倡和得深林坐石生秋隐之句同用成篇为合梦诗遂书卷上放笔大笑曰梦父亦同梦否余不揣口上续尾以博一粲》。《隐湖倡和诗》卷中目录附注：“大惺，字以明，号梦父，湘东释。”《毛晋交游研究》第四章：“释大惺，字以明，号梦父（亦作梦无）。生卒年、事迹均不详。湘东寺僧。”其说不确。《隐湖倡和诗》卷中《丙戌元宵尚齿会集和陶诗》序：“九峰释梦无大惺，时年五十五。”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则大惺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生年可考。冯廷宾稿本《虞牧公诗集》有《诗僧梦父来从湘上老于虞山辞世殆五伏腊矣放斋兄简笥得其旧日之笔为十绝以吊之效颦如左》八首，其一又有“湘南飘笠溯江来”句，则“湘”确指今湖南，“湘东”不是寺名。另，冯氏诗集为编年诗集，其诗作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时大惺辞世五年，卒年大约为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

《野外诗》中有一首《丙戌春分病起见庭前落梅为之怃然适井研雷元方兄弟至呼酒对酌》。四川井研的雷起剑、雷珽、雷琯都是毛晋友人。《毛晋交游研究》“雷起剑”条：“雷起剑，字雨津……琯之兄弟。”同书“雷琯”条：“雷琯，似一名珽，字元方……起剑之兄弟。”其说大误。《（光绪）井研县志》卷三十三：“雷起龙，字雨田……子琯，顺治五年举人。”同卷：“雷珽，字笏山，起剑长子。”可知雷琯为雷起龙子，雷珽为雷起剑子，二人为堂兄弟。雷珽非雷琯别名，跟雷起剑则是两代人。对雷氏的关系，不仅三浦理一郎梳理错了，就连毛晋的儿子们也不是十分清楚。《隐湖倡和诗》目录附注：“雷琯，字元方。”同样张冠李戴。《以介编》收录雷珽为毛晋六十生日作的贺诗，作者标“仙井雷元方，名珽”。雷珽曾任吴江县令，《（乾隆）吴江县志》卷二十三：“雷珽，字元方，四川井研举人，顺治十三年知吴江。”《（道光）苏州府志》卷五十七、七十四，《（同治）苏州府志》卷七十二并同。吴江徐釚《本事诗》卷九：“雷珽，元方，笏山，井研人。”笏山或为另字，或为别号。古人名与字意义每有相关。《礼记·玉藻》：“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此即雷珽字元方之所由来。

此类问题，在笺中也随文予以解决。

《汲古阁集笺校》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我们的分工大致是这样的。文字录入主要由周志强（《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张卫（《和友人诗》）、彭尚炯（《野外诗》）分别承担。录入完成后以清稿本自校，并以《隐湖倡和诗》的重合部分参校，写出校记，然后三人交换互校。校稿汇总成完整稿后，由我据清稿本、《虞山丛刻》本各校一遍，毛晋友人诗只要找得到其人别集或其他总集中收录的部分用以参校，补充校记，然后撰写笺（题注）的部分。完成后打印一份，由以上三人再校读一遍。

对各本间的异文，能确定清稿本错误的，通常改动正文，并在校记中说明情况或依据。如周荣起《题词》中的“击盋成句”，清稿本作“盂”，王振声校改为“盋”，《虞山丛刻》没有采纳王校，仍作“盂”。盋，古同“钵”。《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后来，“击钵（盋）”成为文思敏捷或文人雅集赋诗的常用典故，周氏《题词》正用此义。“击盂”就莫名其妙了。再如，《和古人诗·五君咏次颜特进韵·陆龟蒙》“茠刺锄频举”，“刺”清稿本作“剌”，王振声、《虞山丛刻》本均未校改。《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陆龟蒙传》：“身畚锸，茠刺无休时。”茠，同“薅”。《韵府群玉》卷二十引此语并释云：“茠刺，除草也。”径改。《和友人诗·载德堂暴画同观累日尤爱巨然萧翼赚兰亭图赋赠》，“尤”，清稿本作“犹”，显为音同致误，据王振声校与《虞山丛刻》本改。

凡不能确认正误的则不轻改，但出校记给予说明。如《和友人诗·偶和曰补长句中庵叠韵见赠再用韵报之》“肥瘦互商初拓字，干千相柝互抄书”，清稿本“柝”，王振声无校改，《虞山丛刻》作“析”。“柝”有判、分之义，亦可通。

作为著名的文献学者，王振声作的校改有相当高的价值，我们充分地吸收了他的成果。但稿本中有大量的清代避讳字，比如清代帝王的御讳和孔子的名“丘”字（改“邱”），这些没有出校记的必要。

丁祖荫的《虞山丛刻》是一个经过精心校勘的本子，不过在吸收王校成果、纠正清稿本部分错误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的错误。如《和友人诗·冉冉半月迢迢百里追访鹤林和尚如绛云舒卷过而不留缄诗寄讯又得赐和好音酬酢密于促膝五叠前韵寄之》的“吾愿卒难违”，“违”字在《虞山丛刻》中误作“还”。又如《野外诗·泉游八咏·破龙涧》“处处林中摘蕈鲜”的“林中摘蕈”，《隐湖倡和诗》作“篱边采菌”，这两者应该是初稿（《隐湖倡和诗》）与改稿的区别，有优劣而无正误之分。《虞山丛刻》“蕈”作“簟”，显然是形近而误。又如《野外诗·秦淮花烛诗赠江右萧孟昉》其七“春浮向有婵娟径，从此香云满地生”，“向”字在清稿本、《隐湖倡和诗》中同，在《虞山丛刻》中作“尚”。“向”在句中是过去、以前的意思，跟后句的“从此”呼应，“尚”应该也是形近致误。这些问题，我在校记中也作了说明。

毛晋毕生创作的诗歌总量一定远不止《汲古阁集》中收录的部分。我们从《隐湖倡和诗》及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陈瑚的《顽潭诗话补遗》中辑得36题55首毛晋诗作作为《补遗》。我又从《隐湖倡和诗》、陈玉齐《情味集》、陈瑚的《从游集》及《顽潭诗话补遗》中辑得毛晋四个儿子毛褒、毛衮、毛表、毛扆的诗，另外把王振声的清稿本跋、丁祖荫的《虞山丛刻》本跋、赵万里的提要三则汇集在一起，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前面说过，毛晋本人没有给自己的诗集拟定过总名，《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与《野外诗》本来是各自独立的。其后人把它们总称为《隐湖遗稿》，王振声则考虑到“以其名之著”，改题为《汲古阁集》。王振声的意见颇有道理。假如书名就叫《隐湖遗稿笺校》，肯定有大量读者不知其为何物，因此我们采用了现在这个书名。

跟五年前合作编写《虞山文化读本》一样，我们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本书的编校工作。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书中（包括这篇序）难免存在种种错误与不足，作品系年也可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2017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