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华夏文明、华夏城市文明的发展，不仅丰富多样精彩纷呈，而且日益以其独具特色的华夏城市文明风格、文明魅力，令国人关注，引世人向往。为了更好地认识华夏文明，更好地评价华夏城市文明的历史与当代价值，本章对文明与文明论研究以及新时代城市文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做些分析阐述，以确定本书对华夏城市文明研究的视域与方法。
一 文明的新诠释
在对文明的各种定义、文明与文化、文明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后，才能对文明作出新的诠释。
（一）文明定义的多样性
文明一词源自近代欧洲，最初是用来形容人的行为方式，和“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开化的”这一类词意思相似。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tas”（城邦），所以文明也有“公民的”“市民的”这样的含义，即它和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有密切的关系。[1]法国的启蒙学者最早使用这一名词，“该词最初确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向往，也就是所谓‘启蒙思想’”。[2]在使用中，文明的含义逐渐由指个人的行为而具有了社会的意义。文明与野蛮相对应，用来指社会的一种进步的过程，一种进化所达到的状态，一种发展趋向。
但是，对文明的界定又各有不同的视角。于建荣博士考察分析中外关于文明的35种定义，按照其密切程度进一步把这48种要素归纳为16种类型，并且统计出每一种类型的定义所占的比重。如：认为文明是主体的，占17%。文明主体可以是整个人类、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认为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占21%。这种社会文明可以是社会生活文明，也可以是社会的类型（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还有认为文明指文化的，占11%；另有认为文明是一种进步状态的，占20%。这种进步可以指社会的光明、开化、现代和新内容，也可以指社会的发达和较高阶段，等等。
以上种种不同的文明定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要合理地界定文明，必须厘清文明与文化以及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二）文明与文化的关系
在文明一词流行的同时，文化一词也逐渐被使用。所以，阐释文明的含义，必然涉及文化。据说德国人早先宁愿使用文化一词而不愿使用文明，后来他们用文化来指宗教、艺术、思想等精神方面的事物，而文明则用来指政治、经济等社会中的现实事物。到了19世纪，文明这一概念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他们认为文明这一进程在自己的内部已经完成，“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不断向前发展的整个文明进程在他们的意识中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他们用文明的结果炫耀自己，以示自己的天赋高于他人”。[3]
1.文明是包括文化的最大的实体
英国宗教社会学家道森认为，文明在概念等级上处于比文化更高的层次，即文明包括文化，而不是文化包括文明。一个文明可能涵括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分化或文化多样性。因此，可以在讲法国文化、德国文化等的同时，不否认它们均属于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4]也就是说，文明是最大的具有区别意义的生活共同体，在它之上不存在能将它囊括在内的更大的实体。文化却不是这样，它并不是最大的具有区别意义的实体，因为存在着能够将它囊括在内的更大的实体。虽然文明和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有语义重叠，但如果采用道森的方法区分，则它们在概念等级上的重要差别便更能凸显出来。它们的所有语义差异中，这种概念等级上的差别也许是最重要的。
文明实体论的另一个杰出代表是法国当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强调文明的整体性内容，认为文明首先体现在一个地理区域。因此，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其次，文明等同于社会。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一个现实，文明与社会两者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只不过文明所隐含和包括的时段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要长得多。[5]布罗代尔的这种文明观及其研究可追溯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世界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或称文明民族）与原始民族两大类，认定世界历史是文明民族创造的，而世界历史可分为八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浮士德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每个伟大文化都来源于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民族精神，都有自己表现于文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象征。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思想，认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的社会或文明。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6]他认为当代世界主要有八种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当代人在文明的作用下组成文化共同体，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最有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的关系，即文明间的竞争性共处——冷战与和平，也可能是高度敌视的关系。他还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被等同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因此，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7]
2.文化是文明的典型表现
文明展示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所有方面，所以，人们才把社会发展称为文明的进步，把人类社会称为“文明的社会”，而没有称为“文化的社会”。文化的社会只是表现出文明社会的某一方面。与文明相比，文化集中表现人的精神内涵，或把人的精神思想以物化的形式记录下来，使后人从中看到人类精神思维发展的轨迹，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典型表现。
首先，古老的文明孕育深厚的文化。一种文化形态可以越来越成熟，甚至走向衰老，而文化却因其文明的古老，能够建立起非凡的伟大的文化。如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尽管这种文明在近代已经落后并被资本主义文明击败，但建立在几千年封建文明史上的中国封建文化却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致成为封建文明的代表。它并不因为封建文明的消亡而消亡，相反，它成为永远消失的那个古老文明时代的人们精神的表现，并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其次，文明形态的不断发展，使旧的文明不断被新的文明取代，旧文明的价值也随着存在理由的逐步消失而慢慢降低；而文化由于在历史继承性上的特殊规律，成为新文化形成的基础，其中代表这个文明形态精华的理性思维成果，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得到发扬光大。如古希腊哲学是超乎寻常的古希腊文明的产物，尽管这个人类的“超常儿童”消失了，但古希腊哲学思想作为人类幼稚时代对周围万物的成熟思考，而成为启迪和培植西方中世纪、近代、现代乃至当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与沃土。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主要指人类精神思想的凝聚和发展。
对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界定是：“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人类文明从来是以进步文化为基础，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所以，文明包括文化，且高于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升华；文明离不开文化，文明要以文化为基础，但又不等同于文化，而是文化精华之所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形式的成果，其中既有优秀的传世之作，也有落后以至腐朽的糟粕，而只有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成果，才真正称得上是文明的因素，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链条上的一颗颗珍珠。
（三）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如前所述，法国当代史学家布罗代尔强调文明等同于社会，不仅因为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个现实，而且是两者不可分离。离开社会的支持，离开社会带来的张力和进步，文明便不能存在。所以，这里必须先说明文明与社会的关系。
狭义的社会，一般与经济相对应。所以，常常会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来指称社会，反映社会的发展水平。广义的社会，一般在以下三个层面来表达：一是社会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的大社会概念；二是对社会的发达程度的指称，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三是对人类社会的演进的指称，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以上三个层面关于社会的含义，从动态演进的意义上看，无论是从“农业社会”演进到“智能社会”，还是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反映的是文明在社会领域的进步。
如果说人脱离动物世界，脱离愚昧落后是一种文明的开端，那么，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不仅表明了人类创造的文明不断从低端走向高端，而且表明人类文明的储存方式进入了以信息、数字等方式来储存、表达、交流的社会，文明的信息以几何级倍数增长。在上述意义上，文明与社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与一致性，讲文明，不能脱离承载文明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关于“文明隐含和包括的时代，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要长得多”的论断。毋庸置疑，文明从其不断提升、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看，肯定比某一社会形态以及某一社会现象长得多。但是，布罗代尔对特定社会现象缺乏准确的分析说明，特定的社会现象可以指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社会理想、社会价值观、社会思潮，等等，文明的时段自然比它长。这样的说明意义不大。重要的是阐释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社会文明一般是指：（1）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文明，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文明。两者的水平不能简单地以“文明有礼”“友好互助”等伦理道德来评价。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文明是在“社会分层”“社会利益”“社会结构”等大调整之后的社会文明，两者只有相对可比性。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而形成的社会文明，虽然还有种种不足，但它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社会文明提升。（2）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文明水平。如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文明相对高于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社会文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从公民出行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来观察，其社会文明程度远低于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所以，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社会文明程度与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
对社会文明做分析后不难看到，文明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的状态，相对于社会文明时间段更久远、包容性更宽广，而社会文明则是特指某一社会时期、某一社会阶段的文明。然而，社会文明比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更直接、更具价值，它直接反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社会文明和谐有序状态，直接影响该地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该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和谐。所以，社会文明的提升更难，它是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市民的习俗、文化、风尚的整合、改变和提升。
在对文明与文化、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做分析之后，我们对文明从如下几个阶段作出新诠释：（1）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看，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2）从文明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判断文明，文明即社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文明虽然不如文明更久远，但它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反映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社会文明和谐有序状态。（3）从文明伴随人类劳动实践的发生与发展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
概括上述三方面含义，一般可说：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成果中丰富多样的文化样式，标示着永不歇息地追求未来、引导人类不断地从地球文明向宇宙文明拓展的趋势。
二 文明论的新反思
概括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文明论研究，有突出影响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文明批判论
1.卢梭的文明批判论
1755年4月，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文中，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文明的一致赞美之声，对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祸害给予了严厉的鞭挞，从而成为文明批判论的先驱。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卢梭文明批判论中所充满的革命辩证法。他说：“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8]显然，恩格斯从卢梭对文明带来的另一面——即不平等的批判中，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平等与不平等的辩证法。
2.傅立叶的文明批判论
圣西门和孔德将文明作为进步状态来看待，法国的夏尔·傅立叶则对文明持批判态度。他揭露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对商业文明的批判更是尖锐和深刻。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9]
3.法兰克福学派等对文明的批判
继卢梭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揭开了批判科技文明的序幕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汤因比以及爱因斯坦等人，都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变成对自然和人进行控制和压抑的统治工具。因而，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而发达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发展的顶峰。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是单向度文明。一方面，它是一个富裕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病态社会。在技术帷幕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全面的奴役和对个人精神压抑的日益加剧，是人的尊严的丧失。“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10]
（二）文明冲突论
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之后又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论证了他的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他认为，全球政治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在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的同时，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即文明的冲突。
在众多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认为有两大文明与西方冲突最大，其一就是伊斯兰教，其二是以中国为首的儒教世界。西方世界认为伊斯兰教最不容易接受外来价值观念，是最难同化的。而对于中国为首的儒教世界、亚洲世界而言，也是未来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一个焦点。亨廷顿认为，儒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联系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将可能形成对抗西方的儒教—伊斯兰联盟。亨廷顿还对普世文明持否定的态度。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从普世文明的来源上否定了“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而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是其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但从根本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文化决定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内含着文化霸权的理论。
（三）文明实践论
马克思对文明的分析论证很系统、完整。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一卷到三十卷，使用文明一词即达2600多次。在前面四种文明论的研究中，我们已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在总结前人对文明研究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把文明的发展同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这里再把它作为文明论（也是本文）的哲学基础加以阐释。
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1]这就是说，文明是个实践范畴，具有实践性。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实践，就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人类社会文明。实践活动不仅使人类创造了文明，也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主体（实践着的人）和客体（进入实践领域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双重关系的相互作用：客体不断地主体化，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主体又不断客体化，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物化为客观对象。这种主、客体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说明了人们正是在变革客观世界、创造物质世界成果的同时，也改变着主观世界、创造出精神文明。这种物质的、精神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体现出来的进步状态——即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本质是人在实践（劳动实践以及交往实践、创造实践）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果，这种成果折射出文明的状态、趋势。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说，文明本质上是实践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文明实践论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文明是一个实践价值的概念，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实践价值的自我确证。人在实践中创造了文明，反过来文明也确证人的价值，塑造人的素质；文明引导人类走出野蛮的生存状态，在不断创新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进步的过程中，提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的品质。其次，文明是一个实践时空的概念。文明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即地缘文明，正是这种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明实践，才会有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才会有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再次，文明是一个生活实践的概念。文明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人们积极进步的、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它包括特定的文明生活条件、生活规范、生活习俗、生活关系、生活内容和生活观念等一系列生活要素。正是通过文明的生活才使人与动物相区分，才能标志出人类不同时期生活的水平、质量及其发展程度。
（四）文明论研究对象的价值选择
马克思的文明实践论不仅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而且奠定了文明论研究对象价值选择的基础。换言之，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对象的选择，包括把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质上是基于文明实践内蕴的价值需求。
1.文明实践的转型
以马克思的文明实践论来解读近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种种文明论，可以发现：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实践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关联来看，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从文明起源论向文明形态论的转型。该转型标志着对文明的研究，从一般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纵向研究，到以横向文明形态（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形态的分析）研究为主，结合不同文明形态起源（即纵向研究）为辅的文明论研究。该转型既标志着人类文明实践的进展，使人类社会的文明不仅仅摆脱了蒙昧、野蛮状态，而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文明（文化）类型。因此，对人类文明的研究要引入文明类型的方法，要研究并揭示不同的文明形态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
第二次，从一般文明形态论向轴心期文明形态论的转型。这也是随着人类文明实践的发展，西方学者雅斯贝斯在了解并研究了中国和印度文明之后，才对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态同时发生的轴心期（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作出了判断。该转型的意义在于：轴心期文明形态论，既是对人类真正的“精神文明”（雅斯贝斯称作“精神革命”）起源的发现，对人类“精神文明”“精神力量”的展示，又是判断史前文明、古代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分界的评价标准；既是人类对未来文明思考、创造和发展的思想精神基础，又蕴含了不同文明形态相互区别的思想精神的历史脉络、历史轨迹。
第三次，文明批判论向文明冲突论的转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突出矛盾。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西方学者对文明的批判，着力于揭示工业化、现代化（现代性）时期资本的负面效应，而在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时期，实际上也是资本的全球化时期，资本面对旧的两极对立世界格局解体的现状，它要寻找并发现有碍于资本全球化的新的“敌对力量”；同时，为了保证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资本帝国能减少国内种族冲突、一致对外，于是，正在崛起并日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东方文化，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一个“假想敌”；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正迎合了这一需求，自然为西方世界普遍接受。这时，资本的原罪不是种种负面效应，也不需要深化文明批判，而是要研究并把握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冲突和融合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影响等。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批判论向文明冲突论的转型，是资本（相对于封建等级而言亦是一种文明）在走向全球化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文明转型。文明实践的转型不会停留于一种水平、一种类型，它将随着人类文明实践的拓展、人类文明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发展。
2.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
实践的历史性、区域性决定了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所谓地缘，也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的集合，不仅包括地貌和地形，还包括气候、各种矿物资源等。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土地及地貌、气候、植物、动物种类，以及自然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讨论文明也就是讨论人类是如何利用这些基本条件的；一种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是为地缘—自然条件所根本决定的。[12]
这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其一，同一地缘的文明，一般都起源于同一个地缘世界，或者说发端于直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空间格局。如属于印度文明的人们大多生活在南亚次大陆；属于西方文明的人们一千五百年前主要生活在欧洲中西部，尽管公元16世纪以后他们迁移到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非洲南部等地区；属于伊斯兰文明的人们主要生活在从北非、中东至阿富汗再至印度尼西亚这一狭长而广大的地带；属于东正教文明的人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东部和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亚洲北部。
其二，发端于同一地缘世界的文明，其深层是共同文化基因的影响。如犹太文明（当然是否存在犹太文明还有争议）共同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13]公元2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失去了现今巴勒斯坦一带原有的家园。自此，犹太文明“流散”（Diaspora，也译为“散居”）世界各地。一方面，“流散”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既有共同的犹太文明基因，又在融入当地（寄居国）文化、认同当地的文化和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寄居国文化特征的犹太文明。如18世纪法国犹太人对法国国家的认同、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国家文化的认同，均高于对犹太民族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才有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摩洛哥犹太人、德国犹太人、波兰犹太人、俄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等差异和区分。另一方面，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虽然在融入当地中有“变异”，即带有寄居国文化特征，但若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犹太文明的一种扩张方式；也正因为犹太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犹太教信仰（也可以说是犹太文化精神），所以使他们即使身在他国也会每天向耶路撒冷朝拜，并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属于犹太文明的以色列国。
3.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
马克思主义文明实践思想，揭示了人类文明本质特征：人类的文明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体现，是人类对文明实践自由境界的追求。
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文明的自觉选择、自觉创造；人类既选择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又选择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又成为文明实践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如人类在文明实践的活动中，以其独特的自由自觉的探索创新精神，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字、绘画、戏曲、舞蹈、音乐等来印证人类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
轴心期的精神文明，实质上是人类在进入自由自觉的文明实践后才发生的。换言之，文明实践是人类能进步到轴心期文明的动力，文明实践是区分轴心期文明与非轴心期文明的基石。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实践，形成了具备东西方历史文化特色的精神文明；当今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仍然需“自觉意识”的指导，根据文明实践的需求，进行新的文明论的探索。
总之，文明实践的转型要求我们：对文明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或停留于传统的文明研究，必须根据新的文明实践的需求，研究世界文明、东西方文明；在放眼世界、比较世界多种文明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具有地缘特点的当代华夏（中国）文明的研究；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要求我们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的研究，更应关注与重视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创建文明城市的实践，更应自觉地把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对象。
三 从文明冲突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结束之际，有关国际秩序有两大预言：一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它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了对其他所有意识形态对手的全面胜利，甚至预言会出现一个单调乏味的和平、宁静的未来；二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前所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建构了一项相当完整的政治理论。它关心的是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特点，提出新阶段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它解释了冷战后文明冲突论上升的六点原因，预测了相同文明的集团或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凝聚在一起，而儒家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明，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但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发端进而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经过10年的风波，全球不仅未能完全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反而因2018年美国向全球挑起的贸易战，使美国的盟友反击美国。社会主义不仅未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全球赞扬、学习的一种制度，削弱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一）文明冲突论的终结
随着福山历史终结论淡出历史舞台，文明冲突论试图维护西方价值观、西方意识形态的种种努力，因其自身理论的错误，也失去了昔日曾经拥有的光环。
1.文明冲突论反映了当代西方一种迷惘和绝望的情绪
亨廷顿“一方面看到西方中心论正在破产，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仍陷于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已经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东亚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正在崛起。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亨廷顿看不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界权力格局转换，仍幻想保持西方霸权，实质上是面对不同发展力量、发展模式的形成而产生的一种迷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专制政权岌岌可危。人均产值超过5500美元的国家，除了中东产油国和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全都是西方国家。即使在东南亚国家，民主诉求也势不可当。日本皇太妃是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英语通行于全世界。无论非西方的人士嘴上怎么说，他们心里其实都向往西方模式。所以，亨廷顿预判，现代化即西化，在走向西方式工业化的同时，西方思想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但是近十年来的西方民主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自治，日益被世界看好。
亨廷顿担心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会联合对抗西方文明，有其敏感和远见之处。但是真正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的是五千年前的华夏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世界性影响。
2.文明冲突论对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过于单一
亨廷顿理论自有其精彩之处，但只道出了一部分事实，不应极而言之，成为大道理，而涵盖、排斥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角度对于国际冲突的解释。他的理论缺乏多层次的分析，很难断言文明冲突与政治、经济冲突相比哪一种最为本质、最为关键。[14]如果文明冲突的范式成立，它是否应排斥其他国际政治范式，当代世界各文明是走向冲突还是走向融合？
在上述问题中，会涉及文明之优劣问题。在当代严肃的政治对话或社会科学探讨中，如果有人说基督教文明优于伊斯兰文明，或者印度文明优于中华文明，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为，把文明看作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是有学术意义的。但是，亨廷顿的问题是把文明提高到比民族、种族、经济利益等等因素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缺乏根据了。至于他一定要把世界各大文明的差异说成冲突，而且还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冲突甚至会引发战争，那就更加危险，误导性更强。
3.文明冲突大于文化冲突吗
享廷顿理论的误区，主要不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文明文化及意识形态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而在于他认定今日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定大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按照亨廷顿的界定，文明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按照一般理解，文化的概念则同民族相联系，即如康德所说：“它的内核最终系于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哲学观念。”
但是，文明都又有文化冲突。在欧洲历史上，欧洲文明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交织、融合。冷战结束，两大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的斗争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文明冲突。假如能够论证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跨民族文明的认同强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国家认同，那么亨廷顿的理论便言之成理。然而他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在论文中几次混淆了概念。对于同属精神信仰范畴的当代思潮民族主义，亨廷顿在强调主要以宗教划分的文明，说文明是民族之间的最高文化组合，实际上贬低了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为什么对宗教的认同会高于对民族的认同？这是亨廷顿难以说明白的一个问题，也是在文明冲突论中最大的理论漏洞。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文明可以是跨民族跨国家的，民族也可以是跨宗教跨文明的。只有在日本这样的少数例子里，文明和民族、国家才近乎是完全的统一体（如果不承认日本文明自成一体，又另当别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义密切相关，但伊斯兰教的世界化又同阿拉伯民族主义有矛盾（阿拉伯人是不是个统一的民族，也是有争论的）。伊斯兰教本来是一种民族宗教，其内在核心是阿拉伯人特有的。然而随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伊斯兰教的民族纯正性被皈依它的众多民族破坏了。土耳其人、伊朗人、库尔德人、马来人、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等民族，都成为伊斯兰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在当代世界政治生活中，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犬牙交错。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也是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的重合。在多种原因导致一种结果的情况下，认定其中一种原因是主因，是不合理、不明智的。
4.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当今的文化，虽然有差异、有矛盾，甚至有冲突，但也不能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如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以融合为主导。所以，我们不能因地域、文化、文明、种族、肤色等方面的异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切忌以“东方”“西方”划线，而应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培养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博大胸怀，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道德的责任。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该命运共同体为平台，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明与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借鉴。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随着世人对美国民主的质疑，对美国金融霸权、贸易霸权的批判，文明冲突论基本上已无什么影响。尤其是，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的提出，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被世界各国的接受，全球开始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1.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思想
马克思1842年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第一次对普鲁士这一国家共同体进行了反思。后来，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在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分析时大量使用了共同体的表述。尤其是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虚假的共同体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把人从被奴役、被统配和被忽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设想的真正共同体是人的个性自由在共同体中得到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批判虚假共同体中提出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理想追求，又是一种现实的期待。当然，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缺乏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基础和条件。不过，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既是习近平同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依据，又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构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思路和方法论启示：一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彰显了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基于个体特殊利益与群体共同利益之间的共性需求、共同利益诉求；二是只有当个体的特殊利益与群体的共同利益完全一致时，共同体才能真正代表着每个人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成为代表一切人的真实共同体；三是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展现了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走向科学的价值诉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依据。
2.习近平同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高瞻远瞩，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新时代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创新，充分彰显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新时代和平外交的核心价值。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着重展示的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在国内则是以中国梦为共同目标，通过“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的主旨演讲中，第一次向全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以及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先后两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演讲时，习近平同志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017年10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如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基础的经典论断；更是马克思批判虚假共同体，追求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中国积极倡导联合、合作、共享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将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真正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国际关系难题，凝聚关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更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同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键是中国已从“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等层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的核心要义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一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既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也是中国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了务实合作，促进了协调联动发展，使各国民众在合作中得到了实惠，彼此距离进一步拉近，各方愈发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开辟了合作共赢的新天地。
二是金砖合作机制。金砖合作机制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共同建立的人类历史上首个以非西方大国为主体的合作机制。2017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金砖国家外长代表团团长时指出：“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这三个“超越”是对金砖精神的深刻诠释，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实践发展。
三是上合组织。2001年6月14日，“上海五国”成员国元首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上海举行会晤，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机制。六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从2001年到2018年，先后组织了18次峰会。尤其是2018年第十八次青岛峰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题会《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提出“上海精神”，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互赢的合作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显然，上合组织正在成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清洁美丽的世界命运共同体。
四 新时代城市文明的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的实践，展现的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和世界胸怀，期待引导人类建立一个共治、共生、共荣、共享和共赢的世界，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关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又以新时代国内全体人民追求城市文明中国梦的实践为背景和基础。
1.文明城市何以成为利益共同体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所以能成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原因在于：一是人民普遍希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城市经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缺乏精神追求，城市文明治理水平不高，市民文明行为养成难等问题，成为困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难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最佳选择、最佳载体；二是文明城市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城市。其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形态文明、城市的功能文明、城市的物质文明方面，而且是城市形态、功能、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三是20年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的实践，不断向世人证明“文明创建”实践是千万民众共建共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2.深化全国文明城市的利益共同体建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是因为已从六个层面构建起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一是共建共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国文明城市必须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所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不仅要营造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氛围，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工作、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而且针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群体，根据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职业特点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培育“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层面践行“爱国、敬业、诚信”的核心价值观。
二是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国各地文明城市创建，不仅通过“文图博”以及基层文化阵地、优秀传统文化讲座、经典诵读、优秀传统戏曲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通过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具有各地文化特色的弘扬与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这些活动参与群体广泛、参与热情高、参与效果好，能够广泛开展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测评内容。
三是共建共享民生幸福工程。文明城市创建不仅突出创建为民、惠民、利民，而且从文明城市的“硬件”“软件”环境以及测评项目的设置上，体现民生幸福工程：（1）硬件设施突出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集贸市场改造、老旧小区生活环境改善、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城市村”环境卫生的整治，等等；（2）为市民营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便捷高效的出行环境；（3）发展“文图博”等公共文化建设事业。
四是共建共享服务文明。城市窗口单位的服务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一个城市的“软环境”。服务文明不仅仅是窗口单位的事，也与市民相关。
五是共建共享城市秩序。文明城市测评对“文明出街”“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消费”以及市民在公共场所的文明行为的测评，可以说是2011年提出文明城市要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排头兵”的要求之后，共建共享“核心价值观”的行动，不仅在文明城市中广泛推进，而且正在成为全国人民的价值共识。
六是共建共享城市文明环境：（1）城市公园、广场、铁路、长途汽车站等环境卫生，离不开市民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2）城市的垃圾分类之所以推进艰难，与市民的参与度低有密切关系，这说明更需要大家共建共享；（3）城市的绿色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政府投入，文明城市创建积极引导市民参与植树护绿，发展环保志愿服务，还包括相关单位的管理等。这说明，一个城市的秩序文明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建共享的成果。
五 新时代人文特色厚重的文明城市
城市文明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引导全国各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的目标动力。2005年以来先后评选表彰了197个全国文明城市（城区），391个城市（城区）被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这些城市不仅普遍追求崇德向善，营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而且形成了各具人文特色的文明城市，厚重的人文特色在全国文明城市（城区）创建中不断彰显其魅力。
（一）以厚重的传统文化彰显文明城市之魂
1.马鞍山：中国诗歌之城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文明的承载、城市的“精气神”。2009年元月，作为工矿城市的安徽马鞍山，当时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整体形象、居民生活环境等显性条件没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一跃成为中部地区第一个全国文明城市，凭借的正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用厚重文化建设城市文明，用文化力量涵育文明市民，使文明创建之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马鞍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终老之地，他在这里留下了《望天门山》等5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从1989年起，马鞍山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已连续举办29届中国李白诗歌节，弘扬诗歌文化，传承中华经典，被誉为“中国诗歌之城”。每年重阳节前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诗歌创作者、爱好者与马鞍山市民一起，开展吟诗诵典、诗歌创作、歌舞表演、李白研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李白诗歌节打造成“诗歌的盛会、宣传的窗口、人民的节日、朋友的聚会”。
同时，马鞍山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全市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组织编写《课本上的马鞍山》，在校学生人手一册，让孩子们从小就记住李白的《姑孰十咏》、刘禹锡的《陋室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等一篇篇耳熟能详，与马鞍山历史密不可分的优美诗文，并以古诗文吟诵、古诗文表演、古诗文书法比赛和戏曲进校园为载体，广泛开展“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中华经典系列主题教育和“跟着课本游马鞍山”特色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润物无声。
2.双鸭山：以北斗星形象为城市布局的古城
黑龙江双鸭山人类文化历史悠久。饶河小南山古城遗址出土的墓葬玉器可以证实，我国最早的玉器在双鸭山出土，距今九千多年，被学者称誉为“东亚文明的曙光”；凤林古城遗址，是目前已知三江平原汉魏时期乃至东北亚极边地区发现的结构最复杂、规模最大、宫城与宫殿出现最早、保护最好的古代王城，也就是说，在双鸭山市区域上，曾出现过早期国家的形态；位于挠力河岸边的炮台山古城遗址顶城中的“北斗七星祭坛”，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以天文星座——北斗星形象为城市核心建筑布局建造的首例古城遗址，说明双鸭山区域古人类已经将天文学运用于生活；据考古考证，在距今一万三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双鸭山区域就有人类文化的传承，说明了双鸭山所在的北大荒区域亘古不荒凉。
双鸭山多种文化交融。以满族先人挹娄人和赫哲族为代表的东北渔猎民族渔猎生活写就的渔猎文化；抗联时期，东北抗联军民写就的东北抗联文化；百万官兵垦荒，南泥湾精神写就的东北屯垦文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千百万下乡知青用青春年华写就的知青文化；现代农业建设，大农场、大农田、大农机写就的北大荒文化。多种文化的交融，丰富了双鸭山的文化内涵。
双鸭山城市文化传承。城市博物馆、抗联纪念馆、知青村、民俗馆、湿地文化宣教中心等一批文化场馆，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阵地，多种文化的交融，让人们在复读历史的同时，坚定了阔步向前的信心。
3.浏阳记忆：重现浏阳千年古县底蕴
《三国志》记载，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浏阳为其四俸邑之一。浏阳之名最早即见于此处，至今已历经一千八百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湖南浏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孕育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代表和反映着一座城市的特色品味和形象风格，也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九曲浏河绕城过，两岸文化潮涌起，浏阳以其历经千年孕育出来的气质，成为湘楚一颗璀璨的明珠。风华卓越，传奇仍在续写。2015年4月14日，“咚咚咚……”一段尘封的古乐，重新回响在世人面前，这是继1948年浏阳文庙进行最后一次祭孔后，浏阳古乐67年来再次公开亮相。2015年11月6日，浏阳古乐第一次走出浏阳文庙，亮相第十二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文化节的现代舞台，成为浏阳又一张文化名片。
浏阳古乐、浏阳花炮、浏阳文物、浏阳夏布、浏阳贡纸、浏阳戏曲……千年古县，文化悠长，一张张名片如同一幅幅厚重的画卷，让人热血沸腾。市志档案局“浏阳记忆”陈列展览馆，重现了浏阳千年古县的底蕴，流淌着时间和历史的烙印。
传承，是对浏阳文化推陈出新的基础。2018年6月22日，“欢乐潇湘品质长沙美丽浏阳”浏阳市戏曲文化进校园暨文化志愿者进少年宫启动仪式，在浏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报告厅举行。文化进校园，这是浏阳文化的再度发光发热，意味着浏阳的戏曲文化传承工作又往前迈出了一步。
据省志、浏阳地方志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等记载：1659年就有了“二人转”“对子戏”“打花灯”等浏阳地方花鼓的演出。浏阳文化之浏阳戏曲，同样有着滚烫的历史印记。
底蕴悠长，浏阳夏布也历经过几度浮沉。如今，浏阳对这一传统手艺加大了保护和传承的力度，高坪镇政府已在太平村建立了浏阳夏布文化展示中心，帮助成立浏阳夏布生产手工艺传承保护协会，建立浏阳夏布信息平台。浏阳夏布的传承人谭智祥，更是受邀前往北京服装学院上课，向学生讲解示范浏阳传统夏布的生产过程，其作品受到海外诸多国家地区的青睐，影响深远。
更多的历史文化，在新的时代舞台散发出夺目光彩。浏阳文庙祭孔音乐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围山镇楚东村被批准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2016年，浏阳花鼓戏、浏阳客家山歌、浏阳皮影等四项列入省级非遗项目；浏阳夏布、浏阳豆豉、浏阳油饼、浏阳油纸伞、古山贡纸、浏阳小曲古法酿制技艺列入长沙市级非遗项目；谭嗣同纪念馆被确定为“长沙市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厚重底蕴的流淌，是这座千年古城最让人着迷的风韵。
4.许昌：打造三国文化、钧瓷文化的文化地标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精气神”，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底蕴不是说它有多美、规模有多大、有多么著名，而是说这样一座城市应该是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发源地、聚集地，构成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一些原来颇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被“千城一面”了，那么还有什么城市特色可言呢？建设文化厚重之城，河南许昌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紧紧抓住时代机遇，以文化对接产业，把资源变成资产，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打造一个个文化地标，让三国文化、钧瓷文化、生态文化、姓氏文化逐渐叫响海内外。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之于城市，是历史记忆，更是现代时尚。许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地上地下文化遗存非常丰厚，享有“魏都”“钧都”“花都”“药都”“烟都”和“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中国钧瓷文化之乡”“中国蜡梅文化之乡”“中国烟草文化之乡”的美誉。全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812处，建设文化厚重之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短板，主要表现在文化形象与“三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还不相适应，文化特色不够鲜明，特别是还缺少能够体现三国文化、中原文化特质，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地标。
许昌文物古迹众多，其中的汉魏故城，关羽辞曹挑袍的灞陵桥，关羽秉烛夜读的春秋楼，曹操的射鹿台、练兵台、屯田处，曹丕登基受禅台，神医华佗墓等三国胜迹颇为有名。因三国文化丰富，许昌被国家列入“三国文化旅游圈”的重要城市。同时，以“三曹”为首的建安七子，开创了彪炳史册的建安文学，使许昌成为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在数千年历史中，许昌还孕育了法家韩非子、杂家吕不韦、画圣吴道子、楷书鼻祖钟繇、三国名士“荀氏八龙”等一批名人先贤。这些都是建设文化厚重许昌的优势。
许昌建设文化厚重之城的最大优势是资源丰富、品牌突出、基础扎实、前景广阔。许昌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发生过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孕育出众多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积累了大量文化典籍和历史遗存，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城地域文化、名人圣贤文化、姓氏根亲文化等可供传承弘扬，而且也保留有精美绝伦的陵墓碑刻、馆藏文物、名优特产可供开发利用。特别是经过多年打造，厚重博大的曹魏文化，瑰丽神奇的钧瓷文化，多姿多彩的生态文化，韵味无穷的戏曲文化已成为许昌的文化品牌。许昌戏曲曾8次进京汇报演出，有30多部富有时代特征和许昌特色的剧目被搬上银幕荧屏，在中国戏曲史上创下多个第一。不过，传统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工作分散、零碎，有的研究也欠系统、科学；文化艺术产品生产大作、力作较少。
许昌建设文化厚重之城优势颇多，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源丰厚，人文环境优良。许昌禹州是大禹的封地，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封于夏，大禹以封地夏为国都，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社会。许昌之禹州因大禹而得名，所以许昌是人类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公元196年，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许昌，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国。所以许昌是曹魏文化与建安文学的重要发源地。许昌还是关羽建功立业之地，关公文化的精彩篇章均发生在许昌，或跟许昌关系密切，所以许昌是关公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建设文化厚重之城，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好这些优势。
（二）革命文化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1.广安，一片红色的热土
广安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有记载的文明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春秋时期，这里属巴国领地。公元969年，取“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广安因此得名。自宋开宝二年至民国，历朝历代在广安设置军、州、府建制历史达九百多年。
广安曾隶属古巴国，巴文化底蕴深厚，在民间至今遗存的“下里巴人”、“巴渝舞”、“竹枝舞”、“滑杆抬幺妹”、岳池灯戏等民间艺术里还找得到巴文化的影子。
广安民俗文化独特，武胜嘉陵江国际龙舟旅游文化节、岳池川东农家文化节，内容丰富，剪纸、高亭、灯戏、手掌木偶等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安文化遗存丰厚，这里有被考古专家认为是代表新石器时期的一种新的地方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华蓥代家嘴遗址；被誉为“国内罕见、蜀中第一”的川东军事要塞——宝箴塞；13世纪文物精粹——安丙家族墓地；隋唐冲相寺摩崖造像；展示古代巴人粗犷神韵的武胜山水岩；汉至南北朝崖墓群出土的一批手工捏制陶俑；被专家认定为同时期同类器物传世品的断代标本的华蓥安丙家族墓地出土的青玉童子；被国内外青铜器专家视为宋代青铜器的标准器的广安区宋代窖藏青铜器；还有张大千、徐悲鸿等许多名家书画作品……这些文物是广安文化遗产的精品，成为广安人引以为豪的资本。
内涵丰富的广安文化孕育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汉有一代名将庞雄，宋有鲁国公安丙，明有户部尚书王德完，还有刘邦部将纪信，三国蜀将王平，晚清名将李准，近现代有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秦炳，数学泰斗何鲁，《红岩》作者杨益言等。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代代广安儿女，在中国历史上各领风骚，名扬四海。一代伟人邓小平，更使广安名扬天下，举世瞩目。
广安红色文化厚重，先烈们的战斗遗迹比比皆是，尤其是1948年爆发的华蓥山武装起义，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双枪老太婆”等英雄人物的原型都诞生在广安。
广安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的家乡。邓小平15岁自广安县城东门码头顺渠江而下，从重庆启程远赴法国，开始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家乡，其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场所已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成为广安红色文化的精髓。
翰林院子、蚕房院子、洗砚池、邓家老井、德政坊、神道碑、佛手山邓家先孺墓、北山小学堂，这些凝聚传统历史人文的地方，因邓小平同志的光辉业绩而熠熠生辉。邓小平故里以邓小平同志故居为核心兴建，占地面积55.33公顷，这里郁郁葱葱，布局井然，游客至此，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华蓥山是广安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红岩”的故里，更是“红岩精神”的源泉。广安武胜籍作家杨益言参与创作的名著《红岩》使华蓥山的红色文化名扬天下。如今，在华蓥山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还留有战斗遗址、中共南方机关报《新华日报》造纸厂遗址等红色文化遗存。
如今，在广安这片红色热土上，每年都有“广安红马”等大型的红色文体活动上演。同时，广安独特的文化氛围，还吸引了上海文广集团、心连心艺术团、爱乐乐团等著名文艺团队赴广安演出。通过这些活动，既丰富了广安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广安注入了现代文化的血液。
广安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每年广安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安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邓小平同志诞辰纪念日和邓小平同志逝世纪念日，广安都会开展一系列活动，纪念邓小平同志。同时，广安的广大干部群众，也会自发前往邓小平故里，敬献鲜花，寄托哀思，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和洗礼。
广安各学校学生每年也会自发前往邓小平故里，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长大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广安区希望小学学生李艳说，她每年都会去缅怀邓小平爷爷，学习他崇高的风范。
2.淮北：构建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长廊
淮北，雕塑《相土东来》既是城市的地标，也是城市的徽标，讲述了公元前21世纪商汤十一世祖相土由商丘东迁于此建城的故事。“二十四孝”之蔡顺“拾葚供母”、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闵子骞“鞭打芦花”的故事就发生在淮北。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积淀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淮北一直用历史文化独有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在第3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濉溪县柳孜运河遗址入选其中。随后，淮北市以柳孜运河遗址为核心，编制《中国隋唐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景区旅游规划》，并已经争取国家文化旅游发展专项基金，最终将其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6年，隋唐运河古镇“五凤三阁”对外正式开放。而在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内，一件件精美的馆藏文物迎接着众多前来参观的市民，无声地诉说着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淮北地区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曾有160多万民众和13多万辆小推车参战支前，当地有着深厚的爱国拥军传统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近年来，淮北市积极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打造红色城市品牌，建成小朱庄战斗烈士墓等众多国家级和省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投资修缮小李家庄、文昌宫、双堆集等战场旧址20余处，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淮北红色文化长廊。
2017年3月30日，位于韩村镇淮海村的小李家红色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淮海村小李家庄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所在地。1980年，“小李家”成为安徽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现为安徽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纳入安徽省红色旅游线路。小李家红色博物馆落成，矗立总前委雕塑的红色主题文化广场建成，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进一步完善，作战处旧址、机要处旧址、首长小伙房旧址、首长住处旧址、思源井、防空洞遗址等完成原貌恢复，小李家红色旅游景区初见雏形。结合当地历史人文及特色民俗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生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深入实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增添了新活力。
（三）核心价值观厚植起大城市文化自信
1.北京西城区：文化植根于人民心中
作为首都核心功能区，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独特的人文景观、丰厚的文化蕴藏构成了西城的文化特色。近年来，西城区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凝聚民心、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首都意识、首善标准、首创精神，围绕“记忆西城、书香西城、艺术西城、时尚西城”建设，做好“以文化城”这篇大文章，打造首都文化示范区。
作为北京胡同的发源地，西城区的砖塔胡同是元、明、清三代戏曲活动的中心。90多年前，鲁迅先生在这里创作了《祝福》《在酒楼上》等名篇。
如今，这条胡同依然不寂寞，胡同边上的万松老人塔被西城区政府引入民企打造成公共阅读空间，专营老北京书籍。“这儿有别处找不到的书，”一位读者说，“在充满京味儿的环境里，读有关北京的书，就像读自家的历史。”
像“砖读空间”这样的公共阅读空间，已在西城区遍地开花。体制机制的创新，带来了文化建设的活力。在整合文化资源的同时，西城区还千方百计挖掘区内潜在空间，如修缮一新的地安门雁翅楼、红楼电影院，筹划整修中的粤东新馆等古建筑，未来都将成为人们读书的好去处。
提起“天桥”，人们就会想起清人笔下“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景象。如今，在天桥地区，4个剧场、3000多个座位的天桥艺术中心即将竣工。有“音乐剧之王”美誉的《歌剧魅影》，将作为艺术中心的开幕大戏登陆北京。
西城区文化资源丰厚，拥有国家大剧院、国家京剧院、中央芭蕾舞团等十几家国字号文艺团体，演出剧场30余个，每年演出6000余场，观众达300万人次。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西城区“万人走进艺术殿堂”优秀剧目展演季让居民大饱眼福。家住虎坊桥的杨红英说：“我今年70岁，与中芭做了一辈子邻居，以前却连一场芭蕾舞都没看过。”中芭带着《红色娘子军》《胡桃夹子》两个经典剧目在西城区展演，令百姓大呼过瘾。
为了让人们感知艺术的凝聚力，西城区建立社会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每年拿出上千万元文化公益金，推出“百姓戏剧节”、戏曲演出季等活动，通过“百姓看戏，政府买单”，把文化植根于人民心中。
故园一梦，沧桑百年。作为首都中心区，西城是燕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所在地，涵盖了元、明、清皇城的大部分地区，北部形成了以王府、宫殿等文物资源为特色的皇城文物区，南部形成了以民族文化、会馆、民俗表演为特色的文化资源区。此外，传统的戏剧、曲艺、杂技、民间舞蹈，传承百年的昆曲、天桥中幡、北京内画鼻烟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西城的历史文化增加了厚重感。
在北京的4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西城占了18片，31.11平方公里的旧城占北京的49.8%。101所会馆，鲁迅、老舍、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名人故居，见证了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
2.上海徐汇区：在“汇善汇美”中彰显核心价值观
2015年以来，徐汇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市民文明意识，规范市民文明行为，营造城市文明氛围，努力建设崇德向善的中心城区。在这里，道德模范从来不是“朦胧美”的，而是常常走入社区与居民面对面来次“故事会”；在这里，历史风貌区内深秋的落叶总被善待，飘散满地的“黄金蓑衣”暗地里滋养着民众守护环境的自觉；在这里，九旬法式老宅内的居民可经常出入比邻的一流文化院团，为自身文化鉴赏能力“充值”；也是在这里，社区大妈和校园学生能步入一流美术场馆观看那些世界级大师的作品……
何谓文明。它应当是符合人类科学认知、精神追求，且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并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近代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过程中，徐汇区委、区政府紧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引领在实践中探寻出了一条适合徐汇的最优路径——弘扬崇德向善、厚植文化自信。
在这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创建工作的灵魂工程，始终在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也体现到创建工作各环节、渗透到生产生活各方面。塑城区之魂、育城区之德，创建文明城区也成为市民文明有礼、人际关系和谐、公共秩序井然、社会风尚良好的生动标杆。
文明，厚重踏实，而又生动透气，徐徐而来，汇善汇美。
文化代表和反映着城市的特质品味和形象风格，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要把城市的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用建筑风格提升城市品位，用人文精神增添城市魅力，用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气质。
徐汇区有上海规模最大的历史风貌保护街区，面积达4.3平方公里，有1074幢优秀历史建筑，1620幢保留历史建筑。这些有故事的梧桐树和老宅子，是上海海派文化的主要来源，也是传承和弘扬海派文化、展现时代文明与情怀的最佳载体。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过程中，徐汇启动了一项“衡山复兴计划”，不断加大整治保护力度，推进历史文脉延续、城市记忆保存和环境品质改善，通过整体规划及个性化修缮，历经历史变迁而留下的斑驳与喧嚣，最大可能还原风貌区最初的风雅雍容。
2017年，徐汇围绕15条道路完成了整治擅自“居改非”284家，取缔无证无照经营215户，拆除违法搭建150处4400余平方米。今年计划整治道路18条，涉及“居改非”272家，无证无照经营335户，违法搭建150处。
同时，聚焦成片街坊修缮，徐汇有计划地推进优秀历史建筑修缮。2017年将实现3.5万平方米的修缮。比如九旬法式老宅克莱门公寓，院落内经过个性化拆违和修缮后，还原了当年的风采，与周边区域更为协调，老百姓生活也由此“神清气爽”。
创建文明城区，既要见事见物，更要见思想见精神。创建工作要体现思想内涵和价值导向，更要有人文精神和情感关怀。风貌区内的名人故居也陆续向居民敞开大门。看看巴金故居内的大书橱、摸摸张乐平伏案创作的书桌、瞅瞅柯灵当年的“朋友圈”……潜移默化中，居民们的家园认同和文化自信就这样一点一滴无声地滋长着。
文化生活能够彰显一个城市特有的气度风韵，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要把丰富文化生活作为重要内容。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集中体现，要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培育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精神。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徐汇，致力于做厚文化，孕育更多“灵魂有香气的人”。全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区长两位主要领导同时挂帅的文化发展领导小组，研究如何立足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充分发挥区域人文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文化品牌，提升徐汇文化软实力。
针对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服务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有待加强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共性问题，徐汇切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率先破难题，补短板，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课题研究和理论总结，努力为公共文化政策制定和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灵魂香气”从何而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过程中，徐汇以“书香徐汇”为目标，将全民阅读当作重要战略任务，随时随地可阅读的图书馆、一个富有特色的全民阅读体系初显成型。就在2017年世界阅读日，一个“有魔法”的图书馆于徐汇亮相。它有着全市各类图书馆中最大体量的智能书架，提供自助式借阅归还服务；它主动刷新着自己的书库与上架书籍，读者可直接在书店把新书抱回家，图书馆负责“埋单”；它还把服务建到了“云”上，读者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图书预约，同时又在线下将周边区域的楼宇、医院、咖啡馆、实体书店都全成了阅读部落与服务站点。